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史丹 餘菁 等著
史 丹
跨國公司是兩輪現代經濟全球化浪潮的産物。在第二輪現代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跨國公司群體日益走向成熟，主導和推動了全球價值鍊的形成與發展。過去30年，全球價值鍊經曆了持續快速擴張，再轉向小幅收縮。目前的全球價值鍊重構，已成為左右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而跨國公司的戰略選擇又将影響全球價值鍊重構的未來趨向。
全球化形勢變化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考察全球價值鍊重構與跨國公司的戰略分化這一研究主題，需要将其放在全球化的圖景中審視。一方面，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重要參與主體，全球價值鍊是跨國公司參與全球化程序中所作的戰略選擇的産物，且随全球化程序而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随着跨國公司對世界産出和貿易的貢獻越來越大，跨國公司戰略必然會對全球化、全球價值鍊這些變量産生更大影響。另一方面，全球化程序也是影響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重要環境因素。全球價值鍊一旦形成後，跨國公司的戰略亦受其影響。在全球化程序及全球價值鍊動态變化過程中，跨國公司的戰略選擇是高度分化的，各自基于其所了解的有關全球價值鍊客觀條件限制下的變化而作出主觀決策。本書将探讨全球價值鍊重構與跨國公司戰略選擇二者之間的作用關系與未來趨向，首先要對全球化的形勢作出判斷，然後才能結合中國情境來探讨全球價值鍊重構中的跨國公司戰略分化現象。
如何了解當今世界全球化程序所面臨的形勢，這是一個重要的時代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起，人類經曆了全球化的黃金30年。在世紀交替之際，很多領域的研究者都在努力擁抱全球化、轉向全球化。短短20年，研究風潮驟變，研究者又開始熱衷于研究“全球化轉向”的問題。2020年5月的《經濟學人》以“再見，全球化”為封面标題，直指新冠疫情肆虐是對早已遇到麻煩的全球化又一次重要沖擊。近年間，研究者從不同方面關注到了全球化在性質上正在發生的重大轉變。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指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動力停滞，有出現逆轉的可能，他将這一變化稱作“全球化大潮正在轉向”。如果說，逆全球化隻是全球化形勢的表面變化，那麼，全球化形勢變化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呢？
本書的研究認為，全球化轉向是左右目前全球價值鍊重構和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深層次因素。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考察促使全球化轉向的人文社會因素，它們跳出了經濟分析的掣肘，從更加廣泛的社會制度、政治與文化因素來考察全球化轉向，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也是不充分的。本書認為，還要從生産技術因素入手來考慮全球化轉向。全球化轉向之是以有可能成功，必須依賴于重大生産技術創新活動的驅動，否則，僅靠人文社會因素的調節，全球化轉向大機率将走向零和博弈與失敗。準确認識全球化轉向的形勢走向，需要我們跳出各種被目前全球化逆轉、衰退的表現所困擾的悲觀情緒，曆史地、客觀地考察經濟全球化、跨國公司發展與國際生産體系演化的曆史程序，從中發現全球化轉向的未來遠景，進而識别出隐藏在諸多不确定性與風險因素中的可積極作為的發展機遇。
在研究中，我們亦發現，一流的跨國公司有三方面戰略共同點：一是不遺餘力確定對所處行業的全球價值鍊的掌控力；二是對前沿技術創新活動和對産業發展前景有舉足輕重影響的技術因素保持必要的敏感；三是重視數字化轉型給企業組織方式和業務形态帶來的新變革。上述戰略共識，值得大陸企業學習借鑒。
全球化有轉向兩個方向的迹象和表現
全球價值鍊經曆了從20世紀末以來的快速擴張轉向過去10年間小幅收縮的演變，未來，全球化轉向将帶動全球價值鍊的重構。目前，我們至少可以觀察到全球化有轉向兩個方向的迹象和表現。
第一，是從全球化轉向區域化。不少人将區域化看作全球化的替代物，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在北美、歐洲和亞洲這樣的重要經濟區塊，出現了區域化和全球化的同步發展。例如，歐洲經濟一體化，在加強歐洲經濟一體化程序中的區域化特征的同時，也推動了歐洲跨國公司向歐洲之外區域的全球化擴張。是以，區域化并不是純粹的全球化的替代解決方案，而是很有可能與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區域化代表着一種去經濟霸權的多中心化的權力結構，它更能夠貼合世界各國在不同區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發展經濟的現實需要，減緩經濟競争對不同地區人類群體的高度差異化的非經濟價值意義的強烈沖擊。在某些時代條件下，區域化的特征，可能比全球化的特征更加顯性化；在另一些時代條件下，全球化的特征，又可能比區域化的特征更加顯性化。是以，我們更願意用“全球化轉向”的提法，來概括目前國際生産體系出現局部區域化特征的變化趨勢，我們認為，這種局部區域化正在為更廣泛和更深層次的全球化醞釀新的發展動能。技術變革、環境與制度因素的變化正在推動全球價值鍊從分散在世界各國的分布結構，轉向相對集中于區域性生産網絡的方向。
第二，是從有形化轉向無形化。2016年，麥肯錫釋出的研究報告《數字全球化》指出，自2008年以來，全球商品貿易增長趨緩與跨境資本流動大幅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逆轉，全球化正進入一個由激增的資料和資訊流定義的新階段。世界知識産權組織的研究報告顯示，全球銷售的制成品近1/3的價值源于品牌、外觀設計和技術等無形資本。全球資本自由化配置加速推動了經濟無形化和國際生産體系的數字化變革步伐。UNCTAD的百強跨國公司排名表明，過去十年，百強跨國公司中的輕資産科技型企業數量從2010年的4家快速增加為15家；同時，制造業綠地跨境投資項目金額在10年間下降了20%~25%，亞洲是唯一一個外國直接投資淨流入的地區，但其制造業綠地跨境投資項目金額同樣出現了下降趨勢。經濟無形化對全球化的轉向，起到間接作用和更深層次的影響。在經濟無形化的前期，它與全球化的關系是互相促進的，但在經濟無形化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它所帶來的新舊經濟的分化效應會将世界割裂，形成一種典型的“雙刃劍”式的局面，在源源不斷産生對全球化構成巨大助力的技術與制度因素的同時，也在從技術與制度層面産生各種反全球化的因素。也就是說，經濟無形化先是會加速全球化的擴張程序，然後，将推動全球化程序在多重沖突沖突的狀态下實作收縮與轉向。
未來十年将是國際生産體系大轉型的十年
以全球化轉向的思路來審視當下的國際生産體系，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分析結論。首先，在世界政治經濟的現存狀态下，舊的國際生産組織方式能夠實作的全球貿易及國際生産體系的增長潛力基本耗盡了。由于無形資本的流動往往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是以各國難以再用稅收手段對财富配置設定重新進行調節。無形經濟下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某些文化特性可能有助于解釋導緻很多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擡頭的社會經濟沖突。
其次，目前全球化困境的性質決定了，各種為解決上一輪全球化程序中的沖突與問題的治理機制的局部優化與調整不足以支撐當今世界走出全球化的新困境。這些對策措施初衷可能向好，卻大有可能造成加劇全球化程序中的對抗與分裂勢力的意外後果。簡言之，實施全球化治理的變革，不能主要依靠于對世界人民共同福祉的善意，而需要有包括跨國公司在内的各方參與主體提出更加适應于全球化轉向的新形勢變化的應對舉措。
最後，全球化的轉向之門已然開啟，但究竟會轉向什麼樣的實際狀态，這仍然将取決于技術與制度兩方面因素的變化。正如《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的，據其對國際生産體系與跨國公司持續30年的研究經驗來看，國際生産體系正處在十字路口——先是經曆了20年的快速增長，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出現了停滞下滑迹象，又經過了2010年以來10年的暴風雨前的甯靜。進入2020年後，新冠疫情對國際生産體系構成了最大挑戰，從2020起至2030年的這10年，将是國際生産體系大轉型的10年。
綜上所述，未來10~15年将會是國際生産體系大轉型和全球價值鍊重構的一段重要時期。面對充斥不确定性和不再平坦的全球市場，跨國公司通過差異化的戰略加以應對，這是全球化轉向帶給各國跨國公司的必然選擇。無論是在地域布局上轉向區域化，還是在産業布局上轉向無形化，在全球化轉向給全球市場體系運作和全球價值鍊重構帶來更多不确定性的形勢下，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失敗的風險将趨于上升。在應對全球市場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跨國公司的戰略分化還意味着，領先者和滞後者在适應全球化轉向上的績效差距，難免進一步擴大。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本文摘編自《全球價值鍊重構與跨國公司的戰略分化》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