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談談德國總理朔爾茨對中國展開的通路。
之前我曾提到，這次朔爾茨将率領一個龐大的經濟代表團通路中國，這與過去幾年截然不同。
朔爾茨此行将去到三個城市，14日抵達重慶，15日抵達上海，16日抵達北京。
據目前得到的消息，朔爾茨抵達北京後，顯然會受到中國最高上司人和中國總理的接待。
下面，我将談幾個問題：
第一，從橫向上看，朔爾茨此行與美國有什麼差別？
第二，從縱向上看，德國現在的對華戰略與過去一貫的有何不同，以及朔爾茨上任兩年多以來，對華戰略都發生了哪些變化？
為什麼要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作比較呢？
首先在橫向方面，美國正在對中國展開新一輪的經濟遏制戰和軍事包圍戰，尤其是在美國财長耶倫結束訪華後。
我估計，這幾天拜登團隊内部正在進行緊鑼密鼓的磋商，而磋商的結果一定是對耶倫的訪華成果大為不滿，下一步美國一定會有相應的對策。
是以，我們要從橫向對比，看看德國有什麼差異或共同點。
其次在縱向方面，無論是從科爾時代、施密特時代，還是默克爾時代，德國其實一路都在執行一條有别于美歐的相當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
那麼現在德國的對華政策有什麼差異？
而在過去兩年多裡，自朔爾茨上台後，其内部聯邦政府的“一大二小”之間，其實在對華政策和戰略上都存在着相當程度的争執和差異。
那麼，現在這個問題有沒有解決好？
01
長話短說，我們先回歸第一個話題，即橫向上的差異。
我認為，朔爾茨此次訪華在橫向上與美國将同中有異，而且其中的“異”将顯示出相當程度的差異性。
此話怎講呢？這從朔爾茨此次率領的一個龐大經濟代表團可以看出。
朔爾茨上一次訪華是在2022年11月，當時由于是疫情階段，他并沒有在中國過夜，而是當天往返，并且當時也沒有帶經濟代表團。而在這之後的将近一年半時間裡，朔爾茨再也沒有對中國進行通路。
坦率來講，這與他的前任默克爾相比，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當時默克爾還在任時，他曾在12年内訪華13次，基本上是一年一次。
而當這次朔爾茨宣布訪華後，德國的企業界幾乎是趨之若鹜、興高采烈，争相報名參加。
這在相當程度上折射了德國想要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鈎的不容易，可以看到，例如巴斯夫、西門子等德企不但沒有在中國撤資，還在不斷增資。
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不久前提出，要求德國企業在2027年之前，完成與中國的經濟脫鈎，以使2027年兩岸一旦發生戰争，德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不用付出代價，但顯然，這一點完全沒有達到。
而對于耶倫提出的中國産能過剩這一問題，德國人表面上說會對中國提出，但據我們得到的消息，德國隻是象征性地提起而已，他們不會有實質性的觸動。
目前我們了解到德國方面有幾大象征性的議題：
第一，台灣問題；
第二，人權問題；
第三，中國援助俄羅斯的問題。
這三個問題，某種程度有點像科爾時代、默克爾時代，德國曾有一個叫“通過貿易來促進中國進步”的舉措。
在那個時候，德國也會有一些人權名單，但也隻是象征性的，甚至有時候是私下把名單塞給中國。
但是在面上，還是該談什麼就談什麼，主要就是雙方的經濟合作。
是以我認為這次朔爾茨訪華，一定程度延續了當時科爾和默克爾時代的風格。
而這一點上，相當程度會引起美國的不滿。
是以美德之間對中國政策的一些差異性，我想從明天（4月14日）朔爾茨抵達中國開始，我們可以一路有所觀察。
02
正如前文分析那般，我認為德國在橫向上和美國相比，将顯示出相當程度的差異性。
而在縱向上和過去的科爾、默克爾時代相比，我認為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但是相同性也很明顯。
差異性明顯的原因在于，覆寫中德兩國關系的整體架構與過去不同。
這幾年以來，西方世界與中國整體的關系在惡化，這個原因很複雜，大家也都了解，我就不再贅述。
那麼這就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與德國的關系，是以這幾年，中德之間無論是政治關系，還是雙方的民間關系都在極大地下降。德國民間、知識界等各方面對中國的觀感也在迅速下降。
這其中與綠黨、自由民主黨的搬弄是非、無端炒作是有關系的。
但是朔爾茨本人是社民黨人，社民黨是傳統意義上的政黨，他不像綠黨那樣愣頭青、虎頭虎腦，是以他還會執行一條中規中矩的政策，但這在過去兩年多裡其實不太容易。
2021年12月8日朔爾茨政府剛上任的時候，我們曾提出一個問題，德國的外交政策到底是掌握在總理府，還是掌握在外交部？
從現在的情況看來，重大的戰略還是掌握在總理府手中，但一些具體的執行，有時候則在外交部，而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有時候會和總理府唱反調，但現在朔爾茨基本上掌握了大局。
而在經濟部方面，至少在對華戰略上，哈貝克要求德國企業在2027年完成與中國脫鈎等等，現在看來顯然是無法做到。
哈貝克也好，貝爾伯克也好，在現實面前他們都不得不低頭，而這個現實，與其說是朔爾茨、社民黨組建的現實，還不如說是德國企業界展示的現實。
是以，和過去相比，和傳統的德國對華工作相比，大環境已經發生變化了，對此我們要予以足夠的重視。
在具體的細節上，我個人認為，在目前德國“一大二小”的三黨聯合政府這一局面下，朔爾茨可以說基本站穩了腳跟。
是以這次德國企業代表團訪華，某種程度上讓我們想起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科爾和默克爾時代，那種浩浩蕩蕩前往中國做生意的局面，這種局面似乎又回來了。
當然，由于大環境發生了變化，對于這次德國總理帶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通路中國，我們也不可予以高估。
大環境的變化導緻了許多方面都發生了改變，如德國的媒體、知識界本來對中國就充滿批評，現在對中國更充滿批評與偏見。
而在德國民間，本身對中國的了解就不多，又被媒體和知識界長期誤導，這樣一來，德國民間對中國的誤解就更多了，而且還會受到中西關系發展大環境的影響。
是以從宏觀來看，中德關系是不樂觀的；但從微觀來看，朔爾茨的社民黨又基本站穩腳跟，占據對華政策的主導性，而且企業界又無法脫鈎，中德關系還是理性務實的。
是以，德國似乎具備一些與美國抗衡的底氣和能力，但是它能抗衡到何種程度，我們要拭目以待。
從這意義上來說，我們不要對中德關系很悲觀，德國人還是有理性務實的；但我們也不可能繼續用二三十年前的老黃曆來解釋現在和未來的中德關系，我們的每一步，依然要走得更謹慎。
最後我想對中國方面也提一點一家之言的建議。
其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妨給可以争取的對象多一些籌碼，這個籌碼主要是指經濟上的籌碼，當然在内部，自身也盡可能做一些進步的調整，隻要經濟利益得到了，很多問題就會相對緩和一些。
這樣一來，我們也許就能以德國為突破口。
另外，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今年5月，中國上司人有可能要出訪法國。
從德法這兩個傳統的國家出發，也許我們能夠在大局不樂觀的情況下，建構一個比較穩健的國際統一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