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商主義到古典自由主義再到凱恩斯主義：一部左右搖擺的世界經濟思想史

重商主義産生并流行于15世紀至18世紀中葉，雖然名為“重商”，但并沒有真的隻“重視商業”。在微觀上，重商主義者認為金銀本身就是财富；在宏觀上，他們認為國家的财富和權力由金銀的數量所決定。是以他們的結論是，國家應該通過幹預經濟來增加金銀的儲備，經濟政策應當服務于國家。

具體政策上，他們非常看重貿易順差，是以主張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通過關稅、補貼、壟斷限制進口、鼓勵出口，以保護本國産業和市場。對外則奉行殖民主義政策，以擷取原材料和新的市場。

這些認識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國家主義。但這并不等同于今天所說的“國強民富”，實際上，重商主義認為下層人民的财富不是“國富”。而且他們為了給出口提供更多資源，有意使勞動群衆處于貧窮地位，以降低國内消費水準，降低工資減少成本，增加出口競争力。

重商主義産生的曆史背景，是當時歐洲正在經曆從中世紀、封建主義向絕對君主制的過渡。城市化和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市場的繁榮，開始出現資本的原始積累。同時，地理大發現帶來了新的貿易路線和市場，國際貿易競争也日益激烈，國家之間的競争不僅是為了經濟利益，也是為了争奪政治和軍事上的優勢。

重商主義鼎盛時期，從16世紀末一直持續到18世紀中葉。這一時期，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歐洲國家，通過實施重商主義政策，推動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進而積累了大量财富和資源，并在全球範圍内建立了廣泛的貿易網絡和殖民帝國。

當時的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學科，人們還不能認識到重商主義背後的理論缺陷。是以雖然重商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把國際貿易看作一場零和博弈，對貿易順差和保護主義的過度看重，再比如對國家幹預經濟的過度認可等等。而這些問題，在三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存在。

古典自由主義和工業革命

衆所周知，工業革命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分水嶺。不過我們對工業革命的印象，主要還是技術層面上。瓦特對蒸汽機的改進，機械化代替手工勞動，帶來了生産方式的變革，極大提高了生産效率。而且，我們往往會據此認為技術進步才是工業革命的核心驅動力。

這些都沒問題，但是我們也有可能是以忽略了，社會觀念、法律制度和資本積累在整個過程中的作用。技術很重要，但其重要性并不絕對也不唯一。是以，想要全面認識工業革命，還需要認識到當時曆史背景下的那些思想資源和制度優勢。18世紀啟蒙時代到19世紀中期，西方思想史正處于古典自由主義時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可謂群星閃耀。

在德國，康德憑借一己之力完成了哲學上的“哥白尼革命”，并指出“人永遠是目的，而不應成為手段”。在英國，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自然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産權，主張政府的職責是保護這些權利；亞當·斯密通過《國富論》闡述分工和市場的重要性，指出市場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

在法國，孟德斯鸠在《論法的精神》中提出了三權分立的理論，直接影響了後來美國的建國方略；伏爾泰在倡導宗教寬容、言論自由和反對封建專制。在美國，開國元勳托馬斯·傑斐遜起草了《獨立宣言》，把自由的理念融入美國政治生活中。

綜合來看，在觀念上，他們都強調法治，注重個人自由和财産權，并把财産權視為個人自由的基礎，強調個人通過勞動獲得的私有财産的重要性。政府的作用，重點是保護私有産權，作為維護秩序的“守夜人”。同時應該通過選舉、代議制、三權分立等措施來限制政府權力。

同時在經濟上，他們都反對重商主義，反對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預，支援市場自由競争，認為市場機制能夠自行調節經濟活動，而且效率更高。斯密指出，即便人們的動機是出于“私利”，市場交換也可以達到“互利”的結果。《國富論》也使經濟學成為一門學科，而後經過大衛·李嘉圖等人的豐富和發展，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系統的科學理論。

工業革命前夕，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成為工業化轉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勞動力。有恒産者才能有恒心，想要維持這部分失地農民的穩定，難度可想而知。而私有财産權原則的确立，使這部分人雖然失去了“恒産”，卻并未失去“恒心”。人們失去了土地，卻能夠在城裡重新找到創造财富的機會，并且确信他創造的财富能夠守住和傳承。

很多國家是在工業化過程中逐漸認識到私有産權原則的重要性，而英國卻能夠在工業革命之前就确立和解決了私有财産的地位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工業革命活該出現在英國。

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

20世紀前，古典自由主義是當時的主流思潮。雖然還是有些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但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又或是南美的阿根廷，甚至是遠在大洋彼岸的亞洲，貿易往來都十分頻繁。而一個人如果想換個國家掘金生活，隻需要搞到一張船票就行。

但是20世紀上半葉，人類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美國大蕭條帶來的經濟危機，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和政治經濟思想的走向。主流經濟學思想從“自由放任”，重新轉向了國家幹預和管制，并且重新進行了“包裝”，以新的形式走上曆史舞台。

1929年美國股市暴跌，最終帶來“大蕭條”，西方世界也是以陷入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當時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并沒有給出很好的解釋，也沒有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議。于是人們就把這次“大蕭條”歸咎于資本主義的内在問題，認為經濟周期不可避免，單純的“自由放任”不是治國之道。

1932年，由麥克唐納上司的英國政府，宣布放棄長期以來的自由貿易政策，轉而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引入進口稅并建立帝國特惠制。西方其他國家也紛紛放棄了原有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開始實施各種管制。

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出版《就業、利息與貨币通論》，抨擊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他認為，市場并不總是能夠自我調節并達到充分就業和經濟穩定，是以政府幹預是必要的，需要通過貨币、稅收以及公共支出等手段來調節總需求，以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這與主張“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完全相反，于是被稱為“凱恩斯主義革命”。

在當時，凱恩斯主義直接影響的是英美兩國。在英國他直接參與了經濟政策制定，他還通過給羅斯福寫信、送書等方式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凱恩斯和羅斯福第一次見面，他就用一大堆統計圖表向羅斯福的内閣成員講解，政府隻要花一美元，就會創造四美元的國民收入，建議他們通過借款或增發貨币來刺激總需求。而這就是他的“乘數理論”。

實際上，羅斯福上任初期的财政政策還是相對保守的。美國經濟在前一年複蘇時，羅斯福甚至開始削減公共工程和救濟開支。但是後來羅斯福身邊的智囊團，大部分變成了凱恩斯主義者，他們開始建議總統增加财政支出來刺激經濟。凱恩斯也再次給羅斯福寫信，勸他實行大規模的赤字開支。

很明顯，羅斯福新政的思想淵源就是凱恩斯主義。為了重振經濟，羅斯福推出了《國家工業複興法》，該法案不僅授予總統建立公共工程署的權力，而且對企業的生産規模、價格水準、工資标準和工作時間都做出了規定。此外，羅斯福還推出一系列重要法案，包括像《緊急銀行法》《聯邦緊急救濟法》《農業調整法》等等。

依靠龐大的政府支出，羅斯福的确重建了人們對于政府的信心，并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短期發展。但與此同時，聯邦政府的赤字支出也保持在了高位。羅斯福本人也受到高度肯定，成為美國曆史上唯一一位連任四屆的總統，也是美國迄今為止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統。

“羅斯福新政”今天在主流教科書中，得到的一般都是正面評價。凱恩斯也依然廣受贊譽，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之父”。他逝世五十多年後，在1998年的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凱恩斯被評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排名第一。

凱恩斯主義的流行和成功，标志着“東風壓倒西風”，“看不見的手”開始後退，“看得見的手”開始伸向市場的各個領域。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管制在理論上重新找到了其“合法性”，成為現代經濟學的“标配”。

今天很多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是建立在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之上。每當經濟遇到難題，各國政府就會搬出凱恩斯主義，紛紛推出各自的“新政”。而這些不過都是“羅斯福新政”的翻版。

新古典自由主義和經濟全球化的春風

雖然凱恩斯主義在20世紀席卷全球，但反對的聲音從未停息，此前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火種也并未熄滅。即便是在凱恩斯風頭正盛的1930年代，哈耶克也和他開展了一場“世紀大論戰”。

哈耶克作為米塞斯的學生，是堅定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凱恩斯主張政府應該通過幹預來調節經濟周期，提倡用财政支出和貨币政策來刺激經濟和就業。哈耶克則堅持認為市場能夠自我調節，強調市場競争和個人自由，政府幹預反而會扭曲市場信号，導緻資源配置效率下降，最終損害經濟發展。

當時這場引人矚目的大論戰，哈耶克在場面上落了下風，不少哈耶克的學生和朋友後來轉向了凱恩斯主義。但是曆史并沒有一直站在凱恩斯這邊，凱恩斯主義在四十多年後也遇到了麻煩。

1970年代初期，許多發達國家出現了滞脹的現象，也就是經濟停滞和通貨膨脹并存的困境。這與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預期相悖，政府的刺激并沒有讓經濟順利增長，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其有效性和适用性。于是，哈耶克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中。

哈耶克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算是主流經濟學界對他的認可，也是對“小政府大市場”理念的重新認可。此時凱恩斯已經去世多年，可以說，哈耶克扳回一局。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并非諾貝爾親自設立，但這個獎項的影響力，可以看作主流經濟學的風向标。

哈耶克的獲獎讓他名聲大噪，也讓奧地利學派迎來了久違的複蘇。并且哈耶克還有了一位重量級的粉絲——撒切爾夫人。撒切爾夫人會随身攜帶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并經常推薦給她的同僚。

而在另一邊的美國，裡根成為美國總統，他的智囊團成員之一是1976年的諾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弗裡德曼是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時也是自由市場的堅定支援者。弗裡德曼曾經多次到訪中國，與不少學者和官員有深入交流，第一次是在1980年作為裡根的經濟顧問團成員來的。

裡根與撒切爾私交甚好，撒切爾在英國大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壓縮國家幹預，打擊工會，削減教育、科技和福利等公共開支。同時，對企業和富人減稅，刺激投資和積極性，重新推行自由貿易。撒切爾的改革解決了當時的“英國病”，創造了“撒切爾奇迹”，并且實作三次成功連任。

裡根在美國也進行了被稱為“裡根經濟學”的改革，主要包括：推行大規模稅收減免，包括降低個人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減少政府開支，特别是社會福利和公共項目上；放松了對企業的監管，取消了一些行業的規定和限制，以促進市場競争和企業的自由經營；采取了緊縮貨币政策，提高了利率，以控制通貨膨脹。

撒切爾和裡根的改革都是成功的。而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拉丁美洲，即便是軍政府統治下的智利，也在弗裡德曼的影響下，實施了市場化改革，迎來經濟的強勁發展，後來一路領跑拉美。阿根廷也在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下，進入了1990年代的改革期，并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複蘇。

總之，在這一時期，經濟全球化的春風拂面而來，世界一片欣欣向榮。

阿根廷“向右”，世界大勢“向左”

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讨論會，讨論1980年代後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會議最後形成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核心要義是保護私人産權，放松管制、開放市場、降低稅率和限制公共财政支出。今天看，這個共識是1980年代經濟思想的縮影，但是很遺憾，它很快被抛棄或取代。

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明确提出以“聖地亞哥共識”替代“華盛頓共識”。主要内容包括：（1）必須減少經濟改革的“社會成本”，使每一個人都能從改革中受益；（2）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和衛生事業；（3）不應該降低國家在社會發展程序中的作用；（4）健全法制，實作社會穩定；（5）提高婦女和少數民族群體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6）完善和鞏固民主制度。

2001年，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認為市場存在資訊不對稱，是以市場參與者無法做出最優決策，這可能導緻市場失靈，是以他強調通過政府幹預市場來糾正市場失靈，促進社會福利。2002年8月，斯蒂格利茨在拉美經委會發表演講，明确提出要抛棄“華盛頓共識”。

可以看出，“聖地亞哥共識”和斯蒂格利茨都是在重新擁抱“大政府”，讓政府把市場管起來。并且他們把焦點，從原來的市場本身轉移到了社會福利和民主制度。今天看，這個共識的提出，既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也是一個時代的轉向。拉美國家“未富先驕”，“餅”還沒有做大，就開始想着怎麼“分餅”了。

不過幸運的是，智利因為此前二十多年的市場開放，人們對市場也已經形成共識。智利雖然實作了民主化轉型，但經濟政策并沒有迅速“左轉”，而是仍然保持了對市場的開放，使智利經濟在拉美“一枝獨秀”。

與智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山之隔的阿根廷。阿根廷在1990年代實行了新古典自由主義改革，經濟發展剛有所起色，人們還沒有享受到改革帶來的紅利，2003年基什内爾政府上台，就急忙“左轉”，抛棄了原來自由市場的理念，轉而以社會福利、産業發展、社會平等名義，實施了大量幹預和管制措施。

結果導緻阿根廷一路跌跌撞撞風雨飄搖，通貨膨脹高企，經濟民生凋敝。二十年後，阿根廷人民對“左派”政府徹底失望，這才通過選舉迎來了第一位公開支援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萊作為他們的總統。

雖然米萊是徹底的“市場派”，但今天的阿根廷依然深受制度慣性的桎梏，一方面原來的管制性法律難以根除，同時還有來自工會等利益群體對改革的阻撓，人們的市場觀念也遠沒有達成共識。米萊的一屆任期也隻有四年，改革能否成功還充滿變數。

阿根廷幾乎就是拉美的縮影，而不幸的是，今天世界正在有拉美化的傾向。即便是曾經的“燈塔”美國，三權分立對聯邦政府的限制力已然式微，LGBT、黑命貴、環保、動保、女權，已經成為美國的政治正确，而政府對經濟的管控卻絲毫不減，管得越來越細也越來越嚴。

如果說智利曾經是拉美的特例，那麼阿根廷就是拉美現在的特例，阿根廷在“向右”，而世界大勢卻在“向左”。

從資本主義萌芽到工業革命，再到今天的資訊化時代，從重商主義到古典自由主義，再到後來的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自由主義。時代在變，技術在變，人們的觀念也在變。這些變化在一個大的曆史周期裡看，好像是在左右搖擺。但這個規律并不是必然的，曆史經驗無法簡單歸納出經濟規律。

人類曆史和文明，縱向看，在不同階段，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曾經經曆過輝煌，又從輝煌轉向衰敗。而橫向看，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地區或者行業，也會發現有的正在經曆輝煌，有的正在走向衰敗。即便同樣是美國，汽車行業正在衰敗，IT行業還在繼續繁榮。其中原因，就是本文主題。

凱恩斯曾經說過：“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論正确與否，都要比人們通常所了解的力量大。事實上，這個世界就是由極少數思想統治的。”我不同意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但無比同意他的這個判斷。

以前都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現在看，世界大勢是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世界卻在左右搖擺。向左還是向右，既取決于少數精英，也取決于大多數人對世界的認識。

經濟學邏輯有其必然性，但政治實踐卻帶有很大的偶然性。而研究經濟學的任務，就是盡可能傳播正确的經濟學思想，避免世界被那些錯誤的思想一直統治。

•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張是之

責編 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