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于《中國青年》雜志2024年第5期李季：從故宮文化談守正與創新
文-本刊記者 王鐳铮
中華文化是什麼？它或許是神秘的圖騰，是引人入勝的傳說，是歎為觀止的建築……或許更是洶湧的曆史，如萬河入海，奔騰彙聚，相融共生。文明的波濤由此翻卷，不同時期、族群、地域的文化在融合間得以傳承，在傳承中繼以創新。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故宮作為世界文化遺産，是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承載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彙聚地、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見證者。如何更好地赓續中華文脈？如何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如何了解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新的文化使命”？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故宮考古研究所原所長李季先生向《中國青年》記者講述了在故宮工作的經曆，并就以上問題分享自己的觀點。以下整理自李季先生的自述——中華文明的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舉個例子，今年是甲辰龍年，中國人對“龍”這個圖騰有着特殊的情感。大陸考古工作者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不同媒體上，尋找到利用不同材料、不同工藝制作的龍形象。從遼河、黃河到長江流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朝代時空，對龍形象的認可與尊崇卻出奇地一緻。作為承載着最多向往與想象的神聖圖騰，卻也是鮮活的、大衆的。它既可以是九五至尊皇家身份的象征，亦可以承載民間舞龍、劃龍舟等對美好生活的祈願。仿若新石器時代的螢火，一路燃燒彙聚，凝結成整個族群的向往。中華文明與其他古老文明相比較，其中最大的特點，便是連續性。曾有一位外國學者充滿羨慕地說過：“你們中國人真的太幸福了！大多數人隻要稍加訓練，便可基本讀懂大部分的古籍，這一點在别的文明中是完全做不到的。”從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一直到楷體，哪怕經曆數千年的演變，我們的文字仍然保留着發端完善于象形文字的特征，這使得我們的文明延續傳承下來有了最堅實的根基和脈絡。再說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景泰藍是個很好的例子，作為中國的著名特種金屬工藝代表，在明清兩代它一直是宮廷禦用珍品，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外交國禮選擇。可是很多人都沒有想到它的源頭竟然也是舶來品。有關專家根據史料分析，“銅胎掐絲琺琅”大約于13世紀末，由阿拉伯國家傳入中國。傳入之初，被稱作“大食窯器”“鬼國窯器”和“佛郎嵌”。但在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藝術土壤上，很快就融會了中華民族的傳統風格，在技巧創新上結合中國審美，成為中國工藝美術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這種在銅質的胎型上，用柔軟的扁銅絲，掐成各種花紋并焊上，然後把琺琅質的色釉填充在花紋内燒制而成的器物，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間盛行，制作技藝比較成熟，使用的琺琅釉多以藍色為主，故而得名“景泰藍”。經清朝康雍乾曆代精心研發改進，現代更有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的繼承弘揚，俨然成為中華“國器”，不僅是國人收藏與欣賞的至寶，也得到海外朋友由衷的喜愛和贊歎。
北京故宮博物院皇極殿内的景泰藍大象再舉一個青花瓷的例子。同景泰藍一樣，青花瓷今天也是中華文化的名片之一，不僅作為國禮，青花圖案的元素也是舉世追慕的中國風。在年輕一代，曾經廣為傳唱流行歌曲《青花瓷》。但是青花的原料仍然是舶來品，這種白色瓷胎上美麗迷人的青藍色，源于一種進口染色劑叫作“蘇麻離青”，主要成分是氧化钴，原産自波斯。考古發現最早的青花瓷碎片是唐代的，到元代，青花已經獨樹一幟、蔚然大觀。明清時期不僅用國産青花顔料漸漸替代“蘇麻離青”，而且走向青花瓷品質與産量的巅峰。在故宮博物院的館藏文物中，官窯青花瓷相當多，故宮考古團隊更是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印度、阿聯酋、肯亞的港口遺址發現大量的景德鎮青花瓷産品殘片。
北京故宮博物院陶瓷館展品元代青花釉裡紅镂雕怪石花卉圖蓋罐故宮見證的不是單一文化形态的孤芳自賞，而是世界各國文明互鑒、文化的交流融合。這兩個例子便很好地證明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與和平性。何為“守正”？我于1978年前往吉林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就讀，1982年起，曾先後在國家文物局、中國曆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任職，至2003年來到故宮博物院。是以，我常常從考古、博物館和社會層面不同的次元來考慮問題。從前，人們一直認為中華文明是相對獨立、近乎封閉發展的文明，但近年的考古發現證明，我們和世界文明的聯系遠比想象中要多得多。粟米乃至水稻的起源地指向中國，但小麥、羊、馬等卻有證據表明是由西面傳入。在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帶，例如安陽殷墟，都能找到遠方傳播來的文化因素。最近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考古新發現引起廣泛關注。位于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三星堆遺址，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區發現的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内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例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多件青銅尊，與同時期長江流域的青銅尊幾乎一模一樣。由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高2.62米的青銅大立人、有寬1.38米的青銅面具，更有高達3.95米的青銅神樹等，均屬前所未有、堪稱獨一無二的曠世神品。而以金杖為代表的金器，滿飾圖案的玉璋，數量巨大的海貝、象牙等，則顯示出與周邊古代文化有通暢的交流。幾千年前，三星堆地處歐亞古文明通道的樞紐要沖之一，衆多有待破解的謎題，或許正是多種文明彙聚的結果。曆史向我們證明，自從有了文明，這世界便從沒有停止過交流。厚而載物，大象無形。“日月更替，星辰流轉，故宮用穩重承載住莊嚴，用堅韌吸納着氣脈。”作為中國古代宮殿建築的集大成者、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創造，故宮中亦蘊含着“中庸”之道與家國天下的胸懷。近年來最新考古發掘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城址的營建就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規制，到了二裡頭文化時期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雛形。《周禮·考工記》就是之後不斷總結上升到理論的産物。一直發展到紫禁城的營建規劃——中國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處處彰顯自古沿襲的都城營建原則。在《考工記》規定的規劃結構中，最核心的要點是以“宮”為城市的中心，是以北京城的規劃皆圍繞“宮”即紫禁城展開。經明清兩代建設，北京城以紫禁城為中心，宮城、内城、外城三道城牆環環相套，方正嚴整，紫禁城在城牆的烘托下顯示出“國之中”的恢宏氣勢。紫禁城不僅繼承了傳統的三重城制度，還彰顯了“左祖右社”“前朝後寝”“五門三朝”等古制布局，展現出儒家的理想追求，成為大陸古代宮城發展史上現存的最高典範。
紫禁城建築的設計理念，映射着中國古人所追求的“中和”思想。紫禁城建築南北取直，左右對稱，筆直的中軸線貫通子午，前三殿與後三宮在中軸線上均勻排布。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名字裡都有一個“和”字，展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内涵是天人和諧、社會和諧、身心和諧。無論是以“保合太和”“緻中和”為主題設立的外朝前三殿，還是崇尚乾坤交泰、萬物并育的内廷後三宮，“守中緻和”的中和之道都是其中蘊含的最高追求。此外，從“允執厥中”“中正仁和”匾額，到重要典禮儀式上演奏的中和韶樂，從形到名，紫禁城都以中華民族特有的方式和特殊的語言，承載和弘揚着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形成并在後世不斷得以傳承的中和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守正，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國共産黨的文化上司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要守正創新，民族文化的精髓理應是脈絡明晰的。如何“創新”？明晰了守何“正”，那麼下一步要探讨的，便是怎麼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創的是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實作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新時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須以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赓續曆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在故宮接待外賓時，他們經常在贊歎中華文化的多姿多彩後，問出一個共同的問題：“這個東西現在還做得出來嗎？”漆器、玉器、瓷器、掐絲琺琅，這些非遺技法都需要傳承，并且随着科技的發展，對現在的傳承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在的年輕人可更多地借助于科技手段參與文物保護，比如分析某個文物表面塗飾的成分、模組化了解器物結構、3D列印受損部位的模型用以試錯等，借助科技手段，探索文物保護新路徑。同時，故宮博物院正以每年7萬至8萬件文物的數字采集速度對館藏文物進行數字化，截至目前，已經完成了90多萬件文物的基礎影像拍攝工作。随着時代進步、科技日新月異，人們喜愛的産品類型随着科技拓寬了邊界，有了更多的表達形式。在2015年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特展中，衆多觀衆湧進故宮想一睹《清明上河圖》的真容，曾延伸出“故宮跑”這樣的文化現象。當時故宮采取了不少分流措施，甚至單獨為《清明上河圖》開辟了排隊通道和參觀空間，但即使這樣，還是有觀衆為了看到它，排隊苦苦等候到了淩晨四點，故宮更是破例将閉館時間延長到了淩晨。
故宮《清明上河圖3.0》高科技互動藝術展演如何從重要藏品中提取合适的元素，尋找合适的語境，讓文物活起來，一直是博物館文創研發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想要适應時代變化，博物館便要積極“擁抱”數字化、資訊化的時代浪潮，努力探索“文化+科技”的新模式。博物館收藏的書畫名作，承載了藝術、思想、文化等衆多時代資訊，在弘揚文化、提高審美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随着數字媒體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對這些書畫名作的展示也不再完全局限于真迹本身，而是在數字技術輔助下，拓展了其展示的形式、空間、手段。比如運用動态影像、虛實結合等手段，通過對書畫名作内容的研究提取，打造出沉浸式空間，最大限度地優化觀衆的感官體驗。除了展覽，文創産品的推陳出新也使故宮屢屢“破圈”。如何縮短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距離？故宮團隊想了無數種方式，從說教式的灌輸轉變為感染式的對話，是故宮博物院邁出的審慎而又堅定的一步。為了開發一個文創産品，研發人員需邀請文物專家進行專項指導，深入梳理和解讀文物藏品内涵，選取出特色最為鮮明，兼具文化價值、藝術價值與情感價值的文物元素，為文化創意研發尋找正确方向。研發部門将所選取的文物藏品元素詳細介紹給設計團隊，包括文物藏品的曆史淵源、文化寓意、昔日的使用者及背後的故事等，使設計團隊充分領會文物藏品所蘊含的底蘊，了解研發對象與傳統文化的緊密關聯，讓文物藏品的氣質與文化創意産品的氣質有效結合。如此，這件文創産品便有了故宮文化獨有的性格。除了科技的加持，如何更好地表達，讓年輕人喜歡聽、聽得懂？我認為如何“說”很重要。我常開玩笑說，老專家們聚在一起讨論某一件器物，常常會不自覺地陷入分析它的朝代、材質、器型等問題中，但年輕人往往有不同視角。他們時常直接問道：“這是幹什麼用的？我們現在還能用到它嗎？”這些問題時常令我意外，但旋即亦覺甚是有趣。
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千裡江山圖》亮相故宮是以轉變向年輕人表達的方式便變得尤為重要。于是，我們不再是由“一個概念”到“另一個概念”，而是被诙諧的、趣味的、充滿互動性的表達所取代，由此，收獲了一些年輕人的喜愛，也吸引了一些真正熱愛傳統文化的年輕人自發加入進來。我關注了很多做故宮科普的公衆号，并時常被他們打動，為他們欣喜。故宮的文物專家們交流時都表示，我們現在的壓力挺大，講解時如履薄冰，一句話都不可說錯，亦不可含糊。因為我們的觀衆不是來看熱鬧的，是真的懂門道，容不得一點馬虎。除了增加趣味，我們還力争通俗地表達。再嚴肅久遠的曆史、再深奧玄妙的器物，我堅信都是有可能用最簡單的話語講述清楚的。假如隻能艱澀高深，那一定是因為自己還了解得不夠透徹。知敬畏，笃求實作在有一種聲音說，文物的身上承載有曆史的厚重感，不該被拿來“玩笑”。對于不能随便拿文物開玩笑，我本人非常認同。但是在敬畏之心的前提下，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通俗易懂甚至輕松活潑的表達是至關重要的。可以說，故宮科普的每一個“玩笑”背後，都是審慎的、負責的、耗費極大心力後作出的選擇。它看似是诙諧有趣的，但它傳達的文化内容，卻是極為嚴肅認真的。我們同行時常說，做考古也好，做博物館也好，最不可缺的是一顆“敬畏之心”。首要的一點，該嚴肅認真對待的，絕不亵渎。其次，無論以何種形式表達，絕不可背離基本的曆史事實，絕不能出現硬傷。懷着對曆史、對古人、對文明傳承的敬畏，審慎地抉擇，“玩笑”也好，嚴肅也罷，不過是在深思熟慮後選擇的表達方式而已。有心的青年應該已經觀察到了，故宮新媒體發表的文章現在大多亦是開放的。甚至在辦某一個展覽時，假若某一件器物，以現有的技術手段和線索不能确定其所處年代和用途，那我們也會組織一個龐大的專家團隊，将主流的、相對更符合曆史邏輯的幾種說法篩選羅列出來，讓觀衆參與進互動中，找到最符合自己認知的答案。以前出去作講座時，總是有青年學者提問考古專業的某個命題，近年的講座，年輕人卻時常提問：“李老師，故宮鬧鬼嗎？”我便總會與他們分享一些故宮人的日常：“首先聲明，我本人并沒有在故宮遇見過鬼。故宮曆史600年，但其實500年都未曾對外開放，如此宮殿，也不過隻住過姓朱和姓愛新覺羅兩家人，且故宮博物院也是輪流開放區域的。是以許多不開放區域的雜物間、宮牆根住了些小動物是常事。我們的從業人員每逢進入一間不常有人的房間時，便會喊兩聲，拍拍手、敲敲門，以免驚了生靈，也别驚吓到自己，也是人與小動物們和諧相處嘛。”如此趣事，自是引得一片笑聲。我時常說，我們要尊重青年。江山代有才人出，所處時代不同，造就了他們看待事物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同時我們也要正視自己的局限性，既要時刻自省，亦要接納這個行業本身的改變。時代雖然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教學相長，對傳統文化精益求精這件事，于文化工作者本身也是增益極大的。最後我想說的是，科技的進步固然可喜，但我認為，它與傳統展覽的關系是互相補充，而絕不是互相替代的。宋代畫卷時常因極為嬌嫩的絹本的緣故必須照明昏暗，但我至今仍記得第一次站在《清明上河圖》《千裡江山圖》前的那種震撼。哪怕科技的力量可以将一絲一縷的細節都放大至螢幕中，可一旦站在曆盡滄桑的古代名作真迹前，那種遠隔千年的氣場互動與心智交流，那種對審美的高度認同與歎服，是任何科技手段都無法替代的。對于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蘊，我們今天挖掘得還非常不夠。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們應該也能夠挖掘出更多的價值來，開拓出更為廣闊的弘揚與利用的場景。守正，是在堅守中前進。而創新，是要在“正”的平台上更高、更新地堅守。
李季，北京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名譽理事長、專家委員會主任，故宮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博士後工作站合作導師
監制：皮鈞
終審：陳敏
審校：劉曉 劉博文
編輯：王涵入（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