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許光達被授予大将軍銜。按照常理來說，獲得如此高的榮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是許光達心裡一直忐忑不安，覺得自己受之有愧。
于是，許光達連忙找到自己的老首長賀龍元帥，他對賀老總說：“老總，我這個大将，受之有愧啊！如果段師長還在，他才是實至名歸的大将！”
這位讓許光達一直念念不忘的段師長正是紅軍時期的名将段德昌。
段德昌是湖南南縣人，生于1904年，十歲便被鄉鄰譽為神童，詩文對聯出口成章，連教書的先生都誇他是個奇才，将來必有一番大作為。
與毛主席亦師亦友
1921年春天，毛主席以省督學身份從長沙來南縣考察教育情況。在與南縣督學嚴世傑的交談中，毛主席無意中聽到了“段德昌”這個名字，感覺有點印象，可是又一時想不起來。
嚴世傑說，這個段德昌是南縣第一高小出了名的“孩子王”。前陣子，原來的督學A錢嚴重，把校食堂搞得一塌糊塗，段德昌就領着全校學生造反。最終，這個督學被免職，段德昌也挨了處分。
毛主席聽到這，終于想起來了，他前陣子曾收到一封署名為“段德昌”的舉報信，估計是同一個人。于是，他決定見一見這個熱血青年。
不久，一個身穿藍色長衫、精神抖擻的少年學生便被引到了毛主席面前，他正是時年17歲的段德昌。
當得知毛主席省督學的身份後，段德昌眼前一亮，快步上前握住了他的手，今天總算是見到真人了。
兩人很快對當下的學生運動、教育革新等情況做了一番深入交流。在交談過程中，毛主席發現段德昌雖然年紀不大，但卻成熟穩重，對事物的看法更是鞭辟入裡，于是便從包裹中拿出幾本最新出版的《新青年》等進步刊物給他看。段德昌翻開書之後，很快就沉浸其中。
毛主席看他這個樣子，心裡暗暗竊喜，因為段德昌太像學生時代的自己了，手裡一拿到好書，其他事情就全然顧不到了。
兩人徹夜長談，不知不覺時間已經來到了第二天早上。正所謂英雄惜英雄，毛主席欣賞段德昌的才華，段德昌也在與毛主席的交談中受益頗深，尤其是對當下國民教育的看法。是以，在結束交談的時候，段德昌仍緊緊握住毛主席的手不願放開。這一刻，兩人好似多年的知己。
1922年秋，段德昌從南縣第一高等國小畢業後，在毛主席的建議下，他考入長沙雅各中學。在此期間，他曾組織由南縣、華容縣一帶在長沙求學的同學們，一起建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并結識了留法勤工儉學歸國的中國共産黨黨員何長工。
1925年6月，段德昌加入共産主義青年團，兩個月轉為共産黨員。同年7月，在毛主席的推薦下，段德昌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深造學習。
第四期出的名将挺多的，除了段德昌外，還有曾中生、林育榕、劉志丹、伍中豪、郭天民、唐天際、李運昌、張靈甫、謝晉元、胡琏、李彌、劉玉章、邱維達等等。
段德昌在軍校裡的成績很拔尖，連政治部主任周恩來都稱他是“文武全才”。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艦事件”後，段德昌由于寫信公開指責老蔣破壞國共合作，被蔣親自下令開除學籍。在段德昌之前，還有一人也被蔣親自下令開除學籍，他就是黃埔一期的共産黨員宣俠父。
離開軍校後，段德昌再一次偶遇毛主席。得知段德昌的處境後，毛主席建議他先去李富春主辦的中央政治講習班學習。事實上，毛主席也是講習班的上司成員和講師之一，段德昌是以成為了毛主席的學生。
介紹彭德懷入黨
從講習班畢業後，段德昌參加了北伐戰争，相繼擔任第六軍第5團黨代表、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第八軍第一師政治部秘書長等職。
在第八軍第一師政治部工作期間，段德昌結識了在第一師擔任營長的彭德懷。段德昌很快發現，彭德懷跟其他舊軍官不一樣，他為人正派，沒有其他惡習，還處處為窮人出頭，是一個可以吸收入黨的對象。
在一次單獨相處的機會中，段德昌與彭德懷暢談了約兩個小時。據《彭德懷自述》中的描述，他與段德昌的這次談話最有意義，就算過了40年多年仍記憶猶新。他表達了對段德昌的欽佩和感謝，為他今後的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1928年4月，在段德昌與南華安特委的集體介紹下，彭德懷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開啟了他革命的新篇章。
後來，彭德懷上司了平江起義，帶着起義隊伍上了井岡山，而段德昌也在湘鄂西一帶拉起了一支隊伍，成為威震洪湖蘇區的“常勝将軍”。
南昌起義失敗後，段德昌隻身傳回家鄉湖南南縣，後被上級派往湖北公安，組織農民自衛隊發起了“公安暴動”。在這一時期，段德昌的軍事才能充分地顯示了出來。
段德昌打遊擊戰很有一套，他總結的戰術為十六個字，即：“敵來我飛、敵去我歸、敵多則跑、敵少則打”。這跟毛主席提出的遊擊戰十六字方針有着異曲同工之處，在對敵鬥争中非常實用。
靠着這一套遊擊戰術，到了1928年冬天，段德昌上司的洪湖遊擊隊已經發展到1000多人，500多條槍，并在河湖港汊交織如網的百裡洪湖中建立了一小塊根據地。
除了軍事指揮外，段德昌在根據地建設上也頗有建樹，他最強調部隊紀律，為此特意編了一首《紅軍紀律歌》。在閑暇時，段德昌還經常組織戰士們幫助群衆種田、挑水、掃地，這是段德昌一貫強調的群衆政策，即：軍民不分家，軍是魚，民是水。這也是紅軍能在洪湖立足的一個主要原因。
1930年2月，段德昌上司的紅軍隊伍擴編為紅六軍，上級指派孫德清任軍長(不久因病離職，曠繼勳繼任)，周逸群任政委，段德昌任副軍長兼第一縱隊司令員，許光達任參謀長。此後，紅六軍相繼攻陷龍灣、新溝咀、潛江、郝穴等城鎮，建立了以洪湖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紅六軍也由原來的6000人迅速擴充到1.2萬餘人。
同年7月上旬，賀龍帶領紅4軍在公安與紅6軍勝利會師，兩軍合編為紅二軍團，段德昌出任紅6軍政治委員，軍長曠繼勳在不久後調往鄂豫皖根據地，段德昌改任紅6軍軍長。
湘鄂西常勝将軍：“有賀不倒，無段不勝”
随着紅二軍團的成立，湘鄂西根據地的實力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增強。當時，蘇區一帶流傳着這樣一句民諺：“有賀不倒，無段不勝。”
“賀”指的是賀龍，因為賀老總是湘鄂西根據地和紅二軍團的一面旗幟，有他在，即使紅軍打散了也能迅速聚攏起來；而“段”指的是段德昌，隻要有段德昌指揮戰鬥，紅二軍團都不會失利。
從1931年1月初到1932年6月，在段德昌的指揮下，湘鄂西軍民連續粉碎敵人的三次圍剿，段德昌也是以被冠以“常勝将軍”的美名。
1931年12月底，敵人集中大批兵力，向我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其中第4師第12旅為敵人的主力。
寒風中，我軍彈藥緊缺，每一粒子彈都顯得彌足珍貴。為了最大限度地節約彈藥，紅9師師長段德昌下令每個班的戰士都攜帶一面鮮紅的旗幟、一個空曠的鐵桶和一串鞭炮。這些看似簡單的物件，卻是他們赢得勝利的關鍵。
随着敵人踏入布滿陷阱的地帶，段德昌一聲令下，戰士們迅速将紅旗插遍四周，接着點燃了放在鐵桶中的鞭炮。瞬間，鞭炮的爆炸聲在寂靜的山谷中回蕩，仿佛成百上千的機槍同時開火，聲勢驚人。這場聲東擊西的計謀迷惑了敵人，使他們誤以為我軍實力遠超自己。
敵人被這突如其來的“火力”所震懾，戰鬥幾未展開便潰不成軍。在這場戰鬥中，我軍以極少的代價，幾乎全殲了敵方的4000餘人，還繳獲了大量的武器和彈藥。這一勝利，不僅壯大了我方的軍力，也大大提升了戰士們的士氣。
不久，由于這一戰的失利，武漢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憤怒難抑，集結了更為強大的部隊進行反撲。面對新的威脅，段德昌沒有選擇正面抵抗，而是采取了避實擊虛的政策，将攻擊重點轉向了力量較弱的48師。
在文家墩的一場戰鬥中，我軍采用圍點打援的戰術，迅速包圍了敵軍第48師第144旅。經過激戰，第144旅1000餘人被擊斃，旅長韓昌峻以下2000多人成了俘虜，同時繳獲了步槍3000多支，輕重機槍50多挺，火炮10多門。這兩次勝利不僅確定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安全，也為後續的戰鬥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932年6月，敵人再次對洪湖蘇區發動猛烈的圍剿，為首的是有着“傻兒司令”的川軍将領範紹增。
6月的某一個清晨，範紹增率領的第21軍第4師從沙市出發，他們的鐵蹄聲震動了整個江陵地區，先後攻占了老新口、龍灣司及張金河等地，随後如潮水般向新溝嘴湧去。此時的蘇區，除了紅三軍警衛團的零星部隊外，幾乎無其他兵力，形勢岌岌可危。
然而，就在範紹增自信滿滿地準備進一步擴大戰果時，一場出其不意的反擊正在悄然醞釀。段德昌率領紅9師，在夜幕與狂風的掩護下，急行軍突破了200多裡路程，秘密抵達新溝嘴以北的東荊河南岸，并在此地設下了深沉的伏擊圈。
6月13日，當範紹增率部隊傲慢地駐紮在東荊河畔時，段德昌已經悄無聲息地完成了部署。他巧妙地利用警衛部隊作為誘餌，将範紹增的軍隊誘入設下的鐵絲網中。一旦敵軍踏入死地，紅9師便迅速發動緻命的合擊。
緊接着，正當雙方交鋒最為激烈之際，段德昌發出了決定性的指令，一支由勇猛紅軍騎兵組成的突擊隊如閃電般沖出，他們手中閃爍的馬刀如同死神的鐮刀，将敵軍斬落馬下，場面極為壯觀。敵軍在這突如其來的猛烈打擊下潰不成軍，死傷慘重。
這次新溝嘴戰鬥奠定了段德昌“常勝将軍”的威名，我軍斃俘敵人5000多人，繳獲槍支4000多支。而範紹增本人，在敗局已定後，裝扮成平民，騎着一頭水牛，狼狽逃命。
在第三次反圍剿中，段德昌指揮紅9師連續取得龍王集、文家墩、新溝嘴等三大戰鬥的勝利，共計殲敵一萬多人，其中還包括俘虜了敵軍兩位旅長。
可惜的是，走了鄧中夏，又來了夏曦，“常勝将軍”段德昌不幸于1933年5月1日遇害，年僅29歲。
在得知段德昌遇害的消息後，湘鄂西蘇區的百姓無不痛哭流涕，他們在段德昌的墳前栽種了29棵青松來紀念他。
共和國的“第一号烈士”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在序号為“壹”的空白證書，親筆寫下了“段德昌”三個字，段德昌是以成為了共和國的“第一号烈士”。
1955年，解放軍舉行正式的授銜儀式。在一次彙報工作中，毛主席特意問彭德懷：“拟授将軍以上的同志裡邊，有多少是黃埔生？”
彭德懷羅列了一些人，又說出了犧牲烈士的名字，最終提到了自己的入黨介紹人—段德昌。
聽到“段德昌”這個名字，毛主席瞬間愣住了，手中不自覺地點上一支香煙，雙眼早已湧滿了淚花，并不停地自言自語：“段德昌！段德昌！”
彭德懷看到這，心裡也是感慨萬分，因為段德昌不僅是他的好友，而且還是他的革命引路人。
不止是毛主席和彭總，許光達大将也對老戰友段德昌念念不忘。
許光達曾任紅六軍參謀長(副軍長段德昌)，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後，許光達改任紅九師政委，而師長正是段德昌。
他們曾在一張床上抵足而眠，談人生，談革命，談戰鬥，談理想，并相約等到革命成功的那天，各自回去好好建設自己的家鄉。
然而，天不遂人願，許光達在1932年夏因傷被送往蘇聯治療，而段德昌則于次年不幸遇害，兩人的那次抵足而眠竟成了訣别。
1955年，許光達得知自己即将被授予大将軍銜時，心裡久久不能平靜，他想起了曾經犧牲的戰友們，一幅幅熟悉的面孔在腦海中掠過。
許光達直接找到了老首長賀龍，他對賀老總說：“老總，我這個大将，受之有愧啊！如果段師長還在，他才是實至名歸的大将！”
在許光達的心目中，段德昌的形象永遠高大而偉岸，因為以段德昌的能力，如果不是過早犧牲的話，日後一定會成為毛主席重用的英傑，其前途不可限量，這個大将軍銜授予他也是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