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是法治，還是人治？這可能是很多人的疑惑，今天我們繼續介紹法家思想，今天内容有點長，但可能讓你對真正的法家思想，有新的認識，請耐心看完，或者點贊收藏起來多看幾次。
法治，還是人治這是兩種對立的治國理念和原則。法治是以客觀的法為最高原則，而人治是以人的意志為最高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念，最基本問題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國富民強，究竟應該依靠一套客觀的原則和規則，還是依靠少數賢明的政治領袖的主觀意志。
這兩種治國理念的争論由來已久，在古希臘，柏拉圖主張的就是“哲人王”，賢人政治，柏拉圖提出的“理想國”就是由哲人王來治理的，這就是典型的“人治論”；與之相反，亞裡士多德則第一次提出和論述了法治理論，但西方法制的實作要等到17世紀左右的資産階級啟蒙運動，新興資産階級的代表，英國哲學家洛克提出分權的理念，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後來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鸠完成了三權分立的理論，三權分立是指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分别由不同的機關掌控和實行、三權分立的法治理念，後來也成為了資産階級政治制度的主要原則。
這是西方資産階級對當時的封建貴族階層、宗教王權制度的推翻，而這個過程其實我們在先秦法家思想就開始了，韓非子在《韓非子·有度》篇中就提出了“法不阿貴，繩不繞曲”的理念，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其實也是對當時封建貴族特權和利益的挑戰，當然法家思想家也是以遭到了各種打壓，前面我們介紹了法家思想家很多都是當時非常激進的改革家和實踐家，但也因為觸及了當時權貴階層的利益，是以大多都沒有得到善終，死于非命。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他們到底是殉道者，還是陰謀家，或許并沒有真相。
好了，我們還是回到法治和人治，古希臘的柏拉圖提倡哲人王，賢人政治，大陸古代儒家也提倡“聖王之治”，相對于法家思想的“法治”，儒家思想就是“人治”，儒家認為，國家應該依靠聖人的賢德和智慧治理，而法家思想主張法治而不是聖王之治，法家思想認為，國家要真正富國，就必須要推翻世卿貴族的特權和利益，法需要淩駕于人之上，法隻服從于道，而不是服從于人。
為什麼國家不能依靠少數聖人的德治和仁政呢？韓非子提出了兩個核心的理由：一個人是人性本惡，一個是人的能力有限。在法家思想看來，人的本性是好生惡死、好利好名、自私自利的，是以不管什麼人都是靠不住的，必須靠法。韓非子在《韓非子·有度》篇中就提出：國家沒有永久不變的強盛和衰弱，堅決實行法治，那麼國家就會強盛，否則國家就會衰弱。
為證明人性的惡，韓非子在《韓非子·六反》中舉了個極端的例子，父母生孩子完全為私利，不是仁義慈愛心腸。生了男孩兒就高興慶祝，生了女孩兒就郁悶，甚至殺掉。同樣都是親骨肉，結果完全不同。因為養男孩兒有好處，養女孩兒賠錢。做父母的就如此算計，為了利益什麼都能幹得出，何況那些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呢？在利益面前，不存在仁義忠信。聖明君主治理國家靠的是“法術”，隻有“賞罰”才能調動“自私”的人。這是法家思想的“人性基礎”。
是以，法家對儒家的“德治和仁政”嗤之以鼻，韓非子認為，道德作為善，隻能鼓勵善良的人做善事，對于惡人沒有任何作用。韓非子深知人性的貪婪，如果人人都把法作為謀私的手段，那麼國家就必然混亂衰弱。韓非子說，楚莊王、齊桓公，讓楚國、齊國稱霸；燕昭襄王、魏安釐lí王，讓燕國、魏國強盛，因為他們奉行法治。現在這些國家都衰微了，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群臣百官都一心去幹那些讓國家混亂的勾當，而不去做使國家安定太平的事情。韓非子說，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
是以韓非子反對仁政德治，韓非甚至說，什麼時候君主不講仁愛，臣民不講盡忠，國家強大的日子就到來了。這是為什麼？因為，這意味着一切都開始圍繞利益這個主軸來運轉，每個人實作自己利益的行動，就會形成促進國家強盛的合力。人的本性是“惡”，都是趨利避害的，都是自私自利的，這就是說，在法家那裡，人的自私自利不可能被克服，這就是人的天理，本性，如果這個性質改變了，人就不是人了。以此為依據，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國”“重罰輕賞”，用獎賞去鼓勵人的行為，用刑罰去遏制人的惡性，進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法家講人性，有着鮮明的目的性，緊緊扣住富國強兵這個主題。換句話說，法家是從政治角度來觀測人性的。法家并非反對個人道德，而是反對仁政和德治，這兩者是有差別的。
其次，韓非子認為，由少數人聖賢治國，即便他們具有最高尚的德性，也是不行的，因為少數人的能力始終是有限的。如果隻靠聖人的眼睛、耳朵和大腦去治理，這無異于杯水車薪，韓非子在《五蠱》篇中說，古代的人可以靠人治、德治，是因為古代的人少，而今天的形勢已經非常複雜了，人也比古代要多太多，如果還是靠堯舜禹那樣的聖人之治，這無異于守株待兔，守株待兔這個成語就是韓非子提出的。
如果不能靠聖人之治，那依靠什麼治國最好呢？法家思想提出了：法治，法源自天理，天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法理。在我們很多人的印象中，法家思想是“人治”，是一種帝王專制，但其實先秦法家思想主張“法治”而不是“人治”，而且法家思想正好反對的就是“人治”，法是道在人類社會中的一種展現，法治和人治是不同的。
法家思想認為，儒家思想才是人治，而不是遵循自然天道的法治。儒家思想主張仁義忠孝，是建立在人的個人情感基礎上的，法家思想認為，這是一種人治，是依靠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和道德自律建立起來的，這是不可靠的，因為人性惡是一種更強烈的天性。法家思想的法治才是真正脫離于人的本能情感的一種治理方式，它不依靠人的主觀情感和判斷，而是依靠客觀的法來判斷。君主要依靠刑法，而不是仁愛和心情來進行賞罰，臣民有功就嘉獎，有罪就懲罰，臣不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用靠忠心耿耿的道德說教。是以，韓非子說，國君隻有明白了“不仁”，臣下隻有明白了“不忠”的道理，才可以成為真正的“王者”。
那為什麼韓非子要把“法”集中于“君王”呢，這不是一種人治嗎？法家思想的目标是富國強兵，而不是讓君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韓非子認為，如果要強力推行法治，需要有人去監督和決斷，那什麼人去監督和決斷呢？韓非子的答案是，一個隐形的“君王”，他在幕後通過對“法、術、勢”的運用，進而實作無為而治。
實際上在法家思想中，君王隻是“法”的代言人，他試圖用君王的“無為”，讓國家可以按照法實作無為而治，這也是法家思想為什麼也推崇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的原因，是君王的無為，實作國家的有為，這種政治構想不可謂不高明，既保證了法的最高權威，也讓法可以得到強有力地推行。
韓非子認為，監督和決斷“法”的人不能太多，最好就是一個人，韓非子深知人性的邪惡，是以，讓一個人在幕後掌握法的權威，是最保險的政策，但他後來的法治還是演變為人治，法的公權還是變成了很多官員的私權，甚至後來漢朝的帝王專制，這或許是韓非子始料未及的。
法家思想強調無為，不是所有人無為，而是君王無為。在《韓非子·主道》篇中說：“明君無為于上，而群臣竦sǒng懼平下。” 君主無為，而臣下才能有為。韓非子說，道，是萬事萬物的本源，判定是非的準則。是以君主把握本源的“道”，就可以了解事物的由來；研究這個準則，就可以了解事物成敗的原因。
是以君主用虛靜無為的态度來對待一切，根據自身的性質去決斷。是以法家思想的核心在于君王掌握“道”，掌握“法”，掌握法的方法和工具就是“法術勢”的運用，隻有這樣君王才能真正實作無為而治。但後來法家思想的法，演變為君王的專權，先秦之後的法家，其實也失去了法家思想的根本精神，是以要談論法家思想，要具體談什麼時期的法家，以及誰的法家思想。
在韓非子看來，應該是通過君王的無為，來實作國家的無為而治，實作國家的國富兵強，安定繁榮，這是法家思想的目标，而不是讓君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不是法家思想的初衷，這或許是很多人對法家思想的誤解，認為法家思想推崇專制，是一種人治，但實際上先秦法家的基本精神其實正好相反。就像有人發明了刀，有的人用刀去除暴安良，保家衛國；有的人用刀去殺人放火，劫富濟貧，這是刀的錯，還是人的錯？這值得我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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