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3日，西湖大學新校區正式啟用.（人民視覺/圖）
随着籌建未滿3年的福耀科技大學迎來第三任校長，這類由基金會創辦、劍指世界一流的民辦高校再引關注。
2018年，西湖大學的出現讓“基金會辦大學”模式在中國首次落地。之後，福耀科技大學、東方理工大學等紛紛采用基金會辦學模式，包含捐贈、學費、政府撥款等在内的學校收入一律歸入基金會，辦學結餘不得用于分紅。
這些大學的創始人有着相似的願景，試圖在辦學模式、管理體制、人才培養方面探索出一條建立新型民辦研究型大學的道路，期待有朝一日辦出能比肩清北、對标哈佛和斯坦福的高水準大學。
社會亦對民辦高等教育有了更多期待。近日，就民辦高校如何差異化辦學、如何應對生源危機等問題，國家督學、中國民辦教育協會會長劉林接受了南方周末的專訪。
是舉辦者的學校，還是社會的學校？
南方周末：西湖大學之後，福耀科技大學、東方理工大學等民辦高校相繼加入建立高水準大學的大軍，讓社會對于民辦高等教育有了更多期待。從目前情況來看，這種基金會辦學模式在國内是否可持續？
劉林：基金會辦高水準大學，是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方向，從過去的個人集資辦學為主到企業投資辦學，再到現在企業家、慈善家通過基金會捐贈辦學，反映了民辦教育舉辦主體的發展延革，具有疊代标志性意義，基金會辦大學會成為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重要亮點。
目前看，基金會辦學模式會不會成為下一階段民辦教育的主流趨勢還要再觀察，因為這三種舉辦模式是和不同經濟發展水準相對應的。但出現這種新動向是個好事，它也具有可持續的潛力，是民辦教育發展的更新版，因為它是能讓民辦教育更被廣大社會認可的社會化方式。
在教育發展過程中，有一種資本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不同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其内涵是政府認可和社會信任，這會給學校帶來更多的公益性、“人、财、物”資源和社會公信力。為什麼現在捐款對象主要是公辦學校？核心在于絕大多數人不願意把私人的财物捐給另一個私人控制的機構。但如果舉辦主體是基金會這樣的公益性組織、社會性機構，就能提高民辦學校的社會化程度，這是打開它社會資本之門的關鍵鑰匙。開放的組織形式，才能赢得源源不絕的社會資源，才能支撐起民辦學校的持續發展。
盡管目前多數民辦學校還有很強的私人色彩或者企業色彩，但是這種情況未來會有所改變。從做大到做強，讓許多民辦學校舉辦者感到了持續投入的壓力，開始尋求社會化的路徑與方式，當然這将是一個漫長并帶有痛苦的過程。
南方周末：在你看來，辦好福耀科技大學這類新型民辦高校，目前主要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劉林：辦高水準大學所需教育經費是主要挑戰。以福耀科技大學為例，該校前期投入100億元，目前學校建設得相當不錯，教育設施和住宿條件等都很好。此外，河仁慈善基金會将每年給福耀科技大學提供5億元的經費。從這個角度來看，福耀科技大學的起點比許多其他民辦高校要高，其資金實力更為雄厚。可以說，福耀科技大學是改革開放以來到目前為止，大陸地區個人捐資辦學數額最多且真正落實的一個典範，值得敬佩與提倡。
盡管如此，與公立大學相比，福耀科技大學的資金規模仍然無法相提并論。例如，清華大學一年的辦學經費就達410億元，全國有20多所高校每年的辦學經費都超過100億元。相較之下，如果沒有其他來源，就是算上學費等收入，福耀科技大學每年僅能投入6億到7億元辦學經費，經費在全國高校中要排到三四百名了。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在辦學水準上追上國内前五的大學是非常困難的。是以，福耀科技大學能否實作曹先生的願景，要看學校未來的創收能力與基金會的“化緣”能力了。
南方周末：最近，福耀科技大學還未開學卻換了三任校長一事引發關注。有分析稱，即便是基金會辦學，學校到底怎麼辦、請誰來管理還是取決于實控人，你怎麼看？
劉林：首先，舉辦者（實控人）提名校長人選并通過合法途徑參與學校管理，是法律賦予的權力。曹德旺先生接受媒體采訪時講過，他捐資辦學不是僅僅為中國增加一所大學，而且一種探索與嘗試。這個初衷，也注定了他會介入學校管理的。我想這也是人之常情，畢竟投了100億，且還要繼續投入。如果換作你我，想必也不會還在籌建階段就徹底放手不管。當然，在“把學校辦好”這一共同目标下，舉辦者（企業家）與校長（教育家）如何互相尊重、默契配合，是道有一定難度的考題。福耀科技大學也回避不了。
不過，嚴格意義上來說，朱崇實與梅宏兩位都算不上福耀科技大學正式校長，因為彼時這個學校還沒被教育部準許正式成立，學校還沒有招生，在崗教工也很少，很多事情都在謀劃中，有些人選調整變化也在所難免。籌建學校是一項複雜的任務，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任務，需要不同專長的人才。現在，學校即将正式設立并招人才招學生，西安交通大學原校長王樹國出任校長正逢其時。
南方周末：中國的民辦高校想要追趕上如哈佛、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學，還需要哪些政策助力？
劉林：除了需要創新管理政策和評價體系，适當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從目前政策層面看，還有三點建議。
一是完善鼓勵公益捐贈制度。民辦學校需要吸納廣泛的社會資源來支援，包括個人捐贈、企業捐贈，像哈佛大學的收入很大一部分靠社會捐贈；斯坦福大學等校都設立了基金會管理捐贈資産，依靠資本營運利得覆寫學校部分科研和教育經費開支。目前，國内鼓勵的捐贈制度還需要完善。
第二個就是完善稅收政策。辦高水準民辦大學要有充足經費保障，學校每年要量入為出，留有節餘，也必然要通過節餘積累才能持續投入與滾動發展。雖然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了非營利性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享有同等稅收優惠，但操作層面還有“玻璃門”問題沒有破除，如果非營利性學校稅收标準與企業一緻，會導緻多數舉辦者選擇舉辦營利性學校（企業），而世界上有哪個高水準大學是營利性學校？這也與中央政策引導的方向、社會期待的朝向和中國傳統價值取向背道而馳。
試想，企業家捐了100個億辦個非營利性學校，每年還要投入5個億，如果學校結餘積累被征收企業所得稅，每年預留的發展經費都要有四分之一被收走，這會造成什麼社會觀感與影響？“不要把良心的事業變成逐利的産業”是中央為民辦教育指出的戰略方向，落實這個根本要求需要舉辦者的自覺，也需要與此精神相一緻的政策引導、制度保障。基金會辦高水準大學的興起，使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稅收問題進一步凸顯，應該加快操作層面的落地落實。
第三就是完善民辦學校社會監督機制建設。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創新管理方式，充分發揮第三方評價和社會監督作用。
國家督學、中國民辦教育協會會長劉林。（受訪者供圖/圖）
未來民辦教育要注重優質與特色
南方周末：目前，不少地方已經出現民辦幼稚園倒閉現象，生源問題将逐漸傳導至國小、中學和高校，民辦高校在辦學上有沒有危機感？
劉林：這是意料之中的情況。2020年10月，盡管當時市場對民辦教育規模繼續增長持樂觀态度，但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已經向業内人士提示：“十四五”期間民辦教育規模将出現下降，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我們得出這一結論的重要依據就是人口發展趨勢。
2023年，全國民辦（園）校在校生占全國在校生比例為六分之一，過去更高，其對教育普及的貢獻度可見一斑。民辦教育發展一方面緩解了政府财政壓力，使公共财政資源能夠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另一方面通過靈活的辦學形式在解決進城務勞工員子女就學難、為鄉村留守兒童提供全天候托管服務、滿足一定人群對多樣化教育需求等方面發揮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當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更替的水準時，它就會對教育規模産生影響，首先會影響收費性教育。是以，在人口出生低谷期，有學校倒閉或主動退出，屬正正常律。2023年，全國民辦學校數量比上年減少1.11萬所，同期公辦學校減少九千多所。由此可見，出生率降低的影響是公辦民辦學校共同要面對的問題。
南方周末：在這種背景下，民辦高校還能如何做大做強？
劉林：民辦教育要轉型，從做大轉向做強，人口規模大的階段就做大，人口規模小了，就轉向做強，教育強國要求各級各類教育都要做強，民辦不能成為短闆。民辦學校的強，未來更多指向優質與特色。今後對民辦教育的評價不能還拿規模說事兒，更多的要從品質、特色上去評價。
雖然傳統教育需求伴随着人口下降而下降，但新興的教育需求在湧現、在增長，在相當長時期内，教育需求總規模會保持穩定或可有一定增長，是以要針對這種結構性的變化，及時調整發展政策，立足本區域新生長的需求，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以多樣化發展赢得未來。
差異化辦學的現實困境
南方周末：但目前看來，為什麼少有民辦高校走上一條差異化的辦學道路？
劉林：這是個現實困境。過去發展是以結果論英雄，确實出現了許多問題。後來從防範風險出發，政府部門全面加強了過程監管。例如在專業設定上，過去雖有專業目錄，但學校招生時可以自設專業方向，在自設課程方面也有很大空間，自主權和靈活性能夠行使、發揮岀來。後來出台了許多規定，有些是必要的，而有些太細了，例如招生時不允許再按專業方向招生，在教學環節、課程管理方面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留給學校的空間越來越小，由此出現了千校一面。雖說有些規定名為指導意見，但作為各種考核、評價、檢查的依據，學校不能不照做。
另外，有些專家非常教條，甚至要求老師上課進度都要與學期初的計劃完全一緻，專家是上面派來的，學校與老師也有壓力，再不敢根據學生學習情況及時調整課程内容和進度了，以學生為本的理念落實中遇到了困難，諸如此類。
加強過程管理的做法保障了教育教學的規範有序和基本品質，但也要看到，一些過細的規定特别是不同部門的不同規定，把許多好的政策、理念瓦解了、架空了，也讓學校失去了很多活力。民辦、公辦都如此。
記得幾年前一次會上，有校長講，教育家辦學，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差異化發展，大同小異而已，差異大一點可能就被扣上不規範的帽子，是以差異化更多的是課餘時間的事。他的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
我個人了解，教育管理部門實際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也在糾正，但也很難，一方面許多問題的産生是下一層級實施過程出現的問題，與政策初衷并不符，提高政策了解、執行水準需要個過程。另一方面收權與放手，規範與創新，幾十年來始終是困擾教育改革的重要課題，度的把握是個老大難問題。
南方周末：外界的一個印象是，民辦高校的學費普遍偏高。
劉林：同公辦學校比，民辦學校肯定是收費高。但問題的另一面是，保障教育品質所必需的成本日益增加與經費來源管道單一之間的沖突。有個統計，現在全國一般大學院校生均經費收入上，公辦是3.14萬，民辦是2.17萬，差1萬。經費收入差距是品質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想要提高民辦高校的教育品質，必須要增加投入，錢從哪來呢？政策制度設計上是要政府對非營利性民辦高校提供一定生均補助，進而減輕家長負擔，畢竟民辦學校學生同公辦學校學生一樣都是納稅人的子女，也應享受公共财政支援。但這個補助政策鮮有落實的，是以現階段民辦學校還是主要靠收費。
我個人觀點，一、從民辦學校來講，必須堅持教育公益性質，應從學生家庭可承受能力和實際成本出發制定收費标準，收費高低要與學校品質、特色挂鈎，而不是追求利潤率，堅決反對為牟取暴利而高收費。二、從政府部門來說，應該按民辦教育促進法的要求，對口碑好、百姓需要的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給予一定的生均學費補貼，既降低家長負擔，又能保障教育品質。當然，監管也要跟上，建立投入民辦學校的公共财政資金監管機制，保證專款專用，不被套取。
另外還要研究一個問題，如何發揮民辦學校體制機制優勢，提高資金資源利用效率效益。現在公辦、民辦高校是按照同一套體系标準設定、管理。例如，學校必須占多少土地、必須有多少宿舍、必須有多少專任教師，這使得民辦高校隻能亦步亦趨地複制公辦大學的模式與道路，失去了特性。
體制機制不同是公辦民辦區分點，發揮其特性而不是讓其泯然衆人矣才是發展民辦教育的關鍵。希望國家能創新設定标準與評價體系，讓民辦高校走出一條和公辦不同的路，使公益性民辦高校能夠憑借體制機制優勢持續吸納更多的社會投入，并使資源最大效益地發揮作用，進而為國為民作出更大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陳怡帆 南方周末實習生 代紫庭
責編 錢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