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丹團隊：留守兒童的留守經曆是否會增加成年犯罪的可能

留守兒童相較于非留守兒童，其成年後的入獄機率高出約1.8至2.5個百分點。教育水準較低和冒險行為均是成年後被判入獄的重要預測因素，共同解釋了留守兒童高犯罪率的一半以上，其中教育程度的影響最為顯著

“通過使用在服刑人員和外來務工群體中随機抽取的樣本資料，我們發現由于父母外出務工導緻的童年期父母關愛缺席增加了男性成年後的犯罪傾向。”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長聘）教授張丹丹與其合作者2022年發表在行為經濟學頂刊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上的研究文章揭示了這一結論。

文章稱，随着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的留守兒童漸漸步入成年，中國的犯罪率也出現了顯著上升。《中國法律年鑒》資料顯示，從1982年到2014年，中國的刑事指控率經曆了顯著增長。

這一現象背後原因複雜多樣，該研究着重探讨了另一種可能促使犯罪率提升的潛在因素——童年時期的留守經曆及其對成年人犯罪行為的長期影響。

事實上，留守兒童與犯罪率上升之間的關聯已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但卻鮮有研究深入探讨二者之間的具體聯系，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相關資料的匮乏。

為此，張丹丹團隊2013年在中國一所男子監獄内進行了資料收集工作，該監獄内超過85%的服刑人員為農村外來人口。同年，團隊也對監獄外普通農村進城務勞工員抽樣，進行了相同的問卷調查與經濟實驗。借助這一獨特的個體犯罪資料，研究探讨了父母在孩子16歲前因外出務工而造成的缺席，即“留守”，是否與孩子成年後增加的犯罪傾向有關。

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相較于非留守兒童，其成年後的入獄機率高出約1.8至2.5個百分點。即使考慮到家庭背景、個人特征以及地區因素，這種差異依然顯著。

這些“被留下”的孩子們在教育程度上較低，同時更傾向于采取冒險行為。教育水準較低和冒險行為均是成年後被判入獄的重要預測因素。這些因素共同解釋了留守兒童高犯罪率的一半以上，其中教育程度的影響最為顯著。

研究背景

在過去幾十年裡，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促進了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特别是從1997年到2019年，進城農民工的數量從3800萬激增至1.74億。由于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這些農民工在城市中獲得基本社會服務和福利方面面臨重大障礙。這顯著改變了中國農村的家庭結構，導緻數以千萬計的兒童成為“留守兒童”，他們通常由年邁的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照看，而一部分則生活在寄宿學校。

根據201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中國共有6100萬留守兒童，這一數字占所有農村兒童的38%，占全國兒童總數的22%。除此之外，還有900萬兒童因父母在另一個城市工作而留在一個城市，使得全國留守兒童的總數達到7000萬。這一廣泛的社會現象引發了關于其潛在社會後果的廣泛擔憂，特别是關于父母在引導兒童的發展和塑造其社會可接受行為方面的作用。

從理論上講，家庭結構對青少年的行為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包括可能的犯罪傾向。社會控制理論（Nye, 1958）和社會紐帶理論（Hirschi, 1969）強調了家庭結構，特别是父母的監督、控制及與子女的情感連接配接，對預防青少年犯罪行為的重要性。在這一背景下，留守兒童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家庭或教育問題，它也關系到社會穩定和未來發展的廣泛議題。

在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化，尤其是父母的遷徙行為，對子女的成長與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父母的缺席，不僅在物質監護和情感連接配接方面留下了空缺，還可能削弱了家庭内部的監督和指導機制，進而影響到子女的社會行為和心理健康。事實上，研究表明，這種缺席感可能是孩子們産生犯罪傾向的一個關鍵因素。

具體來看，衆多研究聚焦于父母遷徙背景下的兒童在教育和心理健康方面所面臨的挑戰。例如，Zhang等人（2014年）的研究指出，在中國一些貧困農村地區，相比于與父母共同生活的兒童，留守兒童在教育進步方面處于明顯劣勢，尤其是在雙親均不在身邊的情況下。Meng和Yamauchi（2017年）的研究也顯示，留守兒童在健康和教育成就方面相比于非留守兒童面臨更多的負面影響。此外，Shi等人（2016年）和Zhao等人（2017年）的工作發現，父母的外出遷移顯著增加了留守兒童的心理社會問題，如焦慮、低自尊、情感和行為問題，以及社會交往能力的下降。

然而，對于這些留守兒童長大成人後的影響，目前的研究相對有限。值得關注的是，随着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的留守兒童漸漸步入成年，他們開始遷往城市尋找工作機會，成為中國城市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變化不僅對他們個人的福利和能力發展産生影響，也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産生深遠影響。特别是，政策制定者對于這一群體早年經曆如何影響其成年後的社會經濟成就表示關注。

伴随着這批留守兒童的成長，中國的犯罪率也出現了顯著上升。這一趨勢的背後，既有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如大規模的農村向城市的遷移、獨生子女政策導緻的性别比例失衡、以及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競争和收入不平等等因素，也有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特别是早年父母缺席對個體行為的長期影響。

為了分析留守導緻犯罪的原因，該研究聚焦于風險偏好和時間偏好這兩種與犯罪行為密切相關的行為傾向。早期研究表明，父母的陪伴能夠減少青少年受同齡人冒險行為的影響，說明風險承擔行為可能會因父母的缺席而受到影響。同樣，父母的陪伴也與子女的時間偏好高度有關。

與先前将農村地區留守兒童與其父母未外出務工兒童進行比較的研究不同，該研究還包括了一個額外的對照組——随遷的孩子。這一比較尤為重要，因為研究目标之一是為政府政策提供依據，尤其是在父母帶子女一同外出務工仍存在高成本的背景下，需要比較“随遷”與“留守”的長期結果。

資料來源

該研究使用的資料集結合了某監獄的男性服刑人員（n=299）和男性農民工群體（n=959）兩個資訊來源。非服刑人員樣本的抽樣借鑒了2012年的中國農村-城市遷移調查（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的抽樣框建構。研究調查的監獄接收在珠三角被捕的服刑人員，是以農民工樣本篩選在年齡、教育和就業行業方面代表該地區的男性農民工群體。

在這個由1034人組成的合并樣本中，研究人員排除了關鍵變量缺失值的觀測值（28個觀測值），并為了專注于父母遷移導緻的留守現象，排除了因其他原因（如離婚、父母去世）經曆父母缺席的38個人。最終的分析樣本為968人，包括678名男性服刑人員和290名男性農民工。

實證結果

研究探讨了由于外出務工引起的父母缺席對子女成年後犯罪行為的潛在影響。研究發現，與那些父母沒有遷移，孩子未經曆留守的家庭相比，留守兒童在成年後的入獄機率顯著增加。具體而言，留守兒童相較于非留守兒童，其成年後的入獄機率高出約1.8至2.5個百分點。即使考慮到家庭背景、個人特征以及地區因素，這種差異依然顯著。

此外，研究還考察了父母缺席的持續時間對子女犯罪行為的影響，并發現父母每多離開孩子一年，子女成年後的入獄機率平均會增加0.2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因素如婚姻狀況、母親的教育水準和認知能力，以及來自經濟更發達省份的孩子，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入獄的風險。

研究探讨了父母缺席，特别是由于勞動力流動導緻的留守兒童現象，如何通過多個途徑影響個體成年後犯罪的傾向。此前，社會學家一直強調一個完整的家庭結構對于兒童教育和追求社會優勢的關鍵性，而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也揭示了家庭結構對兒童行為模式的顯著影響。研究依據這些理論基礎，重點分析了留守兒童面臨的獨特挑戰和其對社會的長遠影響。

首先，從教育獲得方面來看，大量研究證明留守兒童的學業成績普遍不及同齡的非留守兒童，無論是與未遷移家庭的孩子比較，還是與随父母進城的孩子相比。這種教育上的劣勢延伸至成年後的教育水準。平均而言，留守經曆每增加一年，成年後受教育年數減少約0.07年，凸顯了父母缺席對子女教育成就的長期負面影響。

進一步，研究還關注了行為偏好和個性特征的變化，發現留守兒童在風險偏好上呈現更加冒險的傾向，盡管對風險的态度變化不顯著，但他們做出高風險決策的機率顯著增加。這些行為特征的變化，部分源于缺乏父母在成長過程中的引導和監督，進而影響了他們的決策模式和個性發展。

教育成就和行為偏好如何共同影響留守兒童較高的犯罪傾向？研究顯示，當考慮到教育和行為偏好後，留守經曆與成年後入獄機率的直接關聯減弱，表明教育成就和風險偏好在留守兒童犯罪傾向中扮演了中介角色。尤其是教育成就，作為最重要的中介因素，解釋了留守對犯罪影響的主要途徑。

最終，通過對留守經曆、教育成就、行為偏好及個性特征的全面分析，研究者得出結論：父母的缺席不僅直接影響了留守兒童的教育和行為發展，而且還通過教育和行為因素間接增加了他們成年後犯罪的風險。

這一發現為制定針對性的政策提供了科學依據，可以通過改善留守兒童的教育資源、加強家庭與社會的互動，以及培養健康的行為習慣和個性特質，進而降低其未來犯罪的可能性，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注：該研究2022年發表在行為經濟學頂刊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Lisa Cameron, Xin Meng, and Dandan Zhang, “Does being ‘left–behind’ in childhood lead to criminality in adulthood? Evidence from data on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prison inm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22, 202:675-693.

文：張帆

來源：财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