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這話是黑格爾的名言，馬克思在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引用了這一名句作為開頭，來明刺暗喻拿破侖三世政變上台的荒唐。
同樣，這句話也适用于全鬥煥締造的“第五共和國”。
果然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正如拿破侖三世處處都在模仿他的“叔叔”拿破侖，卻處處學的不像那般，全鬥煥也像是處處在學他心中的“太陽”樸卡卡，卻也隻是拙劣的模仿。
要看懂這段曆史，還得從1979年10月26日那聲震驚世界的槍響說起。
“除蟲射日”：一場影響南韓曆史的沖動殺人
這天席間，金載圭突然拔槍射殺樸正熙、車智澈，随行的6名警衛也一并被鏟除。
此時活着的除了金載圭、金載圭的心腹特工們、兩位樸正熙請來的美女以外，還有一位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坐在桌前吃飯的秘書室長——金桂元。
金桂元與金載圭的私交一直很好，他也同樣不喜歡嚣張跋扈的車智澈。
而金載圭在密謀行刺之前曾含糊地向金桂元透露想法，對此金桂元沒有提出反對，而是在事實上預設了金載圭的行為。可當金載圭真的舉起槍“除蟲射日”的時候，金桂元顯然吓壞了。
他驚恐地看着金載圭，生怕金載圭在沖動之下把他也殺了滅口。不過金載圭并沒有打算這樣做，而是口頭要求金桂元保守這個秘密。金桂元當然滿口答應，金載圭也當即表示了信任。
就在這個“君子協定”之後，兩人分頭行動。
金桂元護送重傷的樸正熙前往南山陸軍醫院搶救，金載圭則驅車前往陸軍本部。
而從這一刻開始，就注定了金載圭的失敗，原因有二：
首先，金桂元作為此次刺殺最重要的目擊證人，金載圭竟然輕易地信任了他，讓他獨自将樸正熙送往醫院，而不是将其控制起來加以監視。
其次，金載圭身為中央情報部部長，沒有當即回自己的KCIA老巢，召集人馬商讨下一步對策，而是猶豫間稀裡糊塗地跟陸軍參謀長鄭升和一起去了陸軍司令部，希望得到軍方支援。
注意，在這一過程中，鄭升和或許并不知道是金載圭動手殺了樸正熙，但他看到身上有血的金載圭時，想必也猜出個大概了，是以他提出應該先去自己的陸軍司令部，再做謀劃。
而情緒極度緊張的金載圭竟然真的答應了。
要知道，金載圭在陸軍司令部沒有任何政治根基，既無法脅迫鄭升和，又無法說服軍官們按照他的意圖釋出全國戒嚴令，将事情定性為“軍事革命”，而非叛亂。
那軍方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呢？先找南韓真正的主人——美國聊聊，聽他們的意見。
這就讓金載圭再次錯過了掌握主動權的機會。
更糟糕的是，另一邊的金桂元已經準備“背刺”金載圭了。
原來，金桂元以為金載圭正在主持一場政治分羹大會，可當他看到金載圭被軍方牽着鼻子走時，果斷抛棄了此前的“君子協定”，将總理崔圭夏和國防部長盧載铉請了過來，然後把金載圭殺害樸正熙的事情全抖露了出來，并準備将禍水引向死無對證的車智澈。
然而形勢已經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最終迎接他的是：将和金載圭一同進行審判。
時至今日，很多人都對“金載圭刺殺樸正熙事件”褒貶不一。一些人認為金載圭是民主義士，他平時就尊崇舍生取義的人物，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揚名立萬，名垂青史。
他曾對政府指派的律師說自己的“正義感比誰都強”，也一直聲稱自己是反對維新體制，反對樸正熙鎮壓勞工學生運動，于是才“以野獸的心境向維新的心髒開槍”，可謂知行合一。
另一方面，金載圭的行為又似乎是一場沖動殺人，他的各種言論不過是為自己奪權的行為開脫罷了。作為一個政壇上層人物，他絲毫不考慮他貿然的行動将帶來什麼樣嚴重的後果。
也正是因為金載圭冒冒失失地就開了槍，對于樸正熙死後之後該做什麼，缺乏嚴密的計劃部署，最終也導緻了南韓并沒有因迎來民主，而是迎來了一位更為暴虐的獨裁者——全鬥煥。
為什麼是全鬥煥？
在确定金載圭是刺殺樸正熙的兇手後，陸軍參謀長鄭升和立刻下令逮捕金載圭及其他涉案人員，表示與之劃清界限，随後任命保安司令官全鬥煥擔任“樸大統領遇刺案件”的總負責人。
這絕對是一次讓鄭升和後悔終生的人事任命，他怎麼也沒想到，全鬥煥會借助查案的契機将他送入深淵。因為全鬥煥是樸正熙一手提拔的寵臣，隻忠于樸正熙一人。
當時全鬥煥的軍銜雖然隻有少将，但他所管轄的保安司令部是樸正熙生前進行“情治統治”的工具，直接向總統本人負責，有資源和能力去解決各種棘手、得罪人的麻煩。同時全鬥煥還有另一重身份——“一心會”的領袖，這才是讓他真正後來能一飛沖天的根本原因。
青年時期的全鬥煥是個學渣中的學渣。
1951年南韓軍校首批招生考試，全鬥煥是以倒數第二名進的，畢業時在156人中排名第126。但就像班裡的學渣總會有一群小跟班一樣，全鬥煥也有一個出衆的本領——搞關系。
他以其出色的人格魅力在同學中混得風生水起，逐漸形成了龐大的人脈關系網，一個秘密組織因而建立起來，而這正是“一心會”的前身。
最開始這個小團體才5個人，叫“五星會”，主要成員有：“勇星”全鬥煥、“冠星”盧泰愚、“黎星”金富東、“彗星”崔性澤、和“雄星”白雲澤。
後來又改名“七星會”，再後來人數越來越多，最後發展為“一心會”，寓意“一心為國家，一心為朋友”，由全鬥煥擔任會長。
本來這隻是一個同學聯誼會，但随着組織的壯大，其野心也随之一度膨脹，逐漸成為一個政治野心家集體。
1973年時，樸正熙就曾收到過關于全鬥煥搞“一心會”的報告，然而樸正熙看後卻并不打算強行解散他們，而是簡單說了句：“就這麼放着吧！”
甚至後來還給“一心會”的成員們一些賞賜，拉攏他們為己所用。
樸正熙的态度讓“一心會”感恩戴德，他們心甘情願地當樸正熙的馬前卒，此後，“一心會”開始大肆地擴張成員，并逐漸滲透到了軍方的各個角落。
1979年3月，全鬥煥被任命為保安司令官，成為樸正熙的左膀右臂，而“一心會”的成員們也得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成長為一支不可小觑的勢力。
樸正熙在的時候，“一心會”成員都将樸正熙視為那顆無上的太陽，而樸正熙被刺殺後，就等于那顆太陽落山了，他們的眼中隻有全鬥煥一人了。
此時“釜馬風波”仍在延續，南韓群眾都在呼籲維新憲法應該随樸正熙本人一起被埋葬。
代行總統職權的是總理崔圭夏，崔圭夏此前是個職業外交官，在南韓國内的政治根基并不牢固，難以平衡各派系之間的沖突，他本人也沒有長期掌權的欲望。
而樸正熙之死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需要有人來收拾這些爛攤子，這就讓全鬥煥嗅到了權力寶座的氣息。
這一時期，全鬥煥走了兩步精妙的棋：
一是利用查案之便，要求中央情報部協助調查，順勢将所有情報集中到自己手中。
這樣一來，樸正熙情治機關的“三駕馬車”皆統于全鬥煥一人，這也是為什麼全鬥煥後來政變的行動總能快其他人一步。
另一步棋是充分挖掘金載圭的口供，找出其中滿足自己政治需求的部分，比如各大高官A錢受賄的黑料。
而通過金載圭的口供，全鬥煥發現，原來樸卡卡遇刺當晚，自己的上司鄭升和就在案發現場，事後還跟金載圭一塊坐車去的陸軍本部。
如果能在這一件事上揪住鄭升和不放，或許能夠咬死鄭升和的政治生命。但現在全鬥煥還沒有與鄭升和魚死網破的能力與必要，因而在結案報告中簽了字。
查案時期的全鬥煥可謂春風得意，他随意地出入各大政府重要部門，利用職務之便想抓誰就抓誰，想揍誰就揍誰，還登上電視、接受各大媒體的采訪，俨然一副政壇新星的模樣。
這讓鄭升和等希望結束“維新體制”，結束軍人幹預政治的“穩健派”團體極為不爽，他們多次批判全鬥煥幹政的粗暴行為，可全鬥煥仍不知收斂，日漸驕縱。
1979年11月1日，日本報紙《每日新聞》刊登消息稱，全鬥煥逐漸掌握了南韓實權。這一報道如同火上澆油，加速了“穩健派”與全鬥煥之間的沖突。
鄭升和與代總統崔圭夏商議，在查案結束之後就任命全鬥煥為東海岸安全司令，讓其遠離政治中心。從後來的角度看，這一行動加速了全鬥煥發動政變的決心，未免有些打草驚蛇，然而當時沒有人會意料到全鬥煥會為此大動幹戈。
見此情況，全鬥煥選擇将計就計，滿口答應了下來。實則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封電報将前線的第一師長盧泰愚從前線叫到了保安司令部，兩人約定12月12日共同起事。
全鬥煥的政變計劃大緻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12月12日晚6點，由全鬥煥的心腹禹慶允和許三守上校，赴漢南公館村的鄭升和家中，逮捕鄭升和，無論用文的用武的，反正都要把他押過來。
與此同時的第二部分，全鬥煥則面見代總統崔圭夏，痛陳利弊，請求下達逮捕鄭升和的密令，如果不行就帶領将軍們逼宮。
第三部分是拉攏張泰玩、金晉基等将領，請他們在12日晚喝酒作樂，以達到調虎離山的目的，全鬥煥甚至直接送了張泰玩100萬現金，試圖腐化這塊難啃的骨頭。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
可就在12月12日清晨，鄭升和突然一個電話打來，要求與全鬥煥面談。
吓得全鬥煥渾身冒冷汗，以為自己的政變計劃已經暴露，去了就是送死。成大事者必然有過硬的心理素質，全鬥煥并沒有輕舉妄動，而是面如平湖地敲響了鄭升和辦公室的門。
結果鄭升和隻是交代一些留意北方北韓進攻之類的事，顯然對他的政變一無所知。
而這一差點釀成大禍的小誤會，更讓全鬥煥堅定了選在12月12日晚是一個絕佳的時機。
南韓史上最經典的政變活動
12月12日晚，一場堪稱南韓曆史上最為精彩的奪權運動開始了。
6時，全鬥煥的心腹禹慶允和許三守上校，準時按響了鄭升和家的門鈴，而鄭升和在得知要将自己帶走時，立即意識到不對，要求副官打電話給崔圭夏公館。
禹慶允和許三守意識到行徑敗露，立刻架起鄭升和就往外跑。
情況陡然失控，許三守帶來的軍隊與鄭升和護衛隊發生了交火，聞訊趕來的海兵隊也沖了過來，在激烈槍戰之後，許三守強行綁架着鄭升和逃離了漢南公館村。
而整場政變最“幽默”的部分出現了：國防部長盧載铉也住在漢南洞公館村，離鄭升和家住的很近，他一聽到鄭升和家“噼裡啪啦”槍聲大作，以為是北韓那邊派突擊隊來執行“斬首行動”了，當即帶着全家老小一溜煙兒跑到駐韓美軍基地裡，尋求庇護去了。
盧載铉的逃跑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後果，不僅讓政府軍群龍無首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也給在總理公館（代總統崔圭夏所在處）的全鬥煥這邊造成了不少麻煩。
另一邊，代總統崔圭夏看到全鬥煥咄咄逼人地要求逮捕鄭升和，有些不知所措，于是要求國防部長盧載铉出面來決斷，但此時盧載铉失蹤了。如果盧載铉不出面背書，自己的行為就缺乏合法性，政變就得不到支援，因而此時政府軍和叛軍都急得像熱鍋裡的螞蟻，幹着急。
再說說第三路，張泰玩、金晉基等人來到全鬥煥安排的名為延禧洞的會所，慶祝其升任首都警備司令部司令官，不僅好酒好肉伺候着，還有美女作陪，好不快哉。
但安排這場宴席的全鬥煥卻遲遲不到場，理由是向總統彙報重要事情。直到金晉基手下忽然跑來報告，鄭升和的公館發生了槍戰，兩人才意識到大事不好，慌忙離開宴會回到了陸軍本部，當得知是保安司令部的兵力綁架鄭升和後，這才明白是全鬥煥使出了一招調虎離山之計。
晚8時8分，陸軍本部下達了名為“珍島犬1号”的警戒令，宣布全城戒嚴。
當張泰玩調兵遣将抵抗叛軍時，才發現自己這位僅上任24天的首都警備司令官，根本無人可用，450名将校中400多人都跑路了，從指揮系統到士兵中，到處都是“一心會”的成員，自己完全就是一個光杆司令。
他想打電話罵叛逃的部下張世東，卻意外發現黃永時、餘學聖這些老前輩，竟然也都跑到了全鬥煥那裡，一時竟分不清到底誰是叛軍，誰是政府軍了。
全鬥煥這邊見到事情已經敗露，提出第三、第五空輸旅團長立刻回到軍隊動員，一空輸部隊立即出發，“鎮壓”和國防部和陸軍本部。
張泰玩首都警備司令部這邊也很快反應過來，于是電話指令第30師團樸熹模少将立刻封鎖幸州大橋。樸熹模滿口答應下來，可剛一挂電話，就立馬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電話。
對方稱：你們二人的電話，我們剛剛都監聽的一清二楚，事到如今你要想好該跟誰走。
樸熹模意識到，整個首都的通訊途徑都已處在全鬥煥的監視範圍之中，自己抵抗已無濟于事，于是幹脆坐視不管，放任1空輸跨過幸州大橋。
全鬥煥的“鐵杆搭檔”盧泰愚此時也出動了他手中的最後一張牌——駐紮在邊境的第9師團，命其離開“三八線”，開赴首都來。
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全鬥煥也将自己十幾年來的積攢的人脈一次性全用了，他要求各參謀們盡一切可能說服各部隊中“一心會”的成員，加入到阻止首都政府軍的活動之中，緻使全鬥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結果。
就在政府軍行将崩潰之時，陸軍參謀次長終于将第9空輸出動了，這隻空輸部隊是政府軍能拿出的最後的底牌了，政府軍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這一部隊之上。
9空輸的出動的确讓全鬥煥吓得額頭冒汗，但随後他的眉頭就又舒展開來，他知道政府軍不敢承擔首都陷入毀滅的責任，一個應對之策浮現出來。
很快，一場堪稱南韓曆史上最著名“電信詐騙”發生了。
就這樣，僅憑一通電話，全鬥煥就喝退了最後首都軍隊最後一支反抗力量。
據說，全鬥煥酷愛《三國演義》，或許此刻他模仿的正是指洛水為誓的司馬懿，在看到9空輸撤軍之後，全鬥煥立刻傳回，順利通過幸州大橋，攻占了國防部。
此時國防部長盧載铉再次展現出他在的“幽默”特性。
本來盧載铉在美軍那裡得知這一切是全鬥煥的陰謀，而非北韓的突襲後，想趕回國防部力挽狂瀾，但他屁股還沒坐熱，全鬥煥的大軍已奔湧而至，盧載铉再次慌不擇路地逃竄而去。
至此，“12·12”政變基本結束。
盡管張泰玩将軍還想帶着最後的100多人做最後的抵抗，做第四共和國“最後的男人”，但在部下的苦苦哀求之下，隻得作罷，成為了全鬥煥的階下囚。
12月13日淩晨五點鐘，全鬥煥第三次來到代總統崔圭夏所在的公館，請求逮捕令。
這次大勢已去，簽不簽署都已無濟于事，但崔圭夏留了一個心眼，刻意地在逮捕令的旁邊寫下了簽署的時間：“5:10AM”，而這一小小的時間标注也為後來全鬥煥的倒台埋下了伏筆。
全鬥煥發動的“12·12”政變，無論是政變規模、環節設計、應變能力都可以說是當年樸正熙“5·16”政變的加強版，整個過程中，全鬥煥展現出的驚人領袖能力更是令人啧啧稱奇。
但政變更注重的是結果導向，再完美的政變也并不能改變這場政變的根本性質：一群野心家們的分贓大會。
對比一下我們可以看到，樸正熙當年政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收獲鮮花與掌聲，上台後政權也相對穩定，直到其執政後期才遭受越來越多的質疑。
時至今日，南韓群眾都認為樸正熙是功大于過，而全鬥煥則被普遍認為是功零過十。
2019年12月12日，在全鬥煥政變成功40年之際，有群眾将全鬥煥下跪着的雕像搬到了首爾光華門廣場上，立刻引來了無數的觀衆對其雕像拳打腳踢。
這種待遇堪比杭州嶽王廟前跪着的秦桧了，可見南韓群眾對其恨意之深。
至于全鬥煥為何會遭受如此不受待見，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大名鼎鼎的第五共和國的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