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
來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作者：包剛升（口述）；孫玄、微瀾（采編）
時隔9個月，77歲的美國财政部長耶倫再次來到中國了，開啟了其任内的第二次訪華。
據公開報道，耶倫此行為期6天，于2024年4月4日至9日，行程十分緊湊。
當下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和中美關系複雜多變的大背景下，耶倫訪華可以說是當下最大的熱點。我們梳理了耶倫訪華期間的重要會議和講話的核心重點，幫助我們了解中美關系的進一步走向和未來變化。
4月4日下午，耶倫飛抵廣州白雲機場，第一頓飯吃的是道地粵菜，即老字号陶陶居，為了感受用餐氛圍，“他們訂餐的時候堅持要訂大堂，開放式用餐”。
4月5日上午，耶倫與經濟專家舉行了圓桌讨論會，讨論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之後，耶倫在廣州出席美國在華商會主辦的活動，耶倫明确反對中美“脫鈎”，這也是耶倫一再重申與強調的。耶倫還重點提到“中國産能”問題：
（中國）産能過剩可能導緻低價商品的大量出口。這可能會削弱美國公司和勞工的業務，以及包括印度和墨西哥在内的世界各地公司的業務。它還可能導緻供應鍊過于集中，對全球經濟韌性構成風險。這将是未來幾天與同行讨論的一個關鍵議題。
有媒體統計，在此次活動講話中，僅“overcapacity”（産能過剩）耶倫就提了五次。不過對此釋意學術界存在争議。
盡管如此，耶倫确實關注中國産能問題。在訪華行程公開後，耶倫曾在美國媒體上公開強調将與中方重點讨論“中國電動車、光伏和新能源産業産能過剩對全球經濟産生的沖擊問題”。
4月5日至6日，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與耶倫在廣州舉行多輪會談。在新華社文章中，我們注意到雙方“一緻同意”的4大議題，包括讨論中美及全球經濟平衡增長、金融穩定、可持續金融、反洗錢合作等。
作為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何立峰曾與耶倫舉行過數次會談。去年7月，耶倫擔任财長後首次訪華後，中美雙方商定成立了經濟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
過去幾個月，中美之間可談的事情，開始變得更多且更細緻。以經濟工作組為例，在第三次對話中，可談論的問題開始出現開發中國家債務、産業政策這些特别具體的問題。
4月7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耶倫。
李強表示，中方希望中美做夥伴而不是對手。他指出希望美方與中方一道，堅持公平競争、開放合作的市場經濟基本準則，不把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要以市場眼光和全球視野，從經濟規律出發，客觀、辯證看待産能問題。中國的新能源産業發展，将對全球綠色低碳轉型作出重要貢獻。
晚間，美國駐華大使館公布了耶倫在社交媒體上的推文，從字裡行間，可以讀到耶倫認為,在此訪期間,美中兩國在深化溝通上取得進展。
這一次耶倫訪華被視為“中美關系”回暖的信号。
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關系互動牽動着百年變局的走向。在國内，大衆關注的焦點除了産能問題，還有美債等諸多議題，一時間國内輿論場衆說紛纭。
就此，我們請教了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包剛升教授，他常年研究比較政治與觀察國際問題，以下内容為他的采訪。
耶倫能否影響對華政策？
問：翻開耶倫的履曆，我們發現耶倫曾在2014年至2018年擔任美聯儲主席，有媒體稱她為“美聯儲百年曆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門人”。作為美國财政部長，耶倫在美國的話語權有多重？她能否影響美國對華的政策？
包剛升：事實上，了解中美關系除了外交層面，内政視角同樣關鍵。這其中涉及到美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美國重要官員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打開美國白宮的網站，在總統内閣的排名中，财政部長位列第四，僅次于總統、副總統和國務卿。副總統的角色經曆了一定的演變，和以前相比，副總統變得更加積極了。盡管如此，在美國政府的決策系統上，财政部長也可以被視為僅次于總統、國務卿的三号人物。
關于财長的角色，我們很容易聯想到中國的财政部長，實際上這個了解不那麼準确。美國财政部的使命有三句話：
第一，通過促進國内外經濟增長和穩定來維持強勁的經濟，并創造經濟和就業機會；
第二，通過對抗威脅和保護金融體系的完整性來加強國家安全；
第三，有效管理美國政府的财政及相關資源。
通常，我們對财政部長的了解局限在最後一條，這是非常狹義的了解。
美國的财政部長首先是狹義的财政部長，然後是經濟發展部長、金融穩定部長，甚至是經濟安全部長。
是以耶倫的職務在中國，大體相當于主管經濟事務的常務副總理的角色。
考慮到拜登總統更倚重内閣團隊和專家治國，可以說，耶倫是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高參，也是最重要的内閣經濟決策官員。在對華政策上，耶倫有相當大的話語權，尤其是經濟和貿易方面。
耶倫最關心的4件大事
問：在全球經濟不明朗，以及中美關系複雜多變的大背景下，耶倫訪華的真實目的備受矚目，網絡上流傳着諸多猜測，比如美國劍指中國産能過剩、美國是否會降息等等。那麼耶倫訪華，目的究竟是什麼？
包剛升：外交活動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公開場合外交，一種是閉門會議外交。
閉門會議的詳細資訊往往需要經過長時間解密後才能被公衆所了解。然而，公開外交的資訊相對透明，重要會談後美國政府有釋出簡報的慣例。這些簡報通常包含會談内容、雙方關注點、達成的成果以及未達成的事項等。而到目前為止，耶倫訪華的有些内容還不是很清楚。
按照美國财政部的使命來看，耶倫訪華肯定是要執行拜登政府的既定政策。那麼，拜登關心那幾件事？又有哪些跟中國有關呢？
第一，拜登關心的是整個經濟和貿易關系的穩定。第二，拜登政府屬于民主黨政府，如果中國的出口或其他經濟活動影響了美國的就業和勞工利益，美國政府可能會采取措施來保護本國的利益。第三，美國政府的公債規模相當高，而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債權國，是以，在涉及美國财政和金融穩定性的問題上，美國政府也需要與中國進行談判和溝通。這些都是耶倫有可能關心的問題。
那麼耶倫訪華，此行的具體目的究竟是什麼？
從其在廣州演講來看，耶倫訪華主要關心四件事：
第一個關注點是耶倫在廣州的演講中明确提到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經營環境問題。這些美國企業高管是美國工商界選民的代表，耶倫訪華要關心和維護美國企業和投資者在中國的利益是非常正常的。
第二個關注點是中國出口對美國經濟的影響。耶倫特别提到，中國産能過剩可能導緻出口過分增加，可能會對美國相關行業的競争、産業鍊以及就業産生影響。當然，這是基于耶倫的視角。
第三個關注點是傳遞穩定中美經濟合作關系的積極訴求。耶倫明确表示，拜登政府反對中美經濟脫鈎，這不是拜登政府的政策。
第四個關注點是鼓勵中國繼續進行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她認為，市場導向的改革對中國經濟的成功至關重要，并且對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非常重要。
這裡還需要提醒，美國政府高官來了，我們有時候搞不清她到底來幹什麼的？這裡面其實有個重要分工，國務卿來，更多關注的是安全和外交事務，而财政（和經濟）部長則更多關注經貿、進出口和金融穩定等。是以，了解美國政府高官的職責分工，有助于我們更準确地了解他們的通路目的和關注焦點。
耶倫：中美經濟脫鈎“幾乎不可能”
問：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訪華，耶倫再次重申中美經濟脫鈎“幾乎不可能”，但在一些問題上，美國曾有過“言而無信”的先例，這是否意味着美國内部存在分歧？
包剛升：首先，我們要意識到美國對華政策具有複雜性。一般來說，美國政府在很多情況下會打明牌，這是由其政治體制和媒體環境決定，這就涉及到美國内政很多關鍵特征。
以俄烏戰争為例，拜登之前說得非常清楚，如果俄羅斯對烏克蘭采取軍事行動，美國政府會做什麼。到今天為止，美國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這是美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
因為打明牌，加上美國内政在變化、不同黨派又有不同主張，我們有時也會産生很大的困惑，比如我們會聽到總統、白宮内閣高官以及國會兩大黨派在不同情況下會有不同的聲音。這就增加了我們了解美國對華政策的難度。
具體到這屆美國政府，拜登對華政策本來就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在拜登剛就任總統時，他就說得很明确，美國對華政策可以總結為“三C政策”：
合作（Cooperation）：在經貿和全球事物如氣候變化等領域尋求與中國合作；
競争（Competition）：在高科技、戰略性産業以及國家經濟成長和創新等方面與中國競争；
對抗（Confrontation）：在國際規則、國家安全以及人權等問題上與中國對抗。
這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複雜性”。你會發現，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不是簡單的和單一的，而是一個多元的、複雜的政策組合。
美國财政部長耶倫抵達廣州，與中方官員會晤，并同經濟專家舉行圓桌讨論會
至于中美經濟脫鈎問題，美國财政部長耶倫表示美國并不尋求與中國脫鈎。這是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投資關系高度互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條件下，中美經濟脫鈎不符合拜登政府的政策方向。
而實際上，除非出現極端情況，比如兩國發生戰争，不然中美經濟完全脫鈎也是不現實的。
但是，當經貿關系涉及到他們所謂的“國家安全”問題時，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又會針對中國限制措施。比如，晶片技術、資訊安全等關鍵技術領域，都是這幾年美國對華經濟與技術政策的調整重點。
是以，在中美經濟關系中，存在着兩種邏輯：經濟邏輯和安全邏輯。
如果隻考慮經濟邏輯而忽視安全邏輯，或者隻關注安全邏輯而忽視經濟邏輯，都不能了解中美關系的真實狀況。
從美國方面看，他們也是在這兩種邏輯之間尋找平衡點，既要維護中美經濟合作關系的相對穩定性，又要確定他們所謂的“國家安全”不受到威脅。當然，這是他們的視角。
我們要看到，這既是目前中美經濟關系的基本面，又是中美經濟關系的複雜性。
耶倫訪華，釋放了什麼信号？
問：在美國處于大選年、中美關系面臨更多不确定因素甚至是消極因素的背景下，耶倫訪華被外界當成中美兩國關系走在企穩回升道路上的重要信号。那麼中美關系是否真的回暖了？
包剛升：首先明确一點，中美高層往來肯定是一個積極的信号。無論是中國上司人或政府高官到美國通路，還是美國總統或政府高官訪華，傳遞的肯定是積極信号，要比不往來要好得多。這是可以肯定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國内輿論場往往有個過分的解讀。國内輿論場的一種解讀認為，美國高官主動訪華和中國高官訪美是兩回事情，美國高官訪華意味着美國對我們的需求更大，然後将其解讀為中美關系上的“我尊你卑”。這是目前輿論場的一種較普遍心态。但這樣的心态完全是沒必要的，而且很可能是誤讀了，背後其實反應的是自信不足的“外交玻璃心”。
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的主要大國，你來我往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對于高官互訪的次序，我們完全不應該過度解讀。比如，兩國關系經曆冷卻期或低谷期之後，一個國家的政府高官首先通路另一國，并不意味着後者處于國際關系中的任何優勢地位。這種解讀可能隻是滿足了一部分人的情緒價值，也可能導緻對兩國真實關系和局勢的誤判。
4月6日，耶倫今天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何立峰
耶倫作為美國财政部長，這個角色要求其履行特定的職責和使命。說白了，訪華也是她的工作。作為拜登政府内閣成員，她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履行自己的職責，其中一些工作可以在美國國内完成，而有些工作則需要通過與中國的溝通來實作。
比如，耶倫需要回應美國在華企業的訴求，需要跟中國政府溝通資訊、甚至提出訴求和進行談判，還需要來中國實地進行調研，以便通過切身感受更準确地把握中國經濟和社會狀況，以便為美國的經濟政策與對華決策提供依據等。
作為美國政府的重要成員，耶倫的首要任務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基于任何面子或自身地位的情緒化考慮來決定是否訪華。這是她作為美國财政部長的工作邏輯決定的。國内輿論場的不少解讀，大體是用中國人習慣的“面子思維”來了解外交事務，這是一種很大的誤讀。
中美接下來該如何相處？
問：在耶倫訪華前，中美元首就進行過通話，在105分鐘的通話中，習近平主席提出“2024年度三大原則”，與“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赢”三項原則既一脈相承又有所推進，也是中方對進行中美關系的思考和新的舉措。在這個大背景和兩國基本共識下，接下來中美又該如何相處？
包剛升：我們暫且不讨論美國内部的鷹派和鴿派問題，因為美國的内部事務，我們要施加有效影響的難度至少是很大的。是以，在大國關系上，我向來主張先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回到國内，在政策主張方面，國内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強硬派，一派是溫和派。
中美之間既有合作又有競争，這是兩派都同意的。
但強硬派認為，競争和沖突是中美關系的主要方面。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态的差異，以及台灣問題等敏感議題，他們強調中美之間終究難以避免沖突，甚至最終會迎來一場根本性的重大沖突。
由此，可以推導出，任何的讓步和妥協都會削弱在中美關系中的談判籌碼，是以唯一的可行做法就是強硬。
相反，溫和派認為，盡管中美之間存在競争和沖突，但合作仍然是主要的。從20世紀70年代到後來三四十年間，中美關系盡管磕磕碰碰，但總體趨勢是沿着良性的軌迹發展的——這個過程中，同樣有中美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态的差異以及台灣問題。是以，即便在這些限制條件下，中美之間仍然可以回到合作的主基調。
溫和派還認為，中美關系不僅是中國的外交問題，而且還關系到中國的發展問題。中美關系的穩定有助于中國更好地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
至于強硬派的主張，溫和派認為，是不一定有出路的。既然認定中美沖突是大方向，那就很難真正有效改善中美關系，因為所有的緩和都隻是“技術性回調”，大方向仍然是走向沖突的。
如果你為沖突做準備，别國也會為沖突做準備，在大國的國際關系中，這樣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實作的預言”，沖突就可能變成最終的實際結果。
事實上，這些年我們上司人也在讨論中美關系時，發表了很多觀點。其中一個觀點是：“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
最近的講話也提到，中美關系應該“繼續沿着穩定、健康、可持續的道路前進，而不是走回頭路”。
4月7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财政部長耶倫
是以，從這個角度講，積極促成中美之間的緩和與合作也是既定方向。
如何更好地應對中美關系呢？
從政策角度，我認為主要有四點：
首先，我們需要正确了解西方，尤其是正确了解美國。我們需要更深入了解西方的價值觀念、制度規則和政治運作方式等。
我一直認為，國内在國際關系領域存在一個誤區，就是對人家的内政了解太少。内政既包括制度規則與實際政治的運作，又包括他們的認知和價值觀念。
要知道，沒有一個國家的良性發展，能離開對外部世界的正确了解。
對中國來說，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還是整個外部世界的領先者和主導者，是以如何了解美國和西方世界是中國發展面臨的重要外部變量。
隻有正确了解美國和西方世界，我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第二，重建政治互信。中美之間的政治互信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但美國人的事情我們無法主導，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從自身出發，努力重建中美之間的政治互信。
這涉及到經濟學家常說的“可信承諾機制”，即我們的實際行動要成為一種可信承諾。一個具體做是，比如，我們可以制定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明确哪些行動能夠促進政治互信，哪些行動會損害政治互信。
第三，澄清中國的核心利益關切。在中美關系中，我們需要明确區分哪些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哪些是可以讓步的和妥協的。
大國關系的發展往往需要通過溝通、讓步和妥協來解決問題。如果我們将所有問題都視為核心利益，這樣要處理好大國關系的難度就會更大。
第四，适當照顧美國的利益關切。當然，從美國方面講，他們也應照顧中國的利益關切。而從中國方面看，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妥協并不意味着軟弱。在國與國的關系中，妥協是國與國關系中最常見的有效處理彼此關系的手段。國際政治中有個說法，叫“沖突螺旋”，如果大家都不讓步，最後就有可能導緻武力沖突。
當然，從長期來看，中國作為新興崛起大國，要從根本上想清楚：未來，我們到底希望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跟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什麼樣的方式來相處。
這不僅要求我們考慮中國的目前狀況和未來願景，還要考慮世界的目前狀況和未來願景；不僅要求我們考慮中國的觀念和利益，還要考慮世界的觀念和利益。隻有着眼于長遠，我們才能從根本上找到既有利于中國又有利于世界的長期、穩定、和諧的政治解決方案。
我的想法是，認知還是首要的，其他則是認知的副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