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端新聞首席記者 張恒
AI時代正奔騰而來——元宇宙、ChatGPT、Sora......新技術不斷湧現，隐藏了太多驚濤駭浪。恐慌?迷茫?新技術對社會邏輯的解構，帶來更多不确定性。
頂端新聞對話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第七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傳播創新與未來媒體實驗平台主任喻國明，探讨AI時代的社會變革和應對。
不确定性的恐懼：
人類社會進入AI時代變革期
頂端新聞：近來“AI複活”“數字永生”、ChatGPT、Sora等技術被熱議，似乎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以觸手可及的形式，快速走向普羅大衆。你之前也提到過“AI下沉”的觀點，這種現象是否意味着人類社會加速邁入AI時代?
喻國明：對，實際上這個标志點是ChatGPT作為所謂通用式AI的出現。在此之前，AI隻是應用在一些狹窄的領域，它能夠實作對人類智力的接近或超越，但對社會生活本身沒有太大影響。比如“阿爾法狗”再厲害，也隻能在下圍棋方面戰勝人類棋手，其他方面的功用不大。
而現在以ChatGPT為代表的AI技術，實際上是人工智能的治理能力，是幾乎作用于人類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巨大智能。這是對各個行業、人和社會的關系等方面的重新配置、重新連接配接的新力量，實際上就是對社會革命性的改變，這個影響的确很大。
雖然包括社交機器人、深度僞造等技術還不是那麼完善和成熟，但實際上在普通人的視野當中，它已經足夠神奇、足夠超出人們的想象力了。是以大家見到這些事物時既有新奇感，又感受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威脅感。
頂端新聞：正如你所說，AI新技術帶來了社會變革，同時又帶來了顧慮。我們應該如何正确認識這些新技術?
喻國明：在不确定性面前，人們會産生恐慌、恐懼，這種沖擊是變革時期的正常現象。我們要做的是通過規則制定和治理措施，将其對社會、個人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這種治理并不是要簡單地把新技術限制住，而是在技術發展的過程中，盡可能趨利避害。深度僞造、社交機器人、“AI複活”等技術，存在有利的一面，但是用的不好，也會對現存社會秩序、社會規範及社會觀念造成巨大的沖擊。
換句話說，這樣一種治理措施，既要讓這種強大的技術有發展空間，也允許在灰色地帶發揮作用的同時，對它進行緊密監控回報、及時跟進。而且這個周期應該是和過去社會事務的評價回報周期有所不同，它需要節奏更快，以趕上AI發展的技術變化節奏。
“AI素養”與“AI社會救助”：
我們該如何應對AI時代?
頂端新聞：人與技術的關系一直是各方關注的議題。AIGC時代，很多人出現認知焦慮，去買課學習等。非技術精英的公衆該如何應對?更多地是需要科普知識，還是應用技術?
喻國明：這是一個比較全面和系統的問題，因為人們正在面對的社會改變是極其重大的，甚至可以說是全方位的改變。它不僅關系到認知、學習或者某一個特定領域，實際上是全面地在改變人們的消費方式、交往方式、社會觀念，包括各行業的工作，都在被沖擊的範圍之内。
人們如何面對AI?過去我們講媒介素養、科學素養、法治素養，今天也需要有AI素養。這其實是AI時代全面到來時，每個人如何生存發展的問題。AI素養本身也應該是AI時代個人的基本素質，是所需要的基本觀念、知識、技能等。
有人說過一句話叫做“AI時代并不是AI戰勝人類，而是掌握了AI技術的人，戰勝不掌握AI技術的人。”在我看來，AI實際上是未來生産力的重要方面，是以對于社會和個人來說，就要有學習的強烈意識和能力。
當然這個過程中，會存在比如說年輕人和年紀大的人之間，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不平衡的地區之間，會有發展的不平衡。
頂端新聞：面對這種AI時代的不平衡，政府和社會應該如何面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喻國明：對于國家來說，需要制定一個全面提升全民AI能力的計劃。社會上的機關、企業等社會組織也一樣，都需要有針對自身的任務目标。當然社會也可以進行各種互助，類似當下年輕人教長輩用電子産品的“反哺現象”。
其實從政府、社會組織角度來，特别要注意AI能力相對較低的人，建議出台相關“社會救助”措施。類似疫情後對老年人的特殊關愛、當下出台的适老化的助老政策等。在AI領域中，弱勢人群要也需要有針對性的救助，給予實際幫助，讓他們能夠很好的處理與生活相關聯的AI事物，至少能踏上數AI時代的社會生存最低門檻。
頂端新聞：從去年的聊天機器人程式ChatGPT，到今年的新型視訊生成模型Sora，到現在引起熱議的AI複活。生成式AI正在引發社會變革，但也引起了倫理和風險讨論。應該如何最大程度規避這些風險?
喻國明：相對于傳統社會的治理措施中的“簡單粗暴”方式，現在的AI時代，越來越具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牽一發動全身”的特征，是以現在實際上是适用“複雜性範式”。
不是說某事物有危害，就把它簡單處理掉，因為被處理的這一塊可能會引起連鎖反應，這也是治理部門不願意看到的。
我在一次高層咨詢會上講過一個觀點：我們現在對内容的治理，不能在以往大衆傳播的模式下進行處理。因為過去内容就是内容，與社會方方面面的聯系并不是直接的。是以我們可以從内容後續的社會效果的來評價，一個政策的治理效果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有時候内容還聯系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規則方面。比如去年廣電總局出台的遊戲治理新政，初衷是對青少年的沉迷現象進行管理，但是遊戲本身具有文化屬性、産業屬性。事實上，新政釋出後，相關公司市值大幅度蒸發。
而且遊戲本身不隻是盈利的産品，從我們的研究角度來看，它也是一種媒介，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未來社會生活，尤其是在元宇宙時代或者說數字文明時代，人們社會交往、社會實踐，社會的創造的非常重要的平台。如果采取不加辨識的舉措，可能我們收獲了想要解決問題的效益，但是我們失去的東西可能比收獲的東西還要多，還要深遠。
頂端新聞：就像科幻小說《三體》裡的“三體遊戲”一樣，它其實是人類探索科學的載體。
喻國明：是的。
傳播革命與媒介轉型：
技術下沉引發精英邏輯解構
頂端新聞：你在《AIGC傳播時代》一書中提到，“ChatGPT是對于人的又一次重大的賦能賦權”。或許相對于技術精英來說，當下的短視訊平台，已經在實作這種“賦能賦權”。比如，最近河南開封的“王婆說媒”、許昌的“胖東來”，都是依靠短視訊使用者的自發傳播實作持續破圈，越來越多的熱點突破傳統傳播學中的“議程設定”理論。如何了解這種傳播上的變化?
喻國明：網際網路技術也好，AI技術也好，最重要的發力方向就是使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多的資源，獲得賦能賦權的創造能力。比如語言，大多數人其實在對外語言交流方面存在障礙;比如寫程式，很少人能夠像程式員一樣去編網站，編算法。
而AI尤其是生成式AI出現以來，包括現在的Sora，讓做視訊從非常專業、需要耗費很大成本的事情，到現在可以用輕松的方式來替你完成。現在的翻譯機也是一樣，相信随着技術的普及，價格降低，每個人都可以暢達無礙地對外交流。
以對外交流為例，新技術普及後，國際交往、跨文化交流，将會改變以往的精英交流模式。可能三四年以後，幾乎所有人都可以利用實時翻譯機自由地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的交往，這就是革命性的改變。因為參與的主體、數量、規模，議論的話題、交流的模式，交往的底層邏輯和機制，都和精英外交的時候截然不同。
我們今天要研究國際傳播，如果還是建立在精英交流的基礎之上，就隻有對過去的東西有解釋力，而對于未來就沒有預測力，是以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權力的下沉之後，所帶來的生态級的重大改變。這種改變其實會在所有的領域逐漸出現，比如說在算法程式編制、視訊制作等。
頂端新聞：這種生态級的改變将帶來哪些影響?
喻國明：當技術下沉到每一個普通人，就會出現既往精英邏輯的解體或者叫解構。以後也需要精英，人和人之間總是會有差别的，但是這種精英一定是建立在對泛衆化的社會能量認知和把握的基礎之上。
換句話說，精英們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用過去的邏輯來自說自話，必須從大量的參與者中去僞存真，找到跟他們的情感的共振點，才能夠利用自己在政治或文化上的某種優勢，來進行順勢而為的引領和推動。
我想，這可能就是未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學校教育，也包括社會輿情溝通等方面的普遍邏輯。
頂端新聞：新的傳播模式下，媒介面臨變革。頂端新聞也在積極轉型發展，對于機構媒體及正在積極轉型的機構媒體來說，應對這些變化的關鍵在哪?
喻國明：頂端新聞做的挺不錯的，很多東西很有創意。其實包括政府轉型、媒體轉型有一點非常重要：把那些千姿百态的由網際網路作為一種生産力所釋放出來的傳播能量和内容變量，變為自己的能力增量，真正能夠成為這個社會的組織者、主導者、引領者。而現在的傳統媒介和政府機關，總體上的做法還是比較封閉保守。
首先要改變過去的姿态，頻譜要放寬，姿态要放低。從簡單的以上對下的教育者角色，轉變為有寬容度的交流者角色，與今天複雜的使用者群體産生更多共振。這樣，我們盡可能争取朋友越來越多，了解支援我們的人越來越多，反對我們的人越來越少。
第二，需要有更多的互動。文化學上有個概念叫“亞文化現象”，主流文化是維護現有秩序運作的核心力量，但是亞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創新和未來的可能性，是創新之源，應該留有空間容納它的存在。這就是做守正創新，先立後破。
媒體和公衆之間，也應該有這樣的關系。公衆的意見不應該被看做是噪音或博弈力量，而應該被當做動力資源，并提供規則和空間讓公衆表達。當然這個表達空間可以根據相關政策和形勢進行調整。有了這種基本态度，我們就會有一種新的模式，和公衆相輔相成、互相補充。這可能是主流媒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隻有這樣，才能夠讓人們有認同感，有價值實作感。
複雜範式下的社會治理：
AI時代，誰掌握技術誰就有上司力
頂端新聞：這幾年，各地為了發展文旅經濟，在進行一波“流量争奪戰”。從社會治理的實踐角度看，地方政府應該如何借助新的傳播形勢，來持續破圈吸引人流，賦能地方文旅、地方經濟的發展?
喻國明：政府和主流媒介，有一個特别重要的資源——社會的主流資源，也就是獲得社會成員最多認同和信賴的資源。破圈就是尋找某些共通點，有共同經驗、共同興趣、共同的表達内容和形式，大家才願意來看。問題是，我們是要做内容主題上的妥協，還是做形式上的某種妥協?
當然形式上的妥協餘地會很大，内容價值觀方面，或許我們要比較堅守，因為我們需要引導性的東西。劍走偏鋒不是主流機構的強項，可以選擇用相對亞文化的方式來表達主流文化。滿足不同圈層的興趣愛好、表達方式，用他們的形式來去說話，豐富内容表達的載體。比如有些時候，官方身份說教，就不如年輕人喜歡的明星或網紅去說效果好。
做社會工作和動員，其實就是一句話：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哪怕他們的價值觀和政府訴求并不完全一緻，但是在某種程度或某一個層面上，可以進行有效合作，他們就能成為管道、資源、力量。
朋友圈不擴大，政府部門破圈的能力就不會有太大提升。因為每一個群落都有特定的文化屬性，如果用與之有沖突的文化去打擊他，他會越來越遠離你;但如果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一點點去做工作，一點一點的增加認同感，直接跟他們交流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大。
頂端新聞：你曾提到，深度媒介化視域下，社會治理面臨新的邏輯。社會治理面臨的新挑戰有哪些?政府主管部門如何更有效地回應社會關切、解決公衆訴求?
喻國明：所謂深度媒介化，就是政府管理、社會協同、各行各業等越來越建立在算法、資料、智能化的基礎之上。智能化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就是用智能化的技術來實作社會要素之間的價值比對、價值連接配接、價值激活，實際上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組合方式。
在這樣的過程中，政府首先要轉變管理範式。過去我們的管理範式是相對簡單直接的原子論方式，類似挑一麻袋洋芋，好的洋芋放左邊，不好的洋芋放在右邊;然後把好洋芋留下來，壞洋芋處理掉。
而現在是一個複雜的生态級意義上的社會存在，需要利用複雜性範式處理相關問題。在複雜性範式裡，管理的過程就不能僅僅是從結果來論，必須要全程管理。另外，過去我們是對内容進行治理，但是内容的治理最多隻能解決一個環節，今天我們要從内容治理上升到使用者治理。
頂端新聞：具體來說呢?
喻國明：以交通治理為例，我們設計一個場景開車遊戲，這個遊戲包含在交通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可能的選擇等。打通關需要10個關口，難度從簡單到複雜。如果這10個通關都能打到，你在遊戲裡面能遇到的複雜情況，達到在現實生活中100年都遇不到的時候，你對交通法規自然就爛熟于胸了。
再比如關于深度僞造，我的一個博士今年寫的博士論文就叫“資訊助推技術”，也就是說讓每一個AI平台做出來的視訊、圖像、文字中，都有一個不可撤銷的水印。這個水印可以不顯示出來，但是任何一個管理平台發表時，都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處理标注。
是以AI技術帶來了很多新的挑戰，也提供了很多解決問題的方式。對于政府部門來說，不要懼怕挑戰，要從積極的文明發展的角度來找到治理的有效方式。
未來誰最有影響力?就是掌握了AIGC技術的人。掌握了現代技術的人，就有上司力，就有影響力。如果不掌握現代技術，哪怕做出很多努力，恐怕也很難有效實作自己的影響力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