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司馬南老師視訊節目整理，内容有删改）
說到老家，每個人心中都會浮現出一種特殊的情感。我的老家在黑龍江的鄉下。而我離開鄉下的年頭太久了，在北京已經待了快50年了，是以我對現在鄉下的情況不是很了解。
今天的中國鄉下，中國農村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我最近讀了一個武漢大學的教授創作的有關中國鄉下的調查報告，看完之後心裡沉甸甸的。
武漢大學教授的調查結論說——目前我們農村有的地方存在最嚴重的問題并不都是大家想象的錢少收入低。現在農村的一些主要問題不是收入低，也不是勞動重，而是消費不合理；閑暇無意義；社會關系失衡。
首先，消費不合理。随着我們經濟的持續發展，尤其是大陸已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老百姓的錢包變得鼓了起來。目前農村存在着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消費的快速增長，特别是引發了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費快速增長。
換句話說，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消費的增長速度。在一些貧困山區，比方湖北秭歸，農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居然是用于人情開支。一個普通老百姓家庭一年的人情開支居然要上萬元，一個人平攤下來差不多是3000元上下。
其次，酒席上的鋪張浪費情況也很驚人，在浙江農村辦酒席，一桌酒席要花三四千元，這還是比較正常的。像一些家庭辦酒席，三四十桌的情況很普遍，比如婚喪嫁娶，這種情況辦一次酒席要花十多萬！
除此之外，農村賭博、六合彩更是長期流行。小康雖然幫助了普遍家庭脫貧，但終究收入有限。于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合理的、不理性的消費造成了老百姓生活的困難。
我在紅色文化網上看到賀雪峰先生的文章也談到這個問題，他說農村人情開支太大這一點讓很多農村人都感到壓力之苦，尤其是長江流域，比如重慶、湖北、湖南這些地方，也包括我老家東北農村，有相當一部分的農民收入都拿來處理人情世故了。
我經常引用張作霖的話說“江湖不是打打殺殺，江湖是人情世故”，但是如果人情世故把我們的生活目的全部都改變了，使得我們不得不為人情世故而付出很大的代價，那這一切就麻煩了。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辦酒席收取的人情錢就是為了花費，因為辦酒席有盈餘，這種盈餘可以作為村民家庭的經濟支援。但是現在的情況卻是有些家庭連續辦多次酒席，收了多次人情。
相反有些家庭若幹年都隻送出人情，卻沒有辦酒席收回人情的機會，這使得這些家庭被多次辦酒席的家庭占了便宜。這樣的事有了開頭就有了跟風，在過去約定俗成的酒席之外，還有層出不窮的酒席大量産生，這便導緻有些家庭辦酒席都不用說明原因了，這就是所謂的“無事酒”。酒席越辦越多，人情越來越高，所有的村民都因為人情世故受到巨大的壓力。
賀雪峰先生的文章還提到一個事，說起來令人痛心。一些村子裡老人自殺，在農村人财務外流的情況下，這使得村莊傳統的結構性力量解體，基層組織體系功能弱化，農村社會産生了各種問題。
如果說農村人是弱勢群體，那農村的老年人就是弱勢群體當中的弱勢群體。有一些社會調查也反映了這種現象，老年人自殺的問題相對嚴重，尤其是長江流域中部地區，農村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武漢大學的教授在農村調查的時候發現了一些讓人無法了解，說起來很難過的事情——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不全都是因為子女虐待，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因為年紀大了，身體不好了，老年人擔心拖累子女，于是便自己選擇自殺了。
另外，中國集體經濟面臨解體——保持了千年穩定的村莊社會結構正在面臨解體。過去相對封閉的村莊現在都變得開放了，農民可以從村莊外賺到錢，而且越來越多地從村莊外擷取收入。
在這種情況下，過去限制村莊“搭便車”行為的結構性力量解體，越來越多的村民學習“搭便車”，甚至越來越多的村民借國家項目在村莊落地的機會當釘子戶謀取利益，變成了“刁民”。但是缺少限制“刁民”的力量，使得“刁民”成為村莊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因為“刁民”會得到好處。
有了這種示範作用，便會有越來越多的村民變成“刁民”。一傳十，十傳百的結果就是村裡為公共利益所進行的集體行動陷入麻煩，國家要為村子做好事也會遇到釘子戶刁難。好事不好辦，也辦不好。
最後，在我們比較傳統的中國農村，老百姓的核心理念是傳宗接代、光宗耀祖。可是現在，圍繞生兒育女來完成人生任務、獲得人生意義的價值也被打破了，農村中普遍出現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現在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活着、活着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樣的活法才是對的。
聊到今天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心裡很沉重，我認為農村問題的複雜性，僅在這一篇文章是說不清楚的，但我要感謝這位武漢大學的教授在農村所做的這份調查報告，讓我們正确認識到了中國農村目前的的确确存在的問題。
因為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目前農村的種種問題依舊存在，我相信我們最終一定能解決這些問題。
參考文獻｜賀雪峰
責任編輯｜貝塔 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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