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貴州獨山軍校搞了一個“技術測驗”，19歲的廣東青年楊應彬在23總隊，1000多人中勇奪第一，這讓他備受矚目，楊應彬本人，也是沾沾自喜。
在進軍校之前，他還有些擔憂，因為他身高隻有1米55，而且長期打擺子，體質羸弱，他擔心自己經不起軍校的摸爬滾打，誰料僅僅7個月的時間，便“脫胎換骨”，在軍校中出人頭地。
有了這次耀眼的成績，楊應彬相信，自己可以在國民黨隊伍中爬的更快，之是以想向上爬，不是楊應彬有多大的官兒瘾，而是因為他是一名紅色特工，隻有真正打入敵軍内部，才能發揮作用！
楊應彬，廣東大埔縣人，出身貧寒農家，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在他12歲時，便寫了一本《小先生的遊記》，講述他從大埔縣出發，跟同學們前往上海尋找陶行知旅途中的悲歡記錄。
此書一出，立即引起轟動，沒多長時間，便再版了12次，每次2000多冊，因為内容太過真實，還一度被國民黨列為“禁書”。
憑借這本書，山區少年楊應彬一舉打入左翼文化圈，并受到陶行知等人的悉心培養。
在上海，楊應彬參加了左聯和抗日救亡，因為思想進步頭腦活絡，14歲加入共産黨，16歲便進了周恩來親自上司的“中共特别支部”。
1937年7月，侵華戰争全面爆發，時任淞滬戰場右翼軍總指揮兼第八集團總司令的張發奎，為提升軍隊士氣，特邀郭沫若幫他成立一支“戰地服務隊”。
當時的郭沫若，已是文化圈的名人，他振臂一呼，幾十名作家、音樂家、戲劇家，便投身張發奎的隊伍。
這其中當然少不了紅色特工，16歲的楊應彬就是其中一員，他的頂頭上司名叫左洪濤。
在張發奎隊伍中，楊應彬先後參與了淞滬會戰和武漢會戰，為了号召更多人參加抗戰，搞文藝工作的楊應彬等人，經常深入群衆中表演抗日節目。
除此之外，他們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潛移默化的影響張發奎和他軍中的将士。
他們巧妙的把共産黨的抗日主張，融入到張發奎的演講稿和文章，還積極與張發奎軍中的将士們交流，一點點的改變将士們的思想。
1938年年底，張發奎調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戰地服務團”解散了，但以左洪濤為首的紅色特工，卻留在了張發奎的部隊。
左洪濤擔任長官部秘書，楊應彬和其餘幾名成員，則在長官部警衛營工作，都是圍繞在張發奎左右。
10來個人，想要在張發奎部搞出什麼大事情來，當然不可能，他們的任務，是長期潛伏，慢慢打進核心部門。
于是，在左洪濤的操作上，1940年5月份，張發奎本人親自保送，将楊應彬送進了貴州獨山軍校深造，這才有了文章開頭的事情。
張發奎親自保送的人，在軍校的比賽中拔得頭籌，若張發奎知道了，那肯定開心不是？
結果這個喜訊還未傳到張發奎耳中，楊應彬便出事情了，因為他遇到了三個不講“規矩”的隊友，他們分别是王洞若、鄭體詩和郭弼昌。
在楊應彬取得好成績後，他們三人先後給楊應彬寫信，在信中用到了“巴黎公社的窮孩子”、“你播下的種子萌芽”等字眼。
很不幸，這三人的來信，被獨山軍校截獲，一看信的内容，就有人懷疑楊應彬的身份了，當時，雖然國共二次合作，但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經開始，很快，楊應彬就被軍校給秘密逮捕了。
被捕後的楊應彬并未慌亂，面對國民黨反共分子接連十幾天的審訊，他都是沉着冷靜的應對，沒漏出一點破綻，可是，那些人不肯罷休啊，他們誓要從楊應彬嘴裡問出些什麼。
随着時間的推移，審訊楊應彬的人耐心漸漸耗盡，他們抱着甯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的心态，給上司打了報告，要處決楊應彬。
而楊應彬，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怎麼自救，成了擺在他面前的一道難題，他被秘密關押，同志們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
好在一點，楊應彬在獨山軍校的人緣不錯，他有個同學叫彭朗，此人跟楊應彬關系要好，也曾在交談中，流露出同情革命的一面，于是，楊應彬決定求他幫忙。
他用漢語拉丁文寫了封信，讓彭朗偷偷帶出去，交給了他的女友兼接頭人鄧黎亞。
鄧黎亞是江蘇省海門縣靈甸鎮人，比楊應彬大2歲，她家境不錯，但命運悲苦。
鄧黎亞出生時，母親大出血而死，8歲時父親又因病離世，隻剩她跟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1931年，12歲的鄧黎亞，曾投靠上海的姑母在上海求學
1936年，17歲的鄧黎亞考入天津女子師範學校，這段時間，她的奶奶離開了人世，1937年，鄧黎亞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
可惜入學沒多久，侵華戰争爆發，作為一名有志女青年，她拒絕了去美國留學的機會，毅然回到炮火連天的上海，參加了革命。
到上海沒多久，她又聽到了一個噩耗，自己在老家的繼母和弟弟，被日軍的飛機給炸死了！
1938年1月，鄧黎亞也加入了張發奎的“戰地服務團”，在這裡，她與楊應彬相識相戀，成了親密戰友。
雖是戀人，但二人卻相約，不到抗日勝利的一天，絕不結婚！
比起楊應彬來，鄧黎亞入黨很晚了，是1940年随張發奎的部隊進入廣西柳林時，她才成為一名黨員，在柳州以兒童劇團指導員、教師等身份做掩護，推廣進步書刊，宣傳進步思想。
同時，她也是組織規定的，唯一可以跟身在獨山軍校的楊應彬直接聯系的人。
在收到楊應彬送出來的密信後，鄧黎亞慌了，她立即找到左洪濤，讓他想辦法救人！
看到楊應彬的求救信，左洪濤開始思索，怎麼才能讓楊應彬脫困，思來想去，他發現，能救楊應彬的隻有張發奎！
可怎麼樣才能讓張發奎救楊應彬呢？很快，左洪濤就有了主意，他決定拿楊應彬考第一的事情做文章。
在見到張發奎後，左洪濤就跟他聊事情，然後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把楊應彬考了全校第一的事情，跟張發奎說了。
果然，張發奎聽後覺得很有面子，是樂的哈哈大笑，他決定寫信表揚一下楊應彬，同時再給自己在獨山軍校的部下，擔任軍校主任的韓漢英寫一封信，讓好好培養楊應彬。
寫信這種小事，張發奎自然不用親自動筆，他就把此事交給了左洪濤，左洪濤聞言大喜。
給韓漢英寫信時，左洪濤措辭嚴謹，力舉楊應彬年輕有為，望其多加愛護培養。
給楊應彬寫信時，則用的是長輩對晚輩說話的口吻，教導他要勤奮學習，将來前途不可限量。
左洪濤的信寫的很好，張發奎看後很滿意，在信的末尾，簽上了自己的大名。
收到信後，韓漢英一愣，這位楊應彬是張發奎身邊的紅人？看内容……還可能是張發奎的晚輩，這麼悄麼聲的殺掉，肯定不行啊！
而那些反共分子，在看到這兩封信後，也不敢再造次了，他們哪裡能惹得起張發奎？
于是，楊應彬非放了出來，隻是，他在獨山軍校一直受到監視和懷疑，直到1942年，楊應彬離開軍校傳回張發奎的部隊，
回歸張發奎部後，楊應彬受到了重用，被任命為警衛團機槍連連長，他開始教戰士們如何使用重武器，還給他們上政治課，講國内外形勢，講團結抗戰，講持久戰、講反法西斯等等。
他的這一舉動，又引起了張發奎軍中頑固派的懷疑，跑去張發奎那裡告狀，張發奎聞言，哈哈一笑：“他從小跟我一起在戰場上抗戰，有什麼可怕的？”。
為了讓楊應彬更上一層樓，1943年冬，張發奎又把他送到桂林陸軍大學西南參謀班學習，直到1944年8月，才學成歸來，在張發奎參謀處作戰科當參謀。
此時的楊應彬，終于開始顯現他的作用，他真正開始接觸這支隊伍的核心，他把自己了解到的内幕，通過左洪濤，一點點送到了中共南方局。
蔣桂沖突、陳誠與何應欽的沖突等等，可謂是事無巨細，這為我方在西南開展統戰工作，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左洪濤、楊應彬等人是歡欣鼓舞，他們給組織打了報告，希望能回歸蘇區，但組織認為，他們留在張發奎部作用更大，沒有同意。
1945年底，左洪濤、楊應彬、鄧黎亞跟着張發奎來到了廣州，此時，國民黨反動勢力，加大了内部的清查，許多同志被迫撤離，楊應彬的身份，也受到了懷疑。
當時的他，在廣州行營的軍事核心機關參謀部任作戰參謀，為了更好的潛伏，他決定跟相戀多年的女友鄧黎亞結婚。
之是以要結婚，是要借此機會“秀肌肉”，展示自己在國民黨内部的人脈，讓國民黨反動派投鼠忌器。
這場婚禮，聲勢浩大，他們不僅請了張發奎來當證婚人，還請了200多名國民黨高官來參加婚禮。
在去邀請張發奎時，張發奎問了他們一個心驚肉跳的問題：“你們是不是共産黨？”。
這話，把楊應彬和鄧黎亞吓得不輕，可令他們沒想到的是，張發奎又接着說：“如果是，你們可以結婚，如果不是，你們也可以結婚，最怕一個是，一個不是，将來一個要做鳏夫或一個要做寡婦。”。
為什麼張發奎要這麼說呢？原來，他這個人，壓根就不在意自己隊伍裡有沒有共産黨。
早在第一次國共分裂之前，他的隊伍中，就有許多共産黨人，賀龍、劉伯承、聶榮臻、陳毅、朱德、林彪、葉劍英、徐向前等人，都曾當過他的部下。
南昌起義時，他沒有去追擊起義部隊，在後來圍剿紅軍時，他也是消極應對，能不打則不打，抗戰爆發後，張發奎則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抗日上，至于隊伍中是什麼人，他不關心，隻要對抗日有幫助，他是能用就用。
他之是以會問楊應彬二人是不是共産黨，是害怕他們不屬于同一陣營，将來自相殘殺！
在張發奎身邊将近10年，楊應彬、鄧黎亞當然知道張發奎是怎麼樣的人，但他們并沒有如實相告，而是打着哈哈：“我們跟您這麼多年了，是什麼人您最清楚，我們都不是！”。
聞言，張發奎哈哈笑道：“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果然，在張發奎給他們主持婚禮後，沒人敢再懷疑楊應彬的身份了。
1946年1月，楊應彬無意間聽到參謀部諜報人員的對話，說是在我方的東江縱隊安插了間諜，聞言，他立即将情報送了出去，我方有了警惕。
緊接着，他在整理資料時，又發現了一份蔣介石發給張發奎的密令，要求張發奎将東江縱隊聚而殲之，一網打盡，他立馬又将這份情報交給左洪濤，讓他傳遞了出去。
正是因為楊應彬這份情報，東江縱隊2500多名抗戰骨幹和家屬安全北撤，但也是以，他和妻子鄧黎亞的身份，受到了張發奎的懷疑。
不過，張發奎并沒有找他們的麻煩，而是派人警告他們：“你有共産主義思想，我們管不了，你可不能有行動呵！如果你有行動，黨紀、國法、軍紀都要制裁你。”。
從這一點也足以看出，張發奎對共産黨人的寬容。
雖遭受懷疑，但楊應彬、鄧黎亞夫婦并未撤離，他們繼續潛伏，解放戰争打響後，他們的上級左洪濤也撤離了，隻剩他們繼續收集情報。
1947年夏，形式更加嚴峻了，在征的組織同意後，楊應彬、鄧黎亞借口送親人回家，也離開了廣東行營。
離開後，他們轉道香港，來到十萬大山和雷州半島參加革命，1949年9月，廣州解放，楊應彬開始參與廣州的接管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楊應彬夫婦留在了廣州工作。
楊應彬先後擔任任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副秘書長、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省委常委兼秘書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黨組書記等職。
而出身清華大學的鄧黎亞也不差，先後擔任中共廣州市委副秘書長，廣州市顧委會委員，廣州市直機關臨時黨委第一副書記等職。
可惜的是，在浩劫期間，楊應彬夫婦受了6年的苦楚。
2013年，鄧黎亞離開人世，享年95歲，2年後，楊應彬也撒手人寰，享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