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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内讧:蔣介石棄車保帥“轟走”孔祥熙

作者:海南小甲
四大家族内讧:蔣介石棄車保帥“轟走”孔祥熙

孔祥熙字庸之,山西太谷人,出身地主家庭,祖輩在山西開過票号錢莊,到其父親一輩已漸趨沒落。孔祥熙就讀教會學堂,參加基督教,以後到美國讀書。長大成人看到清朝腐敗落後,西方列強在中國橫行無忌,激發了民族愛國心,要到西方學習,報效祖國。靠教會幫助在美國讀書時,認識了孫中山,參加同盟會成為反清革命黨人。他還結識了在美讀書的宋藹齡,時宋任孫中山英文秘書,兩人相談,不久,宋藹齡與孔結婚。宋乃把其妹慶齡介紹給孫接替英文秘書職務,後宋慶齡成為孫夫人。孔祥熙也成為孫的革命幫手。

  孫中山去世,1927年底蔣介石與宋美齡成婚。此時蔣掌握國民黨中央政權。替蔣任财政部長的宋子文,在财政經費用于抗日還是用于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的問題上,與蔣介石發生沖突,因而辭去财政部長之職。蔣介石遂把當時任實業部長的孔祥熙改任财政部長。

  庸庸碌碌的孔庸之(孔祥熙字)一切聽命于蔣,利用發公債,提高稅率,發鈔票,向國外貸款等手段為蔣介石籌反共經費,并是以而發展和鞏固了孔的金融大權。抗戰期間,孔在抗日大旗下大發國難财,使孔家變成了中國最有财富的大家族,宋藹齡成為中國第一 “富婆”。

  重慶有十多家日報、五六家晚報,除了孔家出錢辦的《時事新報》外,無不抨擊這位被稱為“财神爺”的孔祥熙,對他家的醜聞是決不放過的。他們公開抨擊,含沙射影,種種方式,種種筆調,對孔絕不留情。抗戰期間不少漫畫刊物以及多次巨型漫畫展覽,“孔财神”一家是最大的冷嘲熱諷對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高龍生、汪子美的《幻想曲》。報刊對孔的譏評促成了“耗子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有些民營報紙老闆對編輯部說: “除對老蔣一人外,其他的人不對就罵。”不罵蔣介石是為了保護自己。孔祥熙大家都在罵,大快人心。

  知識界以馬寅初為代表,在很多場合,公開揭露、抨擊蔣介石的财政政策,矛頭指向孔祥熙:“千百萬将士犧牲流血,億萬人民颠沛流離”,“後方之達官貴人……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财”等等。在市中區黃家垭口中央實驗劇場,馬老發言慷慨激昂。他說:有人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麼就必須做到“大義滅親”,立即殺掉孔祥熙。馬老主張開“臨時财産稅”,征收豪門巨富的不義之财,充作抗日經費。他對恐吓者說:“所有指責,全系事實。”十天後又在重慶大學演講,受到熱烈歡迎。

  孔祥熙十分惱怒,要求懲治馬寅初,兼以馬的演講也刺痛了蔣介石,蔣遂下令逮捕馬寅初。但馬老的聲望很高,使憲兵司令部很感為難。經反複商議後,于是以請馬老去前線考察為名,将馬老送到貴州息烽關押。據監獄主任周養浩說:“送馬到息監,全監在押者十分激憤。”“在這種壓力下,隻有對馬老在生活上多加照顧,如馬老有冷浴的習慣,獄方極力配合。對馬老在獄中發表什麼言論,我也隻有裝着不知道。”以後輾轉關押,不久還是釋放。出獄後,馬老對“四大家族”的揭發仍在繼續。

  國内群眾與輿論對孔财神的抨擊是不停的。國民黨内元老派和政學系、 CC派、三青團等也伺機倒孔,首先發難的是政學系。1941年日本進攻香港,危在旦夕之時,國民黨政府在港的一些要員,急電重慶政府派飛機前來香港執行撤退任務。有一張由蔣介石親自準許的應接回重慶的人員的名單。計有《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教育部駐港特派員周尚,号稱“南天王”的粵軍領袖陳濟棠,國民黨中央委員駐港澳支部主委和政府駐港軍事代表陳策和著名抗日将領方振武等。這些人都在香港啟德機場等候專機。他們怎麼也沒有料到,飛機降落時身着軍服馬褲的孔二小姐把持飛機艙門,拿着手槍聲稱,誰敢上機就開槍。什麼中央委員、上将、大員一律不準上飛機。還把上了飛機的“南天王”陳濟棠趕了下來。方振武、陳策也被拒絕登機。而孔家副官則擡箱扛包将物品運上機,還把洋狗、奶娘、侍從,甚至進階馬桶、澡盆都搬上了飛機。

  這是最後一班飛機,日軍槍聲已近機場。導緻以後發生的種種情況是:擔任過孫中山保衛工作、海軍中将、隻有一隻腿的陳策,為了逃出香港,冒險渡河到達廣東,逃出日本占領區。陳銘樞、胡政之在九死一生後逃出香港。方振武在逃離香港途中被日軍擊斃(他是香港知名人士陳方安生的爺爺)。

  政學系不僅向蔣介石告狀,還利用《大公報》等報揭發和抨擊,并要監察院派員調查。此事未了,“半甘半晉”、人稱衛大法師的衛聚賢拜訪監察院院長于右任。衛是清華大學畢業的曆史學家,作為“山西人才”,被“收容”于孔家 “人才庫”,以高薪放在中央銀行研究室。衛借機長期研究曆史,頗多建樹。衛找到于院長說:“去年中行結算,不多不少結餘一進制法币。豈非怪事?”

  中行乃國庫,當年經費已被“皇親國戚”鲸吞。經手人員有所不平,因分贓不均而互相攻讦。衛雖是吃孔家飯的人,但他畢竟還有幾分文人正氣,聽見中行之事不平則鳴,他不敢公開抨擊孔,故把有關情況向監察院院長于右任透露。

  孫中山先生創國民黨,并予國民政府五院制,乃一民主規範,五院平行,獨立執權,互相制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蔣介石執行獨裁政治,抗戰期間,以軍事第一為需要,設國防最高委員會自任主席,五院院長為當然委員,是以一切要服從于他,由此監察院徒有虛名,形同虛設,不過是進階養老院而已。此次衛聚賢據實揭發檢舉,監察院不能不管,經會議認為衛的檢舉材料有根有據,來自中央銀行内部,決定由鄂籍監委劉禺生執筆寫就《彈劾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A錢渎職、禍國殃民一案》。監察院秘書長程滄波,在監察院承上啟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原是CC重要骨幹,曾擔任過中央日報社長,他認為可以“輿論先行”。于是由程簽署把新聞稿送 “中央社”。殊不知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陳布雷打電話說,蔣介石 “命”撤回新聞稿。

  次日僅有一家《益世報》刊出,原因是參加監察會的委員範争波是該報主筆,他返報社以本報訊發出此稿。範本身又屬中統,從他的立場,不僅要刊出,還要放在顯著地位。結果《益世報》被勒令當天報紙收回,罰停刊一月。這種懲罰算是很輕,雖是中宣部下的條子,實際是陳布雷所為。程滄波也被停職,隔了一段時間,才被派到中宣部當副部長。

  “彈劾一案”流産。于右任身為國民黨元老,素來就看不起蔣介石“不學無術”,聲稱不幹了,打算離開重慶。這個消息立即為蔣介石所知,行政院送來汽油三桶,是作于院長遠行之用。于去蓉不再返,并正式提出辭呈。

  蔣又派四川省主席張群前去勸留。于返重慶。以後于院長坐車,途中車輪飛脫;坐飛機,空中漏油。死裡逃生,總算命長有驚無險。在朝野各個方面的聲讨孔财神劣迹時,四大家族也爆發了内讧。出現了震驚陪都的兩大件大事: 一、槍決中央信托局運輸處處長林世良

四大家族内讧:蔣介石棄車保帥“轟走”孔祥熙

  軍統頭子戴笠的特務組織從“十人團”起家發展到數百人,又擴充數千人至數萬人,以後包括武裝在内号稱十萬人,蔣介石撥的經費遠遠養不起這個龐大特務集團。戴笠知道老蔣的脾氣,為了讨好老蔣,從不向老蔣伸手要預算以外的錢。初期在上海隻有百餘人時,經費不夠,杜月笙還可以補助。到了重慶上萬人了,戴就找孔祥熙。軍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軍事調查統計局的簡稱)為了保衛蔣介石,在侍從室設了一個“特别警衛組”。戴為了向孔開口,也為孔加設一“特警組”。孔心中也明白,未等到戴開口,孔就給戴在财政部下添設一個“貨運局”,意思是利用這塊招牌找錢。由于各種因素,勢必要在财政部下設一個緝私總署,署長人選孔提幾個人由蔣圈定。這個緝私總署是一個油水最大的機構,戴笠認為必須握在手中。這不僅使他權力增強,更重要的是這個“油水”可以養活百萬特務,是以勢在必得。沒有想到,孔祥熙提的幾個人中就是沒有戴,名單送到老蔣那裡,老蔣在批示一欄寫了戴笠的名字。戴雖然得到了緝私總署署長位置,但對孔極為不滿。

  蔣介石最早是拉老舅宋子文當财政部長,孔祥熙利用機會奪了這個職務之後,又把持了“中中交農”四大銀行,控制了整個金融界,嚴重傷及宋的利益。伺機反攻的宋子文聽說戴笠不滿孔,于是拉攏戴,并對戴說: “以後我掌了财權,軍統經費我全包了。”于是聯合倒孔。

  1941年底,中國與英美蘇結成反法西斯的“同盟國”,美國救濟總署支援中國數百輛道奇卡車,主要是運輸抗日戰争中急需的醫療用品,前線所需食品罐頭、軍隊禦寒用品等軍用物資。當時戴笠在昆明西南運輸管制局設有監察處,凡通過車輛由他檢查,持有把關大權。聽說這些車輛由行政院副院長兼财政部長派人接收後進行配置設定,戴笠認為從公從私 (為他所屬貨運局和緝私總署)都應該配置設定一部分車輛。戴笠向人要東西,隻要開了口,沒有說要不到的,何況本就應分一點給他。沒有想到,肥水不流外人田,孔祥熙大筆一揮全部交給中信局運輸處處長林士良,林此時在孔家大走紅運,與孔二小姐打得火熱。孔為了培養未來的女婿,也十分信任他,是以将這數百輛大卡車全部交給他了。戴笠再也忍不住了,加上宋子文背後鼓動,于是立即撤回保衛孔公館的特别警衛,但孔仍然不買賬。不久,軍統接到昆明拍來情報,林世良的運輸大隊一半的車子不是運輸軍事物資,而是大批重慶市場缺俏物資,如進口的化妝品、美國尼龍襪、法國香水、女用衣料、男用毛呢、美國香煙、歐洲洋貨和咖啡、名牌煙酒等等。那時抗戰陪都物資缺乏,連牙膏本地都造不出,外面沒有進。這樣一批外國進口貨,運到重慶真是黃金萬兩。戴笠不放過此一機會,下令立即扣留林世良,并由監察處将全部車輛送至重慶。車到重慶後抵達海棠溪站前二公裡半的地方,這是蔣介石上黃山(蔣住黃山)必經之路。戴笠一切安排妥當,蔣由曾家岩到黃山公館,戴陪同到達二公裡半的地方,戴向蔣報告他扣留了 50輛運私貨的軍用大卡車的事,并請蔣下車後親自查閱。蔣一看大怒,問是誰幹的,并令戴笠将主犯林世良送交軍法總監。戴趁熱打鐵,乘蔣盛怒之際,把寫好的案情報告和查扣物資清單連主犯林世良親交軍法總監何成浚。在戴笠陪同下,軍法官審訊口供,林士良有恃無恐,一一承認。軍統辦公室主任毛人鳳立即向報界透露,尤其是《商務日報》半版報導這個消息,并寫評論。有的報紙說:“中外古今,朝朝代代都有貪官污吏,故不足奇,關鍵是當局對A錢能不能依法自治。”并主張亂世重刑等等。此時,孔二小姐不僅損失了百萬金條的私貨,而且至交好友林世良的性命也危在旦夕。她跑到宋美齡那裡哭訴,緻使蔣介石夫婦為此發生争吵。聽說蔣介石生氣用手杖打死一條宋美齡心愛的洋犬。戴笠拿着林的口供和《商務日報》以及駐重慶外國記者向國外,主要是發往美國的電訊,呈送蔣介石。蔣此時正在向美國求援貸款,為了表白他依法嚴懲的态度,不得不在戴拿來的口供上批“槍斃,以肅官箴”等字。戴笠怕變,又親持批文到軍法總監要何總監立即執行。這種速度是孔家沒有預想得到的,他們還在計劃援救林世良時,中央社的消息已在各報刊出:“昨日槍斃走私A錢犯林世良。”盡管他隻是替罪羊,但對孔财神不可能打垮的神話,是一次大大的動搖。

  二、财政部直接稅局局長高秉坊判無期徒刑

四大家族内讧:蔣介石棄車保帥“轟走”孔祥熙

  四大家族的陳果夫、陳立夫與孔祥熙的鬥争,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45年 2月,重慶各報以顯著位置刊載了“中央社訊”題為《高秉坊渎職A錢,法院昨逮捕法辦》的新聞。消息傳出,朝野上下一片驚訝,街頭巷尾議論紛紛。

  高秉坊是山東博興縣人,畢業于南京金陵大學林業系。在上世紀 20年代,孔祥熙任工商部長和實業部長時,高在實業部因為辦事幹練、勤勤懇懇,深得孔的信任。

  30年代,孔出任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裁兼财政部長,高出任稅務司司長。

  高到職之後,以整理地方稅務為名,發起了一次全國稅務會議,邀請各省、市财政廳長、财政局長及有關人員,到南京開了一次十分熱鬧的大會,理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稅關系,解決了地方一些不合理的财稅問題。會議以後,他決定籌辦直接稅,創民國以來賦稅的嶄新局面,既使中央财政增加财源,也有利于地方财政的收入。高秉坊的稅務改革頗有成效,自恃有才,凡事獨斷專行,飛揚跋扈。

  國民黨内部派系很多,搞黨務的也想在稅務方面占一席之地。高秉坊提出“新稅新人新精神”的“三新”政策,迫切需要有一批新骨幹來執行,于是就在财政部下首先破例開辦了一個稅務人員訓練班。這就與搞黨務的CC頭子陳果夫發生了沖突。陳認為,訓練稅務幹部,要麼由中央政校直接訓練,要麼由财政部委托中央政校辦理。高都不采用,而是在财政部下他自己主持訓練。高為了抵制 CC,還請出全國學生軍訓教導總隊長桂永清兼任訓練班教導長。桂為複興社高幹,這明顯是對付 CC,使陳果夫火冒三丈,卻又不便得罪複興社,隻得暫時忍耐,伺機報複。

  1942年,在賦稅的改造中,直屬稅局人員一律要經過考核使用。這個消息傳出,很多縣分局重要官員感到恐慌。過去 CC曾派了一批人員進入稅局,有六人都擔任縣分局局長。是以陳果夫要中統局局長徐恩曾去拜訪高秉坊,向高打一個招呼,要保留這六個縣分局局長。高對此答複,他說:“稅務人員不能兼任其他職務;任何幹部,尤其是分局長一定要嚴格考核,不稱職的就淘汰。”經過考核後,這六個縣分局長兩名被淘汰出局,另外四名調職使用。

  這件事更使陳果夫大為不滿,訓示徐恩曾立即成立“高秉坊專案小組”。徐兼組長,兩個被撤職的分局局長為主要成員。經過一段時間,專案小組寫了一份高A錢渎職的調查報告。陳果夫以侍從室主任看也不看就批交法院嚴懲不貸,并以軍委會名義将高逮捕,陳果夫還向法院訓示判高極刑。法院調查認為不足判刑,推來推去,在陳果夫壓力下,其以所謂的“模糊審判”判決高以極刑。法院抗不過 CC,采取“初判”方式判高秉坊死刑,暗下囑高向高院上訴,用推的辦法對付 CC。

  高不服,請名律師章士钊、戴修瓒為他辯護。加上法律的支援依法更審,複發重慶地院,于 1946年1月20日作出更審,改判:“高秉坊連續對于主管事務,直接圖利,處以無期徒刑,剝奪權利終身。”

  高秉坊被關在重慶石闆坡監獄中,也是别開生面的。監獄同意高的家屬及同僚,在大牆之内砌一棟一房一廳的私房,高就在裡面服刑。他夥食自理,配一名廚師也是自費。各報記者通過監獄長就可以采訪。這在國民黨的司法監獄史上,由犯人在獄中自建公館坐牢,也是唯一特殊的例子。

  高秉坊一案對倒孔是火上加油,還沒有等到官司打完,孔财神在衆怒之下已經垮台了。CC為了要讓孔永不能翻身,原是要置高于死地,雖未達到目的,但以高壓手段判了高無期,也算是一記重拳。倒台的孔祥熙與其老婆宋藹齡早已将巨額的公家所有美金、金條從巴西轉到瑞士,雖然烏紗帽丢了,但還是一個擁有 10億美元的中國首富。

  從“反孔”的戰略上看,四大家族内部的派系鬥争,殺了林士良之後又抓了高,加速了孔财神倒台。“四大家族”内讧,孔、宋、陳幾家沖突并沒有完全讓蔣介石失去“保孔”信心。岌岌欲堕的孔氏财閥,最後更瘋狂,一方面在轉移吞蝕的黃金、美元,又發生吞蝕了美元貸款,接着發生黃金漲價消息外洩案。這些使輿論沸騰。監察院插手調查,公布購買黃金的大戶。

  重慶是陪都,外國報紙和通訊派了不少記者,又以美國為多。他們向外發新聞不受任何檢查。國民黨中宣部以一個副部長專門與他們打交道,同時還設了一個“駐外記者招待所”,不僅要為他們提供通訊友善,對生活也派專人侍候。美國記者中雖有的為蔣說幾句好話,他們可都是自由主義者,有聞必錄,把孔祥熙一家醜聞都發到美國去了。國内見不到的新聞在外國報刊上反而有報道。如 1943年,孔祥熙想為财政開一條邪路,四川是産鴉片煙大省,重慶又是川、雲、貴三省毒品集散地,孔投資,指定由川西最大毒品販子、大袍哥冷開泰和重慶袍哥少壯派領袖石孝先合辦公司。這件事美國記者知道了,在一次國民黨行政院新聞釋出會上,美記者提出這條新聞,以求證明,中宣部發言人矢口否認,此公司因而流産。

  孔祥熙的醜聞避免外揚,蔣介石過去保孔為的是保己,現在到了非換馬不可的時候,棄孔也是為保蔣自己。陳布雷提醒老蔣必要時還得棄車保帥。

  在免去孔的職務時,蔣介石采取的是暧昧手法。1942年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對中國抗戰是有利的。成立了美、英、蘇、中同盟國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同消滅法西斯。此時外交比軍事還重要。蔣介石委他舅兄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長,後以特使身份要去美、英簽約,故提高“檔次”以宋為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孔祥熙則于 1945年 5月才正式提出辭去行政院院長的辭呈。可見其中内幕之微妙。

  在“四大家族”内鬥失意的孔祥熙,仍然是“孔财神”。1947年四川水災,上海市長吳國桢主持為水災募捐大會,邀了孔出席。與會者滿以為這個中國第一富豪,會樂善好施,結果孔卻一毛不拔。慷慨捐獻的竟是杜月笙。吳國桢對左右說:“你看這個家夥還不如一個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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