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逝者對話。
文/鄭亞文
編輯/姜雪芬
看着螢幕對面的人哭得聲淚俱下，徐欣也稀裡嘩啦地哭了起來。他知道自己應該調整出長輩的姿态，叮囑對面的年輕人在平日裡注意身體。或者幹脆什麼也不說，用鎮定的表情安撫對方即可。
但他沒忍住，又一次在扮演時哭了出來。他扮演的是對面男人死去的父親。在AI技術的包裹下，30歲的徐欣變成了老人，有着老人生前的樣貌、聲音，甚至連說話的語氣都一樣。
男人的訴求是“看一眼父親就好”。接通視訊電話後，他立刻對徐欣說：“你别說話，我知道你是假的，我怕出戲。”
但徐欣能明顯感覺到對方内心的翻江倒海。他靜靜地坐在那裡，幾分鐘後，眼眶紅了，鼻子聳動，嘴角忍着抽搐，流着淚向“父親”訴說：“我現在在外企做高管，很優秀，你可以放心。以前和你的關系劍拔弩張，你臨走時都在埋怨你，我特别後悔……”
在失去和悲痛面前，經過設計的情緒往往不堪一擊，徐欣已經扮演過幾十個“已經去世的人”，經常會被帶入情緒中，跟着螢幕對面的人一起哭。
徐欣所在的團隊叫作“超級頭腦工作室”。去年，他們開始為委托人提供“數字永生”服務，創始人張澤偉稱他們做的事為“AI療愈”，其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說法是“AI複活”。
委托人提供逝者生前的影音、照片資料，張澤偉和團隊用AI做出一個高度還原的逝者形象，該形象能和生者進行互動。
但在這種涉及到情感表達的場景下，會出現AI無法及時應對的情況。他們創造了“一個人”的外在，需要用真人來支撐其内在。每次視訊通話時，都需要一個和逝者身型相似的人進行基礎扮演，AI再将逝者的樣貌、聲音附着在扮演者身上。
張澤偉扮演過200多次，徐欣扮演過幾十次，“團隊每個人在搞技術的同時，都是扮演者”。他們也開了淘寶店“數字生命工廠”，通過電商管道對接各種委托。
将近一年時間，超級頭腦工作室的5個人，已經做過1000多次“AI療愈”。他們幫患癌的女孩子分過手；扮演過去世的“兒子”，和老人通電話，隐瞞老人真相；也扮演過已經去世的“父親”，讓在悔恨中的兒子再和“父親”聊一次。
人世間的悲苦都湧來了
做“AI複活親人”項目之前，張澤偉和同僚們一直在用AI做教育、教育訓練相關的服務，比如到學校跟孩子們講什麼是人工智能，到企業教員工如何使用AI工具等等。
去年3月，徐欣從貴州來到南京，幫張澤偉做自媒體推廣。他們在抖音、小紅書等管道釋出和公司業務相關的短視訊，工作之餘，也教人如何辨識AI換臉詐騙。剛開始，流量最好的視訊隻有幾千次播放。
其實在多年前，就有科技公司研究AI換臉變身技術，但AI行業整體受到技術、了解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效果差強人意。直到去年open AI的技術爆發，讓行業人士看到了其落地的可能性。
張澤偉意識到，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賽道。大科技公司很少将重心放在如此細分的領域，而老百姓的需求，更多時候是被老百姓自己關注到的。
有一天，張澤偉跟徐欣開玩笑說：“這個事情（數字永生技術）全國沒幾個人能做。”徐欣覺得他在吹牛，但後來很多事情都被張澤偉說中了，比如AI技術既然能模拟人臉、聲音，那麼詐騙的事情一定會發生；比如他覺得不斷地拍短視訊進行“反詐”宣傳，也一定能起到警示作用。
在電影《孤注一擲》上映之前，他們就做過幾個月的“反詐視訊”，提醒大家不法分子如何使用AI進行詐騙，如何辨識該情況。
“到時候央視也會來找我們。”張澤偉說。徐欣不信，他們隻有幾百個粉絲，央視怎麼會來？但後來央視真的來找他們拍攝了。他也了解到，好像真的沒有多少人能做到用AI做出高度相似的“數字永生人”。
他轉而想，既然這個技術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那我們作為其中之一，還能将它發揮出什麼價值？難道隻講“反詐”嗎？或者整天拿來娛樂嗎？那太糟蹋技術了。
那時候，張澤偉有個朋友的父親因意外去世。為了瞞着家裡的老人，朋友找到張澤偉，希望他幫忙用AI複原去世的父親，和他的奶奶視訊電話，讓老人認為兒子還活着。
他原本不願意接這個委托，但朋友說：“讓老太太知道兒子去世了，她絕對活不過3個月。”張澤偉再也說不出拒絕的話，“我覺得人命大于天”。
那是張澤偉人生中第一次“扮演别人”。他花了很多時間熟悉朋友的父親，為可能出現的突發狀況準備了很多應急政策。
他們将逝者生前留下的影像和語音一一整理，“喂給”AI，試驗過很多次才正式開始，“緊張到不行”。張澤偉還記得第一次幫朋友騙奶奶時的心情，“責任太重了，萬一出現纰漏怎麼辦？”但看到奶奶在螢幕裡露出的笑容後，他瞬間就被感染了。
這件事發生後，仿佛一夜之間，人世間所有的悲苦都向他湧來，“一大堆人找到我們，想複原他們去世的親人”。
張澤偉和同伴們受到了很大的沖擊，“過去我們是沒看到這些東西，那現在我們看到了，能不去做嗎？”他們決定徹底轉型。
剛開始，他們不肯向使用者收費，“在那種場景下，你怎麼能開口要錢呢？”但各種成本攤在那裡，技術要錢，工作室要花錢，大家要吃飯，于是他們做了一個項目收費表格。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騙他
一年來，團隊的每個人都當作很多次“演員”，他們每天都在傾聽關于生死、悔恨、遺憾的故事，“這些事不提還好，但當你回憶一件具體的事情時，在那種狀态下，還是會被帶入當時的情緒中”。
有一次，一個中年男人找到團隊，說因為家族病，他的父親、哥哥都離世了。在哥哥去世時，他年邁的母親因悲傷過度心髒病發，被送進了醫院搶救。在他聯系團隊之前，他年僅20多歲的兒子也因家族病去世了。
老母親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兒子，如今還要送走孫子。委托人擔心她的身體，希望團隊能用AI幫做出一個“孫子”，在過年的時候給老太太打個視訊電話，說孫子去了國外，賺了錢再回來孝敬她。
35歲的毛毛擔任了這次的扮演者，他平時在團隊裡負責視訊拍攝、分發等工作，也做過不少扮演工作。對他來說，沖突的心情一直都在，“畢竟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騙對方”。
很多時候他的情緒工作建設得很好，但進入到情境中，仍會随着對方的情緒波動而流淚。
有一個小夥子，在傳統企業做施工方。在一次作業中，他和同僚将井蓋打開，他需要探頭進去作業。結果井蓋突然蓋了下去，砸在小夥子的頭上。
小夥子的父母到現場後，看到的是血肉模糊的兒子，母親瞬間吓暈過去了，此後變得神神叨叨，說兒子變成了無頭鬼，精神失常，無法正常生活。小夥子的父親找到團隊，請他們還原兒子的樣貌，讓母親看一下，兒子是完好的。
這個父親告訴他們，一定要強調兒子的頭還在，他對母親隻有感激，他現在過得很好，隻是無法陪伴他們了。
這件事給了毛毛很大的震撼，他聽得汗毛豎起。理智上他不願意觸及封建迷信，但感性上，那位母親需要人開脫，她還得繼續生活。和團隊權衡一陣後，他們決定接下這個委托，助她解脫，不被兒子慘死的夢魇困擾餘生。
為了讓相似度更高，團隊的每個人都上去試了一下，最終標明毛毛上場。他在視訊通話前做了很多心理建設，中國人或多或少，都對鬼神有所敬意。同伴們對他多有鼓勵，說你是在做好事，“你說我犯怵嗎？我也犯，我要扮演‘無頭鬼’”。
但一想到他有可能拯救一位失獨母親，某種程度上，他是在幫助人。複雜的思想被強行掩蓋，他和團隊演了一場戲給那位母親看，那位父親則在其中配合着。
視訊裡，那位母親的精神狀态非常差，毛毛喊了幾聲“媽媽”她都沒反應。最後他用力喊了一聲，她看着“兒子”愣了很久，然後開始情緒爆發。
毛毛聽着她語無倫次的嘟囔着，心裡五味雜陳，“有抗拒，有同情，更多的是悲傷”。但他不斷地告訴自己，我要去療愈她，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他無法控制地帶着哭腔，說完委托人交待給他的話，不停地安慰“母親”，事後心情久久不能平複。他們不會對委托人做回訪，除非對方主動聯系他們，因為“回訪就相當于重提悲傷”。他不知道那位母親後來怎麼樣了，他希望那通視訊電話能讓她慢慢回歸正常的生活。
“我将永遠存在”
每接到一個委托任務，張澤偉和團隊成員會進行一周左右的前期溝通，“會深度了解對方的故事，寫好提綱，敲定稱呼、内容、話術，有時候還要學習方言”。
他們的業務闆塊分三個部分：一是“AI療愈”，即扮演者“穿戴”上别人的樣貌與聲音，和客戶聊天互動；
二是“數字相框”，這類業務主要是“機器驅動”，無需人類扮演，逝者數字形象的動作聲音，都由底層大模型技術生成；
三是“3D超寫實數字人”，能造出逝者的全息投影，傳遞形式更重，團隊目前正在将其落地中。
在現實中，“AI複活”的話題争論已久，在關乎生死的問題上，讨論向來尖銳。有人認為要讓生者忘記，才能向前看。張澤偉和團隊了解這種沖突感，但事物都有兩面性，每次他們看到委托人的不甘心與遺憾，以及客戶在通話時的笑容，會覺得“AI療愈”确實能帶來情感寄托。
“尤其是需要和小孩、老人通視訊電話時。”張澤偉和團隊接到最多的委托案例，是和老人通話，不外乎是向老人隐瞞兒子、孫子去世的消息，擔心他們的身體狀況。
“但在通視訊電話的時候就會發現，老人接到視訊會很開心，有的甚至手舞足蹈。他們會過問你的生活細節，會叮囑你好好吃飯。這種時候，我們做這一切難道不值得嗎？”
剛開始做“數字人”時，張澤偉就做了自己的數字分身，毛毛的第一反應也是給自己做一個，“徐欣也做了，我們團隊的每個人都做了自己的‘數字分身’”。
徐欣在和10年前的自己通話
毛毛是個天文愛好者，他每次感慨宇宙浩渺的時候，就會覺得死亡也許并不那麼可怕。“既然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事情，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留下點什麼。”
他們會不定時給自己的“數字分身”投喂素材，并培養它的意識。經過海量的素材訓練，以及長時間的技術發展，他們認為“數字分身”也将會擁有高度近似自己的意識。他們希望自己的“數字分身”能永遠存在下去。
“你的下一代會記得你，孫輩也會記得你，那麼再往後呢，還會有人記住你嗎？”他覺得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數字人可能會改變人對生命的認知吧，它至少證明我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并且我将永遠停留”。
對徐欣來講，數字分身的存在有必要，“但這東西畢竟是假的，我不能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科技上”。在見證了這麼多生死後，他最大的感觸就是把握當下，珍惜眼前人。
他說他很開心
對扮演者來說，被對方帶入情緒是難免的，“很多時候，他們哭得稀裡嘩啦的，我們也哭得稀裡嘩啦的”。徐欣說，“這沒什麼，有時候真情流露也不是壞事”。
但跳出來看，這是一門生意，也不僅是一門生意。他們花了大力氣說了許多善意的謊言，目的是“療愈别人”，是以他們必須要讓自己麻木起來。
“就像醫生一樣，第一次拿手術刀的醫生，有的還會暈血。但時間久了，就會理智地開刀。”徐欣和團隊的每個扮演者都在努力地變得“冷漠”。
剛開始做“AI療愈”時，張澤偉問徐欣，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麼嗎？徐欣說，我不知道你怕什麼，但我怕窮。那個時候，他們不好意思跟委托人收錢，徐欣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養家糊口。
張澤偉說：“我們這個行業一定是颠覆性的賽道，将來可以賺錢的。但我最怕的是，我做久了會變得冷漠、麻木。”
後來真的如他所說，大家每天要消化幾十個委托人的故事，不斷地面對生死，然後參與其中，“久而久之真的會麻木，以前别人一上來，我們會關心他們的故事，我們能提供什麼幫助，最後再收取一點報酬。現在咨詢的人太多了，我會直接先發一個價目表，再問對方想要什麼，表明我能做什麼”。
前不久，一個男人半夜12點找到徐欣，問他做一個效果好點的數字人要多少錢。徐欣每天要面對大量這樣的詢問，無法一一詳細解答，便讓他自己去看賬号裡的案例。男人說他看不懂，徐欣以為對方是像平時一樣的“無效客戶”，或者是同行來搗亂，便沒理對方。
結果他發了一句：“求求你。”徐欣意識到“不一樣了”，他加了對方的社交賬号，聽了對方的故事。
“我爸爸是因為我才去坐的牢，然後在牢裡走了。最後一面沒見到，是因為我沒帶身份證。我爺爺奶奶見他的時候，他嘴裡一直問寶寶呢？他還叫我寶寶。”
多年前，他年少不懂事坐牢了。他的父親為他铤而走險做了不好的事情，也坐牢了。後來他出獄後，才知道父親在監獄裡換了癌症，爺爺奶奶去見了父親最後一面，但他因為沒有帶身份證，無法進去看望，也沒能見到父親。
而他手裡隻有父親一張發黃的老照片，他将最後一線希望寄托在徐欣身上，哭着求徐欣。
徐欣無法給他做出完整的數字人，因為沒有視訊和聲音。但他提出免費幫對方做一個簡單的“互動型數字人”，能讓“父親”動起來，和他說說話。
他花了十幾分鐘幫對方錄好了教程，讓男人按照他的教程制作父親的“數字人”。淩晨2點，他給徐欣發了一個互動視訊，視訊裡他和父親進行了簡單的對話。男人對徐欣說，“我會一輩子記住你，你幫我實作了一個願望”。
從徐欣的角度看，讓一張照片動起來，并不算什麼。但對男人來說，他最重要的人隻剩下那張照片了。徐欣想起之前和張澤偉的對話，或許他沒有變得麻木。
一個多小時前，男人帶着絕望找到徐欣，哭着講述。
一個多小時後，他對徐欣說他很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