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郝田虎
20世紀初，在日本留學的青年魯迅注意到彌爾頓和彌爾頓的撒旦形象。魯迅與彌爾頓是怎樣産生聯系的？對彌爾頓筆下的撒旦形象，魯迅作出怎樣的解讀？為什麼說在彌爾頓中國接受史中，“魯迅傳統”影響深遠？請您與我們在文中尋找答案。
英國大詩人彌爾頓深度參與了英國資産階級革命，有人說，彌爾頓的筆和克倫威爾的劍共同成就了共和國的偉業。彌爾頓在史詩代表作《失樂園》中塑造了反抗上帝、不屈不撓的叛逆天使撒旦這一不朽的文學形象，在世界文學畫廊中熠熠閃光。彌爾頓筆下的撒旦形象曆來是人們關注和争議的焦點，作為革命詩人的彌爾頓與其撒旦形象密不可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甚至聲稱，彌爾頓“與魔鬼同黨而不自知”。20世紀初，在日本留學的青年魯迅注意到彌爾頓和彌爾頓的撒旦形象。在《科學史教篇》中，魯迅把彌爾頓和路德、克倫威爾、華盛頓、卡萊爾一起視為偉人，“後世瞻思其業，将孰謂之不偉欤？”這種列舉是梁啟超式的，而魯迅文采斐然：“蓋中世宗教暴起，壓抑科學，事或足以震驚，而社會精神，乃于此不無洗滌，熏染陶冶，亦胎嘉葩。”研究表明，魯迅作為《新小說》的訂閱者，其小說觀受到梁啟超很深的影響。1906年，魯迅懷着科學救國的夢，出版了他自日文轉譯的科幻小說《地底旅行》，原作者為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小說第六回末有一首歌，其中提到了撒旦：
進兮，進兮，偉丈夫！日居月諸浩遷徂！曷弗大嘯上征途，努力不為天所奴！瀝血奮鬥紅模糊，迅雷震首，我心驚栗乎？迷陽棘足，我行卻曲乎？戰天而敗神不痛，意氣須學撒但粗！籲嗟乎！爾曹胡為彷徨而踟蹰！嗚呼！
這是探險家列曼的助手亞蓠士“危坐筏首，仰視晴昊，俯聽波聲，歡喜不盡”時所歌，可以名之為《進兮歌》。有人認為這首雄壯的歌像馬賽曲，實際上，這首魯迅原創的十四行詩歌更像是他寫的彌爾頓《失樂園》讀後感，熱情讴歌了敢于行動、不屈不撓的“偉丈夫”，其特征是撒旦式的反抗精神。魯迅自注稱：“撒但與天帝戰，不勝，遁于九地，說見彌兒敦《失樂園》。”他提醒我們注意的材料來源不是《聖經》，而是《失樂園》。由于《地底旅行》1903年部分發表于《浙江潮》，是以魯迅開始認識并贊揚彌爾頓的撒旦是在1903—1906年之間，他閱讀的是德語譯本《失樂園》。在《進兮歌》中，撒旦為了擺脫“天”（上帝）的桎梏和奴役，奮起反抗，不畏迅雷（上帝的秘密武器）和荊棘（迷陽是帶刺的小草），不懼流血犧牲，不怕失敗，意氣豪壯，勇往直前。除了“迷陽棘足”帶有探險小說的明顯特色外，其餘描寫正是對彌爾頓筆下的撒旦反抗精神的準确再現。
《失樂園》插圖 古斯塔夫·多雷 繪
著名學者錢理群認為，日本留學時期的魯迅思想以“立人”為中心，“立國”先“立人”，追求的目标是“個體的精神的自由”，這是魯迅最基本的觀念。筆者認為，撒旦精神是魯迅“立人”思想的重要依傍，證據有三條。
其一，《進兮歌》感情豐沛，語調急切，作者在翻譯過程中情不自禁地借小說人物之口，以第一人稱呼籲國人莫再彷徨踟蹰，而要踏上征途，努力奮鬥，像撒旦一樣百折不撓，英勇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為個人和族群争自由。
其二，魯迅自日語轉譯的凡爾納另一部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弘揚了科學精神，主題是人定勝天，情節是槍炮會社制造大炮，将人送上月球探險。造大炮乃《失樂園》中撒旦所為，《月界旅行》的基本故事是撒旦式的，魯迅翻譯時添加的回末詩清晰地反映出這一點。“心血為爐熔黑鐵，雄風和雨暗青林”刻畫了熔鐵和鑄炮的情景，“硝藥影中灰大業”指稱了射擊大炮，“咄爾旁觀，倉皇遍野”描繪了大炮發射時“天柱折，地維缺”，無數旁觀者“如飓風摧稻穗一般，東倒西歪，七颠八倒”的情形。這讓人想起彌爾頓筆下的天庭大戰中，撒旦一方的大炮威力巨大，衆天使被打得措手不及、狼狽不堪，“他們成千上萬地倒下，天使壓着大天使”。魯迅編譯《月界旅行》時大概聯想到了撒旦造大炮的情節，“天人決戰，人定勝天”的宣言表明魯迅受到嚴複譯介的進化論的影響，其必勝信念預示了此後不久《進兮歌》的主題。
其三，在《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之後，1907年，26歲的魯迅完成了《摩羅詩力說》，這是一篇著名的關于西洋文學的論文，它直接讨論了撒旦的故事。此文表明，早期魯迅對撒旦的關注是密切的和一貫的。
魯迅的身上沸騰着年輕的熱血，他在異國發出先知般的聲音：要麼做撒旦，要麼做奴隸！古老文明的最後光芒久已收斂，我們這個“影國”如死海一般僵卧着。蕭條啊蕭條！對新文化幾十年的介紹僅止于引進“治餅餌守囹圄之術”。“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緻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作為一名“精神界之戰士”和“先覺”，魯迅自己“别求新聲于異邦”。在以《舊約·創世紀》為基礎，叙述了人類的創造和伊甸園的失去以後，魯迅以大膽的筆觸向世人昭示撒旦之道的公正：
英詩人彌耳敦（J. Milton），嘗取其事作《失樂園》（The Paradise Lost），有天神與撒但戰事，以喻光明與黑暗之争。撒但為狀，複至獰厲。是詩而後，人之惡撒但遂益深。然使震旦人士異其信仰者觀之，則亞當之居伊甸，蓋不殊于籠禽，不識不知，惟帝是悅，使無天魔之誘，人類将無由生。故世間人，當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
“人類最初的反抗”是正當的，這是陷于囹圄者追求自由、無知者追求知識、活死人追求生命的正義事業。亞當應該反抗，禁果必須品嘗。人類先祖以死刑的高昂代價，赢得了真生活的入場券。而這一切成為可能，都是在“天魔之誘”以後。是撒旦，而非上帝，賦予人類以生命：上帝讓人做奴隸，撒旦使人過生活。撒旦是人類首位和首要的恩人，撒旦的血液在每個人身上流淌。對撒旦這一貌似悖謬的無神論解讀發生在叛逆青年魯迅身上，我們要從時代和曆史環境以及魯迅思想發展的視角去了解。
《失樂園》插圖 古斯塔夫·多雷 繪
魯迅所謂“摩羅詩派”（拜倫、雪萊、普希金等）的成員擁有最多的“魔血”，他們都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摩羅”一詞來自印度，這裡指“天魔”或者歐洲人說的撒旦，這個詞同樣适用于彌爾頓，雖然魯迅并未像布萊克一樣如此聲稱。魯迅贊同英國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對拜倫的攻讦性命名——“惡魔派”詩人，他還引用拜倫的觀點，認為“惡魔者，說真理者也”。魯迅對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認知是通過日本學者介紹的。《摩羅詩力說》受到了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批評的影響。在英國學者亨特看來，對浪漫主義詩人而言，“撒旦挺身而出，反抗上天的咒詛，這一形象從故事中脫穎而出，成為彌爾頓本人的影子，因為彌爾頓是暴君和審查官的敵人”。
當然，啟蒙主義者魯迅對撒旦的新穎解讀更多地意在批判國民性，而非重新闡釋彌爾頓筆下的詩歌人物。日本學者山田敬三認為，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的翻譯活動，目的是“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其實，魯迅同期的創作活動和對撒旦的重新闡釋指向同一個目的。他憎恨萬馬齊喑的國内現狀，号召群眾行動起來，進行反抗，是以将撒旦的血液自由地分送給了每一個人。“平和為物，不見于人間”。魯迅希望中國也産生摩羅詩人，“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魯迅自異邦所求的“新聲”實為“心聲”，乃撒旦之心、行動之心、反抗之心，以在中國人心中發動革命，驚醒他們的昏睡，行動起來，進行反抗。錢理群認為，對魯迅而言，“民族危機在于文化危機，文化危機在于‘人心’的危機，民族‘精神’的危機”，“救國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一個人，一個民族能不能發出自己的‘心聲’，是這個人與這個民族是否‘自立’的一個最基本的标志”。魯迅對基督敵人撒旦形象的解構正是為了療治人心，以文學來解救文化危機和民族危機。正如王佐良在《論契合：比較文學研究集》中所言，“對魯迅而言，從一開始，文學就不僅僅是文字、意象、形式、結構，而是和一個民族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某種東西”。
魯迅并不精通英語，他和彌爾頓發生聯系，是以日本或日語為媒介的。魯迅以思想革命為目标，非常典型地解讀了彌爾頓《失樂園》中的撒旦形象。魯迅的思想革命在20世紀初無甚成效，因為他的思想太超前了，而且诘屈聱牙的文言文載體排斥了很多讀者。魯迅孤獨地走着撒旦的道路，過着行動和反抗的生活，許多人恨他，但更多的人愛他。魯迅自拟為“黑色魔鬼”，彰顯了他的永遠反抗者的形象。
魯迅強調文學與革命之間的聯系。他認為，“所謂革命，那不安于現在，不滿意于現狀的都是”，文藝是對現在生活帶有感情的投入。他說：“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換句話說，文學可以是社會變革的武器和革命的工具，文學藝術和革命密切地關聯在一起，現實世界中持續的革命自然帶來革命文學。文學有階級性。一般說來，把彌爾頓作為革命者介紹的個體都表現出“不安于現在，不滿意于現狀”，他們希冀激烈的變革，在精神上近似于魯迅。魯迅對彌爾頓及其撒旦形象的接受契合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的曆史語境，因而影響深遠，形成了“魯迅傳統”。100多年來，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彌爾頓接受史中特色鮮明的無神論“魯迅傳統”影響深遠，成為中國學術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激進人文主義者彌爾頓塑造的撒旦形象對中國無神論讀者始終富有教益，這是彌爾頓當代性和世界性的重要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