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
近期萬科公司遭遇債券違約風險，同時遭到合作夥伴對其管理層，特别是郁亮團隊的不當行為指控，盡管未被證明，但引發了市場的廣泛關注。這些事件與20年前伊利董事長鄭俊懷案存在相似之處，即核心管理層對企業具有重大貢獻但持股比例不高，導緻可能利用行政權力追求個人利益與股東及其他利益主體産生沖突。解決此類問題不應僅局限于道德層面，而應深入探讨股權結構的調整，賦予靈魂人物和關鍵團隊适當股份，以平衡其貢獻與利益，避免過度追求個人利益導緻的企業沖突。TCL李東生案例展示了股權改革成功實作管理層與企業和諧共生的正面例證，而曆史上的晉商則通過創新的“頂身股”和儒家商業價值觀，實作了從學徒到所有者的轉變，以及誠信經營，為企業長期繁榮提供了制度和文化支撐。
本文思維導圖：
1
萬科近期事件與伊利鄭俊懷案的相似性
近期萬科公司成為了市場矚目的焦點，接連發生了一系列事件。
首先，萬科的債券面臨違約，導緻債券價格大幅下跌。緊接着，又有合作夥伴對萬科郁亮團隊提出了質疑，指控其在營運過程中存在不當行為，損害了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
盡管這些指控尚未得到證明，但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這讓我不禁聯想到了20年前伊利董事長鄭俊懷的事件，兩者在某些方面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
2
管理層與公司利益的不對等
鄭俊懷和現在的郁亮都具備一個共同特點，即他們作為企業的核心管理層，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這些企業，并為其發展做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他們在公司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們的持股比例并不高。
這種情況下，他們既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又是相對較少的股東。這種結構性關系可能導緻管理層在營運過程中利用行政權力擴張自身利益，進而與股東和其他利益主體産生沖突和沖突。
3
管理層心态與道德考量
從萬科事件中，我們可以得到深刻的啟示。如果一個企業過于依賴管理層，并且管理層具備極高的水準，成為公司的靈魂人物，那麼在沒有給予這些靈魂人物和締造者足夠股權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類似的問題。無論是20年前的伊利鄭俊懷事件，還是今天尚未定論的萬科舉報事件，都揭示了這一規律性現象。
是以，我們不能僅僅從一般的道德角度來審視這個問題。那些創造了企業但并非主要所有人的創造者們，在面對自己創造出來的利益與自己關系不大的情況時，他們的心态會如何？
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毫無私心、完全為他人和公共利益服務的人是非常罕見的。
我們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保障管理層貢獻的同時，確定他們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和保障。
4
股權結構與利益平衡的重要性
在解決企業沖突時，我們不應僅僅指責高管們的道德修養，而應當立即着手調整股權結構。以合理的方式，向企業的靈魂人物和關鍵人物，甚至是已經成為實際控制人的人物，讓出适當的股份。
這樣做的原因在于，當他們的主要利益來源于股權，而非僅僅通過業務營運擴張個人利益時，他們将不再有必要在業務營運中過度追求個人利益。
萬科目前的郁亮事件以及早年的伊利事件，正是由于未能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而導緻的。對于創造并引領企業的靈魂人物，如果不給予他們應有的股份，這本質上反映了公司股東們的思維深度不足。
如果公司特别依賴某一團隊，卻又不給予他們實際的股權，那麼遲早會出現問題。當問題出現時，我們不應僅僅責備高管，而應審視公司股東是否具備足夠的遠見，以提前進行股權配置設定，確定核心管理層和關鍵人物能夠成為公司的所有者。
郁亮和王石的情況正是如此，沒有他們，公司可能無法繼續營運。在這種情況下，舉報材料所提到的郁亮團夥，實際上應被視為一個整體團隊，我們需要對整個團隊進行股權釋放。
盡管現在采取行動可能有些遲緩，但仍然不失為一種解決方案。是以，我們應以更深入、更全面的視角來看待問題，而非僅僅停留在表面，對高管們進行道德指責。
事實上，這種現象更多地與股權結構有關，而與個人的道德修養關系不大。
5
股權改革案例分析
以TCL的李東生為例，該公司最初為純粹的國有企業，李東生擔任廠長及營運者，身份上相當于一名雇員。然而，憑借個人的才華與不懈努力，李東生成功将TCL塑造為中國電子産品行業的領軍企業。
在這一過程中，李東生的作用與郁亮、鄭俊懷等企業上司者一樣關鍵，他們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核心要素。若無李東生的貢獻，TCL的輝煌便無從談起。
盡管早期李東生并未持有公司股份，但随着股權結構的改革，他逐漸成為TCL的靈魂人物與核心股東之一，進而確定了企業内部關系的和諧與融洽。
這一案例為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深刻教訓。李東生和TCL的成功模式值得萬科等企業借鑒。這不僅是企業組織結構和股權結構的内在需求，更是競争性産業中管理層重要性的客觀展現。
在這種背景下，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管理層應持有公司股份的20%至30%，使其成為主要股東。這樣，許多問題便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
6
曆史經驗晉商的股權制度與商業文化
在中國曆史上，特别是在明朝中後期至近現代，晉商集團在商業領域的成就可謂舉世矚目。相較于同期的其他商幫，如徽商，晉商的商業規模與影響力更勝一籌。那麼，究竟是何原因使得晉商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呢？
經過深入觀察，我們發現，在晉商崛起的過程中，盡管山西人在科舉考試、政治、軍事等非商業領域的表現并不突出，與其他省份相比并無明顯優勢，但在商業領域卻獨樹一幟。這并非單純因為山西人天生精明或擅長經商，而是因為他們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制度——人生頂股制。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它将所有商号的參與者轉變為所有者，進而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以喬氏商業為例，其後來涉足票号業務，建立了著名的大德通票号。大德通的掌櫃高玉，原是一名學徒，通過多年的努力和貢獻，最終成為了商業的所有者之一。這種從學徒到所有者的轉變，正是頂身股的生動展現。
此外，晉商不僅創立了股權激勵制度，還領先實施了終身俸制度。這意味着，即使大掌櫃退休後，他們仍然可以在七年内享受分紅。這種制度設計，無疑為管理層提供了強大的激勵和保障，也為晉商的長期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晉商的商業文化價值觀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以義緻利、仁中取利真君子，業内求财大丈夫”。這種以儒家傳統觀念為指導的商業實踐，使得晉商在商業活動中始終秉持誠信和道義，赢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可和尊重。
晉商之是以能夠在曆史上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關鍵在于他們創造了一種獨特的股權制度和商業文化價值觀。這些制度和文化觀念，不僅為晉商的商業活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保障，也為中國商業史留下了寶貴的遺産。
今天，當我們審視現代企業的管理和制度時，或許可以從晉商的曆史經驗中汲取智慧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