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花園是完美謀殺案的理想場所？

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緻命的植物、鋒利的剪具、陰暗的角落和現成的埋屍場所，花園是完美謀殺案的理想場所。花園的照料者有時是兇手，有時是受害者，有時則是偵探本人。瑪塔·麥克道爾（Marta McDowell）在2023年9月出版的《Gardening Can Be Murder》（園藝可以是謀殺）一書中指出，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出版的犯罪和偵探小說中，花園是流行的場景。

Gardening Can Be Murder: How Poisonous Poppies, Sinister Shovels, and Grim Gardens Have Inspired Mystery Writers

 Marta McDowell

Timber Press

從城市到花園

花園和園藝對偵探小說的巨大影響一直未得到重視。長期以來，人們注重的是城市中的犯罪——作為一種類型文學，偵探小說在工業革命期間成熟，當時鄉村變成了霧霾籠罩的郊區，到處都是破舊的建築和危險的小巷。埃德加·愛倫·坡1841年的《莫格街謀殺案》是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偵探小說，它就發生在巴黎的街道。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當中提出了“都市漫遊者”的概念，“漫遊者”以邊緣的姿态行走于都市之中，帶着頹廢的不事生産者的印迹。本雅明通過愛倫·坡小說《人群中的人》指出，“都市漫遊者”的凝視和偵探角色是互相勾連的。

在中國，偵探小說的創作也和城市發展密不可分。19世紀40年代開始，英租界用了大約十年時間，圍繞着上海蘇州河開通了二十六路。街道建設使得上海原本局促狹窄的道路被切割為有序的網格型現代都市空間，這樣的新空間也給“五四時期”的偵探小說帶來創新。城市街道延伸出了各種各樣的都市景觀，例如舞廳、電影院、銀行、咖啡館等，這些都市空間也被近代的偵探小說攝入了文本。

但是，瑪塔·麥克道爾卻向讀者揭示出，不論是在城市角落，在鄉村田野，還是在修道院的藥草園，花園其實也是流行的犯罪場所。許多虛構的偵探，無論他們的性格多麼古怪，都對植物或園藝感興趣。花園也可以為犯罪提供環境、動力、線索乃至象征意義。

麥克道爾在書中寫道，第一位虛構的園藝天才偵探是英國作家威爾基·柯林斯筆下的偵探克夫。克夫第一次出場，是在1868年出版的小說《月亮寶石》中，他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對玫瑰的喜愛。書中“嫁接”的概念——把一株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株植物的莖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兩個部分長成一個完整的植株——反映了小說反思帝國主義的主題。1927年，阿加莎·克裡斯蒂筆下的偵探馬普爾小姐也是一位園藝高手，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花園都是馬普爾小姐最大的快樂源泉，她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勞動，也在花園中思索出了案件的解決方案。

《月亮寶石》

[英] 威爾基·柯林斯 著 潘華淩 譯

漓江出版社 2019 

但名偵探福爾摩斯沒有對園藝表現出特别的喜愛，不過他确實對植物的毒性有不全面的研究，在一起案件中，他遇到了被稱為“魔鬼之足”的植物，根部像人腳又像羊蹄。作者柯南道爾本人也寫過一篇關于卡羅萊納茉莉毒性的研究論文，他可是在自己身上測試毒性的。

花園在涉及毒藥的謀殺懸疑案件中尤其常見。偵探小說中經常會出現毒藥，特别是因為它在兇手和犯罪現場之間可以建立一定程度的分離。有的作家偏愛士的甯/馬錢子堿（比如阿加莎·克裡斯蒂），有些人則選擇毒芹，還有一些人則選擇紫衫、蓖麻子等更難以察覺的有毒植物。除了毒藥之外，花園裡還有許多可以用來實施和掩蓋謀殺的工具。潛在的武器比比皆是：緻命的殺蟲劑、鋒利的修剪工具和能要人命的大鐵鍬，被割下的屍塊還可以被塞進裝樹葉的棕色大袋子中。

花園的文化隐喻

《花園和謀殺有什麼共同點？》一文作者蒂姆·布林克霍夫(Tim Brinkhof)看到，不管作者是否有意為之，在花園裡犯下的每一樁罪過都會讓人聯想到《聖經》中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他們在偷食禁果後，很快就被逐出了伊甸園。亞當和夏娃的兒子該隐因為心懷嫉妒，在田地裡殺死了兄弟亞伯。是以，花園是善與惡的戰場、生與死的交彙處。

花園的文化隐喻不限于此。布林克霍夫認為，在十九世紀美國的後清教徒世界——愛倫·坡和納撒尼爾·霍桑的世界——浪漫主義和哥特文學也将戶外描繪成神奇或神秘的地方。森林代表着野蠻和異教；花園也在野性力量與文明的交叉點上。

在題為《勞工階級的花園：維多利亞時代的實用樂趣》的文章中，曆史學者S. 馬丁·加斯克爾 (S. Martin Gaskell) 寫道，花園既是上層階級的私密空間，“無論是緊鄰豪宅還是在隐蔽的倫敦廣場”；又是娛樂場所，“經常與酒館關聯，幾乎總是放蕩不羁、聲名狼藉”。花園既是隐蔽和秘密的，又可能指向聲色犬馬——這使得花園成為犯罪和偵探小說的合适地點。此類的類型小說在提供懸念和陰謀外，也一直在探索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乃至人類本身的陰暗面。

 圖檔來源：視覺中國

曆史學者斯内爾（K. D. M. Snell）将偵探小說中園藝的突出地位與兩次世界大戰間獨特的社會和政治條件聯系起來，當時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推動了新一代女性作家的誕生。她們最熟悉的就是家庭和小鎮生活。在這些封閉的社群裡，馬普爾小姐這樣的偵探一大作用就是維持秩序——這在快速變化和有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時代對讀者極具吸引力。斯内爾稱，“偵探緻力于恢複謀殺前的現狀——鄉村田園風光、村莊的純真感和良性的公平競争。他們從花壇中清除那些邪惡、肮髒、惡毒的事物。”

麥克道爾認為，植物成為偵探小說中隐喻和線索的原因之一是它們經常被忽視。“人們有将動物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的傾向，對學齡兒童進行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她認為我們時常隻關注鳥兒和其他生活在植物之間的動物，忽略植物本身。布林克霍夫看到，在《H莊園的午餐》中，隻有赫爾克裡·波洛一人能夠回憶起花園裡的粉紅色“澤芙琳·朵格欣”玫瑰是沒有刺的——而其他角色（以及大多數讀者）卻沒有注意到這一細節。波洛由此抓住了兇手，作者也将此作為盲區“騙”過了讀者。

此外，花園在偵探小說中非常常見，也可能是因為偵探小說的寫作過程本身與園藝類似。“故事像蔬菜一樣生長，而不是像木桌一樣被制造，”霍桑曾經說他的寫作就像在耕地。麥克道爾則這樣說：“寫謀殺懸疑小說有點像在花園裡工作：始于亂作一團的線索，但至少在一刻，結束于一個有序的宇宙”。

參考資料：

‘Gardening Can Be Murder’ Review: Where Death Blooms

https://www.wsj.com/arts-culture/books/gardening-can-be-murder-review-where-death-blooms-dabc9407

What Do Gardens and Murder Have in Common?

https://daily.jstor.org/gardens-murder-myst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