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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日本思想
雜交種文化
[日] 加藤周一 著 翁家慧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3ISBN：9787108077523 定價：56.00元
【内容簡介】
1956年，講談社出版了加藤周一論日本文化的代表作《雜交種文化》（日文書名：雑種文化），副标題為“日本的小希望”。全書收錄《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雜交種日本文化的希望》等多篇評論文章，從比較文化學角度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特點。加藤指出，英、法文化是純種文化，日本文化則是典型的雜交種文化。海外學者對加藤的部分觀點持有異議，指出英、法文化并非純種文化，也是多元文明長期融合的結果。對此，加藤在之後的研究中有所回應與補充。
這是日本學者首次提出“雜交種文化”的觀點，此書一經出版就引起了學界和社會上的廣泛關注與讨論。日本學界評價加藤周一是具有國際化視野的第一人，其敏銳的洞察力和細緻的分析能力令人驚歎。1974年，經作者調整篇目，講談社以文庫本形式重新出版該書，使之成為最受讀者歡迎的版本。《雜交種文化》現已成為日本各個大學日本語言文化、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專業的必讀書之一。“雜交種文化”這一表述也得到廣泛使用，作為一個文化類型學概念，它不再特指日本文化，也用來泛指各種混合型文化。
加藤周一從事文化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從思想深處挖掘日本文化中保守主義、集團主義等問題的症結，其主張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是為了防止狹隘的大和民族至上主義。他在本書中表述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其超越時間的獨到價值。
【著譯者簡介】
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評論家、小說家、文化學者，被稱為“知識巨匠”。1919年生于東京，1950年畢業于東京大學醫學部，獲醫學博士學位。從小愛好文藝，尤其熱愛日本古典與歐洲文化。1951年赴法國留學，在從事血液學研究的同時，遊曆歐洲各國，從比較文學與文化的角度入手，撰寫了大量文藝評論文章，逐漸形成日本文化具有雜交種性的觀點。以《日本文學史序說》（上下卷）、《日本文化中的時間與空間》等為代表的文學文化史研究不僅在日本學界占有重要地位，對海外日本學研究也産生了深遠影響。與此同時，始終堅持戰後民主與和平主義思想，于2004年6月和大江健三郎、鶴見俊輔等人發起并成立“九條會”，宣傳保護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和平理念。
翁家慧，1994年至2003年就讀于北京大學日語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留校任教至今。現任北京大學日語系副教授，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日本立命館大學加藤周一現代思想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著有《通向現實之路——日本“内向的一代”研究》，譯有《大江健三郎傳說》《廣島劄記》《羊之歌：我的回想》《命》《生》等。
【目錄】
西洋遊曆途中關于日本文學的思考
關于作壁上觀
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
雜交種日本文化的希望
翻譯文學的偉大與悲慘
日本人的外國觀
日本人的世界觀
松山的印象——民主教育的問題
日本的眼淚與歎息
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無條件投降與八頭身
後 記
譯後記
【選摘】
日本文化的雜交種性（節選）日本文化的純化運動，暫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基礎是去除日本種的枝葉，對日本進行西洋化的一個夙願；第二種類型的基礎是反過來想要去除西洋種的枝葉，單純保留日本式東西的一個夙願。不過，這兩個夙願應該都不會實作。就算去除日本種枝葉的純化運動順利進行，也無法去除那些滋養着枝和根的日本式要素。因為它無法去除那些要素，是以，過一段時間之後，日本種枝葉就會再長出來。于是，接下來就會理所當然地興起去除西洋種枝葉，把它整理成日本風格的運動。然而，在那種情況下，對枝和根的雜交種性，你是奈何它不得的，由于最終不能防止西洋種枝葉的再次生長，這個作用和反作用之間的連鎖反應就會不停地持續下去。明治以來，一直存在着交替出現的兩種傾向—隻要興起一股對日本文化進行純粹的西洋化的潮流， 就會立刻形成一個尊崇日本式東西的反作用力—即便到了現在，似乎也沒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要停止這種惡性循環，方法大概隻有一個。不管是純日本化，還是純西洋化，必須放棄那些試圖把日本文化進行純化的夙願。英法文化是純種，它們就這樣，就挺好。日本文化是雜交種，它就這樣，也挺好。就算它現在不好，那也可以先做個接下來會把它變好的口頭承諾。也許有人會問，這種事情做得到嗎？這得做了才知道，再說，我們也沒有其他别的辦法。—從圖式上來看的話，結論就是這樣。當然，實際問題并不像圖式那麼簡單，在得出結論之前，還需要對日本文化純化運動的實際情況進行更為詳細的考察。
明治維新前後，在來自外部的強制性和來自内部的技術上的必要性的激發之下，發生了日本和西洋文化的接觸。除掉例外的情況，明治思想當中既包含攝取西洋文化及日本的西洋化和國民主義的理想之間業已形成的對立的契機，同時又在總體上保持着一種互相依賴的關系。因為所謂的西洋文化，主要是指技術文化，而作為國民主義的工具，技術文化可以為增強國民主義發揮作用。“和魂洋才”這個詞就很好地反映了明治時期的文明開化思想與富國強兵思想之間是如何緊密聯結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應攝取的西洋文化超出了技術制度的領域，涉及精神領域的話，那麼，它和富國強兵思想之間就會出現無法妥協的情況，進而引發一種比它還要複雜的、屬于更深層意義上的國民主義的反作用力。基督教的傳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于反作用力的存在常常過于強大，基督教的影響可以說隻是停留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範圍之内。（如果它的影響範圍很大的話，那麼， 之後的日本文化的曆史就應該會發生變化。不過，要做這種假定的話，到明治這個時代大概就太遲了些。日本基督教化的時機， 恐怕不是在19世紀末的東京，而是在16 世紀後半葉的九州。）
但是，一般來說，當技術、制度的輸入進展到一定階段，輸入的東西就會開始自發性運動—就像基督教那樣—即便它不會直接促使接受方在精神上發生變革，也一定會間接地改變那裡的生活情感。風俗習慣變了，道德和審美意識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離開傳統的東西。“和魂洋才”這個原理，已經不能像在文明開化初期那樣簡單地成立了。“和魂”變成了必須有意識地加以保護的東西，而且，它變成了隻有通過反對在純技術領域之外的所有西洋化才能加以保護的東西。此時才會出現作為日本文化純化運動中的一個類型的國民主義。
而且，其中一個類型出現的時間點，同時也是另一個類型出現的時間點。為什麼呢？因為在輸入技術制度之後，為了在這些輸入的技術制度所創造的社會中生存下去，接下來就要開始輸入生存所必需的思想。“洋才”與“和魂”之間的沖突，會促使人們去了解“洋魂”，并表現為一場在與國民主義形成尖銳對立的同時，将日本文化進行廣泛西洋化的運動。比如，洋樂與和樂，洋畫與日本畫，它們之間幾乎以一種無法斡旋的形式建立起了對立的關系。如果感受性和審美意識領域已經如此的話，同樣的原理不可能不涉及道德領域，進而涉及各種社會性問題的領域。照這樣發展下去，日本社會西洋化的這個觀點，最後就會随着曆史主義的引入而擁有決定性的巨大影響力。—根據曆史主義，還有基于曆史角度的觀點，日本的西洋化就是日本的現代化。為什麼呢？因為按照依序發展的曆史發展階段論，西洋已經發展到了發達階段，而日本恐怕還處于落後階段。我們必須擺脫落後狀态，對日本的封建性和前封建性進行清算，對國家進行純粹的現代化改造。從這層意義上來看，那些想要把文化純化，但又不傾向于國民主義方向的人，他們傾向的是現代主義。随着這兩種傾向各自走向極端，二者之間的對立也會日益激化。
最近出現在文化運動中的各種對立性要素，比如，傳統式的愛好和革新式的愛好，非曆史性看法和曆史性看法，對社會的保守立場和進步立場—從西洋文化和日本之間的關系這一點來看的話，這些對立性要素的大部分都可以還原為上述兩種類型，即國家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對立。而這兩種類型以最為清晰的形式、最大的規模出現的時期，毋庸贅言，就是戰争期間和戰後日本被占領期間。（最開始的時期，是戰敗之後。狹義上說，就是1947年鎮壓“二一罷工”之前；廣義上說，就是1950年北韓戰争爆發之前。這裡沒必要把二者的差異當作一個問題來看。）一直到戰争爆發之前，國家權力還不曾有組織地介入到所有的文化領域。以天皇制為中心的富國強兵政策的教育得到徹底普及， 比如，在思想、文學、藝術領域，權力的介入隻限于必要的鎮壓，還不具備戰争期間“國民精神總動員”那樣的積極主動的性質。在日本式傳統的基礎之上對文化進行純化的那種文化上的國民主義，就是一部分知識分子針對文化雜交種性的一種反應，可以說，它跟大衆之間沒有很深的關系，權力對此也并不熱心。然而，跟戰争一起被動員起來的，還有精神。作為增強政治上的國家主義的工具，文化上的國民主義在權力的積極幫助之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重視。文化上的國民主義，早就不再是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自娛自樂，它已經和大衆之間建立起了某種聯系。而且，針對那樣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戰後日本在完全不同的權力背景之下，展開了大規模的“日本的民主化”。跟戰争期間不同的是，這一次它跟大衆之間的聯系是大衆方面自發地來這裡尋求支援。—至少在某個層面上，也可以這麼說。不管怎麼說，以戰争為契機，文化問題得到了自覺的、有組織的應對。這樣一來，源自日本文化特質的兩種反應類型，即國民主義式類型和現代主義式類型，會出乎意料地以清晰到令人無法懷疑、百分之百具有典型性的形态接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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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