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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377 年黑死病爆發的第一次封城，到新冠疫情期間的方艙醫院，再到制藥公司高管和流行病學家為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做準備的閉門模拟……在《隔離》一書中，作者傑夫·馬納夫與妮古拉·特莉結合了田野調查、公共衛生、曆史和社會學的視角，将人類過去幾年經曆的隔絕和不确定性，放到一個更大的曆史脈絡中去考察。
隔離的故事遠不止醫療隔離的曆史，從新墨西哥沙漠地下的核廢料隔離設施，到影響世界小麥供應的小麥鏽病，再到太空污染，作者的考察範圍涵蓋了工業、農業、甚至外太空。随着全球化和人口流動的增加，在危急狀态下如何管控人口、個人應該以什麼樣的态度來面對隔離，隔離措施的限度在哪裡，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議題。書中對“隔離”的曆史、現實、未來的梳理，能夠幫助我們面對新現實，厘清自由、治理和互相責任的意義。
*文章節選自《隔離：防疫安全線的曆史與未來》（ [美]傑夫·馬納夫 妮古拉·特莉 著 三聯書店 2024-1）
View of the Fortifications
Henri Rousseau
不尋常的力量（節選）
“關于隔離這個工具的誤會及誤解，我有很多意見，”馬丁·賽特隆（Martin Cetron）博士在我們第一次談話時警告，“我對檢疫隔離非常熟悉，也很感興趣。”今年六十一歲的賽特隆朝氣蓬勃，有一張喜氣洋洋的圓臉，熱愛格言警句。他既是醫生，也是美國公共衛生局的退休上校。美國公共衛生局在兩百多年前成立，原名美國海事醫務署，負責防止水手及移民将疾病輸入這個新國度。我們在他位于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園區的辦公室見面，這是一棟閃閃發光的綠色玻璃幕牆大樓，他在那裡有另一個頭銜：全球移民與檢疫署署長。
“我在 1996 年來到這個部門時，提議取另一個名字，”賽特隆承認，“我想擺脫檢疫這個詞。”不過多年來，随着他的提議緩慢沿着指揮系統向上傳遞，賽特隆卻改變了心意：檢疫可以保留，也應該保留，隻是它亟需改革與重新包裝。“這個詞包含了太多東西，”他說，“大部分源于它在曆史上的誤用與濫用。”
如今，賽特隆是隔離檢疫的代表人物。在我們發表這本書的内容時，賽特隆經常出現，包括在探讨減少傳染病之機場傳播的會議上演講、參與用大資料遏制大流行之潛力的小組讨論，他也在工作坊結束後的招待會被團團圍住，詢問有關檢疫的問題。“每一次發生全球重大疾病流行之後，都會出現恐懼與污名的流行。”他每次都會這麼說，敦促科學家及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的篩檢人員展現同情心，并适度行事。
賽特隆也是幾個世衛組織專家委員會的成員，他曾上司美國的疾病遏制工作來應對 21 世紀的大部分重大疫情，包括 2001 年的炭疽攻擊、2003 年的 SARS、豬流感、MERS，當然還有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正是根據他的建議，奧巴馬政府才沒有準許對西非航班關閉國門；賽特隆反而與賴比瑞亞、幾内亞、塞拉利昂當局合作，在這些國家的機場與港口設立出境篩檢，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成功在接觸者與感染者登機之前抓住了他們。（托馬斯·鄧肯是一個不幸的意外。賽特隆圓滑地說：“病人否認了自己的病情。”）2015 年，應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幹事陳馮富珍的請求，賽特隆指出舉辦奧運增加寨卡病毒傳播的風險其實微乎其微，借此說服驚慌的運動員、科學家、生物倫理學家取消呼籲停辦裡約熱内盧奧運的大型活動。
是以，賽特隆非常明白，公衆對疾病威脅的看法經常與事實不符，而且人類天生對伴随大流行而來的死亡和幹擾深懷恐懼，能輕易更新為歇斯底裡的沖動，促使我們做某件事——任何事都有可能！——來保護自己。“問題是，隔離檢疫被用來當作對恐懼反應過度的政治工具，”賽特隆說，“這使它聲名狼藉。”
更糟的是，美國的檢疫當局擁有強大的權力，它完全推翻無罪推定原則，這本來應該是盎格魯—撒克遜法律思想的基礎。正如澳洲國會議員所說的，這塊新統一的大陸在 1884 年制定衛生政策時，檢疫“與刑警的衡量标準不同，它假定每個人都有能力傳播疾病，直到事實證明他無法傳播為止，而法律則是假定當事人在道德上無罪，直到事實證明他有罪為止”。
隔離檢疫根據懷疑來界定，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偏見影響，且容易被濫用。它有一串糟糕的歧視黑曆史。鑒于隔離會帶給隔離者持久不退的污名，還會讓大衆不信任負責實施隔離的醫療人員，這個方法真的正當嗎？“你不會找到任何支援隔離的人，”馬丁·賽特隆承認，“但事實是，最緊急的現代生物威脅使我們必須重新使用 14 世紀的方式。”
到了 1950 年代，隔離檢疫已經顯得過時，甚至這個術語都從世衛組織消失，直到過去幾十年才複興，而且經過了一定的改造。隔離檢疫之是以回歸，涉及一名艾滋病社運人士出身的公衛官員、一項 1918 年流感大流行的統計分析，還有卡西·希克斯。不過，這個故事始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幾年後，隔離檢疫的過早退休。
抗生素直到戰争後才變得普及，使許多過去最可怕的疾病能迅速又輕松地治療。從腺鼠疫到斑疹傷寒，從結核病到梅毒，有效的治療使檢疫無用武之地。另外也歸功于有毒卻極為有效的 DDT 病媒防治、快速診斷工具的推行，還有安全有效的疫苗來預防麻疹和小兒麻痹症等疾病，到了 1970 年代，傳染病似乎已經解決。與此同時，從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民權運動開始，美國經曆了法律學者所謂的“權利革命”，也就是一系列将美國司法體系對個人自由的保障顯著提高的标志性決定。到了 1970 年代，最高法院的裁決支援一系列合乎憲法的新主張，建立重要的先例來反對以種族、性别、性取向為基礎的歧視。這些保障涵蓋了強化的正當程式權，在刑法及民法都是如此。
最緊急的現代生物威脅使我們必須重新使用 14 世紀的方式。
這些變化組合在一起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大衆擔憂的議題從傳染病轉移到慢性病，使健康能根據個人選擇的生活方式來重建立構，與此同時，反文化的時代精神也将個人自由淩駕于社會束縛之上。檢疫作為衛生國家警察權的一種中世紀工具，似乎是來自另一個時代的遺迹。
接着，在 1981 年 6 月 5 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針對後來命名為艾滋病的新疾病釋出了第一份官方報告：在洛杉矶，有五個罕見的肺感染病例發生在原本健康的年輕同志男子身上。不到一個月後，這種神秘、新型、似乎緻命的疾病就被稱為“同志癌症”。到了 1982 年，媒體将被視為艾滋病風險族群的人貼上“4H 集團”的标簽，也就是同志（homosexuals）、海洛因使用者（heroinusers）、海地人（Haitians）、血友病患者 (hemophiliacs)。
雖然艾滋病似乎明顯隻通過特定體液的交換來傳播，但科學家起初無法排除唾液和黏液的傳染性。1985 年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将近半數的美國人相信共享一個酒杯會感染艾滋病，28％ 的美國人認為艾滋病可能通過馬桶座傳播，這一切都使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下了結論：與罹患艾滋病的人“來往”是不安全的，就算沒有身體接觸也一樣。在印第安納州，一名罹患艾滋病的十三歲男孩遭到學校禁止進入；在加州，房地産經紀人協會堅持，如果房屋的屋主曾是艾滋病患者，該協會成員必須告知潛在買家；而在一個悲慘案例中，消防員拒絕為一名他們認為可能是同志者的男子施行心肺複蘇術。
是以，對早已邊緣化的族群油然而生的恐懼和歧視從疫情發源地廣泛散播，随之而來的是呼籲好好施行傳統檢疫的浪潮。在十年内，有二十五州都推行措施來拘留涉嫌患有艾滋病的人，其中許多措施都是依據美國計劃的法規制定的。
聯邦政府也加入行列，設立了一項旅遊禁令，拒絕感染人類疫缺陷病毒或艾滋病的非美國公民入境。這項禁令一直持續到 2010 年，也使美國在 1991 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人類免疫缺陷病毒集中營”，由老布什和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設定。（巴爾也在特朗普政府擔任司法部長，他在 2020 年 10 月可能接觸到冠狀病毒之後，拒絕接受隔離。）它的建造目的是容納二百七十四名海地難民，他們在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 Bay）的軍事基地檢測出人類免疫缺陷病毒陽性，這座基地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帶，由美國運作卻不在美國境内。
這種境外狀态使原本應屬違法的公衛拘留得以進行。該基地後來還住進了另一群特别的拘留者，就是在小布什的反恐戰争中拘留的非法敵軍戰鬥員。與此同時，美國司法部也裁定，聯邦的承包商可以開除感染艾滋病的員工，這項決定與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建議相悖，而且立即引發了廣泛批評。正如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的：“我們不該在意人們是否覺得你會在影印室染上艾滋病。因為你不能這樣。無知是歧視的原因，而不是歧視的正當理由。”不過，就像克莉斯塔·麥格倫向我們指出的，艾滋病疫情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例子，顯示隔離的又一種非凡力量：它能操縱公衆對疾病的了解。她說：“某種疾病或許不會人傳人，或者不具高傳染性，但施行隔離自然而然地暗示：如果我生病，而且我跟你在同一個房間裡，在你面前呼吸，你就會染病。”
在加州，有人倡議将艾滋病分類為可隔離的疾病，但當地的投票否決了這項争議強烈的倡議，于是該州的傳染病負責人建議改為在感染者的住家張貼标示。保守派的評論家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 Jr.）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文章，呼籲所有人類免疫缺陷病毒陽性的人都将自己的狀态刺青在前臂和臀部上，以警告可能想要跟他們共享針頭或發生性關系的人。
律師馬克·巴恩斯（Mark Barnes）于 1983 年在耶魯大學修習法律，他還記得課堂上曾經辯論這個議題。當時康涅狄格州紐黑文（New Haven）的一名性工作者檢測出艾滋病陽性，卻繼續拉客。巴恩斯告訴我們，警察偶爾會因為賣淫逮捕她，或者她會待在醫院一段時間，但每次她獲釋或出院之後，最終還是會回到街上。那門課的授課老師是弗吉尼亞·羅迪（Virginia Roddy）和安吉拉·霍德（Angela Holder），羅迪是耶魯紐黑文醫院的法律顧問，而霍德則被巴恩斯形容為當時最偉大的研究倫理學家之一。“辯論問題是：隔離這名女性的理由是否存在。”巴恩斯說：“我記得弗吉尼亞和安吉拉對這件事非常煩惱，因為她們也不知道究竟要怎麼辦。”
根據家族傳說，巴恩斯是丹尼爾·布恩（Daniel Boone）的直系後代。他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艾滋病法律診所，以便在反歧視案件中代表艾滋病患者。他成為紐約市主要的艾滋病倡議人士——“事實上也是最後幸存的倡議人士之一，因為我是少數幾個沒有感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人，”他告訴我們，“我當時認識的大多數人都過世了。”艾滋病疫情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例子，顯示隔離的又一種非凡力量：
它能操縱公衆對疾病的了解。
巴恩斯在 1990 年代初期成為紐約市的衛生官員，他加入的部門擁有要求檢疫與隔離的權力。他與同僚很快發現他們需要這些危險的措施，因為有一種古老的傳染病出現了新型且難以治療的菌株，而且開始四處蔓延，那就是多重抗藥性結核菌（MDR—TB）。當醫生為病患開立抗生素的處方，病患服用數周後體内的結核菌被壓制（是以病患覺得好多了）但卻在确實清除感染之前就停藥，此時抗藥性就會出現。病患的症狀往往在幾個月後卷土重來，而細菌已經演化出對抗同一種抗生素的防禦。最後，因為數以千計的人沒有按照處方服用完整個療程的抗生素，是以有些結核菌株最終将能抵抗所有可用抗生素的影響，而一種可治愈的傳染病也再度變得不可治愈。
1978 年至 1992 年，紐約市結核病病例增加了将近三倍。（結核病是艾滋病患者最嚴重的感染之一。）将近三分之一的病例都有抗藥性。巴恩斯說：“大多數公衛專家認為，當族群到達那種程度的感染人數時，至少在結核病的疫情中，最後整個體系可能迅速失控。”高達 80％ 的人在罹患廣泛抗藥性結核菌（XDR—TB）之後會死亡，而且他們會通過咳嗽和打噴嚏傳染給别人。
有一項已證明有效的預防政策稱為直接觀察治療，是讓公衛人員每天監督病患服用藥物，以確定他們完成療程，而且不會發展出抗藥性。紐約市使用了這項政策，而公衛部門也發展出一系列獎勵措施，包括餐點、交通費、轉介服務，借此來留住更多病患。盡管如此，該市至少有 10％ 的新結核病患者“不遵從醫囑”，這些人往往因為成瘾、心理疾病、居無定所等問題而沒有穩定的生活，使他們難以完成療程。
巴恩斯說：“是以當時的問題是，你要怎麼處理那些人？”紐約當然有把隔離管轄權寫進衛生法規裡，但自權利革命之後就沒有再更新過，也沒有納入一套決定拘留是否适當的标準或拘留者的程式保護。對巴恩斯而言，這似乎并不妥當。他轉而參考關于心理病患民事安置的法規。這些法規在權利革命期間受到嚴厲的指控，現在又納入一系列對于政府權力的限制，例如要求衛生官員必須根據個人與公衆的最佳利益來做決定，并保障拘留者的權利，包括提供免費咨詢及司法審查。
在接下來六個月内，巴恩斯與同僚合作起草了一份新的隔離法規，過程中還考慮到心理健康模型。“每周一次大約一小時，我會邀請最大聲發表觀點的民權倡議人士到我衛生部門的辦公室。”他告訴我們，“我每周跟他們坐在一起審查草案，征求他們的意見，告訴他們什麼有可能做及什麼不可能做，傾聽他們的發言。”最終的結果是：州政府必須盡一切所能來讓病患自願遵守規定。盡管如此，強制拘留仍然是一個可容許的選項。衛生部門在羅斯福島如今廢棄的高華德（Goldwater）紀念醫院側翼設定了一間配有二十五張床位的安全病房。正如巴恩斯說的，病患在那裡可以“被隔離”，同時接受一日三餐、住宿、心理健康與複健服務，當然還有他們的結核病治療。“所有負面思考者都說，你不能把三千人關起來，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巴恩斯回憶道，“我說，确實不能，但如果我們有可信賴的隔離民事拘留替代方案，就能讓整體情況恢複秩序，病患也會開始服藥。後來結果也确實如此。”他告訴我們，在兩年内，紐約市就解決了絕大部分的多重抗藥性結核菌疫情。
***
1990 年代早期，馬克·巴恩斯改革隔離的努力是例外而非規則。然而，在“911”之後的恐慌中，加上随後發生的郵件炭疽攻擊、2003 年的 SARS，以及布什政府錯誤指控薩達姆集結充滿生物武器的無人機，這一切都使更新州與聯邦檢疫權力的需求有了新的急迫性。美國在檢視公衛拘留法規之後發覺，正如馬克·巴恩斯和馬丁·賽特隆已經發覺的，這些法規有嚴重缺陷：過時、不一緻、廣泛到危險的程度，而且有時完全沒有道理，比如紐澤西州有一條法律禁止運輸業運送被污染的被褥。
賽特隆與同僚在 1990 年代晚期就開始修改立法草案，他們想要建立一個模闆來讓各州采用。2001 年 9 月，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指令下，公衛法律教授拉裡·戈斯汀（Larry Gostin）花了整整四周修訂這份草案，是以誕生了州緊急衛生權力模範法。巴恩斯指出，這份法案的絕大部分都深受紐約市先例的影響。
接下來數年内，有三十三州開始推動将部分或全部規定納入衛生法規的立法程式。與此同時，在亞特蘭大，賽特隆也沉浸在隔離研究中，決心把這項新流行的中世紀工具轉型成現代的公衛措施。他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隔離真的有用嗎？如果真的有用，又是在哪種情況下呢？
賽特隆與作家霍華德·馬克爾合作，将最尖端的統計分析應用到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進而重建立構各種介入措施（包括隔離病患、檢疫接觸者、關閉學校、取消大型集會等）在流行病學曲線的不同時期，對流感病毒在四十三個不同城市的傳播所産生的影響。
當時的問題是，你要怎麼處理那些人？
“大多數人不知道檢疫原則和實務工作不是同一件事，”賽特隆告訴我們，“檢疫是一個全方位光譜，而且會往許多方向延伸。”對賽特隆而言，學校關閉或口罩條例都位于跟檢疫與隔離相同的軸線，它們或多或少都隻是具有限制作用的保持社交距離措施而已。同樣地，這些介入措施也涵蓋從自願到強制的範圍，兩者之間有不同程度的獎勵措施和強制措施，或者涵蓋從針對個人的限制到大規模族群的限制。他解釋：“這些措施都是同一種工具的不同層面。”
賽特隆與馬克爾發現，不同措施的時機、時長、層次，會造成很大的差異。不隻會降低整體死亡人數，也會減輕流感蔓延的速度和高峰。早期就積極采取行動的城市在同一時間關閉學校和禁止公衆聚會，并将那些限制維持得最久，這些城市在疫情時的狀況最好—如果用一個在新冠疫情期間變成主流的術語來表達，那就是這些城市“拉平确診人數曲線”。馬克爾說這個術語是賽特隆在 2007 年吃着“糟糕的泰式料理”時創造的；雖然賽特隆承認了這件事，但他特地提及馬克爾的趣聞，來強調另一項重要的公衛原則。“這是一個‘不是考慮我，而是考慮我們’的時刻。”他如此說道。
賽特隆利用風險分析的瑞士奶酪理論來解釋他的隔離光譜上的各種介入措施如何一起運作：單獨來看，每一種措施都跟一片艾曼塔奶酪一樣布滿孔洞，但如果你将足夠多的措施堆棧起來，病毒就很難穿過去。
盡管如此，他的分析也反駁了隔離需要做得完整才有效的迷思。他告訴我們：“取決于疫情狀況，你或許可以漏掉一半的病毒卻依然撲滅掉疫情。”他解釋說，盡管自願隔離本來就可能出現遺漏，但比起可能使病例地下化的嚴格措施，自願隔離或許能更快遏制病毒。
曆史分析與模型研究提供的證據，似乎足以合理化隔離在特定情況下的使用。賽特隆的下一個問題是：強制隔離是一種 14 世紀的方法，使個人自由為他人利益而犧牲，這種方法能否與重視人權和平等的 21 世紀觀念相容呢？他和耶魯大學的朱利葉斯·蘭德沃斯（Julius Landwirth）一同回顧了在倫理上容許限制個人自由與行動自由時的既有指導方針，然後為他們所謂的“現代隔離”建立一套架構。
賽特隆總結了他們的結論，這已經成為他的隔離口頭禅，他一有機會就會複述這三個問題：我有權嗎（我有法定權力來采取這一步嗎？）、我能夠嗎（我有資源來施行及維持這些措施嗎？）、我應該嗎（我确定這是在挽救生命或延緩疾病蔓延方面，達成我的公衛目标所需的最低限制方法嗎？）。賽特隆繼續說：“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有權、你能夠、你應該，那麼，這件事最重要的層面就是怎麼做。”他與蘭德沃斯認為，任何公衛限制與強制執行都應該與後果成比例，并以公平透明的方式來進行，既不能有偏見，也要尊重個人隐私。此外，正如巴恩斯的紐約多重抗藥性結核菌法規所寫的，隔離者在法庭上質疑自己為何遭到拘留的權利和方法必須獲得保障。
賽特隆告訴我們，最重要的是，對于任何被要求為了保護公衆而暫時放棄自身權利的人，公衆都有義務照顧他，并由納稅人資助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來提供照顧。賽特隆說：“包括基本的人類需求——食物、水、住所。”但也應該包括更實質性的支援—通信方式、免費醫療與心理健康治療，還有能夠及早獲得相關疾病的診斷、治療和疫苗。“沒有照顧就沒有控制，”賽特隆解釋，“這不是衛生安全與人權的對立，而是兩者之間經過仔細協調的平衡。”
賽特隆将他在保持社交距離措施的時機、時長、層次方面的發現，納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關于減輕流感的政策指導方針，這些指導方針于 2007 年釋出，并于 2017 年更新。他在 2005 年将自己改造的“現代隔離”納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政策，并推動修改聯邦法規，使新的規定和防護措施能以白紙黑字落實。這項官僚程式一直持續到 2017 年 1 月才完成。在這套新規範成為法律之後，他看起來如釋重負。“如果我除了自已的個人良知之外，沒有其他管控措施，而我又在這個領域擁有不受控的權力，那我會睡不好覺的”，他說，“這種特權并不是件好事。”
然而，美國大部分的隔離權力都屬于州級，而州長有時會忽視賽特隆的隔離教義問答中的最後一個問題：我應該嗎？“當有人開始覺得‘我有權威，是以我可以，我也有能力，是以我能夠，是以我應該’的時候，就會出錯，因為要做一件事會承擔很大壓力，”賽特隆說，“而且會讓克裡斯·克裡斯蒂和卡西·希克斯在紐澤西州對簿公堂。”
***
緬因州地方法院的退休首席法官查理·拉維迪爾（CharlieLaVerdiere）說：“那天早上我在開車去上班的途中，又胖又蠢又快樂。”2019 年 5 月，拉維迪爾在内布拉斯加州奧馬哈舉辦的州立法院首席法官全國會議上發言，讨論如何将各州的檢疫權力最适當地更新及現代化。當他開始發言時，原本聚集在咖啡桶周圍的一衆法院官員迅速回到座位上，拉維迪爾得到了全場關注。他繼續說：“我剛要開始工作時，就接到一通電話說：‘我們有麻煩了。’”
那個麻煩就是卡西·希克斯。她最後在紐澤西州的隔離帳篷裡度過三個晚上。希克斯在七年後回憶當時的經曆，告訴我們：“我記得那裡很冷。”那頂帳篷裡隻裝了一個行動廁所，而且沒有淋浴裝置，但這不是希克斯不滿的地方。她說：“當你在野外跟無國界醫生一起工作時，你睡在地闆上都行。”當有人開始覺得“我有權威，是以我可以，我也有能力，
是以我能夠，是以我應該”的時候，就會出錯
希克斯主要的不滿，是政府沒有給出讓她接受隔離的真正理由。盡管埃博拉病毒非常可怕——希克斯證明說：“這是一種恐怖的疾病。”——但除非你真的染病，否則它是沒有傳染性的。希克斯沒有任何症狀，盡管有一台紅外線溫度計測出她的體溫較高，但使用一台遠遠更準确的口溫計測量時，她的體溫是正常的。此外，她的血液檢查結果是陰性。
拉維迪爾說：“新聞媒體已經把她塑造成一名去過西非、接觸過埃博拉病毒，然後将病毒帶回美國的護理師。”他是一個穩重、務實的人，蓄着精心修剪的白色山羊胡，故作嚴肅地發言。“其中一部分是真的。”希克斯确實是護理師，但就像馬丁·賽特隆一樣，她也參與過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精英流行病情報調查計劃，而且曾在拉斯維加斯照顧過多重抗藥性結核菌病患。希克斯了解埃博拉病毒的傳播方式，也知道隔離應該如何進行。“遊民經常染上多重抗藥性結核菌，我們會幫助他們找到住處，并對他們進行直接觀察治療，”她告訴我們，“隔離會是最後才使用的手段。”
希克斯跟從古到今許多善心的人一樣，都高估了大衆根據科學證據做出理性決斷的能力，也低估了流行病引發的恐懼及歇斯底裡。她承認：“我當時很天真。”當她在布魯塞爾跟無國界醫生團隊彙報工作時，她的母親确實發資訊給她，詢問她是否覺得她飛回國時會有麻煩。希克斯當時的回答是：“哈哈，那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當希克斯在周日晚間（也是她在隔離帳篷的第三晚）上一個網絡新聞節目發言時，她呼籲應該要實證決策，使很多人都疏遠她。傳統基金會資助的網站 Townhall.com 嗤之以鼻地說：“希克斯女士要求未受良好教育的美國在她祈求的‘科學’祭壇上敬拜，以便能夠立即釋放她。”比起一名膽敢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且違抗主流意見的女人所提出的“目中無人”又“傲慢無禮”的評論，美國人“應該得到更好的選擇”。
到了周一，希克斯的律師諾曼·西格爾已經說服克裡斯·克裡斯蒂釋放她——隻要她離開紐澤西州就行。然而，即使是她的交通方式都淪為争吵的題材：西格爾自願接她，但官員堅持她必須搭乘救護車度過十小時的路程，希克斯拒絕了。“隻要你進入一輛救護車，看起來就會像是你生病了，”她指出，“那不正是克裡斯蒂州長想帶給大衆的看法嗎？”
最後，希克斯搭乘了一輛沒有标志的黑色運動型多功能車傳回位于緬因州肯特堡的家。她在那年夏季搬到這個位于美加邊界的小鎮，就在她前往塞拉利昂的一個月前；她的伴侶泰德在當地的緬因大學校區就讀護理學課程。“我當時在找工作，然後無國界醫生寄來一封電子郵件說：我們真的很需要擁有應對疫情經驗的人，請加入我們，”希克斯說，“泰德和我那時正在劃獨木舟旅行，我說：‘我覺得我應該去。’而他說：‘對啊，你當然應該去。’”
在希克斯從紐澤西州返家的途中，緬因州州長保羅·勒佩吉（Paul LePage）也處于勢均力敵的連任競選中，他決定希克斯應該在家接受隔離，度過埃博拉病毒二十一天潛伏期的剩餘時間。最初幾天，勒佩吉州長曾派出州騎警監視希克斯的住家，還有衛生人員每天看着她量體溫。
接着，在周四早晨，希克斯與泰德離家騎腳踏車。“我想許多人會想，噢，那個護理師，她居然出門騎腳踏車，實在太傲慢又太愛炫耀了，”希克斯說，“但其實離家出門是我強迫他們啟動程式的唯一方法，這樣我才能得到正當處置。”希克斯通過她的律師要求，如果緬因州政府要她留在家裡，他們應該釋出一條正式的隔離令，這樣她就能在法庭上質疑這條指令。不過，直到她離開家，查理·拉維迪爾才接到緊急來電。
拉維迪爾告訴我們：“在一個美好的十月早晨，樹葉都開始變色了，突然一大堆事情從天而降，落到我頭上。”他進退兩難：如果他不做出裁定，那麼希克斯說她就要進城吃披薩了。拉維迪爾發覺：“沒有決定是真正的決定。”這代表他需要馬上召開一場臨時聽證會。這在後勤上出現了一系列障礙。肯特堡離緬因州首府奧古斯塔（Augusta）有五小時車程，而且那裡的狹小法院隻雇用了一名兼職法官及兩名書記官。
“我們開始明白，哇，我們麻煩大了，”拉維迪爾說，“我們必須記錄所有聽證會，我們必須給她機會作證，她家裡沒有網絡。天啊，這一定會變得很複雜。”與此同時，那兩名書記官開始接到世界各地的記者打來的數千通電話。“媒體當時根本瘋了，”拉維迪爾說，“突然就有書記官和法院警察來跟我們說，不要選我，我不要去那棟法院參加那場聽證會——我有家人。”
更大的挑戰是法律架構本身，或是其中的缺失。拉維迪爾與他的下屬尋找先例和實體法來執行他們的程式。“我們做了大量研究才發現，緬因州的法規令人困惑又互相沖突，而且我們檢視的國内案例都既古老又不适宜，”拉維迪爾說，“我們甚至還疑惑到底是誰對問題負有舉證責任。”希克斯跟從古到今許多善心的人一樣，都高估了大衆根據科學證據
做出理性決斷的能力，也低估了流行病引發的恐懼及歇斯底裡。
由于聽證會的日子逐漸逼近，是以拉維迪爾拖延了時間。他通過電話與參與該案的幾位律師一起舉行了一次臨時聽證會，然後釋出一項暫時狀态指令，這樣一來，希克斯就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不得離開家。他試圖搞懂相關的法律和科學。他承認：“我那天晚上幾乎沒怎麼睡。”
隔天早上，拉維迪爾再次召集律師并告訴他們：在他看來，州政府并沒有盡到責任，是以他不能允許州政府的隔離請求。在拉維迪爾的判決中，他決定加上幾段評論，指出希克斯善良且富有同情心地照顧埃博拉病患，卻沒有獲得應有的感激，而且法庭完全了解最初迫使她進行隔離的歇斯底裡不一定合理。“然而，不論這種恐懼是否理性，它的确存在，也是真實的，”拉維迪爾寫道，“被告身為醫療專業人員，現在需要展現出她對人性有完全的了解。她應該根據這種了解來引導自己正确行事。”
“呃，我的做法或許有點超出職權範圍了，”拉維迪爾讀了他的評論之後說，“但我這麼做是希望卡西·希克斯會得到兩個資訊：是的，你赢了，而且你可以離開家。但如果你夠聰明的話，就待在家裡吧。”拉維迪爾停頓了一下，然後說出結局：“她待在家裡了。”
“我覺得他的判決非常有說服力又考慮周到，”希克斯說，“我很感激，因為我知道他當時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我想對他而言，要做出他認為依法是正确的事，是需要勇氣的。”
時至今日，希克斯和拉維迪爾都從未見過面，甚至沒交談過。“當時完全是我的律師、緬因州衛生部門在和他對話，我從未聽過他的聲音，”希克斯說，“也從來沒有機會當面感謝他。”
希克斯一直很健康且沒有症狀，但對牽涉其中的人來說，這整個事件帶來了大的代價。“做出裁定的幾個月後，我依然會收到死亡威脅，”拉維迪爾說，“也受到很多政治上的不良影響。”勒佩吉州長曾将保護緬因州民不受卡西·希克斯的傷害當作他競選連任的口号，他特别不高興。“我們不知道我們對埃博拉病毒有什麼不了解的地方，”他說，“但麻煩是落在［法官的］頭上，不是我的頭上。”
希克斯也收到了恐吓信。“我收到過一封信，信紙是正常紙張的四倍大，上面寫着：“你這個自大的婊子，你讓護理蒙上惡名。””她回憶說：“還有一封信上寫着：“我希望你染上埃博拉死掉。””她說，當地很多人都支援她，有陌生人在他們家門前放日用品，泰德在護理學課程上認識的一些同學也會帶零食過來。“比如我說我隻需要一罐啤酒，”希克斯說，“他們就會帶給我六罐。”
盡管如此，她和泰德還是在之後不久搬離了緬因州。希克斯說：“那間房子對我們來說已經充滿太多負面回憶。”而且泰德也退出了護理學項目，當學校屈服于不科學的歇斯底裡，堅持要他遠離校園時，他感到很失望。學生生活與發展副院長雷·芬尼（Ray Phinney）一年後告訴緬因州公共電台：“我真希望自己當時能以更冷靜的态度溝通。”
除了卡西·希克斯的檢疫對個人生活的沖擊之外，這項政策還造成了無國界醫生所說的“寒蟬效應”，使該組織難以招募到他們亟需的志願者去幫忙照料西非的埃博拉病患。為期一個月的志願者合約會因為二十一天的隔離規定而需要延長至将近兩倍，醫生與護理師也不願意相關污名加諸家人身上。
希克斯的初衷是，她能夠通過質疑自己的隔離來避免這種結果。“我的個性就是必要時會堅持自己的主張，”她向我們解釋，“我當時想到我的某些同僚可能沒那麼果斷，如果别的醫護人員來當志願者，卻必須經曆這種事，那就太可怕了。”
然而，以長期來看，希克斯或許達成了她的目标。一年後，在紐澤西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支援下，她控告克裡斯·克裡斯蒂非法監禁。這個案子以和解告終，但希克斯并沒有争取金錢賠償，而是以實施紐澤西州檢疫者的新“權利法案”作為協定的條件：這項權利法案是一套詳細的流程，說明各種相關資訊，從如何取得溫度讀數到隔離者在法庭上質疑拘留合理性的權利都涵蓋在内。随之産生的檔案類似于馬丁·賽特隆更新的聯邦檢疫法規，但更明确地說明了公衛官員在做出醫學上适當的決定、告知個人權利、顯示較低限制的方法已經失敗或不合适等狀況時，應該遵循什麼步驟。
“我是公衛護理師，是以我知道有時隔離是必要的，”希克斯說，“但當我們進行檢疫時，我們必須做得很好，也必須把隔離者當成一個擁有家庭、生活和其他事物的人。”她告訴我們，如果那些原則不是以書面形式訂立，政治人物就會濫用他們的檢疫和隔離權力，無論是出于無知、惡意，或純粹是為了看起來對疾病抱持強硬态度而已。“我們很容易相信自己的直覺，覺得就待在家三周吧，别抱怨了，”希克斯說，“但爛政策的負面後果是很嚴重的。”
隔離：防疫安全線的曆史與未來
[美]傑夫·馬納夫 妮古拉·特莉 著 塗玮瑛 蕭永群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1
ISBN：9787108077172 定價：68.00元
從1377 年黑死病爆發的第一次封城，到新冠疫情期間的方艙醫院，再到制藥公司高管和流行病學家為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做準備的閉門模拟……本書結合了田野調查、公共衛生、曆史和社會學的視角，将人類過去幾年經曆的隔絕和不确定性，放到一個更大的曆史脈絡中去考察。
此外，隔離的故事遠不止醫療隔離的曆史，從新墨西哥沙漠地下的核廢料隔離設施，到影響世界小麥供應的小麥鏽病，再到太空污染，作者的考察範圍涵蓋了工業、農業、甚至外太空。
随着全球化和人口流動的增加，在危急狀态下如何管控人口、個人應該以什麼樣的态度來面對隔離，隔離措施的限度在哪裡，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議題。在未來幾十年裡，我們幾乎肯定會更加依賴隔離，而不是逐漸解封。我們更迫切需要找出新方法來實施隔離，這些公共衛生幹預措施的成本和益處将更透明、更平等，并展現出更現代的價值觀。書中對“隔離”的曆史、現實、未來的梳理，能夠幫助我們面對新現實，厘清自由、治理和互相責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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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