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某天夜裡，蔣介石在一間房屋裡同心腹毛人鳳秘密會面。
兩人落座寒暄了一段後，蔣介石終于道明了意圖：“我聽聞雨農的兒媳和孫子孫女在大陸過得不好，你要将他們平安地接到台灣來。”
蔣介石口中的“雨農”，就是有着“國民政府情報之王”之稱的戴笠。
作為畢業于黃埔六期的高材生，戴笠深得蔣介石信任，長期從事間諜和特工相關的工作，是蔣介石手中的王牌之一。
不過，這張王牌卻在1946年的一場空難中失事。
在戴笠死後，他的兒子戴善武也很快被捕。
和他的父親一樣，戴善武也曾多次殘害我黨人士，作惡多端，最終于1951年被處決，留下了妻子鄭錫英和三子二女。
後來的兩年裡，鄭錫英帶着五個孩子艱難度日。蔣介石得知後找到毛人鳳，這便有了兩人的秘密會晤。
拖家帶口艱難度日
戴善武被處決時，他的财産也被盡數沒收，留給鄭錫英的幾乎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是以這之後鄭錫英和子女們的生活相當艱難。
為了撫養幾個孩子，鄭錫英決定前往上海謀生。
不過在臨行前，她将兩個女兒托付給了曾在戴家做了十幾年廚師的湯好珠，請求對方幫忙撫養，并許諾将來會親自來接回女兒。
然而此時的鄭錫英不知道的是，這一次分别，将會讓她們母女分離近半個世紀之久，甚至小女兒戴璐璐再也沒能見到母親一面。
将女兒托付給湯好珠後，鄭錫英帶着三個兒子來到了上海。
為了謀生，鄭錫英租了一間小房子，平常除了做一些雜活外，還經常去他人家裡做幫工，雖然賺得不多，但在她的不辭辛苦下，還是勉強能夠維持一家人的溫飽。
不過這樣的日子也沒有過多久，鄭錫英失去了收入來源，一家人好不容易有了起色地生活再度跌回谷底。
緊要關頭上，鄭錫英想到了一個人——範娟理。她是戴笠生前的護士長，曾在戴笠身邊工作多年，與鄭錫英關系匪淺。在戴家衰亡後，範娟理來到了上海并在此定居。
面對鄭錫英的求助，範娟理顧及舊情，親自為母子四人解決了落腳的問題，并為鄭錫英物色了一份工作。
戴笠和女兒
在範娟理的幫助下，鄭錫英母子四人總算解決了燃眉之急，之後的兩年裡，一家人的生活雖然談不上富裕，但也是安穩度日。
如果按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鄭錫英和三個兒子将會在上海定居，以普通人的身份過完一生，不過當身在台灣的蔣介石得知後，他們的人生軌迹也被徹底改變了。
多方輾轉前往台灣
毛人鳳接到任務後，親自物色了一個人來負責此事，這個被選中的人叫王時旭，是毛人鳳的心腹之一。
毛人鳳曾這樣對王時旭說：“你做事我很放心。”
1953年年底，王時旭從台灣秘密來到上海，開始執行任務。
首先，王時旭聯系到了安插在上海市警察局内部的國民黨特務——黃福源，兩人約定在一家餐館内見面。
接到王時旭的見面要求時，黃福源是震驚的，因為他知道能夠讓王時旭親自出馬的任務肯定不簡單，果然一見面，他便知道自己的猜測是正确的。
幾個小時後，一個偏僻的餐館内，王時旭和黃福源坐在桌旁，有些泛黃的電燈透過兩人的身軀，在地面上投射下悠長的黑影。
“上頭親自下達的任務，要把戴雨農的兒媳和孫子接去台灣，這事要幹得快，還不能驚動任何人。”
“怪不得你會親自出馬，這事還真是不簡單啊！”
簡單地幾句話，黃福源便得知了任務。他一手抽出一支香煙，放在皲裂的嘴唇上，緩緩地點着：“這事可不好辦呐……”
王時旭和黃福源商量了大約一個小時，想到了一個法子：“利用投親和戶口遷移的路子，将鄭錫英幾人轉移到香港，再從香港前往台灣。”
這個辦法着實可行，但是黃福源并不負責與戶口相關的業務，是以這個計劃還需要一個中間人，這個人便是上海市警察局負責戶口業務的陸秉章。
翌日晚間，陸秉章被黃福源請到了一家餐館内，王時旭也在一旁。
餐桌上，黃福源拿出一沓鈔票和幾條小黃魚，對陸秉章說：“陸兄，這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是鄭錫英的親戚，現在需要帶着母子幾人前往香港投親，希望陸兄能夠把幾人的戶口遷出來，這些是一些辛苦費。”
王時旭也在一旁連聲說道：“這些隻是部分，待事成之後另有重謝，還望陸兄能夠幫幫忙。”
陸秉章和黃福源平日裡有些交情，對于這個同僚兼好友的請求，他沒有多少猶豫便同意了，畢竟在他看來，這隻是幫助一個帶着孩子的母親前去投親而已。
幾日後，陸秉章順利地為鄭錫英幾人辦理了戶口遷移證，并且按照黃福源的要求，在證件上對幾人的資訊進行了修改。
陸秉章将鄭錫英的名字改為了沈鳳英，年齡也作了修改，兩個兒子中的戴以寬和戴以昶并未修改，而戴以宏的資訊則改成了王時旭。
拿到戶口遷移證後，黃福源又找到另一名同僚，同樣使用金錢收買的方法弄到了出境手續。
計劃進行到這裡，一切都很順利，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
為了避免夜長夢多，王時旭在得知相關的檔案都辦妥後便決定立刻行動。這天夜裡，王時旭找到了鄭錫英，闡明自己的身份後，将計劃向她詳細告知。
翌日清晨，就在鄭錫英幾人出關時，戴以宏的身份卻被查出有問題導緻無法出關，計劃被迫暫時擱置。
本來對于前往台灣一事，鄭錫英很是激動，但此時一想到二兒子戴以宏可能因為身份問題而無法一同前往時，她眼中的光似乎消失了。
盡管知道這意味着什麼，王時旭還是勸解鄭錫英将戴以宏留下，畢竟事情拖得越久，難度也就越大。
不得已之下，鄭錫英隻能同意将戴以宏留在大陸，不過好在王時旭答應會妥善安置他。
為了給戴以宏找一個落腳處，王時旭再度找到了陸秉章，在談話中他編造了一個借口，将戴以宏“臨時”托付給了陸秉章。
安排好一切後，鄭錫英和兩個兒子再度啟程。
1954年1月初，王時旭帶着母子三人從上海來到了廣州，計劃經由廣州前往深圳，再進入香港，最後從香港前往台灣。
在廣州停留期間，王時旭幾人還經曆了一段小插曲。
那是在幾人抵達旅館後不久，便遇到了幾名警察前來問話。王時旭下意識地認為是暴露了，但仍按捺住了緊張的情緒和警察交談起來。
談話中，王時旭才意識到自己是過于擔心了，因為警察正在追查一名拖家帶口的土匪頭子，而王時旭和鄭錫英、以及兩個孩子這樣的組合，剛好和這一特征符合，自然也就難免會被注意到。
即便得知這是一場誤會，但王時旭這個晚上還是一夜未眠，直到翌日清晨他才被告知那個土匪頭子已經被抓獲，他心裡的石頭這才落了地。
這段插曲落幕後，王時旭帶着鄭錫英母子三人順利地通過了關口抵達香港，然後和早已經等候多時的接頭人會面，鄭錫英母子三人得以順利前往台灣。
抵達台灣後不久，蔣介石在府邸内接見了鄭錫英母子三人。
談話中，蔣介石先是談及了戴笠生前的貢獻，随後又是對自己沒能及時将幾人接到台灣“表示歉意”。不過至于這份所謂的歉意，有幾分真誠就不得而知了。
從此之後，鄭錫英和兒子便在台灣定居下來，雖然徹底沒有了生計上的顧慮，但她的心卻始終和海峽彼岸的兒子和女兒連在一起。
幼女不幸夭折，次子險被處決
在鄭錫英抵達台灣的同時，被留在大陸的戴以宏，則在陸秉章的照顧下生活着。
此時的陸秉章還在等待王時旭前來将戴以宏接到台灣，然而比王時旭早到一步的，是法律的制裁。
1956年，就在陸秉章照顧戴以宏僅僅三年後，他當年接受賄賂的事情徹底敗露，直接将他送進了監獄。
陸秉章被抓後，九歲的戴以宏也失去了依靠，他被送進了一所由宋慶齡資助開設的孤兒院中，并在這裡長大成人。
16歲時，戴以宏進入安徽合肥一家工廠工作，平日裡的他兢兢業業，還十分健談，是以和不少同僚都打成一片。
不久後，為了響應國家号召，剛成年的戴以宏主動報名，投身到建設邊疆的隊伍中。此時的戴以宏，已經和他的祖父、父親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盡管如此，但因為戴以宏的身份是戴笠之孫，這個身份還是為他帶來了一個大麻煩。
那是在特殊時期中，有人利用戴以宏的“戴笠之孫”身份大做文章，并将他抓了起來，甚至要将他處決。
也是直到此時，戴以宏才知道自己居然是戴笠的孫子！
“我九歲就進了孤兒院，是黨将我養大的，我連戴笠長什麼樣都不知道，我和他又有什麼關系！”
好在上級上司深知戴以宏平日裡的作風，也認為他沒有什麼問題，便向組織寫了一封長信，詳細闡述了戴以宏的詳細事情。
經過組織的嚴格調查，戴以宏最終被宣判無罪，也使得他此後不再受到身份的困擾。
之後，戴以宏和一名普通女子成了家，此後一直過着平凡的生活。相比于戴以宏，他那被寄養的妹妹，就有些命途多舛了。
當年，鄭錫英在前往上海時，将兩個女兒托付給了湯好珠，之後去了台灣後，因為兩岸無法往來，她始終沒能和女兒見面。
被湯好珠收養的兩個女孩分别是戴璐璐和戴眉曼，當年湯好珠帶着她們輾轉來到鄉下隐姓埋名，過着平常人的生活。
不幸的是，戴璐璐在不久後便夭折了，沒能長大成人，而戴眉曼則改姓廖，并順利長大成人。
七十年代中期，戴眉曼和汽修工謝培流結婚了，盡管夫妻兩人婚後十分低調，但“戴笠孫女”這個身份，依舊為他們造成了不小的困擾。
為了遠離非議，戴眉曼和丈夫搬到了江西上饒居住，兩人在此定居下來，并生育了兩子一女，此後在這座小城市裡過着低調平淡的生活。
跨越四十年的重逢
時間來到1991年，此時的鄭錫英已經滿頭銀發，長子戴以寬和三子戴以昶也早已成了家，有了各自的孩子，但鄭錫英卻沒有享受這天倫之樂，因為她的心始終牽挂着海峽彼岸的孩子。
此時的兩岸關系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在1987年蔣經國決定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後，兩岸的往來日益密切。
再後來，兩岸恢複“三通”之後，鄭錫英終于看到了全家團聚的希望。
1991年初，在鄭錫英的不懈努力下，終于和大陸的兒子戴以宏和女兒戴眉曼取得了聯系。由于鄭錫英年事已高，是以兩個子女決定親自趕往台灣和母親團聚。
5月6日這天，當戴眉曼緩緩走出機場大廳時，早已等候在此的鄭錫英再也控制不住情緒，聲淚俱下地和女兒緊緊相擁……
時隔十八天後，戴以宏也抵達了台灣，和不曾在記憶裡留下一個模樣的母親相認。
終于，在時隔近四十年後，曾經的一家人再度團聚了，唯獨遺憾的是，那個最小的戴璐璐，再也無法看到母親的模樣了。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戴以宏和兩個兄弟秉燭夜談。此時的戴以寬也已經進入了古稀之年，當年來到台灣後，他順利考入了大學，後來又赴美留學，在美國成家立業。
而最小的兒子戴以昶，此時也早已成家立業，他從東吳大學畢業後，便進入了台灣中華貿易開發公司任職，并承擔起了照顧母親的重擔。
這天夜裡，戴以宏和戴眉曼坐在母親的床前，向她講述着自己在大陸的生活，當聽到兩人已經分别成家，過着平凡的生活後，鄭錫英欣慰地笑着。
“這麼多年難為你們了，看到你們現在都好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可憐了你們那最小的妹妹啊……”
此時的鄭錫英已經罹患嚴重的風濕性心髒病，幾乎需要整日卧在病床上，聽着兩個子女的講述，她的思緒似乎穿越空間，回到了當年的上海：若有機會的話，我真的想回家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