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是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和中國作家協會上司人的身份名世的，但是他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發表過富有深度和分量的魯迅研究論文，對魯迅研究有着傑出的貢獻，理應在中國魯迅學史上留下他的名字。
一、關于《野草》的論著
1945年9月10日《國文雜志》月刊第3卷第4期，發表了邵荃麟的《魯迅的<野草>》。這篇論文有很強的理論性，對《野草》的價值與特點作出了很好的概括。
該文這樣評價《野草》的文體特質與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魯迅先生的作品，以雜文最多，小說、譯作次之，唯散文則僅此一集；但他散文的精美堅實，在中國文學史上，實無人足以比拟。這集子裡所收的每一篇，都可以說是最真實的詩篇，是作者從當時個人生活所遭受的慘痛和激動中所直接抒發的思想情感的結晶。
肯定《野草》是散文，但是後面又說是“最真實的詩篇”，其實還是認為《野草》是屬于散文詩。以“精美堅實”概括其特點，是簡明、準确的，前人沒有說過。從中國文學史的高度作出“實無人足以比拟”的定評，也是對《野草》價值評定的一大提高。
而對魯迅創作《野草》時的心境，則作出了更為精辟的分析：
在這些刹那中，魯迅先生的心境确是絕望者的心境，确是虛無主義者的心境；而且是更超過於一切絕望者與虛無主義者的心境。然而盡管這樣，我們卻并不能是以就斷定寫《野草》時期的魯迅先生純然是這種心境。我們要知道當時魯迅先生心靈中是在進行着最高度的強烈搏鬥，他的情緒上是在起着最猛烈的波動，宛如海濤沖擊，此起彼伏；希望與絕望，更生與滅亡，勝利與失敗，一切都到達最尖銳的頂點，而從這種搏鬥中間，纔能使他的思想情感上迸發出各樣的燦爛火花。這是一個大思想家大藝術家當他思想向前突進以前所必然經曆的大苦悶，大痛苦，而隻有從這種真實的苦悶與痛苦中，纔能開放出更燦爛的思想之花。如果不把握這種複雜沖突的情緒與心境，貿然地或片面地确定他是虛無主義者或悲觀主義者，那将不能解釋為什麼他當時情感會如此激越，而且也無法來說明他後來思想上那種躍進了。
《野草》研究曆經七十餘年，如何認識其中所包含的絕望與虛無主義情緒始終是争論的焦點。有人由此斷言魯迅是絕望者和虛無主義者，又有人否認之，認為魯迅是樂觀主義的戰士，沒有絕望和虛無主義情緒。邵荃麟則與兩者都不同，采取了退一步、進兩步的論析方法：先承認“魯迅先生的心境确是絕望者的心境，确是虛無主義者的心境；而且是更超過于一切絕望者與虛無主義者的心境”；然後指出“這是一個大思想家大藝術家當他思想向前突進以前所必然經曆的大苦悶，大痛苦，而隻有從這種真實的苦悶與痛苦中，才能開放出更燦爛的思想之花”。其實，這正是把握了魯迅“反抗絕望”的精神實質。這篇論文發表近四十年後發現了魯迅1925年4月11日緻趙其文信，信中有魯迅自己的表白：“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魯迅自己的表白是最好的證明，證明“反抗絕望”是魯迅的精神實質。邵荃麟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作出了這種判斷，實屬不易。之後，日本的竹内好也用“反抗絕望”概括魯迅的思想本質，中國的舒蕪也曾在《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1946年10月18日上海《希望》月刊2卷4期)一文中作出了同樣的歸納。直到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汪晖，則直接以“反抗絕望”為書名，闡發這一思想。而在把握“反抗絕望”這個魯迅思想本質的探索史中，邵荃麟應該是第一人。僅這一點，就證明了邵荃麟對魯迅思想本質了解的深刻性及其在中國魯迅學史上地位了。正是在這種希望與絕望的複雜沖突的把握中，邵荃麟深刻地闡釋了《野草》的精神實質。其所站的思想境界之高，運用的論證方式之犀利，以及語言之絢麗、遒勁，在《野草》學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後來的許多論者，論及這一問題時，倒模棱兩可了。從中也看出了研究學術史的必要性，如果前人已經說過，并且說得很好，自己已無法超越了，不如就重溫一下前人的論述，不必再另起爐竈。
邵荃麟還對《野草》23篇的内在結構作出了自己的判斷：
有人說《墓碣文》應該是《野草》最好的自序，那麼我以為《這樣的戰士》應該是《野草》最好的自跋。
對《野草》各篇在全書的位置作出正确的判定，有益于對這部傑作的整體性了解。研究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例如前面評述過的杜子勁就把《一覺》看成是《野草》的後序，而邵荃麟認為“《這樣的戰士》應該是《野草》最好的自跋”，似乎更為有理。因為《這樣的戰士》确實更為真實地反映出魯迅的本來形象，更帶有總結的性質。
由此，邵荃麟把魯迅精神概括為“韌性的、牛皮糖一樣的戰術”。
更可貴的是邵荃麟不僅從《野草》中看出了“魯迅先生個人的憤怒與悲痛”，而且看出了“曆史的憤怒與悲痛”。他指出：
這些燦爛的火花與其說是從魯迅先生個人的思想情感中間迸發出來的，無甯說是從曆史沖突的鬥争中迸發出來。《野草》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從麻木到甦醒過程中那種痙攣的狀态。
隻有具備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透視力，才可能透過《野草》看到這樣深廣的曆史内涵。
最可貴的是，邵荃麟還對魯迅作出這樣的概括：
魯迅先生不是什麼主義者，他的思想是從血淋淋的曆史現實中間搏鬥出來，鍛煉出來的。他并無别的特點，隻是永遠和曆史的發展緊緊結合着，永遠和人民的心緊緊擁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聽到曆史的聲音，最真切的感到曆史和人民的痛苦。
後來的許多論者給魯迅加上了一些“主義者”的帽子，贊譽者稱他為“共産主義者”、“反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等等，诋毀者又稱他為“激進主義者”、“複仇主義者”、“虛無主義者”等等。其實，這都是并不符合魯迅實際，也不會被他本人認可的。最恰當的提法，還是如邵荃麟所說，“是從血淋淋的曆史現實中間搏鬥出來，鍛煉出來的。他并無别的特點，隻是永遠和曆史的發展緊緊結合着，永遠和人民的心緊緊擁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聽到曆史的聲音，最真切的感到曆史和人民的痛苦。”魯迅的思想和作品，是從中國近代被壓迫被侵略的屈辱的曆史與現實中産生的，沒有必要加上任何外在的标簽。
值得特别提請注意的是，邵荃麟這篇論文是1945年9月10日發表的，而在1940年1月1日，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魯迅是“共産主義者”了。在毛澤東的提法已經成為黨内“聖旨”的1945年9月，邵荃麟竟然指出“魯迅先生不是什麼主義者，他的思想是從血淋淋的曆史現實中間搏鬥出來，鍛煉出來的……最真切的感到曆史和人民的痛苦。”真是夠大膽的！這充分表現了他作為一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理論勇氣！今天重溫邵荃麟這一觀點，倍感其重要！在中華民族對魯迅的認知史上，邵荃麟關于“魯迅先生不是什麼主義者”的觀點，乃是一個非常輝煌的亮點，在當下更加具有深刻的啟悟意義，給魯迅學家為魯迅正确定位提供了科學的借鑒。從中可以看出邵荃麟“不惟上，不惟書，隻惟實”的科學精神，他既不像陳伯達等理論家那樣專門揣摩、體悟上級、特别是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心理好惡，也不注意觀察、嗅聞“階級鬥争”的動向、軌迹、“氣味”，隻在那裡一味地埋頭實做，從理論和實踐中“叫真”，表現出十足的“書生氣”，這不預兆着在“左”的傾向占上峰時，必定難遭厄運？！
邵荃麟不僅對《野草》作出了整體性的評價，還對其中的名篇專門做過解讀。1949年，上海生活讀書新知聯合發行所發行了他和夫人葛琴編的《文藝作品選讀》，就解析了《野草》中《秋夜》。認為“作者所抒發的，是那樣一種真摯而深遠的感情，使我們完全可以接觸到作者那種廣闊的曆史胸懷，和那一般瑣瑣屑屑抒洩着個人感傷的散文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作品中純熟地運用象征的手法，“沒有深刻的思想感情和高度修養的人是不容易達到的”。
二、關于阿Q的論述
上世紀40年代，中國文壇曾經出現過一場關于阿Q典型階級屬性的讨論，艾蕪、張天翼、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都參與了，然而對阿Q典型階級特征問題分析得比較科學的，還是當時已顯出功力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邵荃麟。他在《也談阿Q》(1941年8月10日《文化雜志》月刊第1卷第1期)中，對艾蕪關于阿Q是國民精神病狀的綜合這一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見，認為：
我們常常說的阿Q相或阿Q主義，也并不限于指阿Q所代表的那個階層的人，但是我們如果不把阿Q這個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階層的特征，阿Q和阿Q所代表的階層對整個社會的沖突關系，以及阿Q主義對阿Q這個階層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挖掘出來，則很容易會把阿Q單純地看作代表中國國民的一種典型，而把典型的階層本質忽略了，這樣就會和另一種對典型的誤解──說典型是代表國民性的誤解，混淆起來。
邵荃麟認為阿Q主義這一特征對于阿Q這一階層的特殊意義在于：
阿Q以及阿Q同樣的人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了。他們并不能壓迫人，他們的精神勝利法隻是一種可憐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除了自害以外，并不能害人，對于他們，阿Q主義固然也是奴隸的失敗主義，然而這失敗主義的另一面，卻是說明奴隸是在反叛着，阿Q主義是奴隸失敗史的血的結晶；阿Q的曆史是中國底層的愚昧無知的人民被壓迫的一幅史圖。看了這幅史圖，是教人憤怒的，戰慄的，同情的。……這就是阿Q這個典型所包含的本質的特征，這是和其他社會階層不能共通的地方，隻有這樣，才能從典型創造的根本法則上去解釋阿Q，也隻有把握這種本質的特征，作者才能把整個曆史的時代與民族的病況強烈地展開在我們的眼前。
邵荃麟這種分析的特點是：既不否認阿Q主義超階級的普遍意義，又把阿Q這個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階層的特殊意義挖掘出來，從各個不同層面上去系統、全面地認識阿Q的典型性。這樣，自然會推動阿Q典型研究的深化。
的确，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階級觀點，是人類科學思想的結晶，隻要正确地而不是庸俗地加以運用，就必定會促進阿Q典型研究的發展。
1942年，歐陽凡海出版了一本重要的魯迅研究著作《魯迅的書》，這其實是半部魯迅傳論，理論性很強，影響很大。邵荃麟衷心歡迎這本書的出版，但是對書中關于《阿Q正傳》的論述持有不同意見，就寫了一篇更為厚重的論文《關于<阿Q正傳>》，發表在1942年《青年文藝》第1卷第1期上。
首先，這篇論文最重要的貢獻是談了魯迅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歐陽凡海認為魯迅寫作《阿Q正傳》是根據他兩個月前所寫的雜文《知識即罪惡》所表現的思想，要到“所同情的負擔着封建的曆史重擔的中國農民阿Q身上去發掘革命種子”，但是沒有成功。邵荃麟指出這樣的研究方法是有毛病的，即“首先假定了魯迅先生思想發展的程式，根據這程式的圖式，再來分析這篇作品，這樣就不知不覺走到了觀念論的路上去。”我們可以由此檢討一下整個中國魯迅學史，不是在很長的時期裡都是這樣做的嗎？“首先假定了魯迅先生思想發展的程式，根據這程式的圖式，再來分析”魯迅的思想發展和世界觀的轉變時間，結果隻能走進越研究離魯迅實際越遠的“怪圈”。邵荃麟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已經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魯迅研究長期存在的方法論錯誤，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
其次，這篇論文肯定《阿Q正傳》的主題是旨在“中國國民弱點的暴露”(436)，而不是如歐陽凡海所說“要從阿Q身上發掘革命種子，追求革命的動力，這說法确是新穎，然而卻未免太主觀了。”“如果魯迅先生在當時把阿Q這典型真的寫成一個意識覺醒的、充滿憤怒與仇恨的革命農民，那倒和曆史真實不符合，成為‘欠真實性’了。”這個問題也是阿Q研究史上長期争論不休的焦點之一，許多論者，甚至毛澤東也批評魯迅在《阿Q正傳》中沒有寫阿Q的革命性，認為這是由于魯迅“沒有參加過農民運動的緣故”。而這種看法恰恰遮蔽了魯迅的真實性與深刻性。
再次，這篇論文很好地解決了“魯迅先生為什麼不選取閏土型的農民而選取了一個流氓無産者性的阿Q作為小說的主人公”的問題。這同樣是阿Q研究中長期争論的焦點之一。有人說阿Q是農民的典型，甚至是革命農民、革命無産者的典型，而邵荃麟則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指出阿Q是“破産的流浪農民”的典型。并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因為阿Q是被磨折得最不像樣的一個人物，是奴隸群中間最悲慘的一員。他不僅土地、工具被人家剝奪掉，弄得無家可歸，到後來隻剩下一條褲子。而尤其令人戰栗的，是他的‘人性’給磨折那樣的殘廢不堪。這才是阿Q主義産生的根源。也即魯迅先生所要寫出的奴隸的真實狀貌。這樣一種人物，從破産的農村流浪漢去選取，自然比較從像閏土那種人中間去選擇更為合式了。”
第四，由此富有邏輯地歸結到魯迅對奴隸主義的批判這一根本問題上去了。說道：“以破産的流浪農民(最下層的奴隸群)來作為這個典型的階層基礎，進而暴露出最下層奴隸與社會環境的沖突，奴隸與奴隸主義的一緻和沖突。更進一步，顯示出奴隸主義的根源以及這病根對于中國民族解放的沖突，是以阿Q才不能不是這樣一個人物”。“一部《阿Q正傳》與其說是奴隸的革命史，無甯說是奴隸革命失敗史，或者說，是奴隸的被壓迫史。從這部血淚的曆史中間，使我們不僅清楚地看到奴隸是在反叛着，而且更看清楚奴隸自己的弱點。使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去奮鬥，并且和自己的弱點去奮鬥。”
第五，由此又自然而然地歸根到精神勝利法上去。指出：“精神勝利法隻是一種可憐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阿Q正傳》不僅暴露了奴隸的弱點，并且也暴露了民族衰弱的根源。不僅是奴隸的失敗史，并且也是民族的失敗史。從阿Q這個典型人物身上，魯迅先生是把辛亥時代中國社會以及民族的基本沖突一起掘發出來了，并且借此展開了社會思想形态的戰鬥。而在這中間，我們更看到了魯迅先生對于民族和人民的偉大的愛。《阿Q正傳》的偉大思想内容和偉大的藝術價值，我想是應該從這裡去認識罷。”
最後，邵荃麟又憑借着他敏銳的藝術感覺，通過魯迅寫阿Q臨死之前從圍觀的看客聯想到餓狼眼睛的描寫，感歎道：“這是多麼銳利的筆力啊，世界上是否有藝術家，曾經寫出比這更令人戰栗的性格麼？”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魯迅的藝術筆力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少見的！
特别值得單另提請注意的是，邵荃麟在此文中有這樣一句斷語：
魯迅先生并不是政治家。
因而他對于“革命形成過程的認識不夠”，是可能的。這一句往往會被讀者忽略的話，意義卻很大。由于後來把魯迅推向“神壇”，人們在潛意識中把魯迅當作了“全知全能的‘神’”，似乎他說的話應該句句正确，每句話都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在政治上，也應該事事正确，富有預見，能夠提出正确的解決方案。這樣産生的後果，一是把魯迅的話當作政治家的訓示，一律照辦，結果可能并不如意；二是用政治家的标準要求魯迅，一旦發現魯迅的某些話在現實政治中并不全對，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以此全盤否定魯迅。應該像邵荃麟那樣，認識到“魯迅先生并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在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時期，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曆史有着深刻認識的天才文學家與本土思想家。更準确一些，是用魯迅自己的話說，就是一位“精神界之戰士”，一位從20世紀初葉就反對世界的“質化”趨勢、主張“尊個性而張精神”、主持正義、反對不平等現象的精神鬥士。他是一個生活在人間的活活生生的人，但絕對不是一般的俗人，而是一位幾百年才出現的極為特殊的文學天才和思想天才。因之，也可能既有一般人不具備的天賦，又有一般人都有的各種各樣的缺點、弱點，甚至超過一般人的怪脾氣和激越的狂氣。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所謂“毛病”，否定他的全人；更不必要，為賢者諱，把本是他缺點以至失誤的地方，美化成優點或“偉業”。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以魯迅的好惡為好惡。而應該照他自己所曾經說過的批評原則去做：“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但無論如何，他的文字與人格是絕對偉大的，是多少位其他賢人或巨人無法比拟的。在中國人“悟自己之為奴”、進而克服奴性、提高悟性、實作人的自覺方面，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他并不是一個對社會革命實踐進行具體指導和管理的政治家，他雖然提出了對“無階級社會”的向往，呼籲既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的“第三樣時代”的到來，但他不可能像政治家那樣為這種社會的到來設計比較合理的政治方案，摸索出比較科學的政治途徑。不但不能，有的時候，還可能有所失誤，例如對前蘇聯的情況就有誤讀之處等等。文學家需要激情，甚至“偏至”，以至于須保留“童真”；政治家則不然，最當緊的是冷靜、客觀、務實。不要以政治家的标準要求魯迅吧！一個人，即使是非常偉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十全十美。如魯迅那樣，在中華民族認識自己、“檢討”自己的過程中起到如此超凡的文學和思想的效應，就已經極其難得，肯定長存于精神文化史上了，不要再以政治家的标準苛求他吧！如果這樣去思考問題，就不會出現前面所說的謬誤了。對曆史上偉大人物的認知，決非評價得越高越好，而是需要恰如其分，需要中肯、準确，需要有理性的眼光。
結尾，邵荃麟進一步顯出了大家風度，指出雖然歐陽凡海對《阿Q正傳》的分析“有讨論的必要”，但他的《魯迅的書》，“大體上仍不失是一本研究魯迅的較好的書。有許多見解，是很卓越的、正确的，正因為如此，是以對于這本書内容認為有問題的地方，便更覺得有提出讨論的必要了。”
1943年3月，邵荃麟又在《文學批評》第2号發表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阿Q的死》。這是為紀念魯迅忌日而寫的。文中提出了三個問題：一、阿Q為什麼不得不死？二、阿Q的死是說明着什麼？三、阿Q的死，教訓了什麼？他這樣回答：“當趙太爺恭敬地叫“老Q”的時候，殺機實在已經埋伏着了。此後即使沒有未莊遭搶那一幕，阿Q的性命恐怕也未必保全得長久罷。”因為“雖然是革命了，但奴隸還是不許反叛的。”阿Q的死，“與其說是犧牲于革命，毋甯說是犧牲于幾千年血教訓出來的奴隸失敗主義。”“隻有根本摧毀了幾千年來統治者用血教訓出來的奴隸主義哲學，才能使奴隸解放真正獲得成功。”“阿Q主義這敵人，并不是遠在天邊，就在我們周圍和我們自己中間，要戰勝它，也隻有從我們自己中間做起。”
講得多麼深刻啊！長期以來，我們的魯迅研究，忽視學術史的回顧與研究，更加忽視邵荃麟的這些精彩的論文，很多話實際上他早已經說過了，而且說得很好！問題也已經解決了，而且解決得很透辟！我們卻仍然在那裡争論着，說些不着邊際的話。由此可見，重新閱讀邵荃麟的這些魯迅研究論文真是太必要了！
三、與馮文炳論魯迅
1961年8月29日，邵荃麟曾經給著名作家廢名、即馮文炳寫過一封信：《關于魯迅從“五四”到一九二七年的思想──緻《魯迅研究》作者馮文炳同志的信》。後來發表在《圖書館雜志》1982年第1期上。
馮文炳的《魯迅研究》提出了一些與當時觀點相佐的看法，一是認為魯迅在“五卅”時期才認識帝國主義，而在這以前，魯迅是抱着學西方的迷夢，甚至在“五卅”時期也并沒有完全打破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而在“五卅”以前，魯迅還沒有“認誰作敵”。二是認為魯迅反封建的範圍裡也包括中國的農民。因為《狂人日記》中，引證了佃戶的一段話，“這是把農民和‘大哥’同樣作為封建階級的代表了”。三是認為“魯迅自己是小資産階級，是以他常常代表小資産階級的利益說話。他筆下的‘國民’、‘百姓’每每是指小資産階級和一般市民”。在分析《燈下漫筆》時，又說魯迅在奴隸與統治階級的鬥争中，态度是“中立的”。四是認為魯迅在“五四”時期不可能提出農民問題，并認為阿Q等隻是小市民的形象，未莊也不是農村。還認為魯迅所說“病态社會的不幸的人們”并不包括勞動人民在内。最後一節中，則認為把“五四”時期的魯迅稱為革命民主主義者是“不符合魯迅思想的實際，也不符合魯迅所處的時代的實際。”
這些看法，在當時來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韪。1956年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時，從延安來的革命幹部何其芳，僅因為在《論阿Q》中說阿Q精神勝利法代表了人類的一種普遍弱點，就遭到了無情批判。馮文炳身為舊社會來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竟然講這種比何其芳還要大膽的異見，豈不要引來殺身之禍？
然而，邵荃麟在這封信中，絲毫沒有那時的“批判家”們的橫暴之氣，既沒有“戴帽子”、“打棍子”，也沒有空洞說教、以勢壓人，而是與作者作了坦誠的商榷，闡明自己對魯迅思想發展過程的看法；在尊重和肯定作者的同時，也指出了他論述的缺陷和不足，堅持認為：魯迅所進行的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鬥争，“充分表現了魯迅徹底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這是‘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也即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基本精神。”邵荃麟這種嚴肅平等的學術探讨精神和所堅持的魯迅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立場，不僅在當時是極為難得的，在今天也是應該倍加珍惜的。
四、小結
概括來說，我認為邵荃麟的魯迅研究論著有以下特點：
一、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敏銳、嚴密的思辨力。對複雜的理論問題的辨析，明顯地高于當時的一般作家。從上文對邵荃麟魯迅研究論文的評析和他一系列文藝理論文章中，可以充分看到這點。
二、掌握了科學的研究方法，并對魯迅研究領域那些錯誤的簡單化的方法進行了有力的批評。例如在《關于<阿Q正傳>》中指出：“研究一個作家的思想和創作過程，隻能綜合地去觀察它的發展趨向。如果把它機械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這方法不但是機械的，實在也是危險的。”邵荃麟關于魯迅研究方法論的告誡，不僅在當時，就是在整個中國魯迅學史中都是一種重要的警示。至今我們不是仍然流行着把魯迅作品“機械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的機械論和簡單化方法嗎？
三、由于邵荃麟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敏銳、嚴密的思辨，又掌握了科學的研究方法，是以他對魯迅的認識是非常深刻和令人信服的。例如認為：“在魯迅先生一生的思想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貫穿着一條紅線，就是他徹底的民主主義思想”。強調魯迅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反封建專制主義的精神本質，在中國魯迅學史上具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邵荃麟一直明确地堅持這一點，就決定了他在中國魯迅學史上的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邵荃麟又憑藉着他對曆史的洞曉和豐富的社會經驗指出：“魯迅先生對于中國社會剖解的深邃，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僅從這一點說，我們不能不承認當時魯迅先生對于中國社會關系是有比誰都深刻的了解的。”要知道這些話是在将近七十年前說的，但至今依然閃爍着科學理論的光芒。值得那些一味否認魯迅價值的人們重溫。而邵荃麟最重要的貢獻，是前文所說的确認“魯迅先生不是什麼主義者”、“并不是政治家”。這兩點，遠遠重于具體的學術見解，是中國魯迅認知史上基礎性的原則出發點，有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對于科學地認識魯迅、給他以恰如其分的曆史定位，進而使魯迅學走向更為科學的軌道，後人從魯迅那裡得到真正有益的滋養而避入曆史誤區，至為關鍵。
四、富有敏銳的藝術感覺。上文所提到的他對《阿Q正傳》結尾餓狼眼睛描寫的評價，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五、始終堅持平等的與人為善的科學讨論态度。這一點在給馮文炳的信和所有文章中，都清楚不過地表明了。而這種态度，在“左”風橫行的中國文壇上是極少見的。包括中國文藝界的上司人周揚及其對立面胡風，都很缺乏這種作風。也正是由于邵荃麟一直保持着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和平和、謙遜的作風，是以他才會針對極左的文藝觀，提出了“中間人物”論等科學的文藝思想，也必不可免地成為極左勢力的眼中釘，肉中刺，首當其沖，被打倒在地。但曆史是公正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曆史和人民終于還他以清白，給予他高度的評價。
在要結束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又不能不憶起“文革”初期，即1966年8月下旬在東總布胡同中國作家協會所在地見到邵荃麟先生的一幕。那時，他和劉白羽、馮牧等作協上司一起，首次被群衆“揪”出來“示衆”，可能由于他在作協的地位特殊，單獨關在一個房間裡，又單獨押出來，被迫跪在地上交待他的所謂“罪行”。他的二兒子邵小鷗和我是北京二中的同學，是以我特别注意他。那時，他已經病弱不堪，仍然被強逼着嗫嚅地認罪。我出身于進階知識分子家庭，心儀的是和父親同鄉的季羨林等學術權威，并因為所謂成名成家、個人奮鬥思想被打入另冊，參加不了紅衛兵，隻能靠邊旁觀。看着邵荃麟忠厚老實的面相，很難想象他會是什麼反動分子。不一會兒，押解他的紅衛兵說他病太重，又有更重要的材料需要交待，不能久留，押他回去了。我望着他瘦弱的背影，極為同情，卻不敢有絲毫流露，但這一幕卻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中，難以忘懷。後來聽說他于1971年病死在秦城大獄中，不禁心中一顫，暗自發問：對于這樣一個文弱書生，一位傑出的文藝理論家，何至于如此殘酷呢？……
我想：邵荃麟的名字，不僅在中國魯迅學史上是不可磨滅的。在整個中國文藝理論史以至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也應有不能低估的價值。
文/張夢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