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關“智庫”的理念與實踐 -陳忠海|國家（中國）智庫

中國古代有關“智庫”的理念與實踐 -陳忠海|國家（中國）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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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代定義，智庫一般指專門從事開發性研究的咨詢機構，它将各領域的專家學者聚集起來，發揮他們的專長為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發展提供智力支援。狹義地看，現代智庫從誕生到現在隻有100多年的時間，但從廣義角度看，它其實有着更悠久的曆史，中國古代有關“智庫”的理念與實踐就十分豐富。

智謀天下

人們很早就認識到，運用智力去解決問題比單純使用武勇力效率更高、結果更好，《曾子》總結說“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這裡的“師者”指的就是比自己智力水準高的人，依靠他們才能成就最高的事業。

齊桓公在春秋時代第一個稱霸，司馬遷在《史記》中總結了其原因，認為這全是“管仲之謀也”。《史記》還指出，吳國能“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原因是他們有“伍子胥、孫武之謀”。漢高祖劉邦取天下後問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所答皆非要領，劉邦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裡之外，吾不如子房。

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饷，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是以取天下也。”劉邦視張良為謀士之首，視蕭何為行政人才之首，視韓信為軍事人才之首，在所有人才中把謀士放在了最前面。

像張良那樣專門負責“運籌策帷帳”的人，在中國古代不同時期有着各種叫法，如門客、縱橫士、智囊、策士、謀士、軍師、幕僚等。他們或許“手無縛雞之力”，但他們智慧超群，懷抱“習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入世思想，一旦有了施展的舞台就會發揮出令人驚歎的能量。

孟子的弟子景春曾感歎：“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一言之辯，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

《孫子兵法》強調“上兵伐謀”，把謀略運用看得比直接的軍事鬥争還重要。漢末時司馬徽對劉備說“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把謀士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極緻，而事實确實也如此，劉備得到諸葛亮的輔佐後立即一改頹勢，雖未能全取天下，卻也實作了“草根逆襲”，建立了蜀漢政權。

智庫雛形

把有智慧的人集中起來，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這其實就是智庫建設。在文明初創時期，人們對老人的智慧更加看重和依賴，《荀子》說“養老長幼，持之而後存”，意思是能否将老人的智慧應用于治理國家很重要，它事關國家存亡。

《禮記》記載：“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有虞氏是傳說中黃帝的曾孫，鄭玄認為“上庠”和“下庠”分别指大學和國小，孔穎達認為“國老”指的是“卿大夫緻仕者”，“庶老”指的就是士。在三皇五帝時代，為部族治理的需要就設立了學校，讓那些有學問的年長者和從各種管理崗位上退休的老人們利用自己豐富的知識和閱曆，一邊教育培養年輕人，一邊為部族治理出謀獻策。

到先秦時期，“三老五更”制度逐漸确定下來。《禮記》記載：“食三老、五更于大學”，鄭玄注釋：“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這項制度戰國時就有了，秦朝建立後予以定型，一般在鄉一級就設有三老和五更；

他們與亭長不同，不負責具體行政管理，通常由50歲以上的年長者擔任，通過自身智慧和影響力教化百姓，“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緻”，是統治者的重要輔助力量。《孝經》說“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當皇帝向三老五更表示敬意時，不僅要跪拜，還要親自執爵。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普遍建立了養士制度。年年都在争霸征戰，使各國都更加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都在拼命地招攬人才，“士”于是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他們是知識分子，也被看作卿大夫的家臣，根據特長分為學士、武士、方士等。

其中也有以出謀劃策為專長的策士。諸侯和卿大夫把他們供養起來，有的給予俸祿，有的給予食田，是以他們又被稱為“食客”，戰國時信陵君、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等各有3000名食客，其中就包括由策士們組成的“智庫”。

這一時期最富盛名的智庫類機構當數稷下學宮，它建立于齊威王初年，是官辦機構，因位于齊國國都臨淄的稷門附近而得名。稷下學宮有教學的職能，但更強調“招緻賢人”，先後彙集了天下賢士上千人，包括孟子、荀子、淳于髡、鄒衍、申不害、季真、尹文子、魯仲連等，其中荀子3次擔任學宮之長。

大家在一起争鳴、論辯，提出治國方略。齊國對這些知識分子很尊重，允許他們“不治而議論”，使該學宮具備了教育和智庫的雙重職能，不少知識分子享受着“上大夫之祿”。

秦朝建立了博士制度，漢朝沿襲其制而加以完善。根據《漢書》記載，成為博士的主要條件是“通古今”，其職責是“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其品秩為六百石，與縣令相當。一般情況下朝廷設有博士數十人，由他們組成的“智庫”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了。

谏議制度

在中國封建制度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統治者對智力支援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相關制度安排更加成熟，谏議制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谏議就是對皇帝的決策提出意見、建議或批評，該制度的源流也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時代。《史記》記載黃帝曾設“左右大監”，讓他們“監于萬國”，對天下治理發表自己的意見。《管子》說黃帝還“立明台之議”，所謂“明台”就是專門聽取群眾意見的地方，承擔的職能類似于“民間智庫”。之後相關制度一直存在，如《呂氏春秋》記載堯在位時設有“欲谏之鼓”，舜在位時設有“诽謗之木”，這些都是用來聽取意見和建議的。

到西周時期，國王之下設有“司谏”一職，職責是“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還設有“保氏”一職，職責是“掌谏王惡，而養國子以道”。孔子說“萬乘之國，有争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争臣三人，則社稷不危”，這裡的“争臣”即“诤臣”，是那些有智慧又敢于進谏的人，孔子認為沒有他們或者君主不肯聽取他們的意見，國家就無法走向強盛。

秦朝建立後設定了谏議大夫一職，專門負責進谏，人數多的時候也有數十人。西漢設禦史大夫，類似于谏議大夫，地位更高。東漢雖不再設禦史大夫，但設有禦史台這樣的機構，專門“掌糾劾、進谏”。

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機構體系确立後，谏議的職能往往分屬于門下省和中書省，通常門下省設左谏議大夫、左拾遺、左補阙、左散騎常待等，中書省設右谏議大夫、右拾遺、右補阙、右散騎常待等，除可以更廣泛地聽取意見建議外，還可以使這些谏議機構互相監督。

唐朝對谏議制最為重視，湧現出魏征等谏議官出身的名臣，杜甫、白居易、王維、陳子昂等都先後擔任過谏議官。當時谏議官的權力很大，皇帝的诏令即使已經下達，谏議官認為不妥也可以駁回，稱“封駁”。有人對《唐會要》的記載進行抽樣統計，其中54至56卷中關于皇帝诏令遭谏議官封駁的就有16次，竟然11次封駁有效。

宋代谏議制有了新發展，成立了谏院，又普遍設定言事禦史，強調了各機構之間的互相制衡。明代成立了都察院，負責全國的監察事務，又在各部設立六科給事，同樣承擔監察、糾舉的職能，機構雖然更加嚴密，但已越來越偏向于“谏”而非“議”。清代相關制度大體如明代，隻是将六科給事中并入了都察院，谏議官與監察系統合并，勸谏、議論的職能進一步弱化。

翰林學士

從秦漢到唐宋，智庫一類的職能通常與監察職能結合在一起，這是中國古代谏議制的特色。從唐朝開始，在重視谏議官的同時又新設立一個翰林院，使智庫的職能更為專業化。

翰林最早指文士荟萃之所，“翰林”一詞在漢代揚雄的《長楊賦》裡首次出現，作為官署的翰林院最早則出現在唐朝。唐太宗還是秦王的時候，奉旨設立“弘文館”，收聘賢才，杜如晦、房玄齡、孔穎達、虞世南、許敬宗等18人入其中，被稱為“十八學士”。雖名為“弘文館”，他們卻不是在那裡吟詩作賦，而是為李世民奔走籌劃，相當于李世民身邊一個“半公半私”的智庫。李世民登基後，“十八學士”中的很多人擔任了朝廷的要職。

唐玄宗時正式成立了翰林學士院，俗稱“翰林院”，選了一些擅長文詞的朝臣在該院起草诏書，入選的人被稱為翰林學士，其中資曆最深的一人稱為翰林院學士承旨。唐代翰林院設在大明宮内，院内設有各房，房内四壁除張挂着拟诏制命的條例外還設響鈴，鈴聲一響即赴應召；

翰林學士直接為皇帝服務，參與重大決策的醞釀籌劃，既是皇帝的“機要秘書”又是智囊，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甚至分擔了一部分宰相的權力，唐憲宗時幹脆将翰林學士承旨直接晉升為宰相。

宋代延續了唐朝設定翰林院的制度，翰林學士承旨和翰林學士不再兼任其他職務，品級确定為三品，與六曹尚書相當，成為名符其實的皇帝“專職進階顧問”。由于他們随時幫助皇帝運籌機要，是以更容易為皇帝所熟知和信賴，宋朝有不少宰相就出自他們中間。

随着官制的演變，明清以後翰林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機構卻越來越龐大，智庫的角色更加突出。翰林院的負責人一般稱掌院學士，副職稱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等，下面的翰林有侍講、侍讀、修撰、編修、檢讨、庶吉士等不同的等級和專業分工；

有的類似于皇帝的文學侍從，有的負責草拟禮儀典章，有的負責編寫皇帝起居注和國史，當時各地鄉試、會試的考官一般都由翰林選任，各省的學政是負責本省教育和科考的長官，一般也都從翰林中選派。

清代的翰林院還負責皇家教育，為皇帝和其他皇室子弟講課，這又是一份重要而特殊的工作，一些翰林學士就是利用侍講、侍讀的機會讓皇帝接受自己的見解，取得皇帝的信任。康熙在位時，為了與翰林學士們更友善地讨論和切磋，就在乾清宮西南角特辟一處房舍，稱“南書房”，在翰林學士等官員中“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這就是著名的“南書房行走”。

“南書房”雖然算不上是一個正式的官署，“南門房行走”也不在官員的正式品級序列中，但這個“臨時機構”兼具了智庫、機要、決策等多項重要職能，逐漸成為權力的中樞，不是“上所親信者”不得選入，使這一時期的翰林院又回到了之前的顯赫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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