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極化、黨争加劇！美國正在抛棄自由市場至上？》一文中，我們分析了美國政治鬥争的核心。作為啟蒙思想家憧憬的“理想國”的美國，其政治範式代表西方文明鼎盛。
然而，當自由市場經濟的财富積累模式正前所未有地破壞其經濟、政治基礎，這套政治範式自然也就會在震蕩中面臨重大調整。
從“舊共識”到“新共識”的動蕩洗牌
當下，美國認定其無法繼續堅守經濟全球化、自由市場的“舊共識”，進而抛出“新共識”以解決四大挑戰。
一，美國産業嚴重空心化，尤其是全球化造成制造業外遷和供應鍊過度依賴中國；
二，地緣政治與安全競争拖累經濟發展，主要圍繞中美競争、俄羅斯威脅等；
三，氣候變化加劇能源轉型壓力，影響技術創新、氣候目标與就業等多個方面；
四，社會貧富差距威脅民主制度，包括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擡頭。
問題在于，雖然都是從新自由主義回調，兩黨給出了背道而馳的解決方案。政治極化和黨争難以短時緩和，美國政治也将在分岔之中迎來一個年代的動蕩洗牌期。
“新共識”核心是摒棄對自由市場的過度迷信，轉而動用國家機器，全面複興美國國内的産業生态系統和科技創新能力。盡管如此，斷言民主黨的制造業回流政策已經成功仍然為時尚早。
正所謂去工業化易而再工業化難，制造業回流特别是本土産業生态的重新培植需要長期努力，無法通過幾個法案一蹴而就。至于“美國優先”，中美貿易糾紛造成美國約1000億美元出口縮水、約25萬個就業崗位流失，被媒體嘲諷為“愚蠢的生意”。
美國面臨的三大調整
由此推導，長期看，美國将在政治理念、社會思潮和政治模式三大方面做艱難調整。
首先是政治理念。
從亨廷頓“文明沖突論”橫空出世到其學生福山“曆史終結論”引爆當代政治哲學辯論，美國始終将自由、民主視為其立國之根本，熱衷以“世界警察”之姿态到處傳播其自由主義價值觀。
殊不知，美國自身正從新自由主義回調，轉而鼓吹國家幹預，雖然兩黨精英已取得部分共識，但是仍有分歧。
如果說民主黨抛出的“新共識”是回歸漢密爾頓主義倡導的國家幹預，那麼仍舊盤繞在共和黨上空的“美國優先”則更像是接受了傑克遜主義強調的孤立、本國優先。
除去每年必然上演的政府預算拉鋸，兩黨精英們也将更頻繁、巧妙地以自由市場外殼包裝國家主義。屆時，美國将在精英的互相傾軋中找尋能夠被兩黨接受的、全新的政治理念——正如200年前在美國國父們之間上演過的那樣。
其次是社會思潮。
從2020年5月“黑人命也是命”運動到當下愈演愈烈的“猶太人還是巴勒斯坦人”抗議，美國社會已經耗費了太多精力與資源在所謂身份認同的議題上。進一步說，身份認同隻是政治正确走向極端的一個案例。
又比如，提倡維護性少數群體權益原本是件好事，發展至今卻已出現“醫生怎可随便定義嬰兒性别”的滑稽觀點（詳見2023年第32期高層内參文章《政治正确，美西死穴——暴亂、槍擊，止不住的出血點》）。此前一度流傳的“性别是沃爾瑪購物袋”正是對這種矯枉過正的諷刺。
極端政治正确本質上是宗教主義對普羅大衆潛移默化的侵蝕，将美國社會拖入無限内耗當中。
正所謂物極必反，法國大革命曆經數不清的政治博弈與攻讦殺戮後，适中的平等、自由、博愛才漸漸于政權更疊中兌現。跑到另一個極端的社會思潮，往往會在極端波動與混亂中逐漸收斂到均線。
再者是基于前二者的政治模式。
美國式三權分立曾為世界提供了國家建構的獨特經驗；然而，無論是“跛腳鴨”總統與國會僵持，抑或是國會兩黨對峙，當今美國的政治模式愈發低效。
不久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向哈裡斯遞上小金槌，祝賀其成為史上在參議院平票時投下關鍵一票次數最多的副總統。殊不知，哈裡斯的破紀錄恰好印證兩黨議員政治立場的針鋒相對。
美國現有政治模式已經走入自我耗散的惡性循環，未來須以試驗的形式摸索創新。
當下拜登政府為推動符合本黨利益的政治議程，卻不得不在對烏援助、臨時預算等方面向共和黨人“低頭”。
而這其中，溫和派政客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這要求兩黨将不曾被重視的力量（青年政客、溫和派政客等）提拔進入上司層，而跨黨派協商、國會與白宮的合作或将走向常态化、機制化。當權的精英被時勢所驅，被動反思美國現有政治模式，試圖在妥協中尋求最大公約數。
2024大選的确定與不确定
而當厘清長期問題以後，眼下最受關注的2024年大選行情就相對清晰起來。總統大選方面，特朗普與拜登的再次面對面基本已成定局，對于選民來說2024大選将是一定意義上的“兩害相權取其輕”。
一方面，拜登個人雖不受歡迎，但是民主黨卻保持着相當的号召力。是以，拜登既會調整競選戰略，讓選民感受到政績實惠，還會将頗具黨派色彩的議題與人權、自由等概念捆綁，唯有此才可能赢得連任。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美國優先”的民粹路線上愈走愈遠，支援率卻不減當年。究其根本，未受過高等教育的郊區白人群體作為其基本盤相當穩固，其再次當選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至于國會兩院，共和黨或可“松一口氣”。
在國會大廈北翼，随着民主黨參議員曼欽宣布退休，共和黨重奪參院控制權機率加大。來到大廈南翼，不僅數個州議會正在重劃選區邊界以確定共和黨人當選，退休的民主黨衆議員數量也更多，共和黨的微弱多數地位恐怕難被動搖。
當然，世界總是充滿各種不期而遇，沒人能笃定在倒數11個月裡不會發生足以颠覆目前局面的“黑天鵝”或“灰犀牛”。例如，美國媒體指出2023年選舉投票率有明顯上升，這一趨勢或意味着2024年美國大選可能出現經驗之外的全新情況。
在陣痛中尋找全新政治
而以2024年大選作為基準，各有難處的兩黨也不得不為今後數年的政治布局做出調整。
對于執政的民主黨來說，需培養下一代政治家，改善黨内青黃不接的現狀。拜登若成功連任将以82歲高齡成為最年長總統，很多人甚至都懷疑他能否順利完成任期。事實上，目前民主黨内仍未産生如奧巴馬一般的明星政治人物。
一邊是越發激烈的兩黨競争，一邊是現任總統走上飛機都要幾次摔跤，民主黨的眼光必須穿透本屆大選，為日後早做打算。
共和黨也有望在上屆大選失利和黨内分裂的教訓中審視戰略，認清“保守不等于反動”，逆曆史潮流沒有前景。
2022年6月最高法院“撤銷堕胎權受憲法保護”裁決的疤痕效應正在下沉到各州，選民普遍視這一裁決為人權倒退，并以實際行動發聲。共和黨人沒有預見到即使大多數共和黨選民并不贊成妊娠期随時堕胎，卻也廣泛支援婦女應享有堕胎權利。共和黨若死守傳統價值觀，未來隻會失分更多。
事實上，被選舉政治裹挾下的兩黨在政治極化的同時邊界卻愈發模糊。
例如，民主黨近期在邊境政策上向共和黨做重大妥協，而共和黨主政各州也在與民主黨合作推動州内堕胎權利合法化、管制寬松化，被輿論指為“民主黨變得像共和黨，而共和黨變得像民主黨”。
霍布斯鮑姆曾說“如果打算在這個舊基敗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敗。”曾經國父們引以為傲的自由之地俨然一副蠻荒景象，當舊秩序走進死胡同，這将倒逼美國在十數年的陣痛當中找尋全新的政治——這一次，美國将很難引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