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華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在不同時期，各級政府在黨的上司下低成本開展工作，是確定事業順利推進的重要保障。然而，近年來各級工作中卻出現了高能耗的趨勢。高能耗治理不僅表現為正常工作的開展需要消耗更多的資源，而且在正常的工作之外還出現了各種不必要的工作附加，使得治理體系出現了成本膨脹。
以基層工作為例展開分析。
一、基層高能耗治理的表現
表現一：形式主義及其帶來的基層“認真應付”現象
現代科層組織運轉包含了形式化的成分，如運作方式的規則化、運轉過程的程式化、事務解決方式的規章化。形式化、标準化、規則化是複雜治理體系運轉的必然。不過，當這些形式化因素超過了必要的限度，變成對工作本身的幹擾時，就變成了形式主義。
形式主義在基層有很多表現。基層對待這些形式化的要求，有兩種辦法：
第一種是“應付”，即通過走過場、轉發檔案、拍照留痕等表面方式來完成形式化的工作。這些“應付”行為本質是敷衍塞責，是用了形式主義去對付形式主義。
第二種是“認真應付”。即一些地區對待上級下達的形式主義要求之後，明知道不合理，卻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完成，将“應付”變成了“認真地應付”。“應付”也要花費資源，“認真地應付”更是造成了資源消耗。
最典型的“認真應付”是，工作做的少、宣傳卻投入很多，主動建立，PPT做的很漂亮。據說将彙報工作的PPT做的漂亮，已經成為基層最重要的一項業務素質。一些地區和部門，已經開始花錢向“第三方”購買PPT制作業務和項目包裝業務。
表現二：高标準嚴要求及其帶來的“懸浮化的内卷”
顯然，目前各級工作都很忙。其實，不隻是基層政府部門很忙，幾乎所有與行政或公共事業相關的機關都很忙。比如學校。如網上曝光的中國小承擔了大量教學之外的行政工作下派，高校中的各種評估也是。
從鄉鎮一級來看，東部地區的鄉鎮一直比較忙碌。這是因為東部地區在過去幾十年的城鎮化工業化中承擔了更多的發展任務。中西部地區的鄉鎮在取消農業稅之後的一段時期内工作較為輕松，但近年來中西部地區的鄉鎮工作也變得忙碌。其中，最為忙碌的扶貧期間的工作。在中部某地調研，碰到曾擔任過鄉鎮扶貧辦主任的年輕幹部，脫貧攻堅期間經常加班，有時住在鄉鎮幾個月不回家，最後與妻子離婚。
脫貧攻堅、疫情防控這類十分火急的工作基本結束了，但是，鄉鎮又開始又面臨了其他的中心工作。包括人居環境整治、耕地非農化非糧化整治、安全生産管理、稭稈禁燒、衛片圖斑核查複墾、冬閑田複耕、防火宣傳，等等。
目前，鄉鎮忙碌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務下壓造成的，不僅上級下壓的工作越來越多，而且上級部門對每一項工作都提出了高要求，相當一部分工作直接由組織部門或紀檢部門牽頭完成，幾乎所有的工作都附帶着考核、督查和問責。越來越多的工作任務，與越來越高的工作要求，使得鄉鎮不僅忙碌，并且主要是對上忙碌。不過，這些主要對上忙碌的工作，很多并不是從基層群衆的實際出發。
當基層工作忙碌主要是完成上級任務和回應上級高标準要求，并且這種高标準的要求脫離實際情況時，基層的忙碌就變成與群衆沒有關系，這樣的高标準嚴要求雖然讓基層工作忙碌，卻是浮在社會需求之上，即出現了“懸浮的内卷化”。
表現三：伴随着行政積極化的幹部消極行為
随着各項管理技術使用與更新，如考核名額的細化、跨級督查與暗訪的常态化、事後問責的嚴格化等，使得基層上下級間的行政指令更加暢通。前幾年在某地看到正在推行一套幹部工作狀态的評估系統，由某網際網路大廠提供技術服務。
這套系統的主要功能是，将每項縣級下達的工作都錄入系統，按照流程和環節分解，具體到每個部門和每個人，每項工作的每個節點都清晰設定。一項工作從啟動到完成，到最終的滿意度考核，都在系統中清晰顯示。這些不同節點彙聚起來，就構成了每個部門的每項職能的完成情況，也彙聚成為每個幹部的工作完成情況。最後，通過十分複雜的算法和工作流程設定，形成對每個幹部實時工作狀況的評價，即幹部工作指數。
理論上來說，通過這套系統，縣級主要上司可以清楚了解每個鄉鎮、每個機關甚至每個幹部的工作“狀态”。每個部門和每個鄉鎮的上司，也可以實時了解每個幹部的時刻工作狀态。這是一種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全覆寫、全流程的工作檢測系統，也是一套幹部監管系統。
這種管到個人、管到每一時刻的技術系統，會讓行政體系變得無比“積極”。
從體系運轉來看，越來越多的行政任務下達，反映基層政府正深度地介入基層社會秩序和農民生活。
在行政體系内部，工作下達之後，體系内部的考核監督也跟了上來，基層幹部尤其是鄉鎮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事務上，都承擔了“兜底責任”。在整個行政系統中，處于末端的鄉鎮基層存在“權責不比對”現象，即責任大、事情多、權力和資源少。鄉鎮被要求承擔“兜底責任”和“屬地責任”，但是鄉鎮很多時候又兜不住。
為了督查鄉鎮不計代價的完成工作，也是某些部門為了提前劃清責任，就在任務下達之後采取督查問責下。上級部門試圖通過強化自上而下的管理監督，來要求基層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各種“兜底責任”。
這種高要求和強管理，最終轉化為鄉村幹部個體的施壓。正如鄉鎮幹部所說的：“很多工作會被縣裡問責，沒有完成要問責，完成不好要問責，出來問題要問責，事情做完終身負責。”
高度積極的體制和行政，會給身處集中的基層幹部帶來巨大壓力。在此背景下，鄉村幹部出現兩種表現：一種是不承擔主要責任，不觸碰沖突，避開真正急難險重的工作，也是在很多基層幹部身上表現出的主動邊緣化或“躺平”。另外一種是承擔主要責任的鄉村幹部，為了完成上級任務投入大量精力和資源，他們對于工作很多時候也是在被動應付，很多工作行為缺乏内在熱情。
表現四：積極政策帶來的群衆客體化和消極化
曾到某地調查，經過脫貧攻堅的大量政策投入，當地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大為改觀，納入脫貧的農戶也享受到諸多幫扶政策。令人奇怪的是，經曆脫貧攻堅之後，鄉村幹部與農民的關系似乎變得更加疏遠，鄉村兩級的組織動員能力似乎也在下降。并且，這種情況越是在脫貧重點村就越突出。
村幹部舉例子：某一年春節前下大雪，為了友善群衆拜年走親戚，村幹部号召村民出來掃雪，結果很多農民都不響應，不僅村裡公共道路上的雪沒有人掃，不少農民門前的雪沒有打掃。訪談中，村幹部感歎說：“過去是說各掃門前雪，現在是門前雪都不掃了”。村幹部解釋說，農民是等着公家來掃。
農民号召不動，鄉鎮或村裡又擔心出現安全事故，擔心老百姓萬一摔傷了找村裡要“補償”，是以，就集體花錢請推土機掃雪。
村幹部還舉了其他的例子。比如，夏季暴雨之後，一些農戶的房屋出現裂縫，村幹部不僅要主動排查，還要督促村民及時修複。有些村民自己覺得不礙事或是不願意修複，村裡得想辦法幫助修複。久而久之，一些農民凡是出現門前積水或是房屋裂痕，就主動拍照在微信群裡@村幹部，問是否有相關的解決政策。
近年來，國家向農村投入大量的資源，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帶來了鄉村面貌的改善。不過，這些積極政策，卻又帶來了幹群關系的變化。
觀察來看，不少脫貧重點村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沖突的直接原因是，很多地區早期是按照上級下達的任務名額來确定貧困戶。在某地調查，脫貧重點村的貧困戶比例是非重點村的三倍左右。結合實際來看，同一個鄉鎮不同村在基礎條件、文化條件、資源禀賦都十分相似，村與村之間存在絕對差異并不大。
脫貧攻堅期間，縣一級進行了财政資金的統籌整合，一些實際條件差異不大的村，被納入脫貧重點村之後，投入了大量的資源，村莊建設的高大齊全。一些非重點村的基礎設施出現了落後，群衆意見大。
具體到村莊内部，脫貧戶也存在識别偏差。很多地方做了“回頭看”的工作，例如，有些地區剔除了一部分的“硬傷戶”，還有一些地區将一部分農戶定義為“穩定脫貧戶”。
由于在一些村與村之間、農戶與農戶之間不存在絕對的收入斷裂帶，再加上政策本身的力度很大，就使得群衆内部出現了政策性不平衡，進而影響了群衆的心态。
近年來國家還實施了其他方面的惠農政策。政府以行政手段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還有些地區利用财政資金打造亮點，結果就出現了政策積極實施帶來的農民心态消極，出現了“幹部幹、農民看”。
表現五：“長線工作短線化完成”及其帶來的資源浪費
國家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上推進鄉村工作，如提出了鄉村振興二十字方針。很多基層工作屬于基礎性的。這些工作經過部門轉化後，通過行政體系向下傳達，最終就變成了行政任務和工作名額。
比如，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一環，在促進社會發展和維系社會穩定中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國家對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做了長期安排。這種戰略性要求，也就決定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過程性、長期性和複雜性。
但是，作為戰略推進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變成部門工作之後，在各級工作開展中變成了名額化的推進。一些部門出台農業農村現代化标準，規定了農業、農村、農民的各種指數。問題在于，大陸現代化的任務不僅長期而艱巨，而且全國各地的情況十分不一樣。例如，中西部地區作為人财物流出地區，與東部地區作為人财物流入地區，所面臨的“三農”問題、鄉村工作的重點難點和沖突點，都是十分不同。
條線部門試圖用“一個标準管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本質都是用行政管理替代了戰略規劃，帶來的結果是：嚴标準和名額考核與基層實際的不比對，擾亂了基層工作的規律性。
國家所做出的戰略規劃，經過條線部門工作傳遞，下達到基層之後，一是變成了指令，二是變成了名額。在名額和指令的背後都配套了考核和排名。基層對标對表地完成各種工作，長線工作短做，基層出現了各種形式的“短平快”。
站在基層看，各種名額任務不僅要完成，而且要将工作成果和工作過程變的“看得見”。用群衆的話說就是做“眼皮子上的工作”。比如，将鄉村建設變成立面改造、集中資源在公路沿線打造景觀示範帶、将工作包裝成為項目、打造亮點、建立經驗等。這種短線化的工作完成方式，造成了政策目标偏移和資源的浪費。
二、基層高能耗治理的“鎖定”邏輯
針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基層負擔過重問題，中央已經實施了整治工作。觀察來看，一些治理形式主義和減輕基層負擔的工作安排，到了基層又變成了新的形式化要求。基層治理體系高能耗運轉，不僅展現為體系運轉過程消耗了人力物力，而且存在鎖定邏輯。這使得自上而下的減負工作安排到基層時，變得落空。
高能耗的基層治理體系，存在如下鎖定邏輯：
第一、上下級之間的鎖定。身處體系之中的從業人員，都了解形式主義的害處，他們開展工作也深受形式主義妨礙。然而，工作到了具體部門和人員手中時，他們又參與了形式主義的制造。這就意味，形式主義不能從經手人員的主觀意圖上去解釋，而是要放在體系運轉中剖析。
站在鄉鎮工作實際來看，目前最大變化是，鄉鎮工作主要變成完成遠距離安排的任務。如國土部門安排的土地管理工作、住建部門安排的危房排查工作、應急部門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環保部門安排的稭稈禁燒。這些越來越多的上級任務安排，使得鄉鎮工作從回應農民和實施本級規劃，變成了落實長距離的任務下達。
這種遠距離的工作安排要落地，必須要配套一整套遠距離的管理體系，使得基層按照上級要求開展工作。是以，鄉鎮工作内容的變化，帶動了整個體系中上下級關系的變化。
過去，縣管鄉，市管縣，現在很多地方開始推行由省直接考核縣，市直接考核鄉鎮。年前在某地調研看到，針對若幹中心工作，當地采取對全市一百多鄉鎮的直接考核排名。期間，也觀察了兩個省份鄉村振興方面的工作方案，這兩個省都采取對全省所有縣直接考核的工作推進辦法。這種跨級直考，是強化遠距離管理的一種手段。
遠距離考核畢竟會存在多個層級，也存在考核名額與實際情況的巨大差異。基層回應這種遠距離考核，所付出的成本要比近距離考核高。這是因為遠距離的上級，更不容易了解基層真實情況，是以，就對基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形式化要求，基層不僅要完成工作，而且要對完成工作提供自證材料。
遠距離的管理不僅更加形式化，而且還存在負向疊代的邏輯：在初期考核名額不細、管理規則不嚴的情況下，基層可能對上級的工作布置采取應付，基層敷衍行為會激發上級提出更高的考核标準和工作要求，進而使得基層不容易應付。在一些形式化工作上出現了從“真應付”到“認真應付”的轉變。
長距離管理由于存在更大的上下級博弈空間，就使得整個工作完成過程出現了監督與反監督的連鎖反應。監督要付出成本，反監督也要付出成本，為了解決反監督的進一步監督，就造成了更大的成本消耗。
在長距離管理體系中，因為博弈空間過大，會造成的層級之間的更加不信任，這也使得“大興調查研究”作為一種工作方法很難被運用。
第二、部門工作的鎖定。目前，各部門在提出工作要求時，流行着“舉一反三”的說法。“舉一反三”可做兩種了解：第一種是吸取經驗教訓，推動下一步工作更好的開展；第二種是提高工作标準、擴大工作要求。
在整個體系中，條線部門是按照業務職能設定的，業務工作屬于具體工作，具有專門性和技術性。各級黨委政府是決策機關，理論上來說，業務工作要服務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安排。
目前，基層工作出現了條線工作和業務工作“中心化”的趨勢。站在鄉鎮看，每一個條線部門都參與考核，每項業務工作都有縣級分管上司，鄉鎮必須積極回應部門安排的工作。
結果是，鄉鎮工作被自上而下的衆多部門工作牽引。問題是，部門工作是業務性和局部性的，而鄉鎮需要做出整體決策和回應農民的實際需求。部門工作中心化使得黨委政府的職能變得“碎片化”。
而站在縣級部門本身來看，縣級部門的工作任務又來自于上一級的安排。縣一級同樣存在着條線工作中心化的趨勢。放在一起看，這顯示整個條塊關系的變化。
之前，各級工作以塊為本位，條線工作下達之後，要接受鄉鎮黨委政府的統籌安排，條線部門所提出的要求會被各級轉化。目前，條線工作中心化之後，不僅一些垂直管理的條線部門權力增大，而且那些雙重管理的條線部門也具有了指揮權，各級工作出現了“乘數效應”。
用公式形式來表達條塊關系變化，及其帶來的基層工作壓力飙升：
公式A.以塊為本位的工作方式：黨委政府統籌工作=條線工作÷多層級
公式B.條線工作中心化：基層工作任務=多條線X多層級
目前基層負擔重是因為，不同的條線部門基于擴大權力或是避免責任的邏輯，會互相競争基層治理資源，每個部門都強調業務工作的重要性，使得部門工作變得越來越多。
除此之外，條線下達任務時，下級部門存在上浮名額的沖動，出現加碼或是要求“舉一反三”，使得條線工作又在傳導過程中被層級放大。最終就出現了多部門與多層級的互相強化，使得基層負擔劇增。
第三、技術手段鎖定。調研中看到，某地建立了一套應急管理系統，可實作對整個體系的排程。比如，發生台風之後，根據台風的行經路線，對沿線縣鄉村各級進行統一指揮。這套應急系統可臨時排程資源，也能夠監測基層實時工作狀态。有一次，台風即将到達某地前，上級應急指揮部通過攝像頭發現有群衆在河裡遊泳，基層沒有及時做好疏散，就将指令和通報下達到鄉鎮。各種先進的技術手段正在滲入整個治理體系，并改變各級工作方式。
以資訊技術為代表的技術工具滲入治理體系，存在兩種形式：第一種是為基層幹部賦能，比如群衆通過手機APP辦理事務，鄉村幹部直接從系統中稽核，不需要面對面對解決，減少了人力消耗；第二種作為監督手段，強化對基層幹部的管理，比如前面所提到了一些地區推行的幹部工作狀态考核系統。
第一種形式的技術運用減輕了基層工作壓力，第二種形式的技術運用加重了基層壓力。目前，兩種形式的技術手段都在快速的增加，放在一起來看，第二種形式的技術運用所帶來的負擔增加，遠超過第一種形式技術運用帶來的便利，使得基層整體上出現了負擔加重。
以強化監督為目的的技術手段，極大地增加了上下級之間的不平衡。以資訊統計為例，在傳統的紙質辦公時代，上級部門負責彙總下級上報的資訊，在處理表格上，上級部門的工作負擔是下級部門的加總。是以，上級部門謹慎對待每一個表格下發，也十分重視資訊填報的嚴肅性。
進入無紙化辦公時代之後，上級部門通過電腦很容易制作表格，而每一個表格都需要基層填報資料。上級的工作幾乎是無成本的，而下級收集每一條資訊都要消耗精力。這種技術手段的運用，讓上級下發表格變得随意，進而使得基層負擔嚴重加劇。
從基層實際來看，由于需要填報的表格數不勝數，鄉鎮接到任務之後，進一步分解到村級，時間長了，村幹部也會喪失耐心，随意填報表格，資料統計變得敷衍。
總體來看，大量的技術治理手段都是由上級部門推動使用的。上級部門在推動技術治理手段時，首先是從友善本級工作和強化本級權力出發，并且各個部門分頭找技術供應商，各個部門的系統又不相容，各種技術手段都針對基層，使得基層工作“被困入了系統中”。
技術治理手段必然是形式化地對待工作，在技術系統中，所有基于實際情況所做出的特殊行為，都被自動排除在外。被技術系統捆綁的基層工作，實質是用預先設計的名額指令代替實際工作過程，用機器管理替代面對面的工作協商，将基層群衆工作變成了非人格化的程式演繹。
技術系統一旦形成，反過來會讓引入技術手段的人喪失了主動性，結果就出現了手段對目标的替代。
第四、地區之間的鎖定。目前基層工作存在兩個前提性變化：
第一是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大陸不同地區出現了巨大分化，尤其是東部作為人财物流入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作為人财物流出地區，所面臨的基層工作條件十分不同。
第二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強化了政策的貫徹力度，使得各地基層工作面臨着相似的政策要求和相似的工作内容。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國家治理同一性與基層情況特殊性的張力，在政策上反映為執行标準嚴格與基層因地制宜之間的沖突。
總的來看，東部地區基于基層财力的相對雄厚，對于政策的執行能力更強，各項基層工作名額完成的更好。東部地區主動投入資源打造基層工作經驗，進行工作方法建立。這些基于地方特殊性總結的工作經驗，被政策吸納之後，牽引了中西部地區的工作開展。
以農業政策為例，東部地區雖然在全國農業中不占主要比例，并且“三農”問題在東部地區也相對不突出。然而，東部地區卻建立了不少供中西部地區學習的“三農”工作經驗。
在很多基層工作上，東部地區也面臨着形式主義的壓力，東部地區通過增加财力投入、擴張基層組織、聘請第三方、花錢購買服務等方式，來回應上級工作要求，認真地對待一些形式化的要求，使得基層工作在很多方面出現了“認真的應付”。認真完成的形式化工作不僅消耗了東部地區的資源，而且還作為經驗被其他地區學習，加劇了中西部地區的資源緊張。
第五、“小機率事件”鎖定。目前基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應對突發事件和防控風險。并且，在工作理念上發生從事後化解為主向事前防範為主的轉變。
一些地區創新“楓橋經驗”，搭建縣鄉村“橫到邊、縱到底”的網格體系，試圖及時發現各種風險萌芽。“楓橋經驗”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方法，精髓是發揮群衆和社會的力量，鼓勵自下而上地解決問題，以此來降低治理成本。“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将沖突化解在基層”，是指在對事情和沖突分類的基礎上，将群衆能夠自行解決的問題優先留給群衆解決。
在實際操作中，一些地區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将沖突化解在基層”變成了“小事不準出村、大事不準出鄉、必須将沖突化解在基層”。這就喪失了“楓橋經驗”的辯證性，将“楓橋經驗”變成了形式主義和機械論。
在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基層社會在發生快速變動，各種摩擦和沖突必然存在。如果機械規定“小事不準出村、大事不準出鄉”，不僅喪失了“楓橋經驗”的本義，還會造成基層沖突被人為掩蓋，封死了社會安全閥。
從基層工作開展本身來看，僅從形式上防範風險，不僅不可能完全消除原本存在的社會摩擦，而且還會極大地提高社會治理成本。比如，前一段時間公衆讨論的中國小生課間得不到休息現象，很大程度上是與學校承擔的防風險壓力有關。
防風險壓力使得基層工作變得繁瑣而平庸，心累。
三、為治理體系“降能耗”
打破基層治理高能耗，隻針對現象還不夠，關鍵是要打破基層治理體系的高能耗鎖定。可從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減少上下一般粗的工作下達，采取分層分類治理。
以“三農”工作為例，一些涉及安全穩定的關鍵工作，要強化自上而下的統籌管理。還有一些屬于業務工作、具體工作、或是群衆日常生活領域的工作，這類工作應當采取以基層為主的工作方式。國家提出大的政策指引，基層探索因地制宜的工作辦法，盡量少地采取“一杆子到底”的工作方式，考核名額宜粗不宜細，對基層幹部采取事後監督為主，将容錯糾錯機制真正落實。
第二、合理定位鄉村工作目标，區分長線工作與短線工作。
總體來看，經過一段時期的惠農政策投入，目前鄉村面貌已經大幅度改善，基層出現的沖突主要以日常摩擦性沖突為主。在此背景下，鄉村工作做好長線工作與短線工作的區分，避免基層出現體制過熱。其中，長線工作要慢慢做、持續做，久久為功；短線工作要簡約做，減少加碼，少全域排名考核，減少浪費。
第三、回歸條線工作定位，減少部門工作中心化。
部門工作中心化使得基層出現了“中心工作泛化”。基層要面對的條線部門、工作上司小組、綜合考核與專項考核衆多，中心工作泛化使得工作失去重心。要理順條塊關系，發揮各級黨委政府的統籌功能，使部門工作變成業務支援。在鄉鎮一級，做到“鄉鎮吹哨、部門報到”，而不是“部門吹哨、鄉鎮報到”。
第四、區分小機率事件性質，把握鄉村社會的整體形勢。
總體上看，目前鄉村沖突主要集中于群衆日常生活的小事領域。這類沖突可鼓勵群衆自己解決。避免基層工作被“小機率事件”綁架。一些沖突發生後，要進行科學研判，區分是偶發事件還是傾向性問題，進而對不同性質的事件采取不同的合理化處理方式。
第五、合理對待基層工作建立，避免不必要的形式主義。
在各種考核，創新建立一般屬于加分項，基層是以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創先争優。實際上，真正的工作經驗一定是從切實回應群衆需求中得出的，過多地關注建立，反而不會産生好的工作方法。所謂“文章自天成、妙手偶得之”，各級各部門真正從本級工作出發，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就會源源不斷地會産生各種有益工作經驗。這些工作經驗被歸納總結，再試點推行，就變成了從實踐中回到實踐中的科學決策方法。脫離群衆和脫離實踐的工作建立是形式主義的表現，在工作考核中應當減分而不是加分。
第六、減少簡化要求，真正減輕基層負擔
将減輕負擔本身作為目标，不将減輕負擔與激活基層幹部幹事創業直接挂鈎。觀察發現，負擔重是抑制基層幹部積極性的直接原因。真實地将基層負擔減輕了，基層才有可能會煥發出内生的積極性。也就是說，不能一邊減負，一邊又提出更多的工作要求。減負本身就是目的。隻将減負本身當做目的的減負，才能夠真正實作負擔的減輕。
2024.1.29，桂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