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北京西北角的燕東園，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地名。它的前身是明清時期的成府，1920 年代被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買下，成為一代北大學人的栖息地，金嶽霖、遊國恩、何其芳、翦伯贊等學者，都在這裡度過充滿巨變與革命的 20 世紀。
作者徐泓在這裡度過了完整的成長時期，這些在現代史中頗有盛譽的學者，大多是她從小就相熟的鄰居。新聞工作長年的專業性與研究性訓練，讓徐泓決定寫下這段曆史——近百年曆史的燕東園，在經曆多次大時代的風浪後，走到了自己的黃昏，身為燕東園新一代人，徐泓認為她“有責任為這個園子、為這些小樓留下一份追索與記錄”。
在這本書首次的線下對談中，徐泓稱書成此書的過程，是在與遺忘抗争。作者默存在讀完《燕東園左鄰右舍》之後，也更加了解了“不遺忘”的分量：“這是一部知識人的精神圖譜，也是以小見大、關于一段崎岖年代的痛史。它不應該被遺忘，因為相似的氣氛正在當下慢慢重演。作者不僅僅是為知識分子而寫，她也在為有骨氣、有信仰、心存善念與求真精神的人們而寫”。
金嶽霖、陳夢家、趙蘿蕤……在燕東園，埋藏着一部知識人的痛史撰文：默存
一
為何是燕東園
在中國現當代史上，馮至、何其芳、陳夢家、金嶽霖是一個個響當當的名字，而他們都曾住在同一個地方，那就是别名“東大地”的燕東園。燕東園在北大東門附近，前身是明清時期的成府，據說在乾隆年間為太監營房，老太監們從宮裡出來，死後就葬于此地。1920 年代，時任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買下這 77 畝地，建成了如今的燕東園。從此，一代代知識人與這裡産生交集，這份名單包括但不限于遊國恩、趙蘿蕤、翦伯贊、洪謙等等。
從 1920 年代起，燕東園囊括了一批批傑出學人，但 20 世紀是革命與巨變的年代，知識分子也無法獨善其身，他們的學識令人欽佩，他們在後半生不同的境遇，更令人唏噓。
是以，燕東園是一個重要的坐标，但長期以來，缺乏一部專門挖掘其文化價值的專著，直到徐泓填補了這一空缺。打開此書，你既能發現王世襄的樂園、何其芳的讀書會，也能看到馮至和楊晦“一個甲子的友誼”、周一良對于陳寅恪的愧疚，還有不能忘卻的陳夢家與趙蘿蕤。徐泓以紮實的筆觸，書寫了一部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搶救了一段不該被遺忘的過去。
紀錄片《大師》
燕東園由兩個住宅區組成，中間以一座水泥橋相連，分别叫“橋東”“橋西”。作者徐泓的家就在橋西坡腳下。徐泓出身于學者家庭，她的母親韓德常是幼兒音樂教育家、作曲家，譜寫了《搖啊搖》《小小鴨子》《粗心的小畫家》等曲子。她的父親是中國計算數學學科的開拓者之一徐獻瑜。此公先後執教于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涉獵廣泛，一直活到百歲高齡。
徐泓有志于寫作，畢業後她成為一名新聞記者，主張新聞報道的專業性和研究性。為了完成《燕東園左鄰右舍》，她耗費數年，采訪、調研了燕東園 22 棟小樓 192 位住戶共 211 位人。此書在叙事上有四層結構。其一是總介紹。其二寫燕東園内已經被挂上“北京市曆史建築”牌匾的小樓；其三是九棟沒有挂牌，但在燕東園（東大地）曆史上不容忽視的小樓。其四是回顧作者自己的家庭，并對全書進行總結，這一部分也包括了後記。作者思路清晰，用一種建築的方式搭建起了文本。通過 96 歲的胡路犀阿姨、原燕大宗教系主任趙紫宸先生的兒子趙景倫先生、“燕二代”關家麒等關鍵人物，作者不僅詳細地整理出了燕東園及其前身東大地的住戶名單，也打撈出不少與燕東園有關的逸聞趣事。
比方說：1950 年之前，東大地有不少外籍住客。1950 年代初，北韓戰争爆發，上頭檔案下來，燕大的外籍教師按照規定必須離開。于是在幾乎同一時間，作者的家裡突然多了好幾件家具，“一對西式的高背床，兩個西式櫃子，還有幾把造型别緻的椅子，圓形椅面，帶有一個略呈弧線的小椅背”，還有一條墨綠色的美國大兵用的軍毯。
再比方說住在燕東園東區 21 号北半側的金嶽霖。他喜歡鬥蛐蛐，燕東園的小孩傳說他是鬥蛐蛐屆的高手。他家有幾十個特大号的蛐蛐罐，有一個呈灰色、圓柱形，直徑有十六七厘米，高十厘米，配套有小碟、小水槽。他給外人留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他一輩子獨身，隻帶着一位廚師住進燕東園，烤的面包挺好吃。
捎帶在書中，徐泓還澄清了一件事。世人皆知金嶽霖與林徽因是知己，1955 年 4 月林徽因病逝時，金嶽霖寫下挽聯∶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林徽因去世後不久，金嶽霖就離開了燕東園，私下裡有人說，這是因為林徽因不在了，金先生已經盡完了守候的責任。這是一個浪漫的講法，但徐泓發現∶當時有幾位人家和金嶽霖同時搬出了燕東園，包括詩人何其芳。原來，1955 年 6 月中國科學院建立了學部體制，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為四個學部之一，下設七個研究所，這些學者随工作調動，被調至各所任職。1957 年哲學社會科學學部遷至建國門内貢院一帶辦公，這些先生們随之搬進城裡安家落戶。
二
在燕東園，有世俗喜樂，也有婉轉悲哀
對于學問的執着，和日常交往中的人情味，是全書屢次着墨的兩點。在橋西 34 号樓下，遊國恩抱病修訂《中國文學史》和對《離騷》的正文校勘工作。在教室授課時，身形瘦矮的他嗓音洪亮，對古典文學爛熟于胸，在課堂上能随意背誦，不差分毫。也是在燕東園，何其芳會在家裡定期舉辦《詩經》讨論會。1956 年上半年，遊國恩作為特邀人選出席，據說何其芳曾向遊老當面請教研究《詩經》有哪些參考書，遊國恩不假思索，列出了幾十種書目。
在燕東園，你能看到馮至、姚可崑夫婦，他們家“院門口和樓門口都有藤蘿架，春天垂下清香的淡紫色花串，家裡拿來做藤蘿餅吃”；你也能看到住在橋東 21 号的林啟武，他曾因直腸癌手術而被切除肛門，卻奇迹般地活過 100 歲，并為中國羽毛球事業做出過突出貢獻。1952 年手術後，他的腸胃改道，隻能通過在腹部切口造瘘排便。肅反時，有些會必須參加，他拿着一個充氣的小橡皮圈去開會，墊在身下，褲子上經常是血。女兒那時候不懂事，埋怨父親又帶着“你的屁墊兒”，父親說∶“NO！這是 Donut（甜甜圈）！”
你還能看到王世襄。他是大收藏家、雜家，也是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住的王家花園緊挨東大地南牆，并非豪門深宅，更像一個大菜園子和數間房舍。就在這片花園裡，王世襄種葫蘆，養蟋蟀，遛狗捉獾，上課懷裡揣着蝈蝈葫蘆，下課胳膊上架着鷹。1936 年，趙蘿蕤和陳夢家新婚，借住在王家花園，某日深夜，他二人被嘈雜聲驚醒，以為家中進來強盜，吓得不敢吱聲。結果，原來這所謂的“強盜”就是王世襄自己！前一天夜半時分，他和同伴牽着四條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曉歸來，料想學長夫婦早已入睡，這才“托狗帶獾”翻牆入院。
而曾住在燕東園 42 号甲、出生于江蘇吳江鄭氏家族的鄭芳，很多人知道她的丈夫是清華大學心理系教授周先庚，而她本人的才華、能力毫不遜色于丈夫，她是一個很有趣的妙人，在操持家務瑣事的同時，竟能用半年時間自學俄語，所用的是一本很厚的用英文注釋的俄語教材。生前，朋友們知道她語言學習能力很強，有一手好廚藝，又很喜歡養小動物。在她去世後，當 70 萬字的《鄭芳文集》出版，讀者才知道無論是散文、小說還是人物速寫，鄭芳都能寫得妙趣橫生，而這些是她一邊做家務帶孩子，一邊筆耕不辍完成的。
電影《無問西東》
在燕東園，有甜蜜，也有沉痛。1952 年，曆史學家翦伯贊曾任北大曆史系主任，他住在燕東園 28 号，文革中輾轉到燕南園。六十年代，他被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1968 年 12 月 19 日，當勞工杜铨師傅發覺不對勁，将門撞開時，翦伯贊與妻子平卧于床，穿新衣服，合蓋一張新棉被。他們已經服用過量“速可眠”自盡了。
1950 年代，燕大西語系有五位著名教授，分别是趙蘿蕤、俞大絪、胡稼贻、吳興華、巫甯坤。十年後，除了巫甯坤和趙蘿蕤，其餘三人均在 1960 年代死于非命。
1966 年，陳夢家自殺。陳夢家去世後，趙蘿蕤與父親趙紫宸同住在美術館後街 22 号。趙紫宸在這個明末清初風格的兩進四合院裡住了二十九年，于 1979 年病逝，享年 91 歲。12 年後，1991 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全譯本，譯者趙蘿蕤。她花了十二年精心翻譯這部作品。這一年，她 79 歲。她一直活到了 1998 年。
三
此書無一字有怨憤，卻處處可見執着
從抗戰到改革開放，小小一片燕東園，經曆了多次大時代的風浪。隻不過，它也在走向自己的黃昏。2021 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曆史建築示範挂牌，燕東園 21—24 号樓、31—37 号樓、39 号樓、40 号樓入選并挂牌。往昔的熱鬧已成曆史，這也是促成徐泓加快完成此書的原因。
《燕東園左鄰右舍》既有史料價值，也是一部飽含人情味的故事集。講述者如同曆史導遊，重返故地，走進舊樓，娓娓道來一個個門牌号背後的故事。作者的語調平和、熨帖，既不焦躁，也沒有渴望煽動人心而産生的功利感。此書出版以後，我注意到一種聲音，認為此書是精英寫作，與普通人無關。這個觀點是值得繼續思辨下去的。
首先，在表面上看，這的确是一本記錄精英的書。燕東園内居住的多是高校學者，他們中不乏社會名流，從社會地位上來看，他們是事實上的精英。但是，讀完整本書，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是精英寫作常見的炫耀與粉飾，而是作者對一個個具體之人的認真追索，以及在這份耗費多年心力的追索之上，對于曆史現場盡可能的去僞存真，和對于曆史悲劇的婉轉反思。
此書無一字有怨憤，卻處處可見執着。在有限的出版尺度之内，作者盡可能地記錄了一代學者在曆史大變局中的選擇與争議。作者不去評判那些選擇的好壞，而是恪守自己作為記錄者的分寸，用人物生命的厚度，代替擲地有聲的論斷。
在與許知遠等人對談中，徐泓直言：“在做這些采訪的時候，我是在與遺忘抗争……作為一個社會，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個群體，如果遺忘，而且是故意的、選擇性的遺忘它所受的苦難，那就非常可悲了。一旦遺忘，同樣的苦難就會發生第二次、第三次。”
讀完全書，回味陳夢家、趙蘿蕤、翦伯贊等先人的往事，我才更了然作者所說“不遺忘”三字的分量，也明白她為什麼要在當下完成這本書。這是一部知識人的精神圖譜，也是以小見大、關于一段崎岖年代的痛史。它不應該被遺忘，因為相似的氣氛正在當下慢慢重演。正因如此，全書記錄舊事，卻像是在給當下發出的一記預警。作者不僅僅是為知識分子而寫，她也在為有骨氣、有信仰、心存善念與求真精神的人們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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