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收複台灣，需要我們更好的了解台灣。
王劍 | 作者 砺石商業評論 | 出品
一直以來，台灣這片土地發生的一切總那麼牽動人心。
近期剛落幕的台灣地區的大選，比蔡英文更激進的民進黨代表賴清德當選，許多人對此表示出極大擔憂。
其實，大可不必。
台灣地區的未來是14億中國人決定的，無論誰當選、當政，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
如果希望了解台灣與大陸血濃于水的曆史淵源，不妨先從這個寶島的前世今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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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飄搖的台灣前世
遠古時代，台灣與大陸相連本是一個整體。後因地殼運動，相連接配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峽，另一端的台灣島逐漸露出水面。
台灣出現在中國史書中，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國時期。
公元230年，東吳孫權派一萬名官兵到達“夷洲”（台灣），吳人沈瑩所著《臨海水土志》留下了台灣最早的曆史記載。
公元7世紀初，隋炀帝曾派人到台灣，“訪察異俗”，“慰撫”當地居民。此後由唐到宋的600年間，大陸沿海的福建泉州、漳州一帶居民，為躲避戰亂，紛紛流入澎湖或遷至台灣，從事墾拓。
随着人口和貿易往來的增加，台灣漸漸進入各朝各代統治者的視野，不再視為海外孤島。
公元1120年（北宋宣和二年），台灣島及澎湖、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被劃歸福建泉州管轄；南宋時，澎湖又劃歸福建泉州的晉江縣管轄，大陸和台灣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系日漸頻繁。
公元1335年至1340年間，元朝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台灣民政，這意味着中國在台灣正式設立專門政權機構，宣示主權。
明朝建立後，台灣與大陸的交往更加頻繁。明成祖永樂年間，鄭和出使南洋時，曾多次在台灣停留。
明朝之前，台灣地區的名稱在曆朝曆代多有不同。漢朝和三國時期稱“夷洲”，隋朝與唐朝時稱“流求”；宋朝時稱“流求”或“琉求”。
明朝萬曆年間，參考台灣南部少數民族“台窩灣”的社名（意為濱海之地），正式在公文中使用了“台灣”名稱。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時期的“台灣”主要指的是台灣地區的台南。直至清朝，官方才将全島正式定名為“台灣”。
明中後期，為了遏制不斷襲擾大陸的倭寇，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設“遊擊”，“春秋汛守”同時在基隆、淡水二港駐屯軍隊。
到明朝末年，東南沿海地區居民為躲避戰亂，再次大規模移居台灣。
此時，歐洲殖民者也發現了台灣這塊“風水寶地”，西班牙和荷蘭兩國殖民者為此還發生過激烈戰争。
最終，荷蘭勝出，台灣淪為荷蘭的殖民地。
清朝建立後，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鄭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軍的名義，率數百艘戰艦由金門進軍台灣，趕走盤踞台灣38年的荷蘭殖民者，建立鄭氏政權。
随後，鄭氏家族前後治理台灣22年，通過興辦工商業，發展貿易，開辦學堂，改進農業生産方式等，推動了台灣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史稱“明鄭時代”（1662年～1683年）。
不過，由于鄭氏政權與當時清政府形成對峙局面，為清朝統治者所不容。
公元1683年，清政府派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攻陷台灣，鄭成功之孫鄭克爽率衆歸順清政府。隔年，清政府設定分巡台廈兵備道及台灣府，隸屬福建省。
至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台灣人口已達190萬，逐漸形成以漢族為主的社會人口。
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将台灣單獨建省，首任台灣省巡撫為劉銘傳。他在任期間，因鋪鐵路，開礦山，架電線，造商輪，興辦企業，使得台灣經濟、文化快速進步，是以被譽為“台灣近代化之父”。
1895年，甲午戰争爆發後，戰敗的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将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
曆史上，台灣将自己遭受日本侵占的這50年（1895年～1945年），稱為“日據時期”。
1945年抗戰勝利後，台灣重歸國民政府主權管轄，台灣省建制恢複。
1949年，蔣介石集團退據台灣，先後有兩百多萬大陸人遷入台灣，台灣至此與大陸走上兩條不同的路，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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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的台灣
大陸總有一種感覺：台灣似乎不如香港和澳門對祖國那麼親近。
其中原因自然與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有關，但也與台灣經曆了日據時期以及國民黨退台兩個重要曆史背景有關。
日本在甲午戰争後奪得台灣後，一直當自己的“養子”來對待。
明治維新後，日本相繼擊敗俄國和中國，跻身列強行列，也有樣學樣将台灣作為了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在台北設立總督武官制，負責台灣的管理。
雖然台灣民間不甘心被日本侵略，先後爆發了一輪又一輪起義，但最終都被日本以武力鎮壓下去。
日本殖民當局用武力征服台灣後，掠奪台灣資源之餘，為維護長久的殖民統治，也不遺餘力建設台灣，特别是很多新技術和政策都是拿台灣當“試驗田”，客觀上促進了台灣的生産力發展。
為了讓台灣資源更好服務于日本本國建設，殖民當局推行“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經濟政策，通過推廣農業技術，發展水利灌溉等措施，逐漸形成以“米、糖”為主的貿易結構，帶動了台灣以制糖業為中心的農産品加工業的發展。
同時，日本殖民當局還開通了台灣鐵路的西部縱貫線與東部幹線，并積極興修水利、推廣農業科技、普及醫療衛生以及改革土地制度，進一步推動了台灣現代化的建設發展。
台灣經濟和工業在日本殖民時期确實獲得了不同程度的進步，但究其根本，都是為了給日本侵略戰争進行“輸血”。
拿台灣最具代表的糖類貿易來說，日本殖民期間，蔗糖産量一直在提升，經濟收入也節節攀高。
20世紀20年代，台灣蔗糖産量暴漲為498000公噸，價值7000多萬銀元；1930年後更是暴漲為94萬8000噸，價值近2億銀元，但所有收益幾乎全歸日本所有。
同時，台灣所有礦産和森林開發産生的收益，也全被日本控制。此外，日本還将台灣視為工業品傾銷地，每年與其貿易順差就達3億銀元。
可以說，日本在台灣所有經營收入，最後都成為了日本龐大“戰争機器”的重要經濟來源。
為了維持日本對台灣的長期殖民統治，日本積極在全島推行“皇民化運動”，加強生活與教育領域的全面日本化，通過普及日語教育、改日本名、穿日本服飾、設立大規模的日本殖民色彩學校等，不斷強化對台灣人的奴化教育。
由于台灣當時實行糧食配給制，台灣人隻能獲得日本人一半的糧食供應。而“皇民化”的台灣人卻能得到與日本人差不多的配額，進而讓很多台灣人争相成為“皇民”，淪為其侵略戰争的“馬前卒”。
這些被派駐到僞滿政權及淪陷區工作的台灣人，地位上比日本人低，但比中國大陸人高，可又不完全被日本人信任，如此畸形的民族歸屬，也使得台灣人自己都恍惚不已。
為此，台灣本土作家吳濁流撰寫《亞細亞孤兒》這本書，借此展現台灣人不中不日的尴尬身份。
民族歸屬和身份認同，一直讓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人既糾結又困惑。
一位台灣作家還曾回憶：1945年抗日戰争勝利，台灣宣布光複，前一刻還在聽天皇的玉音放送痛哭流涕的台灣人，下一刻忽然就意識到自己才是勝利的那一方，立即歡欣鼓舞等待國軍接收。
可惜，期盼許久的祖國軍隊，并沒讓台灣人過上好日子，反而遭到了無情的血腥鎮壓。
3
台灣的“戡亂”時期
台灣光複本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可在經曆日本多年殖民統治之後，也造成國民黨軍政人員與台灣人之間複雜的情緒關系。
台灣收複後，國民黨當局在台灣實行“統制經濟”，将酒、煙、鹽等重要物資統統納入政府專賣，實行壟斷，使得台灣經濟蕭條，社會生活不如日據時期，引發大量台灣人不滿。
可在派駐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眼裡，台灣幾乎處處是“假日本鬼子”“亡國奴”，根本瞧不上。特别是他們在台北看到大量日本風格建築和店鋪，内心那股鄙夷更為強烈，更将自己所作所為都當成“正義的複仇”。
台灣人起初還對入台的國民黨當局抱有希望，但看到從上到下腐敗橫行，且處處針對台灣本地人，沖突油然而生。
當時台灣民間有句話叫“狗去豬來”，意思是日本人是狗，但還能看家護院，可來的國民黨接收官員，卻是隻會吃、拉、睡的豬。
由此可見，台灣人對其怨念有多深。
正是這股怨氣，使得原本隻是一樁查抄煙草小販的小事，最終醞釀成轟動台灣的“二二八事件”。
此事本來也很簡單，台北國民黨的煙草管理人員扣押了一名在市場私自販賣煙草的婦女，遭到圍觀群衆不滿和阻攔，感到不妙的執法人員開槍示警，卻誤殺了一位看熱鬧的市民。
結果，“外省人殺台灣人”的爆炸性新聞傳遍台北的大街小巷，導緻大量台北市民沖上街頭抗議，并圍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當時台灣最高統治者陳儀的官邸。
軍人出身的陳儀毫不手軟，當即下令軍警進行鎮壓，打死打傷上百位台灣居民，并将這次鎮壓蔓延到全島。
國民黨這次倒行逆施地鎮壓最後雖然取得勝利，但已經失掉了台灣的民心，互相間的沖突逐漸加深。
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數百萬大陸人蜂擁到這原本不到600萬人口的小島。因為島内資源有限，又再次造成台灣本省人和“外省人”大量沖突。
可國民黨當局對此并不是進行疏解和安撫，而是對台灣實行更為嚴厲的彈壓政策。
蔣介石在台期間，一方面為反攻大陸做準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台灣的不放心，于是以戒嚴令和動員戡亂時期條款為背景，大搞“白色恐怖”，随意抓捕和處置各類可疑人員，締造了國民黨戰後在台灣的威權統治。
荒唐的是，這個毫無法律限制的“動員戡亂時期令”，在台灣居然持續到1991年5月1日，實行長達43年。
不過，台灣也是在蔣家第二代上司人蔣經國的手中，實作了台灣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蔣經國上台時，正是台灣最為艱難的時期，中日、中美相繼建交，以及美台斷交等重大外交事件嚴重影響了台灣經濟的穩定。
面對前途莫測的台灣，蔣經國展現出極高的經濟建設與政治才能。
4
蔣經國時代
台灣從日據時期就是一個以農業發展為主的省份，直到蔣介石去世之前，台灣仍然是工農并重的經濟發展模式。
為此，蔣經國一邊不斷削減國防預算，另一邊抓經濟建設，使得台灣最終從困境中走出，展現出煥然一新的面貌。
1973年，蔣經國提出以五年時間完成九項重大工程，包括興建島内南北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花蓮到蘇澳的北回鐵路、台中港、蘇澳港、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高雄鋼鐵廠、高雄造船廠、石油化學工業，加上後來的核能發電廠，後稱為台灣的“十大建設”。
在此過程中，蔣經國雖然實施“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更新”政策，将重心放到工業更新上，但依然重視農業技術進步與發展，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台灣的農業水準。
除了在台灣推廣農業機械化，蔣經國還在嘉南、彰化、蘭陽、雲林等台南地區興修水利，極大改善了台灣的農業生産環境，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同時，為了擺脫以小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小農經營，使農業實作專業化、企業化和機械化，在蔣經國的推動下，台灣當局實行了“二次土改”，把逐漸商品化的農業經濟引向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當地農業的現代化程序。
随着“十大建設”陸續完工并投入使用，蔣經國又宣布在“十大建設”的基礎上推行“十二項建設”，修建了包括台灣環島鐵路網、東西貫通鐵路、改善高雄屏東地區的交通條件，擴建屏東到鵝銮的公路以及擴建高雄鋼鐵廠、興建核能2、3廠、設立農業機械化基金等大量工廠。
等上述計劃成功完成，台灣不僅在基建、交通、水電等領域成績顯著，同時社會經濟結構也有了顯著轉變。
到1985年，台灣的工業産值比重從30年前的17.9%上升為52.2%，基本完成了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型。
此外，蔣經國十分重視台灣基礎重工業與科技發展，不僅通過造船産業帶動本土鋼鐵、機械、電子等一系列工業加速發展，還以設立新竹科技工業園區、推行“三化”（即“經營自由化”、“經濟國際化”、“管理制度化”）等發展戰略，促進了台灣科技的自主研發能力，幫助台灣成功實作産業更新。
蔣經國晚年還通過逐漸開始民主改革，即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以及實行“民意機構改革”等，開啟了台灣政治民主化之路。
台灣人對蔣經國記憶猶新的是其每年超過200次親自下鄉走訪，落實水電及基礎醫療衛生建設，縮小城鄉差距，加速台灣鄉村建設的親力親為。由于其親民作風和務實的政治風格，他同時在台灣以及大陸高層均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最讓人稱道的還是蔣經國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反對“台灣獨立”的堅決态度，以及開放部分台灣人士赴大陸探親政策，才結束了近40年兩岸同胞不相往來的局面。
這也再次證明，台灣始終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得益于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台灣執政者相對開放的經濟理念，才使得台灣地區的經濟水準保持近30年的飛速發展。
5
台灣經濟的均衡發展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台灣逐漸發展成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系，與南韓、香港、新加坡一起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經濟一路飙升。
1971年，台灣GDP為57.35億美元，較10年前增長了220%；到了1981年，台灣GDP已暴漲到492億美元，較10年前增長了758%。
30年的發展過程中，台灣逐漸從昔日的農業經濟成功轉型到制造業。其中，農業占GDP的比重從1952年的35%降至現在的2%，而制造業占比已達到30%左右。
在電子裝置制造業領域，台灣已是全球大多數電子裝置的元件生産基地，高新技術産業也早取代了勞動密集型産業和低端制造業。
這些淘汰産業，被先後轉移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台灣本土則埋頭進行附加值更高的高新技術代工項目。
與日韓不同的是，台灣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主要以中小型企業而非大型企業集團為主，并沒有出現類似于三星、現代等超級大企業，隻有台積電、富士康這樣的超級代工廠。
正是在長期代加工過程中，台灣逐漸發展出如今四大優勢産業：半導體、電子制造業、面闆技術與精密儀器。無論其品質、還是技術都處于全球前列，在全球産業鍊中的地位更舉足輕重。
時至今日，台灣作為一個僅有3.6萬平方公裡的小島，卻擁有完整的半導體産業鍊，其半導體制造業成就非凡，如晶圓代工、封裝測試産值全球第一，IC設計全球第二，并牢牢把控着全世界半導體行業的供應體系。
令人稱道的是，台灣這些優勢産業分布在全省各大城市，特别是人口聚集的六大省轄市，使得産業基礎發展十分均衡。
這裡得解釋下，由于地域面積限制，台灣地區的地級市，其規模大緻相當于我們這裡地級市的某個區；而地級市和地級市組成的城市群，才類似于大陸的地級市。
台灣目前有六個省轄地級市，習慣上稱為“六都”，即台北（省會）、新北、桃園、台中、台南和高雄市。
這六座省轄地級市又在台灣形成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大城市群，其中由台北+新北+桃園三個地級市再加一個縣級市基隆組成的“台北都會區”面積最大，經濟也最發達。
根據資料統計，台北都會區陸地總面積3679平方公裡，人口約700萬，占全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GDP約占全省經濟總量的近一半。
2023年，台灣地區制造業占其GDP比例高達30%。其中，台南制造業占比高達70%；桃園制造業占比為67%；高雄制造業占比為60%；新北制造業占比為55%；台中制造業占比為55%，而台北的制造業占比僅為10%。
台北的制造業不如其他城市，主要還是因為城市面積有限，僅271.8平方公裡（隻有香港的1/4大），而且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裡近萬人，居台灣省首位。
如此狹小的空間和人口高密度，制造業自然難以生存，隻能分布到周圍的新北和桃園。
台北在整個台灣經濟中，充當的是高端服務業角色，相關服務業占比近90%，使得人均GDP遠超大陸一線城市。
2023年，中國各市人均GDP排名前六位的省份和城市是上海、北京、廣東、江蘇、浙江和山東，但均沒有突破20萬元。
根據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公布的資料，台灣人均GDP為22萬元，而台北人均GDP則超過30萬元。
其實，台灣除了人均GDP超過大陸外，其法定最低工資、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工資、人均工資中位數等等，均超過大陸的整體水準。
台灣整體經濟和生活水準高于大陸離不開制造業的發達，更是其從代工到生産創新之路的優勢展現，十分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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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制造業發展帶來的啟發
台灣制造業初期通過代工獲得了一定經濟效益，但弊端也很明顯。
一方面是代工的利潤極低，俗稱“茅山道士（毛三到四）”，意思是代工往往隻有3%到4%的毛利率；另一方面，是代工的體量和規模始終控制在委托方手中，代工廠商很難實作工業更新，因為自身的可替代性太高了。
是以，宏碁電腦的創始人施振榮先生提出了一個“微笑曲線”理論，意思是一條兩頭高、中間低的曲線，即産品利潤主要産生于代表研發和知識産權的前端和代表品牌營銷和服務的後端，中間最低的制造部分是最不賺錢的環節。
這個“微笑曲線”形象地展現了台灣早期代工産業的尴尬處境。
但台灣廠商抓住了一個曆史機遇，也就是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說的“全球化第三階段”。
在其理論中提到，全球化第一階段是各國生産商品，然後互相買賣；第二階段是發達國家将部分生産轉移到海外生産，然後自己進行組裝再銷售；第三階段就是發達國家索性将生産過程全部外包，自己通過掌握的核心技術來賺錢。
這如同今日特斯拉與蘋果，研發設計和品牌銷售在自己手中，但生産可以放到國外進行，最大程度降低生産成本。
台灣是通過晶片加工産業逐漸明白這個道理，核心技術永遠掌握在品牌方手中，自己賺的錢就極為有限。
于是，台灣制造業的龍頭台積電率先站出來，以合作夥伴的身份将晶片生産全部承攬下來，讓對方可以專注設計。
富士康也是如此，讓蘋果将iPhone生産都交給自己，才給了蘋果專注設計和品牌銷售的更多空間。
在此過程中，無論台積電還是富士康，都并非簡單地按圖紙生産，而是不斷在生産和裝置工藝上進行創新，使之産品符合客戶要求同時，還能實作技術更新。
這種模式，台灣人稱為“聯盟資本主義”，也就是所有合作方共同投資，參與研發，一起更新技術，通過利益與技術将彼此捆綁在一起。
台灣很多科技型企業随後也都是走的這條路，通過掌握大品牌的關鍵制造技術，使得自身既不會輕易被替代，還能通過技術創新實作利潤翻倍。
拿台積電舉例，最初代工晶片的毛利率不到10%，但是通過技術創新合作，90年代的毛利率就高達40%，2022年甚至達到了60%……
目前，台積電幾乎壟斷了全球高端晶片制造，高通、英偉達、蘋果的尖端晶片都要找台積電代工。
這種發達的科技來源于台灣高品質的高等教育，全省擁有台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灣中央大學、台灣陽明交通大學等171所高等院校，而且多為世界和亞洲名校。
如此衆多的高校，也使得台灣成為全世界大學普及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大學教育普及率達到99%，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總規模突破百萬級别，平均每20個人，就有一個碩士。
可以說，台灣經濟近年來逐漸走高，既得益于全球半導體行業的需求，也是憑借充足的人才資源，才讓台灣的半導體等科技産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收益。
更難能可貴的是，即使有了充足的智力和資金保障，台灣的科技廠商自研品牌時，也隻專注某個特定領域的新技術開發，盡量不去搶合作夥伴的“飯碗”，巧妙地維持着彼此間的合作關系。
說白了，台灣通過極富特色的“聯盟資本主義”，實作了高端制造業的創新驅動，還同時避免了與發達國家直接競争，進而找到了一條全新的高品質發展之路。
但對于台灣來說，未來的經濟發展依然離不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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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
台灣經濟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進出口貿易總額在經濟總量占據主導地位，特别是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已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這既是由台灣地理條件決定，也是其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20世紀90年代，台商企業開始投資大陸，先後注冊了約8萬多家台資企業，常住大陸的台商及眷屬已超過百萬。那時台灣和大陸的貿易總額不足1434億元，隻占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的8%左右。
随着大陸經濟的飛速發展，特别是中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後，與大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一直保持順差。
以2023年為例，大陸地區的貨物進出口總值41.76萬億元，同比增長0.2%。其中，出口23.77萬億元，進口17.99萬億元，貿易順差達到5.78萬億元。
不過，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貿易，卻有着微妙的變化。
以近三年資料來看，2021年，大陸從台灣進口16145億，大陸向台灣出口5062億，逆差達到11083億；2022年，大陸從台灣進口17082.62億，大陸向台灣出口5853.70億，逆差達到11228億；2023年，大陸從台灣進口14302.89億；大陸向台灣出口4913.66億，逆差僅為9389億元。
不難看出，前兩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貿易總額已超過萬億，這對GDP總量僅為5萬億左右的台灣可謂獲益匪淺。
而去年開始，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逆差下降，很大程度是由于台灣當局不斷制造事端，阻撓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導緻。
事實上，大陸和台灣的貿易逆差，進口貨物其實大多帶有“贊助”性質，并非必需品。比如台灣地區相關生鮮出口大陸占比最高的分别是白帶魚、柑橘與凍竹莢魚……
可以說，大陸即便不進口上述貨物，對于社會消費需求來說也毫無影響，但反過來對台灣則未必。
2022年，大陸海關因多次從台灣出口水果中查出有害生物，宣布暫停進口台灣水果，立即導緻台灣鳳梨外銷大減90.7%，蓮霧少了51.6%、芒果少了45.4%，茶少了58.5%，讓島内果農怨聲載道。
不僅如此，作為全球最大的晶片需求市場，大陸從台灣的進口商品大部分為半導體晶片，總金額達到上萬億元。
其實，僅從晶片角度來看，大陸和台灣的貿易是互相協作的過程。
台灣從大陸進口的貨物最多的是貴金屬、礦産品和化學品，都是用于台灣的半導體制造材料。
台灣利用大陸進口的物資生産晶片，再将晶片出口到大陸；大陸又将其組裝或制造成終端産品再出口海外，互相在産業鍊端實作了合作互赢。
不過，在全球晶片産業的格局中，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合作不隻在制造領域，還涉及到技術研發、市場開拓和産業鍊整合等多個層面。但對比台灣，大陸市場的規模和潛力是其始終無法企及的資源優勢。
再從消費市場與産業結構來說，台灣對大陸的需求依然遠多于大陸對台灣的需求。
大陸可以不從台灣進口水果，甚至很多晶片也可通過中芯國際（SMIC）和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等晶片企業實作逐漸替換；但對台灣來說，如果失去大陸晶片市場，損失可能會十分嚴重。
要知道，半導體産業産值占台灣GDP的16%，員工占總就業人口的7%，生産的晶片主要出口對象就是大陸。如果無法将晶片賣給大陸，對台灣經濟和就業必然造成重大影響。
是以，台灣當局若繼續搞“小動作”，不僅會影響台灣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更有可能帶來難以預料的政治風險。
對于台灣來說，經濟發展的核心是真正站在維護兩岸關系的立場，求同存異，與大陸共同發展建設，攜手創造美好未來。
這是台灣發展的前提，也是大陸願意看到的局面。
畢竟，無論未來會怎樣，兩岸同胞血濃于水的現實永遠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