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
本文作者許明，老詹複旦同學。
畢業分回貴州，省委常委秘書。
後任文化廳長，全國政協委員。
撰文回憶父親，厚重而且深情。
此文回憶母親，别有一番滋味。
各位不妨讀讀，你會感慨萬千。
[家國] 許明：積極先進的母親，“反右”時被撤職降薪
新三屆 2024-01-31 06:02 發表于廣東
新三屆
一代人的光陰故事、苦難輝煌與現實關懷。
2659篇原創内容
作者履歷
大學時代的作者
許明，1955年生于貴州遵義，1973年高中畢業後插隊農村，1976年招工進入赤水天然氣化肥廠合成工廠中的房間做操作工。1977年12月參加聯考，1978年3月入複旦大學新聞系。畢業配置設定到中共貴州省委辦公廳，曾任貴州人民出版社副社長、貴州出版集團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貴州省文化廳廳長，現已退休。
原題
母親王珩小傳
作者：許明
王珩，原名王俊芬，乳名玉先，1932年8月2日（陰曆）生于貴州省遵義地區正安縣城。王俊芬1949年後變身王珩也是當時的革命風尚，如文革時的衛東、峥嵘等人名。
母親自述幼時被外祖父抛棄，靠外婆幫傭撫養她。她生活的年代，國家正處在一個動蕩的時期，偏僻的邊城正安亦不能幸免。三十年代以前，貴州地方軍閥劉顯潛、王家烈、周西城等，都曾經在正安及周邊，與光複軍、滇軍、川軍以及散兵遊勇聚集而成的流寇互相攻戰，縣城不時遭遇擄掠。三十年代後，貴州地方軍閥與周邊川、滇系勢力之間取得某種微妙的平衡，戰事減少，社會基本安定。1935年後，中央政府及國民黨勢力開始進入，參與地方治理。不過，政府弱勢，社會秩序基本靠民間的士紳和傳統慣性維持。
正安縣志記載，1936年曾有打着抗日義勇軍旗号的遊寇進城劫富卻不濟貧。“義勇軍”在正安打土豪200多戶，搜刮大洋4萬多塊，民間的富庶于此可窺。1937年縣保安警察大隊成立，或許與此事件有關。畢竟保境安民是地方政府的首要職責。1938年國民黨正安縣黨部成立。1939年，縣長周鳳文貪贓枉法，在有上千人參與的國民公約宣誓典禮上，正安中學校長張國均當場揭發，民國貴州省政府被迫撤銷周的職務。可見其時由知識人表達的社會民意，對政府官員的去留，影響極大。
抗戰最緊張的時期，正安曾遭日機轟炸，頻繁的空襲警報和各路傳言，使得富人們擔驚受怕，紛紛逃往鄉間避險。每當此時，靠幫傭維生的窮人，生計亦會陷入困頓，王珩不得不休學，外出幫工以求溫飽。但在王珩的回憶中，除了不能上學時的苦悶，她的少年時期似乎更多歡樂溫情。
外婆對獨女的管束極粗放。王珩自述經常去要好的同學家裡玩耍，有時整個假期都在外，外婆似乎既不阻攔也不擔心。王珩要好的多個同學家境都比她好。有一位張淑賢（注1），家裡是大地主，雇有長工、傭人。王珩在節假日到她家裡一住多天。王珩到老還記得受邀第一次去道真鄉間的張家，張家父母派了滑竿（一種兩人擡的躺椅）來接。王珩一個窮孩子，滑竿的奢侈讓她内心不安，堅辭不坐要步行。結果兩人走到天黑還未到家，隻好在路邊農家借宿。農家主人聽張淑賢埋怨王珩不坐滑竿、自讨苦吃，就問她們去哪家？張淑賢說出父母的姓名，農戶一聽正是他租地的東家，趕緊為她們做飯留宿。次日到家，張淑賢的父母聽說後讓人挑了一擔谷子上門感謝這家佃戶。母親記憶中還有一位家裡做鞭炮生意的發小，為避兵燹全家回鄉下老宅，邀約王珩同去，王珩欣然應允，跟随這家人到鄉下住了一個多月。外婆對女兒的放任寬縱以及王珩貪玩無拘的個性活靈活現。
外婆的開明還表現在隻要吃得上飯，就堅持讓女兒上學接受教育。這也與正安臨江通渝，曆來重教興學、風氣較為開放有關。母親自述斷炊時就休學，有飯吃了又複學，複學插班時學校從不為難她，國小混了8年才畢業。雖然貧弱無怙，卻極少遭遇歧視欺淩，善待她的老師同學居多。她患火眼，教生理衛生課的老師帶她買藥治療；買不起課本就用别人上年的舊課本；學費交不出，老師同學幫助反映申請，也多有減免。1947年她考入正安縣中，兩年後的夏天，因鼎革之際的局勢動蕩，學校停課，她才被迫辍學。同年12月正安縣解放，二野軍政大學五分校公告招生，條件是18歲，國中生，包吃住，每月津貼。她投了一份個人履歷即被錄取。
正安縣當年共計招收300多人，其中女性僅8人。學員就地參加短期教育訓練。短訓班的學習内容，王珩能記起的唯有《新民主主義論》；而教唱的歌《新中國的天》《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等，到老還能清晰唱出來。别小看十數天的教育訓練，那種在集體中找到依傍的歸宿感，對于形塑年輕人的思維有巨大影響。短訓結束，由陳彬（注2）帶隊步行到達遵義市。路上多次遭遇土匪襲擊，幸得前後有一個排的部隊護送才安全抵達。
到達遵義市後入遵義幹校教育訓練3個月，尚未畢業，遵義專區人民銀行到幹校挑人，她被選中做出納股練習生，從此進入銀行，一幹一輩子，直至1988年7月從遵義縣農業銀行退休。
母親在銀行（起初人民銀行，後來農業銀行）工作了38年，作過出納員、農經員、計劃督導員、會計員、信貸員。最大的官就是縣農行的股長，退休前一年得享副科級待遇。她對銀行各類業務的熟悉，在當地無人能及，在全省農行系統也大為有名。銀行新招員工的教育訓練、一些财務清算查賬的複雜難題，她都是挑頭的第一人選。以緻她退休多年後，省農業銀行有幹部見着遵義縣農行從業人員，還在打聽當年赫赫有名的王會計如今安在。
母親個頭矮小，圓臉大眼，一生風風火火，走路說話都快；工作幹練利落，為人開朗大氣；遇事有主意能決斷；和子女關系親密。與寡言、粗暴、摳門，不善交往的父親，形成極大反差。從她的絮叨和部分履歷自述中，大緻可回溯母親一生經曆。
母親一生，有意氣風發、春風得意的歡悅時刻；也有橫遭冤擊、委屈憤怒的無奈日子；更有在十年浩劫時期無處訴說的幽憤恐懼。
母親1949年12月投考軍政大學參加“革命”，并沒有左翼學生的革命意識，隻是在政權更疊的特殊時期，求學求職生計無望下，絕處求生的無奈之舉。因為年齡小、個頭小，又有國中文化，投軍後很快進入銀行工作，錯過了下鄉剿匪、赴朝抗美這些九死一生的經曆。
受表彰的先進分子。王珩(前右二)
1950年至1957年，是她一生意氣風發、無憂無懼的時期。供給制時生活雖然清苦，但衣食無憂，機關還公費治好了她罹患多年的瘧疾。她是真心擁護帶給她新生活的這個新政權。她單純不谙世事，但工作勤快麻利，學東西快，肯吃苦。1951年下半年開始，為配合土改，恢複發展農業生産，作為出納員的她，經常一人背一個大挎包，包裡裝着幾萬幾十萬元（舊币注3），步行到遵義縣的各個區放貸。錢款數量太大，路途實在太遠時才由銀行租用馬車下去。遵義縣18個區，大部分她都步行去過。每天來回三四十裡路是常事。以緻腳上走出厚厚的老繭，一年穿破好多雙布鞋。
當時的銀行行長王臻（注4），是冀魯豫南下的老幹部，很喜歡這個天真踏實、吃苦肯幹的小女生，一直親切地叫她小鬼。她很快在1950年入了團，并擔任縣支行團支部副書記、工會組長、婦女組長、政治理論學習組長，還兼遵義報通訊員，年年被評為先進。1952年9月又被選派到省人民銀行幹部學校受訓。已經調往貴陽任上司的王臻曾經問她願意留在貴陽嗎？王珩一口回絕，她的目标不遠大：在遵義工作，有能力後把母親接來贍養。這是她命運的一個岔路口，如果留在省行，或許後來的命運會大不相同。但是人生沒有如果。
受訓回遵，她在1953年21歲被提拔為計劃股副股長，春風得意。工改定級時為行政22級，工資54.5元。外婆從正安過來，靠她的薪資過上溫飽有餘的生活。她積極要求入黨，年年申請，四五年過去始終不被接納。她不會想到，她的單純率真以及少年得志的那些頭銜，在運動頻仍的年代，使她陷入了馬前卒的尴尬險境。
1954年，王珩(前右二)與同僚合影
50年代初期，新政甫定，為純潔隊伍，穩定政局，整風、審幹、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對公職人員的政治曆史問題一遍一遍過篩。王珩自己是被審對象，1956年為調查她是否加入過一貫道以及家庭出身，機關和審幹部門曾經多次向正安縣城關鎮人民委員會和她昔日的同學函調；同時，王珩在機關又是奉命審查批判同僚者。據她說，她曾奉命組織批鬥過生活作風不好的同僚。肅反時，作為機關肅反副組長，在揭批一位有曆史問題嫌疑的同僚會上，她親見支行行長的老婆，自己出身地主，卻兇神惡煞扇耳光腳踹這位被疑為曆史反革命的同僚。良知未泯的王珩看不下去又無以應對，隻好躲進廁所回避。
接二連三的運動，王珩都曾經是組織上依靠的馬前卒，她迷惑過懷疑過嗎？以她的天真單純，違背良心有意整人的事或許沒有，但無心的傷害恐怕是難免的。不惑不疑的她終于在1957年糊裡糊塗掉進那個巨大的陽謀裡。
1957年，黨中央号召幫助黨整風，動員群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意見盡量提。王珩所在的部門，有若幹民國時的舊職員是動員鳴放的主要對象。但無論怎麼動員，人家就是不開金口。王珩自己卻忍不住，“覺得作為共青團員，應該響應黨的号召，有啥說啥，不能學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她的自述多麼襟懷坦白，多麼幼稚傷人）。于是她把私底下别人議論、她也覺得正确的問題，加上自己申請多年不能入黨的牢騷，竹筒倒豆子般一一托出。她自認為“個人曆史清白，對工作和黨号召的各項運動都是積極的，又不是想推翻黨推翻社會主義，說錯了也沒啥”。（多麼天真！）
母親父親和三個兒女，左一為作者
1958年3月31日，災難降臨。遵義縣人民委員會以王珩在整風反右運動中發表了一系列錯誤言論為由，給予撤銷她副股長職務，開除團籍，工資由22級（54·5元）降為24級（40元）的處分。（注5）處分決定羅列了她整風時說過的錯誤言論：
“（一）王珩在1957年7月銀行學習小組會上說：個别機關不要黨的上司仍然可以搞好工作。基層機關黨的組織、上司過于集中，沒有一點民主空氣；（二）王珩說行裡的宗派主義，要歸罪于整個黨的組織。黨的上司有宗派主義，而黨員随聲附和，不堅持真理，不起來鬥争，是以應由黨的整個組織來負責任。那些與上司接近的黨員是捧泡（遵義方言，拍馬的意思）奉承的，好好先生，是為了個别人利益，不堅持真理的阿谀奉承的小人；（三）王珩不贊成黨員對團支部的上司。說縣支行有宗派主義，團支部的委員大多數是黨員，團員擔任支委是個别的；（四）王珩不滿黨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說：黨的上司以什麼來衡量一個幹部呢？會奉承上司、捧上司的就是好幹部，好經常揭發上司缺點的就是壞幹部。提拔幹部憑印象出發，拉私人關系，宗派主義嚴重，青一色，凡是黨員90%以上都提拔為區級幹部。非黨員也有好的，因為不是黨員就得不到提拔。個别黨員未得到提拔，是因為對上司的印象不好，提拔的都是對肅反有功的。提拔的與沒有提拔的比忠誠老實不見得差，以才（華）來說就更不見得；（五）王珩對黨的建黨原則說：組織發展，光拉私人關系，縣機關除了縣委的婦女和一些首長的夫妻是黨員外，其他就是沒有一個。某縣長、某部長的夫妻憑哪一點資格入黨呢？這不是拉私人關系嗎？組織部的也要負責，同時發展黨員有輕視婦女的現象。我們銀行婦女中，比起某些男黨員來說，還有強的，為什麼沒有發展一個呢？（六）王珩說：黨對黨員寬，對群衆嚴。黨的上司隻相信黨員，而對團員和黨外人士一貫采取歧視、打擊和報複，阻止說公道話的同志。同志們的發言中，并沒有哪個否認黨的成績，但我感到非黨同志向黨的上司提了很多意見，黨員同志發言，偏偏不提黨的缺點，還否認大家意見。
在揭發和批判王珩錯誤言論的初期，她的态度極為抵觸，污蔑揭發她的同志是老鴉笑豬黑，不是實事求是，是報複。在會上大鬧，吓唬群衆。後來經過上司的多次談話和同志們的幫助下，才基本上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王珩自參加革命工作以來，由于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覺性，舊的思想意識沒有得到徹底改造，特别是近年來，在黨的培養教育下，為黨作了一點工作，自以為是，驕傲自滿，瞧不起别人。由于這樣，在黨開展整風以來，特别是資産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發起猖狂進攻時，發表了一系列的錯誤言論。現根據王珩的錯誤事實，經研究決定，撤銷其副股長職務，并由22級降為24級。”
幸好有這份處分決定，記錄了王珩當時所言，從中看到王珩的簡單幼稚和倔犟個性。她口無遮攔的實話招來嚴厲的揭發批判，高壓下她抗争過、申辯過，終于不得不低頭，一遍又一遍檢查認錯。從1957年10月19号至12月底，兩月不到，王珩連寫15份上萬字的檢查，有寫給銀行上司的，有給黨支部的。除對個人“荒謬言論”的檢讨自省外，仍然有相當的篇幅自我辯解，否認強加的罪名。從字迹看越往後越潦草，可見當時的屈辱心境。
1957年，王珩的檢讨書
1958年3月，以縣人委名義下文的處分，在羅列了她的六條錯誤言論後，以“攻擊黨的組織”的結論落地。被開除團籍撤職降薪後，年底——1958年12月10日，意猶未盡的機關整風上司小組再次白紙黑字鑒定：“該同志整風運動中發表了一些右派言論，在組織和同志們教育幫助下，基本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受到撤職降級處分，内心裡是不服的，現在隻是不敢說······今後還需長期進行教育、考驗。”
從春風得意的工作骨幹、先進模範到橫遭冤屈撤職降薪的另類，母親那一段的日子一定痛苦不堪。小弟出生于1958年7月。也就是說，對王珩嚴厲的批判和處分，貫穿她整個的妊娠期。今天難以想象，挺着大肚子的母親，如何在極度的憤怒和壓抑下，為自己辯解抗争，又不得不一次次被迫書寫檢讨檢查，承認沒有的罪名，面對周圍人的白眼以及政治經濟上的懲處。
這個處分是一處永不愈合的傷口，母親從來沒有放下過。她一直相信申冤有時，辯誣有時，不斷寫信申述，寄信的郵政憑據，她一張張壓在辦公桌的玻璃闆下，以示她的冤屈和光明磊落，未曾想到又成為文革時的罪證。她的執拗，一方面來自她對自己清白忠誠的自信另一方面源自始終相信上面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執行壞了。即便文革那樣深重的災難，在她眼裡就是好臣當道，蒙蔽了上面。見到身邊的不公不義之事，她會憤憤的說：越到下面越污糟。她一生都在基層工作，對“上面”的笃信想象來自何處？幾十年的外部灌輸功不可沒。而無數的申述信當然都石沉大海。
一直到1979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全國平反冤假錯案，遵義縣農業銀行才對1958年的處分進行複查，給出結論：“王珩在小組會上發表的言論，主要是給本機關個别上司提意見，并非攻擊黨的組織。原結論失實，應予改正，恢複王珩的原職務及工資級别。”
1979年，遵義縣革委為王珩平反的通知
挨了處分的母親，沮喪抑郁屈辱憤懑，凡此種種，都不曾完全壓倒她。她是一個極為心高自尊的人，一生不願意示弱，不願意讓人小看她。工作上她似乎一切照舊，讓下鄉就下鄉，說換崗就換崗。無論什麼工作在她手裡都清清爽爽，幹淨利落。在一份1960年7月《幹部下鄉參加生産上司生産評比鑒定表》中，小組給她的鑒定中有一條“自己勞力雖弱，但由于肯幹，勞動效率比有的男同志還強”。在1980年遵義縣農業銀行的職工更新審批表中評價她“應知應會考核得95分，79年全年出勤306天，78年無病事假。78年下半年在縣百貨公司參加雙打查賬，協助查清了一萬多元的懸賬懸案，到縣支行後，在整頓辦事處和查賬中都能認真負責按時完成和超額完成組織上交給的各項任務”。母親這樣奮不顧身的奉獻透支自己，不就是為證明自己的忠誠和清白嗎？可歎她的奉獻并沒有得到她笃信的“上面”的珍惜。她的憋屈一直要到多年後才得伸張。
當然，比起那些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發配農村邊疆勞改甚至家破人亡者，母親的遭遇似乎隻能算是“小巫”。而無論“大巫”“小“巫”，其一生屈辱的遭遇又豈止是她們個體的命運。記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認識了貴州省社科院的老院長康健。老頭1936年在燕京大學念書時就參加了革命。貴州解放時曾任二野五兵團宣傳部長兼貴州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妥妥的冀魯豫老革命、大知識分子。1958年初在貴陽師院院長任上，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配工廠，直至1979年平反才到社科院得展所長。我對他的經曆很感興趣，曾經多次在晚間上他家采訪錄音，希望能為他寫一本小傳。可惜最後未能兌現，至今慚愧。我曾經問過他，對于1957年幫助黨整風，他事前知道引蛇出洞的陽謀嗎？老頭哈哈一笑說：哪裡會知道。黨開展整風，号召知無不言，那我是真心相信，也希望整風能夠解決黨存在的問題。老頭這話我信。燕京大學的校訓不就是“因真理以服務得自由”嗎！這應該是他那一代人當年投身革命的初心。
康健是否貴州全省10082名右派裡、資格最老、級别最高的（注5），我不敢說，但他們都因講真話而受難，卻是相同的，這絕不是這個群體的恥辱。他們的盡數折翅，是整個民族元氣大喪的開始。
1961年，王珩(右一)與同僚合影
回到我母親的經曆。1962年夏天，由于父親已于上一年的10月調任遵義縣五中（新舟中學）校長，母親同意調去遵義縣農業銀行新舟營業所任會計。我們全家随之從縣城遷往新舟。母親想不到，過不了幾年，又一場更大的風暴會殃及她和父親以及全家。
1966年6月後，文革風暴驟然而至。一夜之間，中學校園裡貼滿大字報，最多最醒目的标題是“打到叛徒、走資派許日新”，還有帶侮辱性的“打到許勾鼻”等等。學校停課，工作隊組織教師學生批鬥父親、挂牌遊街。我全家住的兩間教師宿舍，被強令騰退一間，外婆和我及兩個弟弟，隻好搬到平房對面簡易搭建的廚房裡住，父親每月70多元的工資被扣隻發15元。
記得一個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被屋外激烈的喧鬧聲吵醒，外婆已經在屋外。我出門看見父母住的屋裡屋外擠滿人，屋内翻箱倒櫃，不知道在搜什麼，母親在抗議。其中一個叫胡某某的學生，拿出一個熱水瓶，舉過頭猛摔地上，内膽爆裂發出巨大的響聲。抄家結束，掠走了家裡部分财物，其中包括外婆的銅質水煙壺，還要押走父親，母親竭力阻止，哪裡有用。為防父親遭遇不測，母親拿了廚房搗煤的鋤頭，堅持和押解的造反派同行。淩晨時母親回家，告訴家人父親關押在區工商所。
又一個晚上，造反派要在鎮上的會場召開批鬥父親等人的大會。那時武鬥盛行，母親耽心造反派毆打父親，帶上我和兩個弟弟，也到會場觀察。當看到台上人手拿繩樣的東西，向父親嘴裡塞。離得太遠，母親誤以為是用鐵絲穿刺父親，立即舉手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并沖上主席台，企圖阻止造反派對父親的傷害。到了台上，被幾個造反派死死按在地上，母親拼命掙紮，一隻鞋子的幫和底居然斷開，可見其激烈程度。我和弟弟吓得跟在後面喊叫。最後母親被人拖離會場。銀行新舟營業所的造反派負責人當面向母親承諾不會傷害父親後，母親帶着我和弟弟回了家。
母親剛烈的對抗行為，等于引火燒身，她亦成為造反派打擊的對象，罪名是保夫派、右派、地主(她脫離關系的父親成分是地主)。不僅批鬥父親時拉她陪鬥，本機關也開會批鬥。批鬥會上，營業所負責人史某某，一位既無文化也不懂業務的南下幹部，以玻璃闆下的郵政憑據為證，揭發王珩變天翻案之心不死。母親當場怼過去：我是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又不是給台灣寫信，變哪樣天?
這位滿嘴錯别字、把牛鬼蛇神讀作牛鬼它神的老幹部，既不是造反派，也沒有被揪鬥，紅色恐怖下戰戰兢兢揭發批判翻案嫌疑者，大概出于自保，或情有可原。最不可思議的是父親所在的新舟中學實體教師、造反派頭目梅某某，居然專門組織中國小生送大字報去營業所，特别勒令我和兩個弟弟參加。
那天新舟中學造反派的幾個頭面人物，帶領了數十個中國小生，從校園集合出發，穿過鎮上半條街，到達新舟營業所門口，營業所人員被要求站在台階上，接迎給王珩的大字報。隊伍站在街上，圍觀看熱鬧的人群，擠到阻塞了街道。母親也在台階上，面無表情。
程式開始，由一人領着先呼口号。此刻，我聽見帶隊的新舟中學實體老師梅某某（此人貴陽師院畢業，文革前曾經是新舟中學團委負責人，是學校培養的年輕幹部）悄悄給他旁邊的隊員說，“喊打到王珩時看她們（我和兩個弟弟）舉不舉手”。“打到保夫派王珩”“打到右派王珩”的口号聲響起，我機械舉手，口中嗫嚅，不敢擡頭看母親。儀式結束，那些人把大字報刷貼到營業所外牆上後散去。我和弟弟怎麼回的家，已經遺忘了。當時十來歲少年的恐懼和羞辱，至今分明還能夠感受到。
在那個風狂雨驟的時期，母親盡力張開自己的翅膀，想護住她的家和所有的親人。但她的力量哪裡敵得過時代的暴戾。一直和我們住的外婆不明白這一切。她不能在女兒面前表露憂懼，也無法從幾個少不更事的孫輩處尋求慰藉。她懸着一顆心獨自飲泣。多年後，一位家住校園附近的聶嬢嬢告訴我，她那時去我家，外婆總是哭泣。她勸慰外婆不要哭，說許校長王會計都是好人，不會有什麼事的。但外婆還是病倒了，在經曆兩年多的病痛折磨後，于1968年秋去世，享年63歲。今天想來她就是因恐懼心碎而死呀。
1991年2月，王珩和丈夫許日新在北京
外婆去世後，遺體停在家門口的院壩裡，沒有一個熟人朋友敢于走近表達慰問同情。按照習俗，在棺材的特定方位，要點油燈，給逝者指引去黃泉的路。校園裡一個造反派上前幹涉，說不準搞封建迷信。母親沒有理他。她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必須解決。父母都不是本地人，第一次面臨至親的死亡，到哪裡去找一塊土地安葬外婆？幸好新舟公社一隊的羅隊長，得知此事後主動和母親說：王同志，聽說你家老人走了，你去我們生産隊選一塊地，安葬老人家，不要錢。也是在這個善良的羅隊長的幫助下，生産隊派了十來人，幫助擡棺、挖坑，母親和我們才得以把外婆的遺體送到墓地，入土安葬。（擡棺挖坑的費用，按當地的規矩付了錢）。
外婆的死對母親是巨大的打擊。多年後她才告訴家人，那些年她恐懼、痛苦、憤怒，整夜無法入睡，白天還得硬撐着工作，對付造反派的揪鬥。到1971年教育整頓，中學恢複招生，父親被解放出來工作。母親的狀況才有所緩解。1979年改革開放，父親奉調遵義縣城籌建縣師範，母親調回遵義縣支行，1957年的冤屈在同年4月得到改正平反（注6），她終于可以無憂無懼生活了。但她再未申請入黨，也拒絕縣委組織部要她去檢察院從事經濟案件查辦工作的調動。她已勿須向任何人證明自己。她以自己過硬的業務能力得到了同行普遍的敬重，實作了靠本事立身吃飯的夙願。從那時起到2004年這一段時間，是母親最忙碌最開心的時期。帶孫子女，和父親以及同僚國内國外旅遊，過了一段潇灑自在的日子。
2010年元旦，子女陪王珩(坐輪椅者)在海南
2004年，母親開始出現帕金森症狀，2006年确診。開始十年，靠藥物控制，生活基本能夠自理。從2016年至今，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其間的艱難對于一生事事要強，幹淨利落的母親，其痛苦的程度無以言表。她與疾病抗争的漫長過程，需要長長的文字專門記述。
記得小時候，外婆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人生三節草，不知哪節好！回想母親這一生的坎坷經曆，不能不感慨人生的無常。
王珩晚年
（注1）王珩的同學張淑賢嬢嬢的父親因為是地主在土改中被鎮壓，其成年的長子被劃為地主分子并被判刑勞改，刑滿在遵義縣的勞改機關就業，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又因偷聽敵台被拘判刑。勞改釋放後到貴陽投靠妹妹張淑賢，并在貴陽郊區租種土地維生，一生未娶。張淑賢比王珩晚參加工作，在貴陽醫藥公司退休。我分到貴陽工作後，陪母親去過她在友誼路背後的家。在她家裡見過那位一生倒黴的“地主分子”，穿戴幹淨整潔，腰背挺直，待人禮貌，從外表一點看不出他一生的苦難遭遇。正安縣志載，1979年6月，根據中央《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的決定》，全縣地富反壞摘帽4418人，糾正錯戴帽子的615人，未改造好的86人，落實改造措施。地富子女18948人定為公社社員成份。這個決定對于當了一輩子賤民的張家大哥，即便算一個好消息也來得太晚了，他的一生已經蹉跎殆盡。
（注2）陳彬，山東鄄城人，1949年底時赴正安與宋希濂餘部和民國政府縣長談判和平解放的軍代表之一、道真解放後的第一任縣長；後擔任過道真縣委書記、赤水縣長、遵義地委宣傳部長、遵義地委副書記兼遵義市委第一書記。1990年去世。
（注3）當時舊币1萬元相當于1元。
（注4）王臻，河北南宮人。1949年後第一任遵義專區人民銀行行長。後任過貴州省工商局副局長，省人民銀行副行長，1983年去世。
（注5）（《遵義縣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36頁記載：遵義縣1957年至1958年在縣機關和學校中共劃右派分子93人；（《中國共産黨貴州省曆史大事記》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236頁記載：貴州全省共劃右派10082人。遵義縣劃的93名右派有的送勞動教養，有的交本機關或農村管制。像王珩一類未戴“分子”帽子而遭處分撤職者，則不見記載，不知道有多少人？
（注6）遵義縣到1983年為92名錯劃右派分子平反改正。如母親一樣不入“分子”類的被處分人員的平反則未見記載，貴州省和全國亦然。最近看見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回顧與感悟》（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編）。其中有曾經擔任貴州省委書記的劉正威寫的“歲月回眸”，文中談到他1978年作為河南省委常務書記劉傑的秘書、河南省委副秘書長，參與了1979年後對河南全省各類冤假錯案的平反改正昭雪，其中，單是改正錯劃右派人數就有61806人。又據戴煌著《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記載，1957年全國打右派55.2877萬人，這還不包括部分大學生、民主人士、民辦教師；另有不下10萬内控不戴帽子的右派。1978年至1982年，全國為54萬右派分子平反，複查建國前後的曆史遺留案件110萬件；清理“文革”中發生的案件30多萬件，為近300萬幹部和上千萬的無辜人員平反昭雪。多少像母親一樣的普通人，遭受幾十年的冤屈和迫害，最後都隻是這枯燥數字中的無名氏。
許明專列
許明：理想之光，
照耀你整個生命的曆程
在池必卿身邊工作的日子
許明：我的1977年聯考
許明：挂職遵義，
聽人喊“書記”便心裡發怵
爸爸這一生走過的那些路
我的外婆, 大時代小人物平凡一生
新聞界前輩劉學洙先生二三事
同僚郭成望，前驅者與邊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