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還是以材料梳理為主，屬于基礎工作，為同好服務，同時也在整理過程中幫助自己提高。本文中很多人物較為冷門，平時我也很少關注，屬于從頭認識他們。
《漢魏六朝雜傳集》2017版
這次主要放地理志和史書，文學作品隻收了兩篇宅銘，《出師表》都沒寫。原則上隻收與躬耕地相關的書是以《史記》《東觀漢記》《三輔決錄》之類的都沒放，僅僅有一句“南陽縣”的謝承《後漢書》也跳過了。
有些書籍和作者，與諸葛亮躬耕地問題不一定直接相關（主要是原書已失傳），但能與其他書構成一套傳承路線圖，是以也收了進來。選材标準有點主觀，肯定還有遺漏，也請大家在評論區留言補充。
桑欽，生卒年不詳，河南洛陽人，可能是《水經》最早的作者。曆代有西漢成帝時人、東漢時人、魏晉時人的說法，前兩種的主要依據是《漢書儒林傳》中，塗恽授桑欽《尚書》，而塗恽是漢成帝時的人，王莽時以貴顯，這樣推下來，桑欽大機率是活到了劉秀時期。
那說桑欽為魏晉之間的人，主要是《水經》中有少量漢末魏晉地名，但這隻能說是被魏晉時人增補過。
由于班固（32-92年）的《漢書·地理志》多次提到桑欽，是以我支援桑欽是東漢初年著《水經》。然後骊道元提過一次“桑欽地理志”，似乎骊道元認為桑欽寫的是其他書，但就算《水經》不是他寫的，《漢書地理志》和《水經》也是以桑欽著作（可能是對《尚書.禹貢》的解讀）為基礎的。但桑欽生平到過哪些地方，為何有創作《水經》的實力，這個就未知了。
應劭（約151年～約203年），《地理風俗記》《風俗通義》的作者，東漢汝南郡南頓縣人，漢末泰山太守，有可能做過諸葛亮父親諸葛珪的上司。跟躬耕地問題相關的言論有“河内殷國也，周名之為南陽。”“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也。”“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隆避殇帝諱而改”等。其中“襄陽”問題被陸澄、楊守敬等曆代學者噴：“襄陽無襄水。”“蓋應氏之誤耳。”“應劭凡遇縣有陽字皆雲某山某水之陽，其實多無此山水。”應劭還有《尚書舊事》，應該見過同為《尚書》名家桑欽的著作，那時的學者就沒有不研究尚書的。
王粲（177年－217年）寫有《英雄記》《荊州文學記官志》《劉鎮南碑》等，東漢山陽高平人，流寓荊州。因為與諸葛亮同時又同地，他的文章算是躬耕地問題第一手材料，但相關性不高，隻能用于輔助。王粲本身經曆與諸葛亮高度相似，都是今山東人，父輩與劉表有舊，家族都與劉表結親，又都未受重用。然後就是之前我文章提過的，王粲有些作品寫于江陵或當陽，側面證明劉表也曾治于江陵。
《魏略》《典略》，魏郎中魚豢撰。《史通·古今正史》說“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按《魏略·儒宗傳》中七位儒宗都是魚豢“略餘之所識”，這些人都卒于魏文帝和魏明帝時期，以及《魏略》記載了254年曹芳被廢事件，推測魚豢大約是（180年-260年）的人。如果曹芳事件是後人補錄，則魚豢生卒年可再往前推十年。
魏略是裴松之引用篇幅最多的書，而且到隋代還有八十九卷存世，按《文心雕龍》和《史通》的評價，這部書主要問題是蕪雜，不夠精煉，倒沒說不可信。雖然史通将它算作正史，但隋書卻列入雜史。宋代高似孫說“魏氏别史五家,蓋可與陳壽《志》參考而互見者,亦一時記載之隽也。而魚豢《典略》,特為有筆力。”
《魏略》主要講魏國的内容，但其中有兩條講蜀國劉禅和諸葛亮的，裴松之一邊喊着“怪”“異”，一邊忍不住全文引用。
魏略對躬耕地問題的主要貢獻是“劉備屯於樊城……亮乃北行見備……”魚豢認為是諸葛亮先主動找劉備。這條材料大家争很久了，本文就不細說。另外《魏略》講諸葛亮建安初遊學的材料也有價值。
《先賢行狀》，按《舊唐書經籍志》：“《海内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撰；《海内先賢行狀》三卷，李氏撰。 ”作者無考，可能是魏末的人。網上有說是陳登家族的人寫的，但不知何據。這本書是較早專寫人物故事的（主要講魏），應該是之後某些書的材料來源，可惜今本不全。另有《漢末名士錄》《漢末傳》《魏末傳》等人物傳記亦無考、失傳。
《獻帝春秋》一說為東漢人著，一說出自吳國袁晔，廣陵人。此書說法與别書多有差異，比如“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張繡）遂屯襄陽，為表北藩”等。裴松之評價“不知資、晔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别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袁晔、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不過蔣天樞、梁滿倉等前輩力證此書可信度高。
張俨（？—266年），吳郡吳縣人，有《默記》三卷，《後出師表》就是習鑿齒引自這本書，再被裴松之在注中使用。習鑿齒或者裴松之說“此表，亮集所無，出張俨默記。”吳人掌握着陳壽沒有的材料，确實挺有意思，又或者是陳壽覺得不值得收錄？另外張俨還說過“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可做南陽用法的參考。另有《諸葛亮與司馬懿論》，當然這類評論太多，與躬耕地考據無關我就不舉了。
《諸葛亮研究內建》中評論諸葛亮的文章
皇甫谧（215年－282年）魏晉安定朝那人，《巵林》引用過他的《地理書》一條。《三國志》缺少《郡國志》是個遺憾，是以這裡提一下同時期僅見的地理書。書中可能會有躬耕地材料影響後世，可惜今已失傳。
杜預（222年－285年）魏晉京兆郡杜陵縣人，（278年）接替羊祜出任鎮南大将軍，鎮守荊州，滅吳後繼續坐鎮荊州，督修水利，被時人稱為“杜父”，襄陽南陽都留有他的遺迹，也正好卒于南襄之間鄧縣的道路。
杜預是最早同時進入文廟和武廟配享的人，比諸葛亮還早，其文學的成就主要是注《左傳》，其中很多注與躬耕地問題有關聯。一方面杜預說當時的南陽城指修武，另一方面杜預又提到了鄧鄉縣、漢水北等問題，是以對南襄兩方各有打擊。
《楚國先賢傳》，作者有魏晉時鄒闳甫與晉時張方、楊方、張方賢等多種說法，後三人要麼不可考，要麼生平不符。本書内容涉及了漢晉時荊州地區的人物，包括南陽人郭攸之、宗承等，這可能也是目前所知唯一一本講南陽人多于南郡人的荊州書。
習鑿齒很多内容來源于這本書，但可能略有變化，比如楊儀的哥哥楊慮，《楚國先賢傳》說的是“江南冠冕”，而《襄陽耆舊記》卻說“沔南冠冕”。當然最重要的一條是《襄陽耆舊記》直接引用的《先賢傳》雲：“鄉裡舊語，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之題也。”
雖然鄒闳甫查不到，但魏晉時有位鄒湛(?-299年)，字潤甫，南陽（一作義陽）新野人，被為稱“南陽人傑”，曹魏時期任太學博士、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荊州圖記》《世說》《十道志》等都錄有一事：“羊叔子與鄒潤甫嘗登岘山”也就是堕淚碑的典故。綜合生平來看，鄒潤甫很符合創作《楚國先賢傳》的背景。稍晚的張方或楊方曾為此書作注或寫贊，是以留名。
另外現代出版的朱祖延《楚國先賢傳校注》認為作者張方就是晉代的張輔（？－305年），南陽西鄂人，張衡後代，也有一定的道理。張輔另寫過《樂葛優劣論》評價諸葛亮。
陳壽（233年－297年）巴西郡安漢縣人，季漢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受張華薦舉，在西晉任著作郎、治書待禦史等，著《三國志》《益部耆舊傳》等，當時夏侯湛正在寫《魏書》，見陳壽所作，便把自己的書銷毀了。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
但今版《晉書》也同時提到了陳壽向丁家讨米換取《三國志》中一篇“佳傳”和陳壽因私怨貶低諸葛亮的故事，雖然看上去像民間笑話，但畢竟被收入了正史，應有一定可信度。
陳壽寫成三國志的時間說法不一，但必在280年吳亡之後。陳壽死後朝廷專門派人到他家抄書，在此之後才真正得到大範圍傳播。
需要介紹的常識是，陳壽自己說蜀“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元魏李彪嘗言︰“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季漢的史料在魏蜀吳三國裡最少。
因蜀漢不設史官，陳壽多數時候是業餘創作。雖然入晉後向司馬炎上過《諸葛亮集》，但《三國志》是任郡中正（管人才選舉）時創作的，在他生前僅流傳于民間，是死後得到範頵推薦才被官方抄錄。我們可以說《三國志》因為優異而得到官方認可，但不能說就是官修的史書。
虞溥（約238年—300年）高平昌邑人，著《江表傳》講吳國比較多，目前僅剩的佚文中有幾條荊州故事提到南陽李嚴等，可參考。虞溥到過隴右、江西、洛陽，未見居荊州的記載。
郭頒，生卒年不詳，約西晉時人。郭頒的《魏晉世語》或者《魏晉俗語》必然影響了劉義慶《世說新語》，後人也常将兩書搞混。裴松之說“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為官長，溥，鄱陽内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于世。幹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雖然曆代對《世語》評價不高，但由于郭頒曾任襄陽令，是以他記錄的劉備馬躍檀溪事件，應有一定依據。
司馬彪（約245―306年），一直在朝中任職，做過秘書郎、秘書丞。《晉書》記載，他先作了《九州春秋》，“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谯周雖已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論衆書，綴其所聞。”便又做了《續漢書》。現在《後漢書.郡國志》就是出自續漢書，是因範晔原著缺少志表，是以從司馬彪這兒複制了“八志”過去。
要說讨論躬耕地問題，引用頻率最高的史料估計都不是《三國志》，而是司馬彪這《郡國志》。《文心雕龍》認為這版續漢書為“諸書之冠”（相對其他講東漢的史書而言），可惜到宋時已大部分失傳。杜襲守西鄂亦出自司馬彪《九州春秋》。在諸葛亮“北行見備”問題上，裴松之說《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摯虞（250年～300年），京兆郡長安人。楊守敬說：“郭仲産、摯虞等記俱雲，樊本仲山甫之國。”不知道是不是指摯虞寫過一本《荊州記》，如果是的話，則是目前最早的荊州記了。在南都賦的李善注裡，還引用過他的話“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确認南都是指宛而非南陽郡。
李興（生卒不詳），西晉犍為武陽人。參照其父李密生卒（224年～287年），他又是“少子”，推測其生年260左右吧。永興元年（304年）受羅尚之命向鎮南将軍劉弘求援，并在“永興中”作《諸葛武侯宅銘》，留下了隆山上諸葛故鄉、故墟“于沔之陽”的懸案。
李興的材料太少，是以不得不加上劉弘的材料做輔助。劉弘（236年－306年）沛國相縣人，公元303年任荊州刺史讨伐張昌，304年功成拜鎮南大将軍，306年就去世了，在荊州總共就三年時間，這期間為諸葛亮和羊祜立碣。雖然劉弘在303和305年兩次到過宛城，305年征夏口，但多數時間還是坐鎮襄陽，羊祜碣在襄陽也沒有争議。我個人傾向于諸葛亮碣也在襄陽郡境内，但顯然不在今天的隆中，此處不細說。
應詹（274年－326年），汝南南頓人，應劭的曾侄孫。受祖舅劉弘邀請，為鎮南大将軍長史，劉弘死後他仍在荊州任官多年。有名的事迹是破杜弢時，雖然家窮，但卻不像其他将士掠取财物，而是隻取書籍。著有《沔南故事》三卷，目前失傳，隻能遙想後世很多襄陽資料來源于他。與諸葛家的後人諸葛玫有舊，曾歎“諸葛成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
郭璞（276-324年），河東聞喜人。郭注《山海經》《爾雅》很有名了，而《隋書·經籍志》又載“《水經》三卷，郭璞注”。前面講桑欽時說了漢代《水經》中插入了少量魏晉地名，估計為魏晉人增補，那郭璞就符合這個時間，可能他是半著半寫，以至部分學者認為今版水經的真正作者應該是郭璞。《補正水經序》說“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略于郦注，無所言撰人”。兩人應該都是對同一本《水經》作注，但骊本是否包括了郭注未可知。
郭璞從家鄉到江南地區避難後，主要生活地是建邺、丹陽，沒有全國探察的條件，他注或寫《水經》應該主要是通過查資料。另外郭在《爾雅注》中對“宛中隆”的注是“山中央髙”。
王隐（約284年-354年），陳郡陳縣人，建興中，過江，太興初年曾被官召編晉史，罷黜，書未成。王隐的父親王铨“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是以《晉書》說“隐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隐之作也。”但因為父親留下的私錄，讓王隐的知識很豐富，尤其熟悉洛陽的事，是以虞預寫《晉書》時“借隐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算古代侵權案例了。王隐的著述又被稱為“其事非要，其言不經”。
現存王隐的《晉書》版本中，逸民傳占了很大比例，足足保留了幾十位，其中不少隐士都居于山中，可做諸葛亮在荊州時生活的參考。當然與躬耕地最大關系還是他的《蜀記》：“晉永興中，鎮南将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楗為李興為文”。沒有王隐就保留不下這篇文章。此外《晉太康地記》可能也出自王隐之手。
常璩（約291年-約361年）蜀郡江原人。340年左右寫了《蜀漢書》，350年左右完成《華陽國志》。因為常璩大半生都在益州，對諸葛亮和荊州諸臣的家世應該很熟悉，是以可以參考，但與躬耕地直接相關的材料不多。另外就是《華陽國志》中收錄了楊戲《季漢輔臣贊》，說諸葛亮“獻策江濱”。
《舊唐書經籍志》：“晉高範纂《荊州先賢傳》三卷。”《北堂書鈔》引荊州先賢傳：“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蠶月躬采桑，士元與之談，遂移日忘餐。”由于高範沒有别的記載，不清楚他的記錄與别人誰先誰後。
《司馬徽别傳》，作者不詳，已失傳，可通過幾條佚文參見劉表時期的大環境。
《諸葛亮别傳》，作者不詳，已失傳，目前僅《太平禦覽》收錄一條，與躬耕地無關。關于漢晉間人士的“别傳”有很多，但基本都沒有作者名，可能“某某别傳”并不是正式書名，而是通指從正史傳記之外的“别書”抄錄而得。
《南陽李先生傳》或名《李先生傳》，作者不詳，《太平禦覽》《事類賦》等引用“先生名曠，字祖和，南陽人。昭烈遣軍士取先生，先生起霧半天，蜀騎自相殺，先生乃入呉。”這是左慈一類的人物，沒有其他材料，無法考證事件是否發生在劉備屯南陽時期。
範汪（約308-約372年），南陽順陽人，曾随桓溫入蜀，《初學記》中兩次提到他注《荊州記》，其中“宛有伍子胥宅”就是出自他，其他書籍往往将他的注與《荊州記》混用，或者直接說他寫過一版《荊州記》，但在範汪之前誰寫過荊州記，目前還沒有明确說法。
習鑿齒（正史317年-384年）(家譜公元328——412年)，襄陽人。《晉書》說他“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與上一條範汪同僚）……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朝廷欲征鑿齒，使典國史”。總體來說是正面評價。
習關于諸葛亮的記載非常多，比如襄陽朋友圈、七擒孟獲、沔陽建祠等都出自他手。除了《漢晉春秋》著名的“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裡”外，《襄陽耆舊記》的材料更多，此外《晉書》還收了他的《與桓秘書》“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水經注》說他永平五年（應誤）作《諸葛武侯宅銘》“躬耕西畝，永嘯東巒。”原文見于唐代《藝文類聚》。他的《側周魯通諸葛論》則有“諸葛武侯龍蟠江南”。另外新舊唐書提到他寫過《逸人高士傳》，現已失傳。
《襄陽耆舊傳》的争議很大，比如由于《襄陽耆舊傳》收錄了朱序“太元十八年卒（公元393年）”一事，估計後人整理時錯收了其他襄陽記的内容。比如《說郛》稱“宋習鑿齒著”，引用的幾條材料卻又在講齊朝梁朝事。
又比如原本書名是“記”還是“傳”的問題，隋書作記，唐書作傳。按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基本都稱《襄陽記》。任兆麟為心齋十種本所作序中說:“考原書，前載人物，中載山川、城邑，後載牧守。”“今本不載山川、城邑，則雲傳亦可。然前人所引率稱記，則仍舊名為得也。”
個人推測，習鑿齒原著應該是地理和人物雜收的《襄陽記》，後世流傳的輯本則是其中專寫人物的部分，由《襄陽記·耆舊傳》漸漸變成《襄陽耆舊傳》。有些輯本把南北朝時期某《襄陽記》的内容算到《襄陽耆舊傳》也要鑒别。到宋代還刻過一個版本，把杜甫都收進去了，可見後世有過續寫。
争議最大的是清代心齋十種本，從萬曆《襄陽府志》中提取來源不明的材料，将《襄陽耆舊記》中的人物從18人猛增到42人，可詳見《諸葛亮的大姐夫真的是蒯祺嗎》一文。
史載習鑿齒被桓溫外放到荥陽做太守，經查公元356到363年這一短暫的時間内，荥陽是在東晉手上，此期間習鑿齒北上任太守沒問題，應該會經過東漢南陽地區。當然，習鑿齒有腿疾是史書名載，是以他很難經常出去探訪地形，主要創作來源應該還是前人書籍。
之前我在《習鑿齒的史料可信嗎》一文中已經提過裴松之和劉知己對習鑿齒的評價，但那隻是對某些條目的評價，不代表整體。像裴松之在《諸葛亮傳》郭沖“條亮五事”中還說：“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并不載沖言，知其乖剌多矣。”也就是說裴松之至少比郭沖強，有着基本底線。
這裡順便普及一點常識，我們現在受潛移默化的影響，認為隻有《二十四史》才叫“正史”，或者“隻有官修”或者官方認證過的才叫正史，但其實隻是清代才開始有的觀點。
早期的“正史”是一種體例而非品質标準，主要指紀傳體史書，以帝王紀為綱，要有本紀、列傳、表、志。是以《左傳》《戰國策》《資治通鑒》這些編年體再優秀也不能算正史。
《玉海》說“編年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于披閱，号為正史。”是以并不是說正史可信度高于其他類别史書，而僅僅是因為查閱友善。
《舊唐書經籍志》：“其類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紀紀傳表志。二曰古史，以紀編年系事。三曰雜史，以紀異體雜紀。四曰霸史……”“《後漢紀》……《漢晉春秋》……《蜀國志》十五卷 陳壽撰。《吳國志》二十一卷 陳壽撰，裴松之注……右七十五部，編年五十五家，雜僞國史二十家。”這裡分不清陳壽和習鑿齒被劃入的是編年還是“雜僞”。
《新唐書藝文志》：“其類十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年類，三曰僞史類，四曰雜史類體……”“右正史類七十家，九十部。”“《漢晉春秋》……右編年類四十一家，四十八部。”新唐書與舊唐書的差別是，陳壽不再被劃入編年史，也不再提“雜僞國史”，《漢晉春秋》被正式算作編年史。
《通志》：“凡正史九種一百八十二部八千四百六十卷”。
南宋晁公武（諸葛亮做保借錢那家）《郡齋讀書志》：“史之類十有三：其一曰正史，二曰編年，三曰寶錄，四曰雜史，五曰僞史，六曰史評……”
《文獻通考》：“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漢志》九家……《隋志》六十七部……《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是以曆代認證的正史，數量都相當龐大。
前面我們提到的《魏略》，姚振宗說“有紀、志、列傳，自是正史體裁。”
綜合看下來，關于東漢的十餘種後漢書（今有《八家後漢書輯注》）、王沈《魏書》、韋昭《吳書》、關于晉朝的十八家晉書（今有《九家舊晉書輯本》），其實很多屬于正史。
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确實不是正史，而是算作編年史。你可以出于個人喜好說這書品質不好，很假，但并不能說他是“野史”，這就不專業了。我之前也是被網友們誤導，跟着鬧了那麼久的笑話。
袁宏（約328年-約376年）陳郡陽夏人，其所著《後漢紀》《三國名臣序贊》對漢末許多事件有不同記錄，比如孫堅死亡時間，比如說曹操納的是張繡季弟的妻子等，可與後漢書、三國志比對，但在躬耕地直接相關的問題上基本與《三國志》相同，幫助不大。其《名士傳》或許有諸葛亮事迹，可惜大部分已失傳。
庾仲雍，據山東大學張帆帆考證，應是東晉司空庾冰之子，颍川鄢陵人，作書于東晉太元二年（377）以後,不入劉宋。撰有《荊州記》《湘州記》《尋江源記》《江記》《漢水記》等地理著作,除了講荊州還單講漢水，可惜原書已失傳。另有可能誤記為庾仲沖《雍荊記》的。
《南史》記載庾仲雍為梁朝南平王蕭恪賓客，照這條記錄，則是梁朝人。但因為屢被北魏骊道元《水經注》引用，魏早于梁，是以南史中那位應該是庾仲容誤寫所緻。
《水經·沔水注》:“(武當)縣西北四十裡,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千齡洲。”随便挑一條來看，庾仲雍可能是實地走訪，親耳所聽，才會與《水經》有不同文字但讀音相近。
《荊州圖記》或者《荊州圖副記》，目前沒有确切的作者，隻有明代《說略》将《荊州圖副記》放在庾仲雍名下。此書與躬耕地問題關系很大，記載了“隔沔”的諸葛亮宅，還記載了鄧城西七裡的作樂山。由于“鄧城西七裡”在《藝文類聚》中是引自此書，而宋人則說出自盛弘之《荊州記》，個人認為所謂《荊州圖副》有可能就是盛弘之《荊州記》的配圖版，但還需要更多證據。另外《太平禦覽》引《荊州圖記》：“習鑿齒《記》雲，佷子家在山東。”可以确認荊州圖記是在習版《襄陽記》之後并參考了習的作品。
《荊州土地記》作者不詳，因記載桓宣事，應作于東晉之後。
裴松之（372年～451年）河東聞喜人，自“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三國志注》之後，下面的材料就不會出現在裴注了。裴松之主要是收集資料，雖然自己也有一些言論，但參考價值一般，他也沒到過南陽或襄陽。
範晔（398年-445年）順陽郡順陽縣，雖然年代很晚，但他編的《後漢書》品質最高，直接取代了十幾種原有版本成為主流。不過範晔受到東晉風氣影響，比較重視名士風骨，在選材上有所偏向，不像陳壽《三國志》更能反映漢末原貌。另外範晔似乎對漢代行政沿革并不熟悉，比如記王莽時的地名，仍然采用前漢舊名。之前我們也說了，其《郡國志》部分是後人從司馬彪那兒搬過來的。
劉義慶（403年-444年）組織編寫的《世說新語》最為有名，有龐統見司馬徽于颍川的“二千裡”記載，與别書認為的在襄陽交往不同。盛弘之是他幕僚，則《荊州記》可能也有劉義慶的功勞。另外還撰寫過《後漢書》《徐州先賢傳》，已失傳，不知是否記錄有諸葛家族事。劉義慶任荊州刺史的時間是432-439年。
《隋書·經籍志》記載：“《荊州記》三卷，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關于盛弘之沒有更多的資料，隻能推測他随在劉義慶身邊時受命創作《荊州記》。劉宋時期的荊州隻包括今荊州市、荊門市、恩施市，不再管轄南陽和襄陽，可能盛弘之并沒有北上實地考察。盛弘之《荊州記》中關于躬耕地的材料很多，隆中孔明宅和獨樂山等，這裡就不細說了。
沈懷文(409年-462年)吳興武康人，449年随雍州刺史廣陵王劉誕鎮襄陽，《隋書經籍志》記有他《随王入沔記》六卷，失傳。
《南雍州記》，有郭仲産、鮑至版本，也有說“晉王韶”作，但書中内容顯然屬于齊朝以後。南雍州就是三國時期的襄陽郡，是以也有說郭仲産的書叫《襄陽記》的。郭仲産(?—454年)的資料很少，《廣博物志》“宋尚書庫部郞郭仲産”《渚宮故事》“宋郭仲産為南郡王從事。同義宣之謀。被誅焉。宅在江陵，”南郡王劉義宣是454年被殺，故可知郭仲産卒年（就是上一條劉誕幹的）。
除了《南雍州記》本身引用盛弘之的材料外。水經注也引用其“宛城南三十裡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大清一統志》引用“郭仲産南雍州記：毎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飲于此（白馬山）”等，與躬耕地問題略有關系。
劉澄之，生卒年無考，劉宋宗室，入齊。也著有《荊州記》，不過有學者認為他的幾種州記隻是分卷名，出自其《永初山川古今記》或《永初郡國記》，惜已失傳，永初為劉宋年号，此書可能寫于劉宋時。
陸澄（425年～494年），合前代一百六十家地理書，寫出了《地理書抄》二十卷，《地理書》一百五十卷，“襄陽無襄水”即出自他。
任昉（460年-508年），在陸澄基礎上新增八十四家地理書，有《地理書抄》九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述異記》。梁朝還有劉黃門《地理書抄》等。
《地理書》和《地記》兩種地理總志都是郦道元《水經注》的先聲，且堪稱巨著（水經注才四十卷）。以他們收集材料之全，躬耕地問題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其中，可惜都已失傳。
沈約（公元441年～公元513年），吳興武康人。于公元488年編定《宋書》，有一些材料涉及漢末三國而未見于《三國志》。其中《州郡志三》有提到南陽、襄陽沿革，該書多次引用前面提到的劉澄之《永初郡國記》。
郦道元（約470年-527年），範陽涿縣人，少年時可能随父去過青州，之後在冀州等地任過職。《北史》和《魏書》說“道元好學，曆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是以他主要是案頭工作，并沒有周遊全國考察水系的記載。但他做過魯陽太守、東荊州刺史、安南将軍，至少是到過漢代南陽故郡部分地盤。《水經注》第二十九卷：“餘以延昌四年（515年），蒙除東荊州刺史，州治比陽縣故城，城南有蔡水，出南磐石山，故亦曰磐石川，西北流注于比，非洩水也。”能看出骊道元至少考察過治下的比水流域，是以對水經中比水的源頭湖陽隆山應該有所了解。
《魏書·蠻傳》：“延興(471—475年)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北屬。高祖嘉之，拜誕征南将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可見東荊州的地盤範圍。而魯陽郡則在今魯山縣，離宛城不遠。
譚其骧《中國曆史地圖集》北魏地圖
注：譚圖的北魏地圖較為早期，無法全面顯示疆域。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北魏已經攻下了宛城和新野，503年又拿下了義陽，是以骊道元515年任職時，能活動的區域應該比上圖大。但襄陽和鄧城要五十年後才被西魏占領，骊道元去不了。
當然，骊道元距諸葛亮離開南陽已經時隔三百年，現場考察也看不到什麼東西了。骊道元注《水經》的成就很高，但具體到躬耕地問題上，他能提供的也隻是三手材料，主要源于之前的各種荊州記。
鮑至，生卒年無考，東海人，《新唐書》《文獻通考》記作“鮑堅《南雍州記》三卷”，應指同一人。仕晉安王蕭綱，公元523-530年鮑至随府在雍州，與同僚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馔”,号為“高齋學士”，他的《南雍州記》應該是這期間寫成。其中說“齊建武中（494-498），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髙一尺二寸，長九寸，（二十年後）獻晉安王”看上去像是他親曆的事件。
後來鮑至又成湘東王蕭繹（508-555年）的五佐正之一，應在荊州江陵。蕭繹後稱帝，“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編撰過《荊南地志》2卷。
殷芸（471年-529年），陳郡長平人。《隋書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長史殷芸撰。”殷芸追随過多位梁朝的宗室，尤其是做過昭明太子蕭統的侍讀，不知《文選》是否有他一份功勞，而《文選》常被認為編于襄陽昭明台。另外後世又有記載昭明台即上一條的“高齋”，把蕭綱與蕭統兄弟搞混，未知具體情況。總之殷芸與鮑至先後在襄陽編書，可能相識甚至是同僚的機率還比較高。
據考殷芸約514年受诏撰《小說》。現代人可能覺得“小說”兩個字很不正規，但作為中國第一部以小說為名的著作，還是有一定地位。餘嘉錫認為，這本書可貴之處是各種說法都注明了出處，這點遠超同時代多數作品，“援據之博，不在劉孝标世說注以下”。但因為它引用的書，當時都能見到，是以《太平廣記》等往往收原書，而不收《小說》版。從殷芸引用《南雍州記》的“諸葛亮宅”一條也能看出。不過“武侯躬耕于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這一條并無出處，像是推測之語，是以很少得到認同。
那蕭統（501-531）的《文選》也是相當重要的，很多文章如果沒收入《文選》，就不會被保留下來，或者有些可以通過《文選》版本進行比較。比如《文選》與《三國志》中的《出師表》就至少有十幾處差異。
《荊楚歲時記》，宗懔著。宗懔（502年～565年），祖籍南陽涅陽人，但家族從東晉随劉弘讨陳敏後，八世居江陵。跟鮑至一樣曾追随湘東王蕭繹（梁元帝）于江陵。現存内容中，暫未發現與躬耕地直接相關材料。
公元555年，梁元帝在江陵焚書，大量史籍就此失傳。
文章太長，最後還是整理成簡表。
這次整理，最大收獲是找到了各書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傳承或注解關系十分明顯。發覺之是以那麼多種同名的《地理書》《荊州記》《襄陽記》，很可能是由于後人對前人普遍使用了半注半創的模式。因為是“注”，是以繼承原書名。但從内容上，很可能新加入的部分還更多，又算是一本新書。
有些書比如《三國志》的裴注和《水經》的骊注是被差別開來了，但另一些書在流傳中已漸漸無法厘清，比如郭璞的《水經注》。
我對上圖再精簡一次，讓大家更容易看清各書間的傳承關系（本來可以畫得更細）。
最後，雖然我的初衷隻是提供原始材料，結論由大家自己做主。但由于一個事實過于明顯，我還是忍不住提一下。
東漢時南陽繁華，名人輩出，是以還能出現《楚國先賢傳》這樣偏南陽的作品。但經過漢末和魏，南陽漸衰文化氛圍已消失，到五胡亂華時長期戰亂或處在北方，更難有什麼著作問世。僅有一位骊道元還大量參考南方的志書。
反觀荊州南部地區，在東晉和南北朝屬于國之重地，“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從上圖能看到，東晉時著書者已集中在南方，而荊州史料的“爆發”，源于南朝宋、梁兩朝瘋狂追求藝文的宗室劉、蕭集團，他們都是以江陵和襄陽為基地的，近水樓台先得月。
我倒不是說漢末三國時期，北方關于的諸葛亮的記載失傳了。而是認為南方地區對史料的挖掘和引用力度更大，才能留下更多材料。
等到了唐朝以後，南北方重歸平衡，是以“南陽卧龍”和“隆中諸葛”的詩文才會一半一半。
不多說了，還是大家自己判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