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大家講現場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攝影 雷遠東
1月29日，農曆臘月十九，是蘇轼987歲的“生日”。 在這個特别的日子裡，“東坡大家講”系列在眉山三蘇祠博物館迎來了嶄新一講。文化學者劉墨以“蘇東坡和他的朋友圈”為題，帶領線上線下觀衆一起見識到大文豪蘇轼龐大的朋友圈以及他所展現出來的為人處世原則和人格魅力。
關于蘇東坡的傳記作品衆多。其中有兩個現代人所寫的東坡傳記經常為人稱道：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和李一冰的《蘇東坡新傳》。在劉墨看來，林語堂寫的《蘇東坡傳》不僅了展現蘇東坡一生脈絡故事，也是一個當代作家對古代作家所做的非常有效的心靈溝通和了解。《蘇東坡新傳》的作者李一冰則因為曾親身感受過人生的至暗時刻，是以對蘇東坡的烏台詩案，有特殊的感受。面對同一個寫作對象，“如果說林語堂筆下的蘇東坡是神采飛揚的，那麼李一冰的筆調主體就是沉郁的。李一冰對蘇東坡遭遇坎坷的經曆似乎深有同感，寫起來尤其沉痛。當我們讀林語堂這本書的時候，會感覺到上升，讀李一冰的時候，則會感覺到沉下去。”
但不管是林語堂還是李一冰，他們在叙述、呈現蘇東坡一生時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把蘇東坡當成書中唯一的主角展開。蘇東坡一生中遇到的那些對他命運影響巨大的人物，往往隻是以片段或者瞬間出現，沒有機會得到詳細的闡述。我們從中看不到蘇東坡那些朋友圈的具體變化。”
衆所周知，了解一個人，除了定睛在其本人身上，從其來往的朋友圈也可以彰顯出更多的面相。這也是劉墨本次演講分析蘇東坡重點論述的方向：花費很大精力去剖析蘇東坡與王安石、司馬光、張方平、黃庭堅等人之間的關系，試圖從“他人的角度”更深了解蘇東坡本人。“我發現，從不同的人那裡，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蘇東坡。蘇東坡就像一顆鑽石。隻要動一個方向，就會看到不同的光彩折射而出。這種豐富性，是令人驚歎的。”
劉墨
東坡人格光明：
不羨慕不嫉妒不巴結，同時也不動搖不改變
宋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較高。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的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當下一些學者也稱宋代是“現代文明的拂曉時辰”。繁榮的宋代，也孕育了大量的卓越文人。中國古代散文界“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就有六位赫然在列。這其中最引人矚目的莫過于眉山蘇東坡。
這跟蘇東坡本人的影響力大密切相關，也跟宋代印刷術發達有關，在中國古代作家中，有關蘇東坡的人生及文學世界的細節史料，儲存得很完整很豐富，“遠遠超過李白、杜甫，更不用說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人。我們可以知道他非常具體的資訊，有時候會具體到他在某年某月某日上午見了誰下午做了什麼。”劉墨說。也正是以，我們得以在近千年之後，窺見蘇轼當年擁有過怎樣龐大的“朋友圈”。
900多年前，在通訊、交通條件都很有限的情況下，蘇東坡交友之廣泛是令人驚歎的。“我曾做過一個統計，蘇東坡有名有姓的朋友數量大概有1300個以上。”蘇東坡這些朋友五花八門：皇帝、太後、宰相、文士、詩人、官僚、廚師、畫家、街頭鄰居……就像他自己說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整個天下，到處都是他各式各樣、各行各業的朋友——有的是正人君子，有的是邪曲小人；有的是生死之交，有的是匆匆一面；有始終不渝者，也有前善後惡者。
劉墨說，如果說交友廣泛這一點容易學習的話，那麼蘇東坡有一點很難學的，那就是“看不到蘇東坡的内心有陰暗面。這一點是生而為人很難做到的。他的為人風格非常光明：對他人不羨慕、不嫉妒、不巴結。但是對于自己堅守的做人原則，他也不動搖、不改變。這是他人格的穩固構成。這種做人風格，既讨人喜歡又不讨人喜歡。一方面他遭一些人不待見，但另外一方面，普天下喜愛他、愛慕他的人又特别多。豐富極了，有意思極了。”
劉墨
蘇東坡與王安石、司馬光
恩怨糾葛之外，彼此都惺惺相惜
蘇東坡經曆坎坷，一生在現實谷底和理想雲端上下往複。誰在他處于人生低谷時給他以援手？誰是他内心深處真正的莫逆之交？在嘉祐二年（1057）的同榜進士中，有的與他共進退，施以援手，有的卻堅決想置他于死地。在他的朋友圈中，有與他政見不同的士大夫，也有平平凡凡的普通人。
在蘇東坡龐大的朋友圈中，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是非常重要的三位。劉墨詳細講述了這三位的政治觀點、個性特色，以及他們分别與蘇東坡的關系。對于蘇東坡而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除了父母兄弟之外，大概就要屬歐陽修了——蘇洵、蘇轼、蘇轍父子之是以能夠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無不得益于歐陽修這位伯樂。“王安石是變法的領袖，他比蘇東坡大15歲，比蘇東坡早中進士15年，也比蘇東坡早去世15年。如果說王安石偏向于激進主義者，司馬光就更偏向于保守主義者。這兩個人的沖撞非常激烈，在當時北宋的政壇猶如一場地震。蘇東坡與王安石、與司馬光的觀點都有差別，他的觀點是牢牢放在百姓群衆的切身感受和利益身上。”劉墨說。
在劉墨分析看來，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根本的沖突在于，作為經學家的王安石是理想主義者，從富國強兵的角度要救國家于貧弱，因而節省錢物無濟于事，是以不妨大膽試驗；而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則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認為，養民乃治國之本，奪民所有，官未必富而民乃先貧，遠不如培養本源，徐徐取用。也有史學家認為，王安石的新政，代表南方知識分子開明進取的精神，司馬光則代表北方人物穩健和保守的傳統。而劉墨認為，追溯到二人的學術理念，則是經學與史學之異。如果說在變法運動中，王安石在左，司馬光在右，蘇轼則居中偏右——這三人同屬神宗時期彪炳史冊的人物，彼此都曾惺惺相惜。
在蘇東坡的時代，有本事的人特别多。一些人物是因為蘇東坡提到他，後世的讀者才注意到這個人物。“由于人們太愛蘇東坡，以至于那些在與蘇東坡打交道過程中對蘇東坡不好的，會容易粗暴地認為這個人就是壞人，就是我們的敵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經這麼認為。後來我修正了這種看法。其實對蘇東坡不好的，未必一定就是壞人或者我們的敵人。 因為人是複雜的、多樣的，多層面的。比如章惇這個人物，他是蘇東坡的敵人，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才能也是不容抹殺的。”劉墨說。
劉墨特别提到，與普通人物的來往，最能展現出蘇東坡的個性。比如蘇東坡在儋州與當地百姓的交往細節當中，可以看到他能做到“平等待人并且讓普通人也能感受到他的溫暖。這是難能可貴的”。
東坡大家講現場
從光明的人物身上獲得力量和啟示
讓自己也光明起來
日光之下，不存在完全沒有缺點的人，蘇東坡也不例外。劉墨提到，蘇東坡愛給人起外号，有時候也會在給别人取外号的時候，無意中觸碰到人家的痛處，把握不好刻薄與幽默之間的界限。
在衆多關于蘇東坡的闡釋中，人們往往都會強調蘇東坡豁達、超越、淡然、灑脫的一面，“但其實蘇東坡也有焦慮的一面，他也會感到肉身的疼痛，感受到刻骨的孤獨，也曾灰心到甚至想到自盡。我希望自己走近的是一個真實的、‘鮮活’的蘇東坡。”
“他承認人生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在這種有限性的前提下，如何實作生命的超越，這是蘇東坡給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示。”劉墨說。
劉墨的專業是做曆史研究。做曆史研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将對象客體化，但他希望自己在研究蘇東坡的時候，“不隻是把他當成一個曆史人物的标本，去做冷冰冰的分析。而是将之當成鮮活的存在，跟自己的生命是相連的，悲喜是相通的。每當我夜深人靜沉浸在與蘇東坡有關的史料中時，我始終希望蘇東坡其人其事——他的身影，他的生活，他的愛好，他的喜怒，他的内心情感，以及他的藝術世界——能夠在我的閱讀與寫作中‘活’起來，成為我生命的養分。”
劉墨說，他對曆史人物進行研究有一個明确的宗旨在于，從中汲取到一種力量、一種滋養、一種啟示，就像讓一縷陽光灑進幽暗的房間一樣，“讓自己被這種光所朗照，讓自己也光明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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