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面對失控的生活，年輕人如何從現實中獲得力量？-上篇
摘要：
人類學家項飙提出“附近”的概念，尤其将“重建附近”作為對當下年輕人的一種勸說。《當代青年研究》近日對項飙進行專訪，訪談分為上、下兩篇釋出，上篇訪談讨論了“附近”作為一個概念的緣起、背景、價值和所能扮演的角色。項飙認為，“附近”的概念受到存在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旨在發展一種“生活的人類學”，希望能使個體在無法改變整體性環境的條件下學會如何處理自己的生活，而“附近”正是解決這一難題的現實的、小的突破口。通過對退出與逃避、生态與功能、“大”與“小”等幾對關系的讨論，“附近”希望倡導一種态度， 即用生态性的視角重新認識周邊和安頓自身， 進而能更好地欣賞和了解社會的差異性，以及這種差異性存在的合理性，從中看到它的價值，幫助年輕人可以勇敢地、智慧地為今天看似失控的生活重新找到一個“錨”。
關鍵詞：
“重建附近”；生态性；生活的人類學
發表資訊：
項飙、康岚， 2023， 《“重建附近”：年輕人如何從現實中獲得力量？——人類學家項飙訪談（上）》， 《當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近年來， 項飙成為一位頻頻将學術概念轉換成公共話語的人類學家。他認為，21 世紀的社會科學研究一定要是對話式的，那種話語操作式的理論生産，跟大衆的感受對不上号；在今天，學問做得好，一定要尋找一種效果，你可能給不了具體答案，但要對人們尋找答案提供幫助（王競，2022）。
項飙一直對中國年輕人的焦慮比較敏感， 他希望能把年輕人心頭的痛點解讀出來， 能回應年輕人的焦慮感這類常識性問題。同時， 生活中的問題又是一團亂麻， 怎樣從大衆的現實感受出發， 把經驗中模糊不清、互相纏繞的問題清晰化， 跳出将生活按學術領域進行切割的思維， 形成對生活整體的、有效的思維方式和思考角度，是項飙正在探索的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他稱之為“共同的焦慮”（Common Concerns Approach，參見：Xiang，2022）。為此，他頻繁參與公共讨論，與不同群體展開對話，希望更加直接地介入社會與生活中去。
這種把自己作為方法、把痛點作為方法、把對話作為方法的研究嘗試，在讨論今天年輕人的問題時到底會産生怎樣的效果？帶着這樣的疑問，《當代青年研究》對項飙進行了獨家專訪。訪談從引起廣泛關注的“附近”概念開始，讨論了今天年輕人了解生活的基礎、對大環境的無力感和失控感，以及他們的應對方式和後果，并進一步深入今天年輕人的精神狀況、現實感、心理健康等問題。本期刊登訪談的上篇，主要涉及以下問題：（1）今天，人們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2）為什麼浸淫到具體的“附近”中，可以對抗生活的失控感和無力感？（3）面對不利的生存環境時，退出和逃離的差別是什麼？怎樣的選擇是勇敢和有力量的？
（4）為什麼要用生态性的态度去看待身邊的環境和自己的選擇？（5）為什麼要從具體的個人經曆的角度去分析宏大的主題？（6）今天的社會，為什麼抱怨和維護都這麼激烈？出路在哪？或者說，在大環境給定的條件下，普通人如何通過周邊的小環境來保持自己思考和行動的能力？
一、“附近的消失”：
我們建立對世界的感覺，越來越通過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則，而身邊的“具體性”不再成為我們了解生活的基礎
康岚：您最早在什麼時候提出“附近”這個概念？為什麼想要提出這個概念？
項飙：其實這個概念的提出，并沒有一個事先的設想，它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這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也不是我自己在那裡觀察思考，更多的是一個互動，很大程度上是别人推着我往前想；這個别人是指社會學界、人類學界的同行們，但是遠比學術界重要的是大衆、是青年朋友們通過社交網絡上的讨論來推着我。我一開始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概念會有這樣的影響，是以現在需要回頭看，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效果出來。是以你的問題很好：它的緣起在哪裡？
我第一次提“附近”應該是在 2019 年夏天，我跟許知遠在“十三邀”節目上的對話。當時好像是在談現代人的時空觀念，為什麼現在人們對快遞小哥遲到兩分鐘會非常不耐煩，我們說到現代生活完全是被時間邏輯統治了，
空間邏輯消失了。原來我們對時間的了解是通過人的行動，比方說我和你的距離是一袋煙的工夫，或者說這個距離是從你們家走到荷塘邊上的那個工夫，其實時間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空間來衡量的。但是在工業化之後，抽象時間，也就是鐘表時間變得非常重要（這個當然不是我的發明，大家都這麼說過）。而現在又有了數字化科技，比如超高頻金融貿易就是一個時間遊戲，它賺錢的方式就是我要比别人快半秒，依靠極高速、高頻次地買進賣出來賺錢。當這種抽象時間統治了我們的生活，空間就完全變成了附屬性的東西。對快遞小哥遲到兩分鐘會非常不滿，是因為你根本不考慮他是從空間中哪個點到餐館拿了東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樣的、進你家小區的門時他要跟保安怎樣交涉，這些經曆性、空間性的東西，以及這一切是如何在空間中展開的，
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個東西要在你規定的時間内送到你的手裡。是以這是一種“去空間”的或者說“時間的暴政”吧。我是在這樣的場景下，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這個空間的消失，一方面是因為“時間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建立自己對世界的感覺越來越通過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則， 而不是通過對自己周邊的感覺來了解。比如，你的鄰居是幹什麼的，樓下打掃衛生的人是從哪裡來的，他們家在哪裡，如果家不在這裡，一年回幾次家，他們的焦慮和夢想是什麼，門口賣水果的、下午四點鐘來賣菜的那些人都是誰。這些人對你的生活很重要，但是他們不會被允許進入小區，把他們擋在小區外面的是保安，保安跟這些人又是一樣的人。這些就是“附近”。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們來組織的，沒有他們，我們的生活不能夠正常運作。但是，我們對這些“附近”經常是視而不見的。
這個“附近”，它是一個空間，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強的社會性，它是你這個社會主體的物質基礎，把你托起來。在這裡面，有很多很細密的又很複雜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實是很重要的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
是以最早提出“附近”的起點可能是兩點，一個是對中國社會生活怎麼被時間焦慮組織起來的一個反應，另一個就是對大家如何了解生活的認知，就是“附近”消失了。是以我提出，要關注“附近”，一方面來重構自己的生活，從“時間的暴政”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在主觀意識上，重新樹立一種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最早就是這麼提出來的，當時就是一個描述性的，但有它的針對性；後來大家覺得“附近”值得讨論，我想是因為确實覺得有針對性。
二、“附近”是年輕人面對失控的生活時，可以為生活重新找到的一個“錨”
康岚：您說過，“重建附近”不是一種論述，而是一種勸說，尤其是對年輕人的勸說，為什麼“附近”對年輕人尤其重要？
項飙：當時我好像還提到，年輕人關心的就是兩極。一方面他們非常關注自我，比如考試、畢業以後去哪裡等，對這些問題的焦慮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通過社交媒體，他們又非常關心遠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機、民族的興盛啊，這些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體上各種辯論中情緒上的很大波動。情緒波動是因為這些宏大叙事是通過各種抽象的說法來形成的，但是人們對自己周邊的生活究竟是怎麼樣的，認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在牛津教書的時候）問來自中國的學生，你父母是幹什麼的，你從小是怎麼回事，你親戚是怎麼回事，你大學裡的老師這麼教、那麼教的原因在哪裡，教師的激勵機制是怎麼樣的，很少有人能夠講清楚。很多年輕人對自己的整個生活是怎麼被編織起來的、這一路走過來是怎麼回事，是講不清楚的，但他可以給你講很多概念和大的理論。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對身邊的事情都講不清楚，那他講遠方的事情肯定也講不出什麼意思來，因為他缺乏對人的經驗進行洞察的能力，他講來講去都是書面上的詞語。是以我感到非常失望。從一個教師的角度，我覺得，學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這個概念為什麼後來會引起反響，比較重要的原因是它點出了一個症結，我當時沒有意識到，就是很多年輕人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輕人覺得社會非常複雜，
充滿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選擇，隻有一條路可以走，特别是從小地方出來的或者說一般家庭的孩子，隻有考學這一條路。當然現在物質條件還是可以的，但精神壓力是很大的，隻能一根筋地往前走。這一方面造成很累，同時他又不知道這麼累之後，究竟能不能獲得他要的東西，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一旦超出他那個“泡泡”（注：項飙喜歡用“泡泡”指代邊界明确的小世界，比如以考試為中心的、由學校—家庭—補課—電玩構成的封閉世界），是一個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從這兩重意義上來講，年輕人都覺得不能夠控制自己的生活：第一，不能控制他日常的活動和興趣，因為有家長、教師和職場的壓力，逼着他隻能這麼做，
不管他喜不喜歡都必須這麼做；第二，他又不知道這樣做會引向何方，他覺得，超出周邊的、超出他那個“泡泡”的世界是他完全沒有能力去了解的。是以他會覺得“都是運氣啊”等，但同時又不斷告訴自己“幸運隻會光顧勤奮的人”，是以他就要加倍勤奮。當覺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慮、勞累、恐懼和無意義時，他會産生一種很自然的願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裡找到一個抓手，重新找到一個錨、一個立足點。
那這個立足點是什麼呢？家庭好像算一個，但是家庭又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如果你過分依賴家庭，那個溫情也會變成一個很傷害的來源，這是很多年輕人有感觸的。然後剩下的社群、機關，都已經沒有這樣的依托了，不能夠發揮這樣的作用了。我覺得，大家在“附近”這個意象裡看到了一種可能，覺得“附近”可能是一個新的抓手和立足點，是大家重建立立對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個基礎。
康岚：為什麼“附近”能夠滿足這一點？
項飙：因為“附近”跟地方、跟社群、跟小區、跟群體、跟部落都不一樣，“附近”不是一個有邊界的機關。跟“附近”最接近的機關可能是社群， 但在社群裡面是一群相對固定的人，它有相對固定的邊界，内部的關系是穩定的，人員是相對同質的。但“附近”不一樣，就像我前面說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賣菜的、賣早點的、搞保潔的；而且這個“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裡，“附近”就跟到哪裡。是以“附近”跟社群不一樣：第一，它很強調人的具體的經驗，強調你怎麼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個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觀描述的機關，“附近”是以你為中心的。在這個意義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價值吧。（關于“附近”的相關論述，參見：項飙，2022 ；嚴飛，2022）
三、關于退出和逃避
康岚：一方面，“附近”是跟着你走的，是以你為中心的。但另一方面，現在的社會又有很強的流動性，是以我們對“附近”是有選擇權的，對不對？如果這個“附近”我們不喜歡，是可以逃離的。比如我們會聽到，今天的年輕人很難管，“一言不合就辭職”。是以在今天的社會，身邊的小環境大家都可以選擇，而真正逃不掉的是大環境。是以讓年輕人充滿無力感的其實是大環境，但他又沒有能力去好好建設身邊的小環境，這是他們的困境。可不可以這樣說，在現在流動很友善的條件下，“附近”的“實在性”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瓦解掉了？
項飙：年輕人對身邊的小環境不斷在選擇、在逃離，但是逃來逃去，其實到最後，情況沒有改變。在這個意義上，“附近的消失”跟我原來提出的“懸浮”的概念是有關系的。提“懸浮”， 最早是 20 世紀 90 年代在東莞調查的時候，我看到有民工跟同僚或者跟工廠中的房間主管鬧不合，馬上就跳槽，跳槽是他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到最後，其實經濟上損失很大，一直就沒有積累、沒有穩定，而且在自己的身心上損失也很大，跳來跳去就是跳不出那個基本的狀況（Xiang，2021）。
這種對小環境的選擇權，可以叫作逃避，通過逃避來簡單地解決問題，而不是面對問題。但是，他可以“逃避”，卻不可能“退出”，就是他不能夠退出這樣一個基本的生存狀态，這是導緻無力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講到無力感，如果你完全不努力的話，你不會有無力感，佛系的人不會有無力感。你有無力感，是因為你想努力，但又覺得努力沒有用，最典型的無力感來源就是通過逃避、通過這樣的小的選擇希望改變而不能改變。
康岚：這個跟“附近”是什麼關系？
項飙：“附近”是反對這個做法的。我不是說人不要流動，因為個人興趣、生活方式及各種各樣的客觀原因，流動是非常正常的。年輕人從一個村子裡或從一個小鎮上出來，他想在一定的人生階段去大城市看看，這樣的流動是非常自然的。但問題是，流動是不是等于逃避，你不斷地流動是不是在永久性地逃避。
你離開一個地方，這個本身沒有問題，但是你離開後進入一個新的地方，你要能夠跟你進入的那個“附近”建立關系，如果又發現問題的話，首先要面對這些問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先去分析、處理和解決這些問題， 那這樣的一種态度就不是逃避。是以年輕人對小環境的選擇， 可以有很多種，如果你一不高興就辭職，那是要反思的。現在社會的流動成本非常低，這背後是有問題的，
它讓人不必對具體問題進行認真的對待和分析，有問題就走人，可問題還在那裡。用經濟學的概念來講，就是退出成本很低，進而使遊戲不用改變規則就能夠不斷地玩下去，因為你退出了，其他的人可以再進來。
而“附近”要形成的一個格局是，流動的态度不是一種逃避的态度，而且流出去可以再流回來，等等。最關鍵的是，在流動的過程中，人是跟每一刻的“附近”發生關系的，覺得每一刻的“附近”都是值得生活的，我是能夠浸淫在具體的“附近”中的。
是以，“附近”本身跟流動不流動沒有直接的關系。再說了，現在的流動一定都是人們自己的選擇嗎？很多也都是被迫的。是以選擇不選擇是一個很中性的問題，很難說流動就是選擇的結果。但不管怎麼樣，應該用一個生态性的态度去看流動的具體過程和具體結果，看流動在每一步和周邊形成什麼關系。
四、關于生态和功能
康岚：講到“生态性”，我印象很深。您說過，現在我們的城市生活是功能性過剩、生态性不足。功能性是指做一件事情的效率，比如點個外賣立刻送到你手裡，今天的技術條件使效率很高。但生态性是跟功能性相對的，
它沒有那麼直接的目的，比如森林裡的動物、植物，豐富多樣，不管你喜不喜歡，它們就在那裡，相生相克，形成一個穩定的系統，這是生态性。今天城市生活的功能性過剩和生态性不足，導緻了一些悖論，比如一方面人與人的聯系非常友善，做事很有效率，另一方面，年輕人又感到非常孤獨無援；還有，年輕人隻有線上上才能坦露最真實的自己，而到了線下就“社恐”，變得很有戒備心。是以今天，我們雖然線上上能很高效、舒适地選擇各種功能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但也慢慢失去了與線下的各種“不舒服”打交道和相處的能力，又回到了前面講的，如果對線下的生态不喜歡，就逃離。關于生态和功能這對概念，我覺得很有啟發，您能不能再具體講講？
項飙：關于生态和功能的關系，這主要是個态度的問題。當你把自己的生活當作一個生态的時候，你就不會覺得身邊的一切人、一切事都是可以被替代的。
比如對家庭的看法。在中國，人們經常在語言裡把家庭成員說成是可替代的。比較典型的是夫婦之間，會拿自己的夫妻和别人做比較，然後做假設，如果我跟另一個人結婚，或者如果你（配偶）能跟隔壁小王那樣，我就會怎麼樣怎麼樣，把對方認為是可替代的。對孩子也是這種态度，
這并不意味着他不愛這個孩子，但他會做這種比較，會說“看别人家的孩子”，倒不是說他認為孩子是可替代的，但是他會做一種假設，就是你可以是不一樣的，你在性格上、做事風格上、處事态度上都可以變成另一個人，有時候甚至是必須變成另一個人。為什麼覺得你是可以被替代的呢？因為你本身是不重要的，你要為一定的功能服務，這個功能比方說賺更多的錢、有更好的工作、讓更多人羨慕，等等。這種（對功能有要求的）态度造成家庭關系内部的一種緊張，給人造成心理上沉重的陰影，有時候是終身的陰影，而且是比較細膩的、比較隐形的。這種态度就不是用一種生态性的視角去看待家庭。
如果去看鄰裡、看周邊的環境，就更是用一種可替代的眼光去看了。這個東西不好，馬上想辦法換掉；這個人看上去不舒服，那就不打交道或假裝這個人不存在。一切東西都是可以“退貨主義”的，一切都要達到最佳組合、最高效率、最佳效果，而不是像你說的生态。用生态的角度看，一個東西存在，它肯定有可欣賞的地方， 你去欣賞它在關系網絡裡面的一個獨特的位置、獨特的作用，它和别人之間有一系列有趣的關系。
我們現在失去了對生态性的欣賞能力。比如， 難道每個人都想跟所謂最優秀的人交朋友嗎？其實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沒有說一定要跟那些特别優秀的人交朋友。
一方面，會覺得那些人比較無趣，一天到晚一根筋做一件事情；另一方面，壓力也會比較大。有些人可能比較懶散，但也會很有趣，會給你帶來一種能量、一種你沒有的視角。像小孩子能玩到一塊、能成為好朋友， 都是因為家住得近，上下學經常一起，這個好朋友不是他選擇的，因為小孩子在一起玩，隻要基本性格相符，他們自然會玩出“互動性”。
小孩子不是從選擇開始的，他是從不選擇開始的，然後欣賞到對方性格的特殊的地方、互補的地方，這就是生态性。還有我們在社交裡面對彼此的評價，也是比較單一的，對人的評價一般就是成功不成功、好與壞。但是一些有趣的人，比如很有文學才能的人，他們對别人的評價是非常豐富的，比方說他們會看到一個人有趣的點就是懶散，能懶散出一種藝術來，等等。但是現在，我們在私下聊天裡聽到的也都是說這個人成功不成功、優秀不優秀，都是這一套。我感覺，這是把自己的生活做一種自殺性的簡化。
“附近”的概念不是要做一個社會的宏觀理論，它要發展的是一個“生活的人類學”，要講的是你如何處理自己的生活，讓學術思想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為生活服務。為生活服務的思想，不可能給你提出一二三的建議和結論，更重要的是提出一些看法、視角、态度，然後你自己可以用這些看法去生活。生态性就是這樣一種态度，讓你能更好地欣賞和了解社會的差異性，以及這種差異性存在的合理性，從中看到它的豐富，看到它的豐滿，看到它的奧妙，而不是簡單地拿一個效率最大化的标準來評價對方。而這個态度的形成，是需要很多思考和說法在後面支撐的，是要有意識的，就是需要用一定的語言和意象來調動意識的。我在想，“附近”可能調動這樣的意識嗎？
五、關于“大”和“小”
康岚：前面我們講到大環境和小環境，這裡我還想提另外一個“大”和“小”，是關于代際差異的。有一種說法，老一代的人，比如“50 後”“60 後”，他們其實是有一些大夢想的，家國天下的大夢想，有一些理想主義；而年輕一代，比如“90 後”“00 後”，他們更關注的是跟個人相關的小夢想、小目标，是更現實主義的。但同時就像您說的，年輕人在網上讨論的又都是一些很宏大的叙事、一些虛無缥缈的大主題，表現出觀點的極化和情緒化。這是不是也印證了一點，當大環境影響他們小目标的實作，而他們又沒有能力營造身邊小生态的時候，他們是最無力的，是以要提“重建附近”？
項飙：你講的代際，這是一個有意思的點，我還沒有想到過。問題可能不僅僅是“大”和“小”的差別，更重要的是“大”和“小”的關系。我們講的“大”， 是可以落實到“小”的“大”，還是要把“小”完全忽略的空洞的“大”？老一代人為什麼會有宏大的理想，我們要從非常具體的個人經曆的角度去分析那些宏大想法對個人意味着什麼。對于老一代人，宏大叙事意味着個體可以直接參與改革開放，
這個“大”是有道理的。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機會非常多，比如當時農民工離鄉進城，農民可以感受到自己直接參與一個洪流當中，這是比較真實的。當時整個社會又有很強的一個方向感，大家都覺得要往一個方向去，社會分化不明顯，大家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社會學界的一個重要說法是，20世紀 80 年代的改革是普惠式的，雖然大家的受益程度可能不一樣，但所有人基本上都受益。那個“大”好像是“小”的自然彙集。
但到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特别是 2000 年以後，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模式不一樣了，不再是普惠式的，而是分化式的，貧富差距變大，不同的人對社會生活的感覺不一樣，然後是共識的破裂。這時候，個體在自己的生活意義上，沒有一個直接的對宏大叙事的參與感；但同時，個體也沒有建構出自己的“附近”來，對自己身邊的事情也沒有參與感。比方說，今天有多少銀行工作者覺得真正參與了中國金融事業的發展，有多少律師覺得自己真正在進行中國法治建設的探索，
有多少教師覺得在有效地推進某一種教育方式。背後的原因很複雜，比如你的職業生涯被一系列的規則很功能性地定義好了，你就是要發揮規定好了的功能，不允許你有生态性的探索、回到它專業的應有之義上去思考。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沒有對“大”的具體參與，而一些小的公共參與也放棄了，最後剩下的就是用一些非常口号式的、象征性的說法，來宣稱一種歸屬感，對一個想象中的“大”的東西的歸屬，比如文明。這也是我最早提出“附近”的背景原因之一，我覺得重新對“附近”感興趣，可以把那個空洞的、大而化之的趨勢稍微緩解一下。
因為你在“附近”跟人面對面地交談時，你不會絕對性地做判斷，你會自然而然地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任。
而那個“大”的東西，因為比較抽象、遠不可及，你可以宣洩式地表達情緒，是不用負責任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講，其實是人性的喪失。因為從孔子、從儒學的精華來講，做人就是要對自己的情緒進行調整和反思，
能夠達到一種德性，如果直接去宣洩，那是缺德。在“附近”，人的德性自然會出來，因為你會看到“附近”的複雜性和具體性， 而且有具體的人站在你對面，你自然會注意到對方對你所講的話的反應，你會注意到你所講的話的客觀社會效果，其實這是一個德性培養的實踐過程。孔子、荀子、亞裡士多德都很強調“養成”，在他們看來，德性不是一個大的理念問題，而是要在實踐中、從小處、從日常逐漸培養，一點一點“修”出來的（Aristotle，1999）。“附近”就是“養成”的一個處所。
六、“附近”的價值：
“附近”是在大環境給定的條件下，讓普通人能夠保持思考和行動能力的小空間
康岚：我感覺現在有時候大家在行為和觀念上有一種很大的張力和分裂，一方面對環境的抱怨很厲害，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地甚至很努力地在維護既有的環境和規則。包括您前面提到的各行各業專業人士的公共參與的微妙，
我們經常能聽到的一個說法是，我個人再努力也無法改變大環境，那我不如順勢而為，先把自己的小目标安排好。于是，個人所有的行動都在配合和維護那個現存的讓人不滿的東西。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嗎？抱怨和維護同時存在，這其實會導緻一個長期的、很大的壓力。
項飙：既有埋怨又有維護，這是人類的一個普遍現象，但中國現在的特殊性是，埋怨和維護都比較激烈。
埋怨是覺得看不到希望，維護是因為被一種恐懼所驅遣，覺得我這一步走不好，可能對我的影響會很大，然後他的維護就不僅是消極地維護，而是很積極地投入式地去維護，是以兩邊的表現都比較極端。這種極端造成的心理的無力感是很強的，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一個自己不認同的事情，但還是在“鞭打”自己，非常努力地做一個自己非常不認同的事情。
“附近”作為“為生活的人類學”的一個例子，受到存在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背後很重要的一點想法是，人沒有辦法對生活和世界做一個整體性的批判，不能等對生活有了全面判斷之後再去生活，關鍵是在當下給定的條件下，不要讓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行動能力喪失掉。這其實是很難的，是以要找一個現實的、很小的突破口或者說抓手來做。
你剛才說的這種兩難境地其實是讨論“附近”很重要的背景。大陸外的朋友覺得很奇怪，他不明白“附近”有什麼有趣的，這不是最簡單的東西嗎？我要說的是，不是說“附近”本身有什麼特殊性，
它就是最平常的，但我們現在的生存環境比較扭曲，是以有沒有一個東西是我們普通人能夠抓得住、能讓我們普通人多一點堅韌性的。在這種扭曲的狀況下， 如果能有一個空間，有一個我們自己可以抓得住的、可以喘息的地方，這就是“附近”的價值。
康岚：那“附近”到底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項飙：“附近”可以扮演什麼角色，要靠大家一起探索。但在理論上講，我覺得至少可以有兩點。
第一點是，對總體性的抱怨至少可以變得更加分析性一些、更加具體一些，看看在一些很不合理的情況下，是不是還有一些小的空隙、小的突破口，在一些具體的場景下可以讓你發揮自己的能動性。
我給你舉一個浙江村的例子。浙江村的第一批農民 1986 年來到北京，要自己租房子、要做衣服賣，這在政策上是完全不允許的。當時的戶籍制度本身、城市管理制度、派出所和警察對他們的态度，使這些人在北京的生存空間是零。那他怎麼會打出一大片空間來，很重要的就是他的“附近”意識。
他不管那些正式的制度，他在他的“附近”、他的周邊看，這些有實權的、掌握着土地資源的、能夠出租房子的人都是誰？他們彼此之間是什麼關系？他們發現，“附近”的權力關系是特别複雜的：在城鄉結合部，有中央部委、有北京市的機關，還有區的機關，還有鄉和村，這些部門還有自己的三産公司或門市部，這些機關都有權來處置自己的土地和資産，而彼此管不了。這幫浙江人就是在這樣一種生态裡面找出了很多空隙，最終他租到了房子、蓋起了廠房；遇到清理的時候要跑，他就把縫紉機等東西交給房東代管，等清理完了再回來。這些浙江農民到北京，他們完全是體制之外的人，但是他們就是在具體的“附近”裡面找到了各種機會。
這給今天年輕人的啟發可能是，你要有這樣的勇敢，要有退出的勇敢。前面不是講到退出和逃離嗎？你不斷地逃離，很多時候是因為你不敢退出， 你總是覺得要更好、要更受主流欣賞，然後你又不願意去解決問題，就不斷地期望能逃到一個相對好一點的地方，現在這越來越不可能實作了。像浙江的這些農民，他完全是流動的，但他不是逃離， 他流動過來之後他就看、就找新的機會；他的流動其實是一種退出，他退出原來的城鄉控制體系，這是他的勇敢。退出之後當然是有風險的，退出之後自己的糧食怎麼來，生計怎麼弄，這些是不知道的，都得靠自己去闖。
當然，“附近”不是要搞什麼歲月靜好， 你還是要看到各種各樣的沖突和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不能夠讓自己徹底癱瘓掉了，這不行。哪怕在最不樂觀的情況下，你一定要在“附近”裡面找到一點光，為自己生活的改變找到突破口， 哪怕有時候不得不做一些妥協， 但要有這份勇敢。這是“附近”角色的第一方面，怎麼樣在無法改變總體情況的時候，從“附近”找到一點改變的力量。
第二點是，“附近”也會給你一點力量，不用那麼刻意地去維護主流。維護主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安全感、沒有歸屬感，覺得唯一的價值的來源、尊嚴的來源、認可的來源，以至于生計的來源，就是要為主流服務。其實是不是這樣呢？如果去城鄉結合部走一走，你會發現很多人的生活不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呢？去維護主要是一種害怕。很簡單的，如果你在學校的班級裡，或者在公司的班組裡，或者在社會上的朋友圈裡，是彼此信任的、團結的關系，你們表達自己的聲音的膽量就會大一些。
責任編輯：康 岚
刊于《當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作者簡介：
項飙，德國馬克斯 · 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作為人類學家，項飙早年因浙江村的調研而成名，其後赴海外求學并在澳洲、東南亞等地開展海外民族志研究。他長期緻力于人口遷移和流動、勞動力市場、跨國再生産等領域的研究，通過移民的視角，他的研究涉及廣泛的政治經濟學議題，包括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勞動、社會再生産和流動性治理等。他的著作 Global “Body Shopping”獲得 2008 年 Anthony Leeds 獎，論文 Predatory Princes and Princely Peddlers 獲得 2012 年 William L. Holland 獎，2000 年出版的中文著作《跨越邊界的社群》（2005 年英文版）于 2018 年作為社會人類學的當代經典重印。
他的中文作品《把自己作為方法》《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中國人像蜂鳥， 振動翅膀懸在空中》等在中國讀者中引起強烈而持續的反響。他的作品被翻譯成日語、法語、韓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
康岚：《當代青年研究》編委，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