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至宋代：篆刻藝術的衰微期

魏晉六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與春秋戰國時期很相似，社會多處在不安與戰争狀态中，作為文化或藝術的篆刻，自然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以石言志，以刀傳情。”作為中國傳統藝術之一的篆刻，具有相當的魅力，自春秋戰國，至明清以來，一直興盛不衰，深為世人所喜愛，現已在世界範圍内産生不小影響。

篆刻藝術，不是簡單地用篆體書寫後镌刻的藝術，而是承載着刻印之人的情感、書法、繪畫、雕刻技藝等諸多因素。一枚好的篆刻作品，背後便是篆刻者本人的藝術修養與美學視角。

曆史上，舉凡有建樹的篆刻家，他們首先是有風格、個性的篆書家、畫家或雕刻家，即所謂“以我書入我印”、“以我心入我印”、“以我畫入我印”的具體表現，如鄧石如、吳攘之、趙之謙、黃士淩、吳昌碩、齊白石等，這些有名的篆刻家，所表現的不僅僅是書法、構圖、刀工，更多是他們各自的審美意識與人格特性，即寫意思維的運作與表現。

篆刻藝術，隻有在形成了個性色彩和具有審美價值的篆書藝術以後，才可以催生出有個性色彩和具有審美價值的篆刻藝術作品。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印章，基本上是沿襲漢印的形制。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當時長期處在戰争狀态，是以“将軍印和武職官印是秦漢以來數量最多的。魏晉官印基本架構仍然沿襲漢代，但制作已稍嫌粗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印章，文字因任意增損、缺乏法度，已開始呈現衰微的迹象。”1這說明了文化或藝術與社會的安定是息息相關的。

經過割據政權多如牛毛的南北朝，曆史又一次發生了脫變。以淳樸平正的缪篆為基礎的秦漢印風，在影響印壇800年之後終于退出曆史舞台。隋代之時，九疊文主宰了公印，公印也因之喪失了管領印章藝術風騷的地位，最終為明清兩代興起的文人篆刻的光彩所掩蓋。

魏晉的官私印形式和鈕制都沿襲漢代，但鑄造上不及漢印精美。傳世的官印，用刀如刻如鑿，書法風格表現為舒放自然、簡樸細膩，進而成為一個時期篆刻風格的代表。南北朝各國傳世印章不多，官印尺寸稍大，文字鑿款也比較草率。

有一種印稱為子母印，起于東漢，盛行于魏晉六朝，是大小兩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大印腹空，可以合宜地套進一方或二方小印，形成母懷子的形狀。也有套進一方兩印成一組三方的。在一方印章的體積中，兼備了幾方印的使用價值，有點活字印刷術的味道，可見古代印匠的工藝水準非同小可。

印章影響了後世的印刷術，這個說法是有所依據的。正如專家所說：“有理由認為，印章的藝術形式還間接地啟發了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印刷術雖然是在漢以後很久的唐宋時期才發明的，但就最早的印刷方式——雕闆印刷術來看，木闆上先刻出所要印刷的文字内容，然後一瑞在紙面上重複地印出正字的方式來實作的，這種方式顯然與印章的制作方式同出一轍，因為印章就是刻反字而蓋出正字的，且可以無數次地蓋出印面文字……。”2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朝代更換最為頻繁的時期，前後相繼三百餘年，國号之多、周期之短、戰事之頻是其最大特色，由于大批軍将任免所刻之印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

三國時期的官印印文書寫筆意與兩漢相比略為遜色，鑿印的印文款識較為随意，過度的随意反而失去了印章的嚴謹及藝術風彩，變得漫不經心了。這也充分展現了當時人們内心的不安與社會現象的折射，也正是說明了寫意思維對篆刻藝術的影響，寫意思維即心靈，即内在世界，一切藝術的表現莫不是寫意思維的表現。

兩晉官印與魏時官印相差無多，其鑄造雕鑿均遠不及漢印精美，印之款識亦不如漢印端莊工整，印文雕鑿也趨于草率，此也是當時社會動蕩不定的局面折射。

南北朝時期，紙張已普遍應用，是以新的钤印方法也随之産生，封泥之法開始廢止，取而代之的是用朱砂調制成的印泥來钤蓋印章，這就是所謂的“濡朱之制”。

隋、唐、五代直至宋、元的官印，印面增大，崇尚朱文。印文曲屈回繞，借以填補印面的空隙，到了宋代發展成為九疊篆，失去了傳統篆書的優美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