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偷偷割傷自己，爸媽陷入崩潰迷茫：“感覺眼淚流幹了”

用針刺，用刀割手，割大腿，用頭撞牆……這些沒有自殺意圖但試圖傷害身體的行為，醫學上稱為非自殺性自傷（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在青少年群體中尤為顯著。世界各地青少年群體中NSSI的發生率在5%到37%不等，在中國，不同地域的青少年NSSI檢出率有所差異。一篇2017年釋出的論文測算，中國大陸中學生NSSI總體檢出率為27.4%。NSSI常伴随着抑郁，雙相等精神障礙，嚴重時可能會讓青少年失去生命。

廣東省精神衛生中心的護理團隊訪談了19名自傷青少年的父母，他們發現，青少年自傷的原因來自多方面，其中家庭原因可以大緻分為兩類：一類是父母控制欲過強，孩子試圖通過自傷來釋放痛苦；一類是父母疏于陪伴，孩子用自傷來博得父母關注。這兩種模式都折射出父母和孩子溝通的問題，父母覺得孩子不願意溝通，但站在孩子的視角，認為父母總在批判自己的選擇。一些父母不知如何應對，試圖用簡單粗暴的方式抑制孩子自傷，卻适得其反；一些父母深感愧疚，想極力補償、盲目滿足孩子的一切需求，卻使得自傷變成孩子威脅父母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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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采訪了護理團隊的李惠平，謝美香和孫春豔等。在她們看來，自傷青少年父母的困境同樣需要關注，他們的病恥感甚至比孩子更強烈。因為擔心孩子的病會遭到歧視，大多數父母向親朋好友隐瞞孩子的病情，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沒人可以傾訴，到了醫院才能找到宣洩的出口。看見孩子的傷口，有人憤怒，有人自責，更多人陷入迷茫，甚至有人整日以淚洗面。

接觸到不同家庭的困境，她們愈加感受到社會支援的匮乏。理想狀态下，醫院、學校和社群應該共同搭建起支援網絡，但現實情況是自傷青少年成了學校裡的“定時炸彈”，一些青少年都被迫休學或退學，父母感受到孩子不被接納，但父母更害怕開口求助，将社群、社工資源拒之門外。斷裂的社會支援網絡，讓自傷青少年的家庭成為一座座孤島。

以下是護理團隊受訪者的口述，部分結合了她們的論文《非自殺性自傷青少年父母照護及應對體驗的質性研究》。

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從2017年開始，我們能明顯感覺到來科室就診的病人群體更年輕了。此前（我們遇到的）大多是中年人群，現在有大學生，甚至還有12歲到18歲的青少年。目前病房收治的抑郁障礙，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大多都有非自殺性自傷的行為。很多孩子表達過，自傷時的痛感讓他們感覺自己還活着，通過軀體上的刺激釋放痛苦。

網上有自傷相關的群聊，這些孩子在群裡分享自傷方式和血淋淋的照片。一些孩子最開始是在别人看不見的地方偷偷自傷，後來想要尋找同類，就在社交媒體上發出自傷的經曆。出于自救的心理，也有人會主動告訴父母老師，或直接在他們面前自傷。

聽一對父母說起，一次争吵後，孩子用刀在手上劃下深深的傷口，父母吓壞了。除了心理治療，他們還帶着孩子去縫針，做醫美，把疤痕祛掉。和我們聊天時，他們說着說着就會哭，“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抱怨着孩子太脆弱，不能體諒父母的辛苦。

一個住院的男生在和母親吵架後試圖自傷，他當時正在給暗戀的女生拍照發資訊，說自己因心理問題住院了，想得到女孩的一點關心。恰好被他媽媽看見，媽媽不希望學校知道這件事，讓男孩不要再發。沒想到這個男孩一下子情緒失控了，開始了自傷行為。

他媽媽完全沒料到會這樣，抱着兒子痛哭。她兒子情緒很激動，說媽媽控制他，什麼都不讓他做，“我的人生都被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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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工作中，我們能感受到這些孩子的父母非常困惑和無助。有一次我們邀請家屬們聚在一起聊聊，那場活動沒有主題，隻是想給家屬們提供一個情緒宣洩的出口。很多人都哭了，擔憂孩子的未來，不知道出路在哪裡。2022年，我們訪談了19位自傷青少年的父母。沒有人拒絕我們的訪談請求，一些父母說起自己的經曆就停不下來，聊一兩個小時還不夠。

很多父母的病恥感甚至比孩子更嚴重，一些孩子住院了發朋友圈，希望能得到朋友的關心，朋友圈評論“你怎麼了”，孩子還會很認真地回複。但父母不認可這種行為，害怕孩子被學校勒令退學，害怕孩子因自傷住院而被标簽化，污名化。家長們通常對親朋好友隐瞞孩子生病的事，到了醫院才能松口氣。

大部分父母在發現孩子自傷後的第一反應是不知所措，“整個人都懵了”。有的家長說，感覺眼淚都流幹了，自己也像得病了。一般來說，孩子生病後，父母有一方要辭去工作全程陪護。一位母親時刻都在警惕孩子自傷，孩子洗澡，上廁所，她也要求全程開着門。為了不讓孩子接觸到尖銳的物體，連易拉罐都要親自拉開扔掉。

在緊繃的情緒中，一些家庭内部沖突随之爆發。一對父母天天互相指責，父親怪母親平時對孩子太兇太嚴，報了太多學習班，讓孩子壓力太大；母親怨父親大多數時候都在外面忙工作，給孩子的陪伴太少。接受訪談時，這位父親描述家裡現在的生活“一團糟”，他自己也因為擔心孩子再次發病，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中。

自傷行為反複發生，有的父母漸漸失去耐心。前面提到的一父母，剛開始還能來醫院陪護，後面就全程請護工，再後來就讓孩子自己來醫院。吵架時孩子又開始劃手，說要去自殺，父母不耐煩了，“你要死就死在外面”。

這句話是孩子來醫院時告訴我們的，我們打電話問父母，怎麼跟孩子說了這樣的話。父母承認是一時氣話，也向我們傾訴他們的無奈：工作顧不上，家庭顧不上，孩子的病反反複複住院不見好。見到孩子自傷，他們也控制不住情緒。

我們組建了自傷青少年的家屬照護群，這個群給數百名家長們提供了情緒的出口。“崩潰”是群聊中的高頻詞，一位單親媽媽講述孩子最近的一次自傷，吃飯時她發現孩子試圖用魚罐頭的邊緣割手，這個媽媽當時就失控了，把罐頭搶過來扔掉，朝孩子喊，“你要死就去死！”孩子想跑出去，她又一下子把孩子推回來鎖進房間裡。她在群裡訴苦，“孩子天天想死，這種情況什麼時候是個頭，感覺自己都要瘋了。”

青少年自傷的家庭原因

原生家庭，人際關系，學業壓力，這些都可能成為青少年自傷的原因。我們接觸過大量臨床的案例，很少有關系特别和睦的家庭。家庭方面的成因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父母嚴格，以愛的名義給孩子太多限制：成績一定要多好，天冷了一定要穿衣服，什麼時間前一定要回來。控制欲太強，不允許孩子離開父母認知中的安全範圍，當孩子不再認同時，就容易發生激烈的沖突。

我們訪談時，有一位媽媽哭得特别傷心，覺得自己對不起孩子。她是一位全職媽媽，全心全意照顧孩子的日常生活。發現女兒自傷時，她不敢相信，在她心中女兒一直是乖順且優秀的，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這位媽媽後來反思，自己平時打着“為孩子好”的旗号，卻忽視了女兒的意願。每次報補習班，她強調上這門課的種種好處，問女兒的意願時，女兒總是默許。在她心中女兒很乖，可以滿足父母的要求。訪談時她哭着說，之前還會把女兒和其他人做比較，現在才意識到不應該給女兒這種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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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多見于留守兒童家庭，父母疏于陪伴，把孩子留給爺爺奶奶帶，孩子想通過自傷的方式獲得父母關注。2018年至2019年，我們也發現因為家裡生“二寶”，孩子感覺父母給的愛和關注少了，導緻孩子發生自傷。有個女孩在家裡有了妹妹後變得易怒，覺得父母不再關注她。她毀壞妹妹的玩具，試圖通過自傷的方式重新獲得父母的關心。

一項巴西的研究表明，青春期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發生非自殺性自傷行為，72.73%的NSSI青少年都是女性。從生理角度講，女性進入青春期後情緒更容易波動，比如月經期間的激素變化會影響情緒。社會上重男輕女的想法也對這一現象有影響，在我們接到的一個案例裡，這樣的傷害來自女孩的奶奶。

這個女孩感到自己在家庭裡總是被無視，因為奶奶總是給弟弟夾菜，把好東西留給弟弟。女孩和弟弟一起犯錯了，被奶奶批評的也隻有女孩一人。這段經曆給女孩帶來很深的傷害。她說，她讨厭弟弟，而奶奶是她最恨的人。

無條件的陪伴是最好的解藥

醫院裡，我們會聽到父母哭着抱怨，孩子小時候很乖的，還能在一起聊天，怎麼長大就什麼都不說了？

但我們在日常接觸中，感覺到孩子們有很強的傾訴欲，願意和我們分享秘密。很多父母不能接受孩子有自傷的觀念，習慣性地批判指責。而我們會願意聽孩子講，當時為什麼要自傷，具體感受是什麼樣。不管他們有怎樣的負面情緒，我們都能接住。

有次我們問一個男生，感覺媽媽還蠻關心你的，為什麼不和她溝通呢？他的表情很不屑，說自己和父母根本沒有共同語言。他喜歡打遊戲，剛開始還會和父母分享，打過這一關很開心，在遊戲中交到了朋友。父母當即一盆冷水潑下來，“這有什麼好驕傲的？你都荒廢學業了。”在父母的一味否認下，他也把自己的傾訴欲收起來了。

我們的父母和孩子不太擅長主動和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情緒感受和需求，比如說，孩子抱怨“如果你像我一樣學習，你早就崩潰了”，他想聽到的是父母的鼓勵和了解。但父母會覺得我花那麼多錢讓你學習，最大程度地給你提供條件，你的狀況比我那時候好多了。這種否定式的溝通，将彼此了解的橋梁堵住了。

我們能不能換個思路？不要批判，不要粗暴地判斷“你這樣不對”，用感受取代對錯判斷。以經典的“媽媽覺得你冷”為例，如果母親表達的是自己的感受，“媽媽擔心你，希望你多穿一件衣服，能不能為了滿足媽媽的需要多帶一件衣服出去？”孩子或許更容易接受。

抑郁青少年作品 ©視覺中國

訪談中，一位父親的改變讓我們印象深刻。他是打零工的，經濟不穩定，脾氣也不好，經常喝了酒就打老婆小孩。他最早知道孩子自傷，是發現床單上有血。聽說網上的自傷行為會讓孩子們跟風模仿，就禁止女兒玩手機。孩子不願意，他一氣之下把手機給砸了，女兒大哭一場。那次沖突之後，女兒的自傷行為更新了，當着他的面劃破手臂，還一下子劃了好幾刀。

父親這才意識到沖突和對抗隻會讓女兒的自傷行為更嚴重。他開始克制自己的脾氣，要求自己對女兒不能大聲說話，主動去孩子房間找她聊天，找她散步，花更多時間陪伴她。現在女兒願意和他溝通了，看病也都是父親陪着來。

在一些經濟收入較高的家庭裡，父母為了阻止孩子自殘，可能會走向另一個極端，盲目滿足孩子不合理的需求。一位媽媽發現孩子在旅行時心情更好，辭去工作帶孩子旅行，孩子想去哪裡，想要什麼，都有求必應。從短期來看，這種行為可以疏解孩子的情緒，但從長期來說，如果自傷能讓父母滿足自己的一切需求，孩子就像得到了獎勵，自傷行為可能會強化。

我們訪談的案例裡，有的孩子用自殘甚至自殺來威脅父母要錢，“像個無底洞一樣”。如果要500元父親隻給了300元，孩子就割手腕。還有的孩子反複用自殘來抵抗上學，父母沒辦法，隻能順着她。

每個家庭的情況不同，關于如何适度地滿足孩子的需求也沒有絕對的答案。一個共通的思路是，父母要和孩子共同建立一套規則，然後一起遵守。

孩子們在住院時，我們會制定一些計劃表，例如幾點到幾點下跳棋，幾點到幾點踢毽子。有的孩子玩手機的時間太長，我們會和他們建立小小的契約，玩手機不要超過一小時。契約完成得好，我們有時還會投其所好送一些小禮物，如一本書、布娃娃等作為鼓勵。

一位媽媽在孩子出院後專門來找我們又列印了幾份計劃表，說這個方式對她兒子特别有效。她兒子之前經常自傷，每天看手機，無所事事。計劃表上的事都是孩子願意做的，生活有了目标感，笑容也多了。

回到原來的家庭學校環境中，孩子們的情緒可能會反複，“想死”之類的話又挂在嘴邊。父母無條件的陪伴和支援，對孩子而言是最好的解藥。我們會告訴父母，不用害怕和孩子聊自傷/自殺相關的話題，可以和孩子約定，在有自傷/自殺的念頭時一定要告訴父母。人在情緒很糟糕的時候可能會極端到想要了結生命，但我們要讓他知道還能有很多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位單親媽媽曾經在家屬照護群中分享自己的心路曆程，她最開始情緒也不穩定，看不得孩子的傷口，一度不想管了。直到她在一次心理咨詢中被打動，心理咨詢師能平靜地和孩子探讨，傷口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要自傷。咨詢師告訴她，母親解決了自己的情緒問題，孩子也能慢慢地好起來。

她決定做出改變，孩子再談論死亡相關的話題時，她要求自己保持心平氣和，盡量表現得自然。孩子說想割死自己，媽媽就問，“你打算怎麼割？你死了，我可能也很難活下去怎麼辦？”孩子說先把媽媽割幾下，媽媽又說怕痛，兩個人假裝認真地探讨一番，最後孩子說，“算了算了，你這麼麻煩，我不死了！”

這樣的對話每天都在發生，用這位媽媽的話說，“三句離不開死”。哪怕自己聽到會難過，她也會一直鼓勵孩子講述負面情緒。感覺撐不住的時候就讀《父母規》，等到半夜孩子睡着了，她才能自己偷偷去洗手間哭，撕爛紙巾，第二天醒來繼續接住孩子的情緒，再難也要接得住。她說，要相信孩子，陪着孩子一起走下去。

缺位的社會支援

訪談時，大部分父母提到希望獲得學校的幫助，但在現實中卻經常受到來自學校的阻力。孩子出院要複學，學校怕孩子和老師、同學起沖突，怕孩子在學校裡再度自傷或發生自殺等要擔責任，會要求醫院開具證明，說孩子已經符合上學的條件。

我們沒辦法專門出符合學校要求的複學證明，隻能出診斷證明，說明這個孩子的狀态已經達到出院标準，建議盡早回歸學校和社會。即便如此，一些孩子由于很難融入到集體或學習很難跟上，還是會被勸退，有條件的父母為了孩子能繼續學習，讓孩子去讀昂貴的私立學校。

我們發現這些自傷青少年的老師也是需要關注的群體。我們發了一份針對老師的問卷調查，結尾寫着如果你想聊一聊自傷的話題，或者需要我們的幫助，歡迎留下聯系方式。有幾位老師直接聯系了課題組成員，能感受到他們也迫切需要專業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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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前初步訪談了14位老師，總體印象是老師在面對學生自傷時也很無助。他們不知道該如何預警學生的心理問題，學生自傷後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想要給予更多關注，卻又顧慮這會讓學生有“被監視”的感覺。學校做出讓學生休學的決定，而老師作為決定的傳達者，免不了和家長起沖突。

老師們稱自己為“弱勢群體”。實際上他們知道學生自傷後，内心也很恐慌，甚至有些老師出現失眠、焦慮，但沒有人關注他們的心理需求。學校裡有開設心理咨詢室，但同在一個學校上班，他們覺得不友善向同僚暴露自己的心理狀況。

聽香港的同行說，香港的學校不會輕易讓學生退學，且應對青少年心理問題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學生出現心理問題後，先轉介到專業的心理治療師，由治療師評估是否需要吃藥，是否需要轉介到精神專科。如果不需要吃藥，他們會評估這個孩子需要多長時間看一次咨詢師，經濟狀況不好的家庭還可以選擇免費的社工服務。心理治療的結果會同步給學校，學校也會充分考慮醫生的意見。在香港，是家庭，醫院，學校和社工共同托舉這個孩子。

香港多數醫院的官網上都能找到關于如何應對青少年自傷的指南，上面會清晰地列出，家長和老師可以提供哪些幫助。如果出現了某些症狀，可以撥打哪個機構電話尋求支援。這些都是具體且有操作性的，而我們現在網上能看到的指南大多還停留在喊口号的層面，類似于“多給予關愛”“多溝通”，家長和老師其實不知道具體要怎麼做。

我們這裡的社工也可以上門随訪，為個案定制心理咨詢，但這些資源都需要将孩子的病情上報社群。父母們選擇隐瞞，是因為擔心孩子受到歧視，擔心孩子未來求學求職甚至結婚都會變得艱難。這其實還是與社會氛圍相關，香港以前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也很嚴重。專家做了大量宣傳，用“思覺失調”這種更容易被大衆接受的詞取代“精神分裂”，告訴大衆如果有思覺失調症也不要害怕，可以打電話向誰求助。大衆的認知是可以一點點改變的。我們相關的科普和宣傳還是太少了。

作者 | 布芒 編輯 | 江臾 出品 | 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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