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大春：在父輩與子女之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反抗
1990年代，張大春曾傳回山東老家追溯家族往事，向尚未出世的孩子講述父系五代家族史的興衰。（受訪者供圖）
張大春66歲了。他是作家，也是電台主持人、說書人。每周一到周四，他要去台北的news98電台錄制或直播節目。下午兩點到三點，張大春講西遊，把吳承恩的《西遊記》和大陸學者錢文忠的《玄奘西遊記》穿插在一起進行演繹。一點到兩點的訪談節目豐富多彩，周一是《我們的老台北》，張大春邀請一些和他年紀差不多的台北人，“描述他的生活和生命階段裡，有哪一些值得回憶、值得提醒的事情，不限于吃喝玩樂、食衣住行”；周二聊生命科學、天文學；周三聊娛樂、表演、各種展出；周四談法律問題，還有一個單元叫“主題館”，讨論熱門的新聞議題。許多電台的内容，被網友搬運到了B站上。
廣播對張大春而言是一個特殊的媒介，他從小聽廣播，帶有個人情感。“我始終覺得透過聲音、談話或講述，所帶來的、引發的想象力是很不一樣的，它有一種創造性，聽的人要協同說的人，才能獲得一些發明性的或創造性的感覺内容，而這個内容，不見得是說的人所能預期的。”張大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童年時帶張大春聽廣播的父親，如今已不在人世。1997年，父親病倒，張大春向尚未出世的孩子展開了講述：“我不認識你，不知道你的面容、體态、脾氣、個性，甚至你的性别，尤其是你的命運，它最為神秘，也最常引起我的想象。”幾年後，長篇散文《聆聽父親》出版，這是一個漫長的關于說和聽的故事，有父親的回憶、六大爺的講述、父親少時的夥伴滕文澤的傳奇，從高祖父張冠英、曾祖父張潤泉，一直講到父親離家加入了舊社會的幫會。
張大春的父親在山東濟南家族中排行老七，像卡夫卡的小說《城堡》裡那個神秘的K，他做過土地測量員，帶着大小平闆儀、水準儀、經緯儀，一條十幾裡的路線反複走十多次，為了測量一種叫“基線”的東西。基線并不存在于這個世界上，卻是世界的尺度。戰火中，父親和母親陰錯陽差來到了台灣。
張大春上中學時，父親在他的課本邊角空白處，畫了些形狀奇怪的儀器，張大春常盯着圖上比例精确的望遠鏡和垂直刻度盤發呆，忘了聽課，他猜想，父親這樣一個既沒有素描天分，又缺乏繪畫興趣的人，能擁有這種畫功，決計是一種閑到要發瘋的地步訓練出來的成果。除了這兩三種儀器之外，他畫的任何其他事物，都令人難以辨認。高中大考之前，父親在一個酷熱的午後帶他出去散步，告訴他兩句人生箴言：“考得不好，算不了什麼；考得好了，也算不了什麼。”
1988年，張大春第一次回大陸，也是第一次到濟南，每天就在西關朝陽街老家的堂屋（那時還沒拆遷）和他住的濟南飯店裡，跟六大爺、五大爺、姑姑聊天，兩小時TDK的錄音帶，錄了十幾卷，總共有二三十個小時。張大春帶回來，每天在家裡給父親母親放，“當作一個飯後娛樂”。除了錄音帶裡珍貴的口述史，為《聆聽父親》的掌故提供素材的，還有六大爺寄來的《家史漫談》，用每頁500字的小稿紙，寫了七八十頁。
《聆聽父親》裡，交織着三條時間線：一條是家族的往事，寫祖輩幾代人的樸拙、迂闊，父輩幾兄弟的命運交錯，一直寫到母親背兩個包袱、一把胡琴，擠上滿是逃難人群的火車；一條線是他自己的回憶，如何在台灣長大，跟随父親騎着腳踏車，在台北繞路，穿過以中國各個省份命名的街道，直到成為一個作家；還有一條線向未知的将來延伸，似乎張大春懷有一種信念，子女的命運，将在冥冥中與祖先對位。
說書人的本事，也是父親傳給張大春的，“我仍舊是孩子的時候坐在父親的膝頭聽講《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浒傳》《西廂記》《兒女英雄傳》《精忠嶽傳》和一部分的《聊齋志異》……長久以來，我一直相信，倘若不能像我父親一樣，跟孩子每天說一晚上足以讓他在夢中回味的故事，就不算盡到了做父親的義務。但是，我能做得到嗎？”
2023年10月，《聆聽父親》在大陸再版時，張大春的一兒一女已長大成人，但據他說，他們從未看過這本書，至少沒有和他提起。
他們不會把我跟讨厭的知識劃上等号
南方周末：散文集《聆聽父親》2023年在大陸再版，距離它首次出版已20年。這本書的緣起，是給你的孩子講家族故事，既是你聆聽父親，也是讓孩子聆聽你的講述。現在你的孩子已經長大，你們的關系怎麼樣？
張大春：我的兒子1998年出生，現在25歲，他念建築系，專業學習時間要（比一般的專業）多一年，加上轉過系，是以要多兩年，目前還在念最後幾個學分。女兒比兒子小兩歲半，學影視，已經畢業，馬上要去澳洲深造。
他們在小時候和求學過程中，沒有太受到我的幹擾，不會把我跟讨厭的知識劃上等号，這一點我運氣不錯。一個人很難在成長中，既受到父母的指導跟熏陶，又保持一種獨立性。他們的求知，或者處理知識性的好奇，沒受到我太大的影響，同時兩個孩子到現在為止，多多少少還願意跟我讨論知識性的問題。
南方周末：讨論什麼樣的知識性問題，跟文學有關嗎？
張大春：我舉個例子，也就是最近才發生的，我女兒在看一個美劇《Shameless》（《無恥之徒》），講美國的小鎮裡，低收入、低社會地位的家庭裡，許多小孩面對生活産生的一些艱難的問題。突然有這麼一幕，一個女教授和她的學生發生了戀愛的關系，然後教授提到了西蒙·波伏娃。我就跟女兒說，這個西蒙·波伏娃，我們家有她的書。然後我女兒就把電視暫停，問我是什麼書，我覺得她既然有興趣，就告訴她那個書叫《第二性》。
我女兒就暫時停止了追美劇，把家裡的書找出來看。我覺得起碼我還可以貢獻一點點知識的力量。前兩個禮拜，她還忽然向我要法國散文家蒙田的書，看了之後她覺得翻譯得很糟，就想找原文來看。因為她的緣故，我也對照了蒙田的随筆和蒙田提到的但丁的《神曲》，讓我看了以前可能沒有浏覽得很仔細的書。根據我的聽聞，父女、父子之間，随時可以進入一個知識性的話題，并且找到可以交換的書籍的内容，這是不太容易的。
波伏娃，法國作家，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至今影響深遠。（視覺中國 圖）
南方周末：波伏娃的《第二性》，還有她的傳記《成為波伏娃》，在大陸也有很多讀者。像你女兒這樣的台灣年輕一代，也會特别關注女性主義嗎？
張大春：跟我那個時代不太一樣，台灣過去二十年間不論是女性的、性别的，或者是弱勢（群體）的，或者是這個世界上各種非常焦慮的、正在發展的沖突，背後的反抗的論述，都非常普遍。
但也正因為它是一個可以流行的東西，不免會有一些我稱之為“時裝潮流性”的效果，甚至形成一種比較鞏固的意識形态的危險，這個你一看美國就知道了，把社會内在的種種沖突或對立加以強調，以便能夠形成學術标簽。如果以形成學術标簽為目的來求知，我不是特别贊同。但是我相信年輕人會有他們的選擇，他們也必須負起對自己追求知識的責任。是以這一點應該說我插嘴的餘地比較小，有時候讨論也蠻激烈的。
南方周末：讨論激烈是指你與你的子女嗎？
張大春：對，不同世代會強調不同的價值，我們在讨論兩種價值觀的時候，這個價值觀背後一定有事實的基礎，比如說我的經驗如何，她的經驗如何。那麼當我一個有66年生活經驗的人，跟一個隻有22年生活經驗的，它沒法等價地互相交換對事實的了解。
比如台灣有個很多人讨論的故事《山道猴子》，講一個年輕人騎機車飙車，在山上出事。在我們這些老人眼中，這些年輕人是不是沒有希望，沒有生活目标，是不是應該有更值得追求的、有價值的生活目的。台灣年輕人不是這樣想，他可能回過頭來會說，是社會的競争不公平。總會有不一樣的重點。
南方周末：但你的同代人，如果放在西方的話，剛好經曆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和反文化運動，那是一個非常叛逆的世代。
張大春：過去六七十年來，對自己生長的環境或者生存的條件不滿意的年輕人，每幾年就一波，總會在自己身上，或者在生活環境裡去尋找你提到的那些1960年代的叛逆基因。
台灣有個小說家叫瓊瑤，她以前有一部非常知名的著作《幾度夕陽紅》，講抗戰時期，幾對男女在戰火之中湊成了姻緣。好了，可是故事後半段是什麼？這幾對情侶的子女，發生了感情上的關系，他們自己也變成了非常保守、面目可憎的老古闆，不允許子女自由戀愛，你本來是鬥士的，到後來變成了暴君。不能說隻有老人是對的，或者說隻有年輕人是對的。
南方周末：你跟兒子會讨論哪些話題？
張大春：包括他學的建築，包括NBA籃球、F1方程式賽車，還有社會科學方面的重大議題，比如殖民、美國霸權、世界秩序、國際紛争，這些看起來是挺熱鬧的，世界上發生了大事，我兒子也有諸般意見，還有國際經濟、金融這些他都有興趣。他們本來就生活在一個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世界，這種環境會激勵有求知欲的人，不斷、持續地加強好奇心。
由瓊瑤小說改編的台灣電視劇《幾度夕陽紅》劇照。（資料圖）
背離祖輩，又要尋找祖輩的遺迹
南方周末：在五四時期，也有一波反抗家族和父親的叙事，你在《聆聽父親》裡追溯了山東的家族往事，你在處理父輩、祖輩經驗的時候，跟五四一代有什麼關系嗎？
張大春：我不把五四拿出來做一個背景。我研究民國初年的曆史文化已經很多年了，我在自己的節目裡，根據不同的資料，用了兩年多将近三年的時間，講了一個長篇節目，叫《這就是民國》，從興中會一直說到1926、1927年的北伐時期。是以民國初年究竟怎麼回事，我不想太簡化。
每一代不同的年輕人，可能都有他自己對于追求一種獨立性跟個别的identity（身份）的認同。我父親做過，不表示我不能做，那倒過來說我爺爺可能已經做過了，但是我覺得我現在要革我爸爸的命，造我爸爸的反，這好像是曆史上很正常、很常見的一件事。
是以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脫離或者說背離自己的祖輩，必然是一個共同的趨勢，在各個時代之間都沒有差異的。可是相對的，我特别要強調的是相對的，回頭去尋找自己的祖輩或者祖家的遺迹，去了解自己的來曆，恐怕也是非常多已經離家的年輕人，不得不尋找的。他要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從哪裡來，要去哪裡。從《聆聽父親》每個章節的回目，可以看到追尋的過程。
說起來那是不是很沖突，他為什麼當初要背離家庭？不背離，就沒有辦法找到他究竟在什麼樣的一個宇宙裡面，他要擁有一個地位，就必須跑到外面去。如果沒有那麼一趟，跋山涉水，千裡萬裡，遠離自己原先的軌道，就看不到原來的軌道在哪一個宇宙裡。我相信這是非常關鍵的認知過程。
南方周末：這種既要叛逆出走，又要回顧、回眸，确實是每一代人都要經曆的沖突。你是一個擅長講故事的小說家，為什麼要用散文的形式來講家族故事？
張大春：我開始寫這個作品是1998年，當時我去美國參加一個作家工作坊的活動，前後大概有三個月。那個時候我父親（生病後）狀況比較穩定，已經逐漸在複健之中，雖然還不能站起來走路，但看起來是遲早的事，我就跑了一趟。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說我不隻是放心不下，而且覺得有一個義務，應該把家族裡以個人卑微的生命，撐過各種巨大的磨難跟考驗的過程記錄下來。是以我沒有去想如何寫小說，它不是我的直覺。
我已經确認了整個的材料，包括把我父親的六哥，我叫六大爺的，他所寫的《家史漫談》的資料帶到了美國去，我就一邊參加工作坊的活動，一方面利用空閑時間，大概完成了5萬字。是以，我從寫第一個字的時候，就決定沒有小說的技法在裡面，那寫到5萬字以後，也不可能突然把它變成一個小說。很多朋友，包括不認識的讀者，都會對我說，你們家裡的這些事情，比戲劇還精彩。
正因為它的材料有如此的傳奇性，是以我在一開始，讀到《家史漫談》之後，就知道隻要照實寫，就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了。老實說，比較起整個時代賜予我們家族的故事，我的才學，或者說我的想象力是遠遠不及的，事實永遠是最glorious、最燦爛的。
張大春現在的生活裡，每天最重要的活動是寫字。（受訪者供圖）
南方周末：你的兒女對你書中寫的山東有興趣嗎？
張大春：他們總是會說起，但是引起他們興趣跟好奇的，可能主要是他們現在必須開發的人生。對他們來說，對祖家或老家的瞻望，遠遠地這樣看，似乎還是有一種陌生感。
南方周末：《聆聽父親》再版，你期待有什麼新的反響？
張大春：時隔20年，如果這本書還有出售，就說明它可以再接觸更多的讀者。對我而言，當我在說我的祖家的時候，不要說遠方的朋友會怎麼去看，我自己在台灣的讀者，我都覺得他們似乎沒有在想那種長遠地如何去溝通，融合，如何去保持一種文化上的寬容力，真的很讓人憂慮。
南方周末：你現在有打算寫的小說或其他書嗎？
張大春：我現在的生活裡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寫字，因為在差不多我30歲左右到40多一點，有十幾年的時間，字寫得很少，幾乎不寫。那個時候當然有很多忙的理由了，很可惜，30多歲正是精神美感、學習力、鍛煉的意志最旺盛的時候，我反而沒有好好地寫字。可是在此之前，我十幾歲、20歲以及到後來差不多45以後，比較大量寫字的這種日子，我覺得應該更早地展開，然後無窮無盡。
那麼你一定很驚訝，怎麼小說、散文這些東西，我都不提了，隻提寫字。現在我每天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寫一兩千個字，包括寫信、讀書劄記，寫詩，甚至有的時候各種社群媒體界面傳遞資訊，隻要我的短信内容超過100個字，我就一定拿起毛筆寫一篇信，然後把它拍照，截圖，再傳發給我的朋友，這是我的主要活動，每天周而複始。對我而言，完全是生活實務，我沒有把這些字當作品來看，它就是我的日常。
南方周末記者 黎衡
責編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