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麻醉醫生為何突然猝死！孩子想換“賽道”，來得及嗎？
01、麻醉醫生朱翔突然猝死，令人惋惜
1月12日，南通大學附屬醫院麻醉科主任醫師、醫學博士、知名醫學科普網紅朱翔醫生突然離世，年僅45歲。對于死因，有知情人士說是心髒驟停導緻的。
朱翔醫生，圖檔來源于其自媒體賬号截圖
這個消息令很多網友震驚！因為在1月10日，也就是朱翔去世的前兩天，他還在自媒體上更新了一段視訊，科普“順行性遺忘”的知識。
朱翔的自媒體賬号粉絲數量已經突破了10萬，從他釋出的視訊中可以看出，他經常加班到深夜，工作強度非常大，還堅持制作科普視訊。
朱翔醫生生前釋出了很多科普視訊
有的網友感到難以置信，醫生掌握那麼多健康知識，每天治病救人，怎麼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出現了問題呢？
其實，醫生群體因為工作壓力大、工作強度大，一直屬于猝死的高危人群，尤其是麻醉醫生。朱翔醫生不是第一個猝死的麻醉醫生，也極有可能不是最後一個。2022年4月，深圳二院麻醉科的年輕醫生潘傳龍，就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猝死，同樣令人痛心和惋惜。
除了勞累，麻醉醫生還要有一顆強大的心髒和豁達的胸襟，要能夠理性地接受總在臨床治療中擔當“甘草演員”般的角色。
很多老粉都知道我曾經就是一名麻醉醫生，是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臨床麻醉學專業的碩士研究所學生，2004年碩士畢業。按理來說，當時的我拿着這個學曆，應該能在麻醉科裡面大展拳腳才對，但我卻“轉行”去了精神心理科。
這個選擇的背後，其實就有很多當麻醉醫生的“辛酸史”。如果讀者中有想當麻醉醫生的，或者自己的孩子可能要當麻醉醫生的，建議仔細看完這篇文章之後再做選擇。
02、麻醉學碩士不當麻醉醫生，我為何換賽道？
1993年至1998年，我在武漢同濟醫科大學（現在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讀大學，所讀專業是第二臨床學院的兒科系。
但我并沒有成為一名兒科醫生，因為我當時并不擅長跟兒童溝通，而且當兒科醫生經常得不到家屬的了解和尊重，收入也比較低。
我從小父母雙亡，家庭貧困，是哥嫂把我養大。在當時的經濟壓力面前，我得選擇一個收入相對高一些的臨床領域。于是我決定跨到了麻醉科，成為了一名麻醉醫生。
2001年，我考上了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研究所學生，專業是臨床麻醉學。當時，我對麻醉科行業充滿了憧憬，我的碩導是國内麻醉科大咖莊心良教授的學生，我夢想着有朝一日能站在國内麻醉學科的最高點，在臨床中實作自我價值。
可是，在上海，真正進入這個麻醉科行業頂流後，我發現并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美好，我遭受了不少挫折，感到非常壓抑，甚至一度出現了“巴黎綜合征”。
有一次在一台外科手術上，由一名外科教授做主刀。我一打聽，原來他也是同濟醫科大學畢業的，是我的師兄校友。做手術前，我和導師一起把全麻誘導、插管等都做好了，然後這個外科教授就來了。
看到師兄，我非常熱情地上去打招呼，結果對方一臉漠然。我熱臉貼了個冷屁股，心裡很受傷，就不做聲了。
手術很順利，接近尾聲的時候，外科教授低着頭喊了一聲，“麻師，術中出血量多少？”
當時的我根本接受不了别人叫我“麻醉師”，更不用說“麻師”，我的怒火騰地一下竄了上來。再加上術中出血量很少，病人沒什麼危險，我心裡有數。于是我沒做聲。
外科教授看我沒反應，又叫，“麻師，叫你呢，術中出血量多少？”他的語氣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我按捺不住怒火了，惡狠狠地瞪着他，大聲說：“你叫誰呢！我不是麻師，我姓何，你要不叫我何醫生，要不就叫我麻醉醫生！”
手術台上的護士、外科醫生都愣住了，全都轉過來看着我和那個外科教授。
他也一下子愣住了，沒想到我有這樣的反應。他神情有點疑惑，說：“怎麼了？叫你麻師，有什麼問題嗎？”
我用手指着他，很生氣地說：“那我以後叫你手術師、開刀師，你别有意見！”
他又愣住了，尴尬地點點頭，說，“也……也可以啊”。整個手術室裡的人都不敢作聲，氣氛尴尬到了極點。
外科教授可能有點吓到了，他又輕輕地問：“那……出血量多少？”我把資料告訴了他，再也沒說話。
第二天，我休息，沒去醫院。第三天我去上班，麻醉科的同僚馬上湊上來說：“何日輝，昨天外科的某某主任找你呢，說要認識認識何醫生這位同濟的小師弟，怎麼那麼牛氣！”我沒理會他，跟這個外科教授也再沒交集。
其實，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位外科教授并沒有對我做什麼過分的事，是我那時候太敏感了。我以前有一定的偏執型人格傾向，敏感多疑、内心深處比較自卑。
可這種性格對麻醉科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在臨床中，麻醉醫生就是協助性的角色，往往需要聽外科醫生、婦産科醫生的意見。在很多患者、家屬眼中，即使是麻醉科頂尖的專家，地位也不及主刀的醫生高。
是以，麻醉醫生需要有真正的自信，對自己的臨床角色有理性、清晰的認知，并且打心底地接受，甚至自我肯定。可我當時還做不到，我的敏感、多疑會導緻我在感覺得不到别人尊重的時候，容易與人發生沖突與沖突。
不過，如今我已經逆轉了偏執型人格傾向，後續我再寫文章分享轉變的心路曆程。
是以從那時起，我就萌生了不當麻醉醫生的想法。那我能做什麼呢？我想過當律師、搞金融，結合自己的臨床專業，從事醫學法律案件和醫療投資。但當我深入了解後，發現自己做不來，很快就被“勸退”了。
我苦思冥想，覺得自己快走投無路了，不斷地查國内外的綜述，看看麻醉學還能用來做點啥。後來，我了解到UROD（全麻下超快速脫瘾）技術，這個方向非常契合我的想法。
當時，在國内的綜合性醫院裡，隻有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實施UROD技術。我就毛遂自薦，最後成功入職。
我一開始是奔着戒毒科去的，但由于我的學曆比戒毒科主任的還高，戒毒科暫時不能接收我，我隻能先進了麻醉科，準備曲線實作夢想。
那進了麻醉科，當然還要幹麻醉醫生的活兒。很多人不知道，麻醉醫生的工作強度非常大。隻要醫院有手術，麻醉醫生就得到位。而且人命關天啊，麻醉醫生時刻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和警惕，緊盯術中患者的狀況，維持生命體征的穩定。
我幾乎每天要協助進行多台手術，有一個值班的晚上，我整整做了12台手術，累得幾乎精神崩潰。要是連軸轉那麼幾天，估計我也會倒在崗位上。
當時我就想，如果我一直在麻醉科幹下去，早晚會被累死。而且，因為我的意見經常與外科醫生的發生沖突，讓我感覺特郁悶。
比如有一次，我值班的時候遇到了一位“嵌頓疝”的幼兒。我大學讀的是兒科專業，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應該如何處理“嵌頓疝”，隻需要通過肌肉靜脈麻醉劑氯胺酮，稍微活動一下患者的相應部位，就可以快速解除症狀，随後可以進行選擇性手術，而且手術非常簡單，麻醉也特别簡單。
但當時值班的外科醫生卻堅持要給這位不到3歲的幼兒進行腹腔鏡手術，這意味着要進行全麻，不但工程大、耗時長，費用也高得多。我跟外科醫生溝通了一下，但外科醫生仍堅持他的方案。
我作為一名麻醉醫生，無權幹涉外科醫生的決定，隻能盡職地配合他進行這一次手術。手術折騰了近2個小時，終于完成了。
在手術室門外，我看到這個孩子的父母。他們穿着樸素，神情拘束，一看就知道家境非常一般，一台全麻手術的費用很可能會讓他們面臨很大的經濟壓力。
我更生氣了，明明可以選擇更低成本、更友善的治療方法，為什麼一定要做全麻手術腹腔鏡呢？這件事對我的價值觀造成了極大的沖擊，我甚至有點恨這個外科醫生。當然，從那名外科醫生的角度來說，他可能有他的考量。
幸好，入職大概2年後，我如願轉入了戒毒科，并建議上司把科室的名字改成了“成瘾醫學科”。我利用UROD技術幫助了不少成瘾疾病患者走向康複，接受了不少媒體的采訪。
為了在臨床中更好地對UROD技術進行改良，我準備繼續深造，參加了2006年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麻醉學博士的報讀考試。當年70多人報考，我筆試的分數很高，與另一個人并列第一。可那一年學校在我們面試時突然釋出規定，每個導師隻能帶一位博士生，我跟那個人之間隻能有一個人被選上。
我覺得自己利用麻醉學在臨床戒瘾中作出了成績，被選上應該問題不大了，心裡非常自信。但我覺得為人還是要低調，是以在面試中，我非常謙虛地跟導師講述UROD（全麻下超快速脫瘾）技術。但沒想到，導師們不太相信這項技術所取得的效果，我落榜了。
雖然我很失望、郁悶，但這次打擊也讓我更加專心緻志地在成瘾醫學界繼續奮鬥。國内麻醉界并不差我這一個麻醉醫生，但國内的成瘾醫學、精神心理學界卻會因為我的加入而大大不同。
03、在AI時代，跨學科技能是成功的關鍵
當然，以上隻是我的個人部分經曆，這背後也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因素。現在，麻醉醫生在臨床中的待遇和地位已經有很大提高。
不少大衆說，外科醫生是治病的，麻醉醫生是保命的，不少患者、家屬也意識到了麻醉醫生的重要性。
隻不過，麻醉醫生的工作強度大、壓力大、臨床角色相對而言是協助性的，這些特點仍然沒有改變。
是以，在這裡也希望廣大麻醉醫生們，一定要多重視自己的心身健康，及時進行調整及休息，不要讓自己長期處于超負荷狀态，這樣才能更好、更持續地工作，也才能有高品質的生活。畢竟我們作為普通人，除了工作以外還有父母，甚至有伴侶和孩子，上有老下有小。
那如果有讀者想成為麻醉醫生，或者是自己的孩子想當麻醉醫生，那就要充分了解之後再做選擇了。
如果年輕人在理性考慮之後，仍然想嘗試，那未嘗不可。因為麻醉科醫生确實是臨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崗位，雖然不占據主導角色，但貢獻仍然是很大的。
即使當了麻醉醫生後，又想換專業，這也完全有可能實作。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一下子就找到可終身奮鬥的賽道的，如果發現當下的賽道不适合自己，我們可以停下步伐，重新學習和選擇。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具備跨學科的意識和能力，不斷整合多個學科的知識，這會更有可能在賽道中脫穎而出。
我本身就是跨學科踐行者，深刻地感受到了跨學科帶來的好處。傳統的物質成瘾治療方法耗時長很多，比如替代療法，需要耗費14天左右，效果還一般。
可當我把麻醉科知識和戒毒科知識結合後，很快就利用UROD技術突破了成瘾軀體依賴這個治療難題，全麻幾個小時就能實作軀體脫瘾。當時，有其他三甲醫院的精神科主任到我們科室參觀，都對這個技術的效果感到匪夷所思，但他們又沒法簡單地複制，因為這需要專業麻醉學知識。
是以，雖然在重新選擇賽道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經曆一段迷茫期，這會令我們感到非常痛苦。但找到新賽道、并整合了不同學科的知識後，我們反而能在新賽道中實作創新，更容易另辟蹊徑，嶄露頭角。
後來，我再次換賽道，從成瘾醫學轉到了精神心理領域。我不斷學習臨床精神科知識和心理學知識，考了國家三級心理咨詢師、二級心理咨詢師，這令我不但了解心理咨詢師的思維模式，也清楚精神科醫生的診療模式。
在不斷整合多個學科的知識後，我的思維是發散型的，這是踐行高效的多學科診療模式（MDT）的基礎。憑借着跨學科經曆，我們現在已經率先進入了精準精神心理學時代，對精神心理障礙的了解能夠深入到人的内隐記憶層面。
知名投資家、巴菲特的搭檔查理·芒格曾經說過，“我們的教育太過局限在一個學科，殊不知跨學科技能才是成功的關鍵。”再加上AI（人工智能）時代已來，如果隻具備單一學科的知識，很容易被社會淘汰。
希望父母在積極引導孩子時，要有意識地引導他們具備跨學科的意識與能力，走出一條創新的路，更好地适應時代的發展，實作自我價值。
比如，對于麻醉學，其實也能和精準精神心理學相結合。很多患者、家屬在手術前會擔憂、焦慮、甚至恐懼，如果麻醉科醫生掌握精準精神心理學知識，能提供積極的心理疏導，可能隻是簡單的幾句話，就能夠讓他們的負性情緒大大緩解，手術的效果會得以提升，他們對麻醉醫生更加尊敬和認同，後者也能獲得更大的職業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