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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酒诰》開啟中國禁酒史:青銅器飲酒導緻殷商與羅馬的滅亡?

《尚書·酒诰》開啟中國禁酒史:青銅器飲酒導緻殷商與羅馬的滅亡?

年關将近,無論是各公司的年會,還是親朋好友的聚餐,喝不喝酒又要成為日常聊到的話題。每到這種時候,各路不學無術的營銷号,總會冒出來批判一下“五千年的酒桌文化”——然而我們知道清代以前,漢人在宴會時都實行分餐,壓根就沒有“酒桌”的概念。且中國古代長年實行禁酒和酒類專賣,還立法限制聚衆飲酒,而這一切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商周交替。

商人酗酒

托《封神演義》的福,酗酒算是大衆對商朝最經典的刻闆印象。不過這并非小說作者瞎編,實際上這個刻闆印象還算準确——現代考古發掘的商朝青銅器,酒器占了絕對主流,比如爵、角、觚、觯、樽、觥、壺、卣;與之相比,周朝人用來陪葬的青銅器,批量換成了鼎、鬲、甗、簋、豆、盨、簠等盛飯裝菜的食器。是以考古愛好者有句俏皮話:“商朝人全體酒鬼,周朝人都是吃貨”。

商周時期的酒,大多是用小米、黃黏米等主糧釀造。商人如此全民酗酒,很難想象他們哪裡來這麼多的糧食——除非這些糧食就不是商朝人自己種的。而商人素以擅長貿易聞名,這也是為什麼貿易在漢語裡稱為“商業”。至于商人對外出口的拳頭産品,極有可能就是青銅器。

青銅鑄造在當時是非常厲害的“高科技”,隻有極少數邦國掌握了這種高新技術。比如我們熟知的三星堆青銅器,最新檢測就發現并非四川本地生産,而是來自江西吳城——這正是商朝在南方的重要據點。是以有學者懷疑,商人可能是通過青銅貿易,從其他方國那裡榨取糧食。比如三星堆青銅器,沒準就是商朝人代工,再要求當地人用糧食高價來換取——不掌握最新科技,就隻能淪為廉價農産品出口地,果然落後就要挨打。

商朝人這種仗着技術壟斷漫天要價的缺德行為,或許惹怒了臣服的衆多方國。最後在周人的帶領下,諸侯聯軍于牧野大破商軍,這場軍事冒險成為後世封神大戰的故事原型。而作為反商聯盟的盟主,周人是個以樸素勤儉而著稱的農業部族。甚至滅商成功後,還将商朝尊為“大邑商”,同時自謙為“小邦周”。

《尚書·酒诰》是禁酒令

勤勞艱苦的周人,顯然對商朝人大肆酗酒這種浪費糧食的行為深惡痛絕。另一方面也對自己能如此輕松擊敗商朝感到迷茫困惑,開始思考為什麼上天抛棄了殷商,自己又如何才能避免和商人一個下場。最終周人得出結論:都是因為商人酗酒,既浪費糧食又荒廢政務,酒腥氣惹怒了上天,才導緻亡國。(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周朝要以此為鑒,必須嚴厲禁酒。

于是,有“聖人”和“解夢大師”之稱的王叔周公旦,在攝政期間起草了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一份禁酒令,這就是《尚書·酒诰》,其中規定隻有祭祀時才能少量飲酒,而聚衆喝酒判死刑:“如果有周人聚衆飲酒,你不要放過他們,全都抓回宗周,我一定親自殺了!”(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不照禁令行事的執法者,同樣治以死罪。并且周人還将承放酒器的案台稱為“禁”,以示喝酒要有節制。

但是對于殷商遺民,周公還是比較照顧其好酒的風俗,有人酗酒也隻是訓誡教導,免于砍頭。(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前朝勢力更有統戰價值,看來也是曆代慣例。

甜美的醋酸鉛:殷商與羅馬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商朝滅亡可能和酒的關系不大,而是和酒器的關系更大——1969年,美國弗利爾美術館對30件商代青銅酒器進行了化驗,發現這些青銅器的含鉛量接近10%。而且商代酒器的底部普遍有火燒痕迹,由此推測商朝人喜歡用青銅器直接熱酒來喝。

這時候就需要一起來複習化學了:

PbO+2CH₃COOH加熱生成Pb(CH₃COO)₂+H2O

氧化鉛和醋酸在加熱條件下生成醋酸鉛和水,而醋酸鉛又叫鉛糖,味道甜美。

衆所周知,酒變質發酸是因為乙醇氧化成了醋酸。古羅馬人就發現,用鉛器煮酸酒,本來發酵變質的酸酒就會變得甘美無比。發現這一妙處的羅馬人欣喜若狂,甚至特意把鉛粉放進熱葡萄酒裡以達到同樣效果,還幹脆用鉛罐儲水釀酒。然後羅馬就全民鉛中毒:神經衰弱,智商下降,情緒異常,齒龈鉛線,腹絞痛,貧血等等一堆病。

有學者相信,羅馬的滅亡就是因為整個羅馬的高層,都成了一群慢性鉛中毒的智障。類似的懷疑也出現在東方,殷商貴族是否也發現了發酸的酒,隻要放在青銅器裡熱一熱,就會變得甜美?甲骨文裡更是出現了大臣因為“酒疾”不能處理政事的病例:“甲子蔔,賓貞,畢酒在疾不從王古”(《甲骨文合集》9560蔔辭)。大意是說:一位叫畢的臣工,因飲酒患疾,不能跟随商王辦事(也有人認為這裡的酒是指祭祀而非酗酒)。

舉着各種青銅酒器狂飲的殷商貴族,如果真的集體鉛中毒到心智失常,倒也不是沒可能。慢性鉛中毒會造成頭痛、癡呆、記憶力衰退、情緒不穩定、狂躁、妄想等症狀,這些可能都被周人誤會成了酒精中毒。周公的《酒诰》由于文辭優美且富有教育意義,成為傳誦千古的名篇。于是周朝滅亡後,各朝各代也緊跟着聖人的步伐開始禁酒。

“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

比如西漢開國丞相蕭何,就在制定漢律時規定:“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這明顯是對《酒诰》的繼承。不過漢朝大部分時期還是比較寬松的,并不嚴格管制喝酒。

到了漢末三國,各大勢力為了籌措軍糧,又開始積極禁酒。比如劉備剛入蜀時,就曾禁止釀酒。《三國志·簡雍傳》記載,劉備和簡雍有天逛街,看到一農家存有釀酒工具。劉備大怒,準備将這家人治罪。簡雍覺得這樣過于嚴苛,就手指路邊行人,說這有人要行奸淫之事,何不抓走治罪。劉備覺得莫名其妙,問哪裡來的證據。簡雍笑着回答說,路人身上藏有行淫的工具,這和家裡藏有釀酒工具一樣,不該治罪嗎?劉備聽後大笑,于是将農戶無罪釋放。

同時期的呂布也曾在軍中頒布禁酒令,還是以給自己惹下了殺身之禍:呂布手下大将侯成等人,因找到了走失的馬匹,私下釀酒進獻呂布以示慶祝,卻因違反禁酒令被呂布責罰。侯成等人懷恨在心,後來趁呂布睡覺之時将其捆綁,投降曹操。

而曹操也同樣頒布過禁酒令,熱愛讓梨的孔融還是以寫文激烈反對。曹操不甘示弱,也立即發表文章回擊,列舉曆代亡國之君嗜酒亂政。結果孔融又寫了一篇更加犀利的文章予以回應:曆史上曾有君主因為過于仁愛和謙讓導緻亡國的,是不是也要禁止仁愛和謙讓呢?當年魯國因為過于崇尚文學而滅亡,是不是就要禁止人們寫字呢?夏朝和商朝都是因為寵愛女人而滅亡,是不是就要禁止結婚呢?

對此,曹操無言以對,并深深忌恨上了孔融,最後給孔融安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叛亂罪”給砍了。漢朝以後一直到唐朝,禁酒令也代代相傳,時松時緊——糧食豐收的時候就寬松,朝廷甚至會給百姓賜酒,但碰到糧食歉收就再次嚴禁。

宋代酒類國家專營

不過到了以經濟發達、商業繁榮而著稱的宋朝,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宋朝時的禁酒,不是禁止飲酒和釀酒,而是一種類似“限購”的政策,即禁止個人購買民間所釀之酒。換句話說,就是采取國家壟斷政策,所有酒類産品均由國家專制專售。不過宋朝節假日衆多,為了防止軍隊在節日酗酒,宋朝也有節日不許給軍隊送酒的規定。

市井繁盛與社會寬松,讓宋朝的釀酒進一步發展,我們熟悉的宋代美食家蘇轼就熱愛釀酒,甚至還寫了一篇《酒經》。而他被貶的地方天高皇帝遠,就連朝廷的“酒類限購令”也不管了,可以說是一路被貶一路釀酒。他在黃州時釀過蜜酒,在颍州釀過天門冬酒,在定州釀過橘子酒和松醪酒,在惠州釀過桂酒和真一酒,在海南又重釀天門冬酒。

對自己釀過的每種酒,蘇轼都要詳細記錄方法和味道,并寫詩文大肆自吹:“甘露微濁醍醐清”“三日開甕香滿城”“釀之成玉色,有自然香味”“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甚至還說自己的酒能延年益壽,喝完之後走路都不用拄拐,也不用書童捶背了:“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喝過蘇轼自釀酒的宋代文人,在筆記中寫到:“飲者辄暴下”——喝的人都會急性腹瀉。甚至連蘇轼的兒子喝過之後也不願意再嘗,别人問起就是“撫掌大笑”。

其實蘇轼也明白,曾在《飲酒說》中提到别人說自己的酒“苦硬不可向口”“客不喜爾”。但又立馬安慰自己:“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同時蘇轼的酒量也不行,自述最多就能喝五合。北宋時的“五合”約相當于現在350毫升,蘇轼這是真正的一杯倒。可見他對酒不是喜歡喝,單純是喜歡動手釀。

另外,宋朝時還沒有蒸餾酒(燒酒/白酒)。宋朝人喝的酒,隻相當于現在的黃酒、啤酒、紅酒等發酵酒,度數很低。至于蒸餾酒技術,則是蒙古西征從中亞西亞帶回來的。蒸餾酒在明代受到批判,認為是有毒的下等酒。清朝因來自北疆,蒸餾酒地位略有提升,但還是黃酒更受歡迎。

直到1949年以後,蒸餾酒才取代黃酒,成為中國酒的代表。如果頒布《酒诰》的周公,看到後世子孫把外來烈酒當代表群飲,恐怕又要氣得砍人了。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南海墨

責編 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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