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不乏一些奸臣架空皇帝、操控朝政的典型案例。和珅、秦桧等人均曾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手握大權。然而,為何在清朝,官僚集團卻無法像曆史上其他朝代那般架空皇帝、把持大政呢?
其實,這當中自有其必然的制度與曆史原因。
首先,我們不難發現,清朝實行的是高度集權化的君主專制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皇帝握有絕對的權力和威望。他不僅可以任免官員、制定法律、頒布诏令,還掌控軍隊,進而對官僚機構實作全方位監督。
這與曆史上的所謂“封建社會”有本質差別。“封建”強調的是分散的分封制,說明權力相對分散,皇帝無法對地方實行高度集中統治。但自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中國進入的是高度集權的皇權時代,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清朝。尤其是自隋朝發明科舉制起,皇帝權力進一步增強,地方權力被架空。科舉取士使皇帝得以直接控制官僚,削弱士大夫階層的勢力。
在明清時期,這種皇權極為集中的君主專制體制已臻成熟。清朝皇帝擁有幾乎絕對的權力,官僚難以對抗。這與西方封建制下權力相對分散的情形大不相同。
其次,清朝還采取一系列措施,進一步強化皇權,削弱官僚勢力,防止其蠶食皇權。
例如廢除宰相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直屬皇帝的軍機處。這剝奪了官僚集團一個制衡皇權的途徑。軍機處大臣僅是小官,不再有像宰相那樣的超然地位。同時,皇帝每天需要處理大量奏折,以監督各部門運作。雍正就是是以累死的。
另外,清朝嚴防漢人官僚背叛,重要職位多由滿人擔任。還禁止滿漢通婚,防止滿洲文化同化。這些都限制了漢人官僚的上升空間和權力。
再者,科舉取士的八股文限制了官僚的思想,強化對皇權的忠誠。任何官員的表現都要向皇帝彙報,皇帝可以随時檢查。這使官僚很難培養出對抗皇權的能力和勇氣。
最後,文字獄等手段鞏固皇權和思想控制,嚴防異議出現。繁文缛節打壓官僚的尊嚴,他們隻能自稱奴才,最大限度削弱其獨立性。
綜上所述,清朝君主專制達到鼎盛,皇權幾乎絕對。而皇帝也采取各種措施削減官僚權力,防止其蠶食皇權。在這種體制下,任何官僚都很難踞統天下,架空皇帝。一旦失去皇帝青睐,哪怕像和珅那般權傾朝野,也難逃覆滅命運。
這樣的局面并非偶然,而是中國兩千年君主專制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漫長的曆史程序中,皇權不斷積累和鞏固,而限制官僚的機制也日趨成熟。這才使得像明清那樣集權化的帝制能夠穩固運作數百年之久。
是以,清朝官僚之不能架空皇帝,實際上有其深刻的曆史淵源。它是中國封建王朝集權制度發展到極緻的一個生動注腳。
清朝自鞑靼人努爾哈赤建立後,經過數代皇帝的經營,到了乾隆時期已經成為一個集權程度極高的君主專制帝國。與明代的文官集團相比,清朝的官僚集團在皇權面前完全失去了獨立性,無法對皇權形成制約。其根本原因在于:
一、特殊的民族構成
清朝統治集團的核心是滿洲貴族,他們通過嚴密的民族隔離政策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滿人與漢人嚴禁通婚,即使是旗人也不能随意與漢人通婚。這使得統治集團内部極難形成跨民族的權力聯盟。再加上皇帝有權随時罷黜漢官,漢人官僚也很難在滿人主導的權力核心占有一席之地。這種嚴密的民族隔離,使漢人官僚隻能依附于個别滿人貴族集團,很難凝聚成對皇權有影響力的獨立勢力。
二、廢除丞相職位
清朝廢除了明朝的丞相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軍機處。軍機處隻是一個小機構,沒有傳統宰相那般的權力基礎。軍機大臣也隻是個四品小官,名義地位遠低于皇帝。這削弱了官僚集團的整體力量。明朝的宰相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皇權,而清朝的軍機處則難以對皇帝形成制約。
三、科舉制度的束縛
清朝沿用科舉制為官的選拔機制,八股文對官僚思想的束縛作用十分明顯。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僚隻能在皇帝劃定的思想架構内服務,很難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必須焚香頂禮皇上,否則面臨文字獄或者遭貶谪乃至處死的後果。這使官僚集團内很難産生與皇帝理念迥異、具有改革開明思想的精英階層。
四、繁文缛節加強皇權控制
清朝官場上的種種繁文缛節,如需要跪拜皇帝的次數、拜伏的儀式等,都極為講究。這加強了皇帝對官僚的控制,也讓官僚們喪失了傳統儒家文人的獨立人格和尊嚴。文字獄的頻繁使用進一步打擊了官僚的獨立思考能力。官場惡劣的人際關系也使官僚集團内部難以團結一緻。
五、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中
軍權是清朝皇帝最重要的權力來源。各地駐軍全部聽命于皇帝,官僚集團沒有自己的軍力作為後盾。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沒了皇帝的庇護,便難逃滅頂之災。這與明朝諸侯割據、地方豪強團練軍隊的局面完全不同。
六、财政大權由皇帝掌控
清朝實行極度集權的财政體制。戶部和各省的财政大權都掌握在皇帝手裡,官僚無法控制财政,也就無從謀求與皇帝抗衡的經濟基礎。這也弱化了官僚集團的力量。
綜上所述,清朝特殊的民族構成,嚴苛的皇權體制,及對官僚的思想和經濟的全面控制,注定了官僚隻能黯然失色,無力對皇權形成制衡。這說明清朝的政治體制本身就存在着難以逾越的系統性缺陷,是這一封建王朝必然的曆史周期,也是清朝最終走向衰敗的重要制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