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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曆史上的1948年8月，瀕臨崩潰的國民黨政權在上海開始了金圓券改革，僅僅3個月的時間，國民黨政權的經濟全面崩潰，剩餘的軍隊被迫退到了長江邊上；2個月後，蔣介石被迫辭去了國民政府總統的職位。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存在時間，正式開啟了倒計時。
許多人把國民黨的失敗歸罪于金圓券改革，這其實是倒置了因果關系——1948年金圓券改革的失敗，并非其經濟崩潰的原因，隻能算得上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這一持續惡化、衰敗的過程，從抗戰全面爆發就已經開始了，最終導緻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全面衰弱，其中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失控的通貨膨脹。
随着國民政府貶值貨币在全國的流通，就像毒素在血管中蔓延到全身一樣，讓這個政權的所有構成部分——軍隊、政府、經濟、社會全面衰竭，不得不走向終結。
災難和起源
為了讓讀者們有更加直覺的感觸，下面列舉兩組資料，這些資料可不是我瞎編的，而是出自國民政府的經濟顧問，美籍财政顧問阿瑟•楊格編寫的《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一書。
1937年，社會零售商品上漲約40%。随後，每一年都在前一年的基礎上急劇上漲：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8月，251%。
國民政府在1937年7月時，發行法币14.55億元，（購買力）折合戰前13.90億元；
1941年，發行法币151.33億元，折合戰前7.65億元；
1944年，發行法币1894.61億元，折合戰前2.5億元；1
945年8月，發行法币5569.07億元，折合戰前2.1億元。
1945年12月，發行法币10319.32億元，折合戰前4.15億元。
看着觸目驚心，其實和後來相比，這都不算啥——1947年底，有34萬億法币在市面上流通，半年後，流通的币值增加到了250萬億。然後，短短1個半月内，這個數字猛增到了600-700萬億。。。
到了1948年金圓券改革前夕，大城市的市民家中必備的運輸工具，不是什麼自行車和汽車，而是獨輪車——否則購物時動辄上百斤的鈔票真的掂不動啊。。。
扯遠了，金圓券的鬧劇我們下個故事再細述，今天我們先聊聊國統區的通貨膨脹的危害有多麼可怕。
導緻這一災難的首要原因還是戰争。戰前，國民政府的大宗收入主要來自于商業和城市經濟——關稅、鹽稅和商品稅占到了80%。當政府向内地撤退後，沿海大城市都被鬼子給占領了，這些稅收來源大部分也随之喪失——政府的收入猛跌了63%。
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戰争一爆發，國民政府的開支猛增，在頭兩年裡，大量的款項被花費在了搬遷工業的重新安置和重新發展上；而且，身處内陸的大西南地區，原有的基礎設施薄弱得近乎為零，為了運輸從海外購買的戰争物資和接收外援，大量的公路和鐵路業必須重新修築。
原來的南京政府也好，如今的重慶政府也罷，從來不曾建立過有效的管理農村的政治體系。政府的威權從來沒有讓最底層的農民體會過，管理這些數量龐大的農民的，是各個地方上的實力派和大地主。也正因為如此，丢失了大部分城市稅收來源的中央政府根本無法從農村有效地征稅。
沒錢怎麼辦呢？隻能向四家政府銀行貸款了，這四家銀行也拿不到什麼像樣的抵押物，就開始大量印刷鈔票來滿足财政需求，于是，通貨膨脹自然而然地就出現了。
雪上加霜的是，國民黨政權大部分的生産資料都依賴進口，什麼機器、金屬、電力裝置、燃料、化工用品等等随着沿海港口的丢失，通通出現了供應短缺；這些東西變成了漲價的急先鋒。
比如，1938年廣州和漢口淪陷後，進口商品的價格猛漲了72%；1939年南甯陷落後，進口商品價格又翻了一倍。
這還沒完呢，因為原料短缺，工廠的生産率/開工率也上不去，于是，市面上的商品也嚴重不足。更何況，當初向内地搬遷工廠時，政府隻搬遷了10%的紡織和消費品工廠，就是為了擠出運力，保證80%的軍工廠和40—50%的重工業得以順利搬遷。
國民政府的這種舉措是正确的，他們甯可未來數年裡，中國群眾衣衫褴褛，也要保證軍隊最基本的作戰供應。但是，除了衣服，藥品、紙張、燈泡、蠟燭等生活必需品的缺口卻沒法滿足，盡管有些小型工廠在内地建立并投産，但是它們的産能是遠遠不夠的。
解決的途徑之一估計大家都會大跌眼鏡，就是從日占區進口消費品。起初，鬼子和國民黨都禁止這種貿易，後來，消費的需求壓力實在太大。重慶政府隻好讓除少數緊俏物資外的貿易合法化。
汽油、布匹、藥品、輪胎等重要物資被無數走私商賣給中央政府，與之相對的，鎢礦、錫礦和銻礦石也被源源不斷地運到了鬼子的軍工廠裡。
戰争的局面逐漸變得詭異起來，重慶的信件可以照常寄到日軍占領的各大城市，而日占區的信件也能夠寄回重慶；重慶的官員們經常給滞留在上海或北平的家屬寄錢，然後憤怒的得知，自己的産業被日軍侵占的消息雲雲。
直上雲霄
在1940年以前，國統區的通貨膨脹還沒有那麼可怕，主要原因還是得益于1939年的糧食大豐收，而老百姓對于衣服和住房的要求還沒有那麼迫切，是以，日子看起來還過得去。
誰也想不到，1940年因為歉收，食品價格開始暴漲，而從1941年開始，重慶政府又開始實施田賦征收，這直接導緻了兩個後果：
首先，進入到自由市場的糧食急劇減少，供需平衡被徹底打破；
其次，因為歉收，農民和地主，包括商人們，都開始儲存糧食而不是貨币了。頓時市場上的糧食價格暴漲了100多倍；為了保證政府官員和勞工、軍隊的生活，政府再度大量增發貨币——于是，通貨膨脹越發不可收拾。
重慶政府也采取過許多方法來避免大量印發新鈔票，起初，他們出售公債和外匯存底；但是這沒撐多久，政府又回到了濫發鈔票大灌水的老路上去了。
直到1941年物價飛漲後，重慶政府才後知後覺地發現，如果想要避免因為貨币貶值而導緻戰争失敗，他們就必須要增加政府收入，并削減支出。
立足于城市經濟的蔣介石政權顯然無法掌控農村經濟，但是當時的中國，80-90%的生産資料都要由農村提供，最終，重慶政府的稅收改革效果極差，隻能勉強顧及到政府支出的17%。
就像我在文章《國民黨的自我毀滅之路（六）：敲骨吸髓、大饑荒和遍地餓殍》裡講述的那樣，國民黨政府通過田賦征實，獲得了有保障的糧食來源，代價卻是農民被大肆盤剝，怨聲載道，同時也讓政府上下貪腐成風，也算是飲鸩止渴的法子了吧。
雖然開發新稅源方面談不上成功，但是限制開支這方面，重慶政府的确做到了，但是後果卻一言難盡：
政府的做法是在實質上當機了政府雇員和官兵們的工資增長。通過印發巨額的貨币，讓政府雇員的工資數量勉強保持了和物價上漲幅度持平，代價卻是工資和軍饷的實際購買力下降了85-94%。
那些政府的單身雇員們隻能擠在狹小的宿舍裡，白天在沒有生火的辦公室裹着大衣發抖，晚上把大衣當被子蓋。每個月，政府會發幾包米，并且用平價發售保持最低生活限度的鹽、油、粗布和柴火。這點東西，勉強可以保證這些雇員和家人不被餓死。但是那些大頭兵們就沒法保證生存了。
連基本生存都很難保證的低薪，促使絕大多數的政府官員和軍官開始找副業，撈外快，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所有這些撈錢的手段和途徑，全都是非法的，違規的。包括但不限于：走私（主要面向日占區，因為途徑較多）、洩密、投機倒把、侵吞公款、A錢自肥等等等等。
真正有效的方式，其實就是精兵減政，裁減政府和軍隊的規模，不但可以減少支出，還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出于政治考慮，這條路是萬萬行不通的。
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一個大頭，居然是為了供應在中國日益增長的美軍。1942年末的時候，在華美軍一共才1255人，其中大部分是史迪威将軍帶過來負責租借物資供應的官兵；到了1945年8月，在華美軍人數激增到了60369人。
駐昆明的美國士兵。
光看人數，似乎不多，但是這些美國佬的生活物資供應标準，可是遠遠超過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他們每天要保證足夠的肉、蛋、奶，還要舒适的兵營，豐富的娛樂設施和足夠的酒水。重慶政府算過一筆賬，一個美國兵的消費，足足抵得上500名中國士兵的花銷——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士兵的待遇有多麼糟糕。
到了後期，通貨膨脹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國民黨政權的所有基層人員的生活水準，雖然城市裡面的教授、學生和政府職員還能夠享受到一點點微不足道的政府補助，但是這相當于杯水車薪。
原來那些清高的知識分子逐漸發現，肉類和食用油已經從生活中徹底消失了，有些人連一天吃兩餐都成為了奢望，許多學生和教員普遍營養不良，長期處于“餓死的邊緣”。為了提高菲薄的收入，有些教授在兩所學校任教，來回奔波，更多的人被迫出售自己珍藏的古籍和書畫。或者放下身段，幫别人刻章或寫書。
阿瑟•楊格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一對夫妻每年都給自己的孩子存下一大筆錢，打算充當孩子未來的大學學費。當孩子年滿18歲時，他們把所有的積蓄都取出來，給孩子買了一個生日蛋糕。。。
包括這些教授在内的中産階級，曾經希望國民政府能夠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穩定的中國，讓他們實作自己的抱負，但是，通貨膨脹卻徹底讓他們的夢想破滅。
這是對于中國知識分子們的災難性影響，也是從這時開始，他們的理想如同肥皂泡一樣幻滅了；反對這個政府的情緒卻與日俱增。
至于那些政府職員，到了1943年時，工資的實際購買力已經跌到了1937年的1/10！盡管能夠領到政府發放的糧食補助，但是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近乎“赤貧”。單身漢光靠薪酬幾乎活不下去，而那些有家有口的更是陷入了絕望。
唯一的例外，是一小撮囤積居奇的投機商和貪官污吏，這些高官們左擁右抱着衣着華麗的美女，坐在汽車裡，在重慶的街頭呼嘯而過，國外走私過來的香水、香煙、新鮮水果和其他奢侈品一應俱全。
政府部門有時候會舉辦大規模的宴會，那些餓得半死的職員們隻有在這時，才能趁機吃個肚兒圓；隻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勇敢地堅持自己的信念，并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家人們營養不良，更多的人則和上司們沆瀣一氣，開始全面腐化。
夯土建房的農民
作為全國抗戰的領袖，蔣介石一直試圖做出表率，他生活簡樸，作風清廉，不抽煙、不喝酒，過着類似清教徒一樣的生活——但是，正如心裡面門清的老百姓說的那樣，一個要啥有啥的人，當然可以過得很自律，很“清廉”了啊——因為所有的東西，政府全都提供了。
重慶政府一直不願意真正地增加工資，因為這樣做意味着政府開支飙升，預算将直接翻上兩番——直到1944年，已經無法壓制内部不滿情緒的國民黨政權，才同意少量增長實際工資——但是這已經太晚了，而且數量太少，意義不大。
到了1944年那會兒，物價已經和坐火箭一樣直上雲霄，而這個政府的機構和軍隊，普遍A錢腐化，道德敗壞，陷入了無可挽回的衰敗。這種全面的衰敗根本無法挽回，直到國民黨最終被趕出大陸。
不一樣的道路
所有批評國民黨政權的外國記者和觀察家，不約而同地将國民黨的失敗和中國共産黨的成功做了個鮮明的對比。
但實際上，延安同樣面臨着在抗戰期間最嚴重和最持久的經濟危機。從1939年開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開始采取一系列限制中國共産黨的措施，而其中的武裝沖突，共産黨人委婉地表述為“摩擦”。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國民黨政權開始對陝甘甯南部和西部的邊界實行了全面封鎖，到了1939年底，實施封鎖的軍隊達到了40萬，其中就包括了實力儲存完好的，由胡宗南指揮的中央軍。
軍事上的封鎖，不但阻止了解放區的進一步擴張，還直接切斷了陝甘甯和新疆地區的共産黨人的直接聯系，主席的弟弟毛澤民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被害的。
和軍事封鎖相比，經濟上的封鎖更為嚴重，重慶政府于1939年中斷了給陝甘甯邊區的财政補助；邊區和中國其他的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幾乎完全中止，這對于許多基本生活用品無法自給的邊區來說，是一個相當沉重的打擊。
1940年和1941年的糧食歉收，不但導緻了第二年的河南大饑荒，也同樣對陝甘甯邊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為國民黨政府切斷了法币的供應，邊區喪失了中國通用貨币的主要來源。共産黨不得不發行自己的貨币以應對内部流通，同時儲備稀缺的法币來進口當地無法生産的幾乎全部的工業品。
主要收入來源斷絕，對外貿易條件的迅速惡化，在邊區引發了大規模的通貨膨脹，邊區的物價甚至比國統區還有高出許多：1937年—1944年，重慶的物價上漲了755倍，延安的物價竟然上漲了5674倍！
毛主席後來回顧了這段時期：“我們在戰争開頭還有飯吃，有衣穿。随後逐漸困難起來，以至于大困難：糧食不足，油鹽不足、被服不足，經費不足。”（《毛澤東選集》第3卷）
毛澤東的對策就是強調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如果物資無法順利交易，同時又缺乏可供交易的貨币，那麼邊區就隻能自給自足。
在戰争早期，邊區的大多數人是不需要繳稅的，但在這個非常時期，黨無可奈何地被迫向陝甘甯邊區的幾乎全部人口征稅。征稅的内容包括了實物稅—糧食、幹草和羊毛，還有部分的貨币稅。其中谷物稅征收是以實際産量而非土地擁有數量為基礎征收的。
但是作為補充，共産黨人開始積極地支援手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我們工作的出發點不是想人民索取，而是奉獻。我們給人民帶來什麼呢？在陝甘甯目前的條件下，我們所能做到的是組織、上司和幫助人民生産，增加他們的物質财富。這樣農民才能所得大于所失。”
邊區的農民盡管要上繳比以往多得多的賦稅，但他們不會受到像河南的農民那樣可怕的盤剝，河南的農民被迫交出了最後一粒糧食，然後全家被餓死。
共産黨人通過大生産運動，成功地阻止了經濟惡化并穩定住了經濟：
在1937年—1944年間，延安的糧食産量增長了近40%；棉花産量在戰争開始時為零，到了1944年已經達到了300萬斤皮棉；1937年布匹産量是7370匹，到了1943年，産量增加了14倍，達到了105000匹！
除此之外，鹽、煤，原始的油氣井、灌溉、牧場和造林都有了積極的發展。到了1944年，盡管邊區仍舊面臨不少問題，但是經濟危機已經被基本克服，革命隊伍的安全感大大增強，群眾也重新認可并支援共産黨。
共産黨在延安的政策和行動，将陝甘甯從崩潰的邊緣拉了出來，這實際上也是在提醒國民黨政府，在日益嚴重的經濟危局中，如何通過自身的努力，克服困難同時并改善政府和人民的關系。
這就是完全不同于蔣介石政權的另外一種選擇。
當國統區的艱難生活持續不止，不平等的待遇随處可見時，共産黨的做法就給廣大人民提供了新的希望和看得見摸得着的範本。
而無論是國民黨的重慶政府，還是汪僞的南京政府，他們都隻會用更加嚴酷的手段來控制治下的群眾，人民的生活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絕大多數人在絕望、無常和恐懼中苟延殘喘，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戰争可以再中國自行崩潰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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