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亂世蔓延，群雄割據。在這撼天動地的政治變局中，不乏仗着一腔熱血與理想，誓要匡扶漢室、興複國祚的壯志。
有人自少年即身置亂世，刀兵戰火硝煙四起。他抽身家國内憂外患，追随一位可托死生的明主，期望終成山河社稷。有人生得盛世殘喘，卻又因亂世波及，倉促出仕尋覓擁戴。他奔走呼号勸說許多豪傑，隻為延續這四百餘年的國祚。
一人姓諸葛，名亮，字孔明。一人姓荀，名彧，字文若。雖然生在天各一方，卻同愛着大漢江山，夢想那快意恩仇的太平境界。
諸葛亮為的是“興複漢室，還于舊都。”荀彧的願想則是匡扶東漢，“王道兩濟”。彼此的選擇是否那麼截然不同，筆者以為不盡然。
時光荏苒，君子之詞已成絮語。我們站在千餘年後的今日，豈不也該重新審視這段波瀾壯闊的愛恨情仇？這些激昂悲壯的理想與選擇，又該如何去诠釋？
截然不同的政治抱負
眼界決定抱負，抱負塑造選擇。要追問諸葛亮和荀彧政治抱負的差異，就得從兩人成長的環境說起。
荀彧生于漢延熹六年，比諸葛亮大上十八歲。他出生在東漢中期太平之世，幼時目睹的是文采斐然的朝堂風氣。及長，值王甫專權，宦官當道。天下将亂之際，荀彧卻已體悟政治真谛，不惜棄官歸鄉，力勸族人遷徙他處。然族人不聽，以至數萬口葬送在董卓鐵騎之下。
可見，荀彧是目睹漢室沒落、親曆亂世來臨的一代人。東漢政權對他而言，是具體的、熟悉的。它代表着他成長的文明與秩序，也凝結着他無法割舍的舊時記憶。而當荀彧放眼四望，在亂世中尋覓可以托付的對象時，他的标準與期許，恐怕也和當年勸說族人的态度如出一轍——這個人必須既能匡扶漢室，又能確定安定與秩序。
和荀彧不同，諸葛亮生在光和四年，正值東漢末年戰亂之始。他很小就失去雙親，被迫四處漂泊躲避戰火。這一代人眼中的漢室，沒有荀彧那麼具象和熟稔，而更像是書卷中的遙遠信念。故而當劉備這個明主出現時，諸葛亮心中所定義的“漢室”就成為了一個可塑造的概念。它蘊含的内涵，不再僅僅是四百年基業和舊都洛陽，而更多代表着他理想中的盛世治道——即便形式上是“季漢”，其中所包含的也無非就是理想政體的投射。
那麼，荀彧和諸葛亮的政治抱負，便可歸結為兩個詞——維系和重建。荀彧的目的，是在亂世中維系住一個他熟知和眷戀的舊漢；而諸葛亮的期許，則是在廢墟上重建一個他心中理想的新漢。
抱負不同，便無法期望他們的選擇一緻。至于誰對誰錯，這隻能看個人立場。但筆者認為，這兩種抱負本質上都源于同一個崇高理想，都是對那個“太平興理”、“四方錦繡”盛世的向往。
相似而不同的曆史定位
諸葛亮和荀彧同為漢室忠臣，卻因各自政治抱負和曆史定位的差異。
作為蜀漢丞相，諸葛亮的社會位置可被概括為“人主”。這一定位決定了他需要在各個層面上發揮關鍵作用：制定國策、部署戰略、督率軍政、整饬吏治......許多事情都需要他親力親為。正所謂“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在這種高度集權化的背景下，諸葛亮将自己視為實作政治理想、開創太平盛世的關鍵性角色，這也契合了他重建新漢的抱負。
而荀彧的曆史定位，則更接近于“輔佐者”——這一點，從他在曹魏政權中的職位即可證明。荀彧雖然也擔任過三公宰相，但并不像諸葛亮那樣事無巨細、權責兼攝。相反，在人才濟濟的魏廷中，荀彧隻需要負責後方建制，“領典樞機”；軍國大事則由曹操主導。這同樣與他的政治抱負相符：既然目的是維系東漢，那麼最理想的定位，就是擔任漢室重要臣子，從一側輔助政權。
在其他的曆史中，諸葛亮的定位可被歸于“聖人”象限，而荀彧則更接近“文官”象限。“聖人”象限強調個人擔當與作為，這符合諸葛亮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文官”象限則強調制衡與輔助，這符合荀彧在魏廷中的定位。
當然，這兩種定位都各有利弊。諸葛亮身兼要職，幾乎承擔了劉備政權的全部運轉，這給他的抱負實作提供了條件，但也增加了風險——一旦他中途離世，整個藍圖都會土崩瓦解。而荀彧隻能從一側輔助，政治抱負難以完全實作，但他個人去留對政權影響也較小。
最後，這兩種定位也塑造了他們截然不同的結局。諸葛亮北伐期間病逝，可謂鞠躬盡瘁而死；而荀彧則在與曹操的沖突激化後，“絕粒而終”，生前的政治構想也難以繼續推進。
是以說，他們雖都是漢臣，卻因抱負和定位的差異，成就了各自悲壯而殊異的一生。這正應了詩句“事業有成十堡塵，道義無名三杯酒”之意——作為“人主”的諸葛亮死而後已的壯舉流芳百世，而作為“文官”的荀彧殉道之舉卻鮮為後人所知。
時至今日，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判斷誰對誰錯，而更該審視的是，這兩位大才在那個動蕩年代究竟承擔了怎樣的曆史使命，又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去實作心中的政治理想國。
東吳的關鍵選擇
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漢臣，卻在東吳孫權的政治抉擇中重又交彙。或許正是由于孫權這一關鍵節點的失誤抉擇，導緻了三國格局的最終定型，讓荀彧和諸葛亮政治理想的差距越拉越遠，選擇也變得越發截然。
回到公元208年，曹操與劉備形成鮮明對立後，孫權面臨着一個關鍵抉擇——是聯曹抗劉，還是聯劉抗曹？這個抉擇關乎東吳的生存發展，也将深刻影響三國鼎立的最終輪廓。
作為江東牧的孫權，其政治抱負無疑是争霸一方、在亂世中謀求最大自治。而要實作這一目标，限制北方曹操的擴張就是首要之務。那麼聯合誰抗曹，對孫權的戰略利弊又如何呢？
若聯曹抗劉，形成南北對峙之勢，則劉備勢力可能會被孤立壓制在西南一隅。長期來看，這無疑讓北方曹操獲得戰略主動權，對東吳的威脅也會是以加大——屆時孫權就真的會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是以，這條路對孫權的發展空間極為不利。
反觀聯劉抗曹，形成東西對峙之勢，則可以大大牽制住北方曹操的野心。劉備集團固守西南，東吳據有長江中下遊，兩者聯手抗曹，則可互相謀求戰略縱深，也可防止北方勢力的南下。這無疑是東吳走向自治、謀求長治久安的利益最大化選擇。
當年諸葛亮洞如觀火地判斷出這一點，提出“聯吳抗曹”的政策，讓孫劉結盟成為可能。而正是在孫劉盟約五年後，曹操親率大軍南下，卻在赤壁之戰中遭到慘敗。可以說，如果不是聯吳抗曹這一戰略部署，很可能曹軍就會乘勝南下，直接吞并江東之地。東吳的自治之夢，也将破滅于此。
是以說，孫權在208年的聯盟抉擇可謂關乎生死存亡。如果他聯曹抗劉，很可能反被曹操拿下；如果他聯劉抗曹，便可在鼎立之勢中謀求自治。這一關鍵抉擇的失誤，就可能導緻整個三國格局的變數。
當然，最後的曆史并未出現如果。在諸葛亮謀略的推動下，孫劉成功建立戰略聯盟。但這也注定了三國鼎立、曹魏蠶食漢土的局面。33年後曹丕代漢稱帝，東漢正式滅亡。山河社稷從此一分為三，荀彧匡扶漢室的理想也成為泡影。而自此之後，三國你來我往的戰事就再也沒有停止過。
君子之風，鬥轉星移依然馨香
曆史是一部輝煌而殘酷的傳奇。當我們站在千年之後審視三國那撼天動地的曆史巨變，許多事實已難考究，許多細節也已經飄散在風裡雨裡。
我們不得而知的，還有太多太多。
不得而知諸葛亮于蜀中獨排衆議，一心扶持後主劉禅的苦衷；不得而知荀彧面對愈發瘋癫的曹操，胸中波瀾的漣漪；不得而知東吳内閣中，張昭和周瑜針鋒相對地争論的場面......這些曆史殘影，即便稍縱即逝，也已成為天邊雲煙，不留痕迹。
然而即便如此，當我們回首三國，所記得的永遠是那些獻身報國的忠烈，是保家衛國的舍生忘死。我們記着夷陵之戰裡老将龐統與董允背水一戰的悲壯，記着老鄧艾在綿薄大地上馳騁疆場的壯志淩雲。我們記着周瑜博望而終的無奈，龐統抱殘守缺的無怨......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早已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成就三國不朽的傳奇色彩。
而當我們談及三國忠義，自然也會想起那兩位可歌可泣的漢臣——諸葛亮與荀彧。
或許他們的選擇在當時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左。然而時過境遷，肝膽相照的質地、報國崇高的理想，已成為千古不磨的精神印記。作為道義典範，他們的曆史定位将遠遠超出那個動蕩分裂的年代，成為中華民族道德寶庫中熠熠生輝的珍品。
正如後世詩人慨歎的那樣：“事業成敗轉頭空，道義勝迹歲月中。”
君子之風，永遠馨香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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