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能夠領會《周易》的大道至簡、以簡禦繁的精神，在生活和實踐中，踐行其随遇而安、簡易行止的宗旨。
在許多人因官場的浮動而輾轉不安時，白居易卻能洞察因果、平淡處之，不在乎榮辱窮達，能在挫折中挖掘生命的價值及豐富存在的意義。
白居易始終高舉樂天思想，不凝滞于具體的事物，極少産生哀怨的情緒，适性逍遙。
蘇轼對白居易尤為推崇并深受其影響，深谙其樂天思想的處世哲學，與白居易有着相同境遇的他，将兼濟和獨善融入個人生活中，展現了他曠達、樂觀的精神。
思想的來源
從唐代主流政治來看，《周易》占有重要的地位。
《舊唐書·儒學上》曰：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诏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
而《五經正義》中的第一首就是《周易》，是以《周易》成為明經進士的必考科目。
唐代貞觀的年号也來自《周易》，以上現象說明《周易》在唐代流傳之廣，影響之深。
白居易對《周易》精讀精研，熟記于心。
是以，白居易接受《周易》的易簡樂天思想就有迹可循。白居易整個家族，都和《周易》有着很深的淵源。
白居易、白行簡、白敏中三人的名字均來自《周易》，可以看出其宗族對《周易》的了解與重視。
加之科舉考試的推動，白居易本人對《周易》也精心研讀。易簡二字均來源于《周易》。
由此可知，白居易和白行簡的父母對他們的期許，對他們未來成人、成才的良好祝願。
《周易·系辭上》中說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白居易深谙二字的内涵，隻有通過進德修業，把良知發揮出來，才能達到易簡的境界。
《周易·系辭上》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啟示我們要懷有美好的德行和品格，樂于順從自然規律，适應自然法則，以樂觀和睿智來面對自然人生。
白居易年少即揚名天下，中年因積極進谏而一再被貶，晚年則安定從容、随遇而安。
在廟堂之上，白居易處于上位也不汲汲于富貴，反而關心政事，積極進谏；遭遇貶谪，處于下位也不苟且偷生，怨天尤人。
樂天知命是一種積極的價值觀，對白居易的思想和生活有着極深的影響。
白居易的踐行
白居易為人平淡樂觀，不在乎窮達進退，處于各種境遇中，都能泰然處之，散發出人格的純真魅力和亮麗的光輝。
白居易始終樂天知命，從容處之，寵辱不驚，無慮得失，深谙哲學思想。
樂天所形成的積極心理暗示，由純粹的精神世界散發開來，展現在外在的生命曆程中。
樂天思想的處世哲學縱觀白居易的政治生涯，自己早期努力向仕途中心靠攏卻一再成為棄婦，中晚年自覺與政治道路保持距離卻得到了認可。這種困惑自然給了白居易很深的體會。
是以，他在貶官江州時期，議論民生疾苦，反映現實政治的詩文有所減少，閑官形象開始形成，但他想要參與政治的熱情沒有消失。
在忠州當職期間的種種作為，是白居易對于像擔任江州司馬那種閑職讓自己兼濟天下的情懷無從實作的反抗。
仕途後期的他不再鋒芒畢露、有感就發，而是能經過自我的反思與消化，以更加切合官場的行為和實踐來履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晚年的白居易以閑職太子賓客的身份在東都洛陽的詩酒風流中度過。
這種中隐觀，具體表現為身閑心無事，白日為我長。我若未忘世，雖閑心亦忙。世若未忘我，雖退身難藏。我今異于是，身世交相忘（《池上有小舟》），未能同隐雲林下，且複相招祿仕間。随月有錢勝賣藥，終年無事抵歸山（《同崔十八寄元浙東王陝州》），還有無妨隐朝市，不必謝寰瀛。（《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等身在朝廷、心似雲林的做法，是對中隐的最好說明，這種處世觀念運用得好可以使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寵辱不驚。
姑且稱白居易的處世方式為白氏哲學，在面對逆境時，他以“兼濟”和“獨善”作為人生的調節器，克制自我的欲望，來追求内心的平衡。
再濃縮一下，即樂天思想，是一種聽任發展、不過不及、品物流行的态度，是可以轉化為一種解決現實困境的方法論。
白居易較少拘泥于具體事物，思想性格豁達通變，能看到事物之間互相轉化的關系，認為絕望與希望是一體的，是以他對自己的人生仕途從不悲觀。
道行無喜退無憂，舒卷如雲得自由。良冶動時為哲匠，巨川濟了作虛舟。（《和楊尚書罷相後夏日遊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楊侍郎同行》）這種道行無喜、與物俯仰、和光同塵的性格特征，以及萬物各得其所（《戰國策·秦策三》）的闊大胸懷，是其樂天思想生活哲學的完美展現。
白居易以不偏不倚、不落兩邊、以中為勝作為其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
置心世事外，無喜亦無憂（《适意二首》其一），悠悠身與世，從此兩相棄（《适意二首》其二），外在的物質追求和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沖突在白居易這裡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表現出又真又俗的人生态度。
人生不就是失意和得意的結合嗎？要能欣賞花開的落英缤紛，也要接受花落的結果。
白居易在這時已經能平淡地接受自己的命運，挫折時細心等待，順境時從容以待。
隻要是能夠緩解自己的心理失衡的哲學思想，白居易都一律用來建構自己不偏不倚、樂天适足的人生哲學。
白居易的生存哲學，即樂天思想作為傳統人格的典範，對後世的影響大緻為：在官場中，其以用舍行藏的理念給後世文人在仕途方面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法寶；其藝術和審美人生給後世文人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路徑。這兩個方面是互相滲透的。
白居易作為漫步在儒、釋、道三家之中的精靈，靈活地在官場中遊走，這與其審美藝術化的人生是一體化的。
當兩者混合發揮作用時，對後世文人的官場仕途和審美化的人生則有着深刻的影響。
下面筆者将着重論述這種“樂天”思想的生存哲學對蘇轼的影響。
對樂天思想的接受背景宋代經濟、文化繁榮，物質基礎豐厚，朝廷想要用物質享受籠絡官員，官員們也能借這種奢華生活避免朝廷的猜忌，是以縱歌享樂之風盛行一時。
白居易詩歌中流露出的那種閑适、曠達、安樂的旨趣正好迎合了當時的社會風氣。
白居易的生活方式是一種詩意化的、審美化的，以“樂天”思想來看待周圍的一切，追求休閑、超脫的精神。
是以，當我們讀白居易的詩文時總能帶給我們一種精神愉悅性。
白居易後期追蹤佛老，以陶潛的生活态度為楷模，将陶潛的順化自然、返璞歸真的人生追求内化成了他自己獨具個性的生存哲學，以閑散之心漫步官場，總是在平淡悠閑中表現出自己的意緒情志。
是以，那種生活優渥、閑适自得的文人最後會把眼光自覺地投射到白居易身上，找到心靈的歸屬。
其中，受白居易影響很大的詩人是蘇轼。
對蘇轼的影響
南宋羅大經也說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鶴林玉露》）。蘇轼作為中國曆史上難得的曠世奇才，一生可謂跌宕起伏。
在北宋中葉，蘇轼面臨着嚴重的朋黨鬥争，處境艱難。
自進入官場到終老之年，蘇轼遭遇了衆多的政治變故，在中央做官的年數不足七年，其餘一直被貶谪到地方，晚年還一度越貶越遠，落魄南荒。
凄苦的程度，人何以堪？在這種起起伏伏中，蘇轼一直保持樂觀曠達的心态，能超越外在的現實苦難而達到精神上的解脫，從未向命運屈服。
即使他身處苦難之中，也能夠對如何在社會上生存、如何更好地調試自我等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并踐行到自我日常生活中。
在面對世界和人生時，他能夠随緣自适，肆意潇灑。
他的這種處世哲學與白居易有着高度的相似之處，更能從白居易留下的精神養料中找到自己所需的成分。
這即是在白居易“中隐”觀的基礎之上，融入自己對命運的思考，形成一種可仕可隐的政治道路。
從思想方面來看，以蘇轼為首的蘇門詞人群體，相比較而言這種文士身份在選取指導思想時，會較為關注積極向上的處世方法，很自然地就走向中和、圓融的思想方面。
這種方向與白居易的生存哲學實屬一類。
是以，我們拿蘇轼在面對新舊黨争時的态度和白居易在對待牛李黨争時的态度作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兩者相同的處理方式。
這種類似的處境和身份特征使得蘇轼對白居易的處世哲學表現出了極大的贊同，效仿也就不難了解了。
樂觀曠達的心态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蘇轼在對待仕途和處理人生出處時所采取的方式。
衆所周知，發生在元豐二年（1079）的烏台詩案，是蘇轼仕途上的轉折點，卻也是他精神上的浴火重生。
這次貶谪和白居易的江州之貶對比來看，會使蘇轼對白居易的體會更深，更容易加深對其的認同。
再加上白居易在擔任忠州刺史時，對人生的體會更進一步，能夠自在地欣賞身邊的風土人情和自然景物，于城東坡地種花，作了《東坡種花》《步東坡》《别東坡花樹》等組詩，對蘇轼東坡一号的來源有着直接的影響。
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着，大略相似。谪居黃州，始号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
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對蘇轼的影響軌迹。
蘇轼還屢次以白居易自稱，如詩句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轼以去歲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出處依稀似樂天（《予去杭十六年而複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我似樂天君記取（《贈善相程傑》），我甚似樂天（《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等，均能看出蘇轼是有意識地以白居易的樂天自居。
當然，我們很清楚地知道，蘇轼一生的仕宦道路比白居易要坎坷得多，曾自嘲地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
對于蘇轼這種天生的樂天派而言，他并沒有被生活中的艱難困苦所打倒，而是能在逆境中苦中作樂。
他能以審美的眼光來看待一切事物，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臨臯閑題》）。
身處偏遠困苦之地時，他卻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 / 食荔枝》），不固執于苦難，而是轉換眼光找尋幸福。
在蘇轼身上，我們看到了那種人間有味是清歡（《浣溪沙·細雨斜風作曉寒》）的對人間淡然諸事的喜愛，那種此心安處是吾鄉（《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的從容不迫，那種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的真正曠達。
是以，在白居易的悠然閑适的人生觀的基礎之上，蘇轼最後超脫以曠達出之。
蘇轼晚年的貶谪之地越來越遠，年齡越來越老，生活越來越苦，是以曠達的程度也越來越深。
明代的詩論家袁中道也認為蘇轼和白居易在某些方向是可謂趨同的，如心操等方面。
細化來看，兩者在精神上确實非常契合，但深入對比，白居易不能徹底擺脫生活庸俗的那一面，蘇轼則能徹底掙脫。
雖然蘇轼還是身處官場，但他能抛開名利俸祿，以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孤館燈青》）的觀念面對生活的浮沉，無須大喜大悲，看淡一切得失、禍福榮辱，掙脫外在對心靈的束縛。
這其實是對白居易樂天思想哲學觀的一次超越，已經成為後世文人在處于人生低谷時的自救哲學，既堅守節操，又修身養性。
我們當然可以說蘇轼追逐的白居易隻是自己處于相同的困境時而幻化出的幻象，是為了能讓自我堅定而找到的參照物，是以在原有的觀念基礎之上，必然融合自身的情感意念和人生感悟，發展成為自身獨特的精神旗幟。
綜合以上觀點，蘇轼之是以喜愛白居易，是因為在其生活困頓之時，在宦海浮沉之中與白居易有相同的處境而感同身受，進而産生自我勉勵之心。
由白居易的樂天思想而發散，于是蘇轼在面對政治失意、個人受困時，懷有樂觀之心，将兼濟天下和個人獨善整合到一起，進而建構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處世态度，進退自如，灑脫曠達。
蘇轼将自己的個體生命無限窮盡，将人類文化提純到無限高度，真正抵達了生命的廣度和深度。
總體而言，白居易的樂天思想給後世留下了多元度、多層面、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這影響既展現在人格範式的建構、日常生活形态上，也展現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當然最為重要的是在詩歌上，它向我們傳達了白居易的人生思考與感悟，讓我們能更好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建構更好的符合社會發展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