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2日，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樂在京逝世，享年83歲。 人民視覺/供圖
1981年，中科院召開學部委員大會，時任中科院黨組副書記胡克實向鄧小平彙報。鄧小平特别問道：“有50歲以下的沒有？有40歲以下的沒有？”胡克實說，最年輕的是楊樂，41歲。
從1977年名字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大标題上、一夜間成為全民偶像，到成為最年輕的院士，楊樂的人生大幕才真正拉開。在之後四十餘年的歲月中，楊樂完成了從“數學明星”到管理者的轉變，成為中國數學界的掌舵者之一。
菲爾茲獎首位華人得主丘成桐表示，如果選擇仕途，楊樂也完全有機會，“但他不求名利，覺得中國的數學前途比什麼都重要。他的無私讓人佩服，他為中國數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丘成桐說：“‘國士無雙’這4個字，他當得起！”
2023年10月22日，楊樂在京逝世，享年83歲。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在訃告中這樣寫到，“楊樂是中國數學界的一個領袖，是一個時代的楷模。”
“沒有任何學位”，做出“國際一流水準”
楊樂從上國中時就喜歡數學。高中時，恰逢國家“一五”計劃開始實施，為響應“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的号召，不少年輕人都選擇學習工科，“清華大學的電機系是大家公認最理想的科系和專業”。
這讓楊樂覺得沖突，但他覺得自己還是“對數學比較愛好、更有興趣”。1956年，楊樂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6年後，他與同學張廣厚考上了中科院數學所熊慶來的研究所學生。熊慶來是中國數學界元老級人物，數學家陳省身、華羅庚，實體學家錢三強等都是他的學生。
在數學所讀研時，楊樂展露出學術上的天分。大學時，楊樂的研究方向是函數論中偏重于廣義解析函數；進入數學所後，楊樂名義上是函數論專業，具體方向确定為函數值分布理論。按照數學所的培養模式，研究所學生等同于初級研究人員，可以一邊學習，一邊開展學術研究。進入數學所兩年後，1964年起，楊樂開始發表文章。
“當時，國内學術界與國際上幾乎沒有任何交流，我們并沒有注意到國際上的最新進展。”楊樂說，在熊老的指引下，他們通過對法國經典理論的深入鑽研，迅速接近研究工作的前沿，達到國際先進水準。
1965年1月，楊樂和張廣厚用法文完成了論文《解析函數族在具有重值時正規定則的研究I：一個新定則與應用》；同年9月，《中國科學》發表了該論文。
倘若要追溯楊樂的學術之路，他和張廣厚合著的這篇論文或許是一個好的開始：自此，他們的研究成果開始在國際上得到認可。
楊樂回憶，文章發表後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所有的學術活動都停頓了。直到1971年，中科院的政策松動，他們才有機會去查閱文獻。
在圖書館，楊樂和張廣厚發現，1969年，一名美國學者在博士論文中引用了前述倆人合著的文章與楊樂196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該學者的論文發在了非常有名的國際數學期刊上。
這位美國學者在論文中指出，楊樂和張廣厚的研究“解決了英國數學家瓦特·海曼（Walter Hayman）1964年在倫敦國際函數論會議上提出而未解決的一個問題”。但因為缺乏學術交流，倆人當時甚至不知道瓦特·海曼提出的問題是什麼。
1965年夏天，熊慶來覺得學生們已經完成了學業，并做了比較好的研究工作，可以提前畢業。為此，他向數學所寫了一個正式的報告，但因故事情未成。
“這樣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也就無所謂畢業了。”楊樂說，有時，在一些場合或者比較正式的媒體，會把他說成碩士學位，“似乎還有些擡舉的味道”。事實上，他和張廣厚在北大讀了六年，又在中科院數學所讀了四年，卻沒有任何學位。
“當然，我從來沒有提出要求去更正、說明，隻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這個說法說明完全不了解當時的曆史，未免有點畫蛇添足，不夠嚴肅。”楊樂解釋。
“文革”期間，數學所的位置略顯尴尬。“隻要運動一來，都會想先到數學所折騰一下。”楊樂推測，這可能源自當時對基礎研究的漠視：“在有些人眼中，數學所是否運轉關系不大，誤不了大事。不像那些承擔國防任務，或者與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研究所，有開發尖端産品和高新技術的任務，需要盡量保持穩定。”
但到了1976年5月，美國純粹和應用數學代表團訪華，“尴尬”的數學所，有了用武之地。
“科技方面，前沿研究、尖端技術都涉及應用，免不了會和軍事技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比較敏感，不容易達成協定，而基礎學科相對簡單。”在楊樂看來，相較之下，在基礎學科中“相對超然”的數學，成了雙方的選擇。
美國代表團通路期間，楊樂用英語分享了4個研究結果。他記得，演講結束後，代表團熱烈鼓掌，說他和張廣厚的工作“both deep and new”（既深刻又新穎）。
美國代表團回國後，在一份報告中把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和楊樂、張廣厚研究的“函數值分布理論”并列為國際一流水準。
常州華羅庚紀念館陳列的數學家華羅庚（右二）與學生陳景潤（右一）、楊樂(左一)和張廣厚(左二)的曆史照片。人民視覺/供圖
最年輕的學部委員
1976年7月，中科院專門出了一份簡報，簡要記錄了楊樂等人的研究與國際上的好評。當時正值多事之秋，簡報并沒有引起很大反響。但後來，有人注意到這份簡報，新華社是以派人來數學所采訪。
1977年2月26日，新華社的長篇報道《楊樂、張廣厚研究函數理論獲得重要成果》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同日，全國各大報紙也在第一版刊登了新華社的這篇通稿。
一年後，1978年1月，以陳景潤為主角的長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刊登在《人民文學》上。自此，楊樂、張廣厚、陳景潤三人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人物。
多年後，根據《數海滄桑——楊樂訪談錄》一書的記載，楊樂在回顧這段往事時分析，彼時，随着黨和國家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長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到了非調整不可的地步。形勢逼人，但又積重難返，兩難之下，樹立楷模、表彰知識分子就成為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至于為什麼是數學所三人，楊樂覺得，這和中科院是最早解凍開展學術研究活動的機構有關，也和數學學科的特點有關，而自己隻是“恰好被選上”。
早在1971年年底，數學所就恢複了“文革”前的研究室編制，“至少在理論上恢複了研究工作”；1972年7月起，周恩來多次在不同的場合提醒中科院，“要注意基礎科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
“搞數學研究，條件相對簡單，不需要複雜、精密的實驗裝置，也無需一個大的研究團隊互相配合研究過程，主要是數學家的個人思維與演算。”楊樂回憶，“文革”期間是不能看書的，那時候如果看專業書，還想做研究、寫論文，就會被批有所謂“成名成家”的思想，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隻有陳景潤和我們少數幾個人，真正看書做研究。”在楊樂看來，在北大的6年和數學所的4年，國家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依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環境、耗費許多财力和物力培養他們，“如果不做點什麼，對于個人實在說不過去”。
名字登上《人民日報》頭版的第二年，1977年6月，楊樂和張廣厚受邀到瑞士蘇黎世參加學術交流活動。楊樂将邀請信交給了中科院，中科院外事局起草報告遞交給了時任中科院院長方毅。沒想到的是，這份報告竟然驚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當時的中央最高上司人都在報告上面畫圈表示同意。”楊樂回憶，他們1978年4月到蘇黎世參加的學術會議，後來被證明是1966年6月以後國内學者首次以個人身份到國外參加的學術活動。
在國内，不少青年也受楊樂、張廣厚、陳景潤三人的影響，走上數學之路。1978年，數學所恢複招收研究所學生，原定的招生人數是27人，但報名人數卻超過了1500人。對此，楊樂看得通透：“由于陳景潤與我和張廣厚當時曾被媒體重點宣傳過，是以報考我們的學生很多，有一定的盲目性。”
據《中國科學報》報道，也是這一年，北京郵電大學原校長喬建永參加聯考，他的志願清一色填的是數學；中科院院士袁亞湘上大學時，選的專業也是數學。
中科院數學院研究員李文林與楊樂共事多年。他記得，在那個出差需要介紹信的年代，他拿着有數學所落款的介紹信去住旅店，都會得到服務員的追問：“是陳景潤、楊樂、張廣厚的那個數學所嗎？”
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天津人孫國棟是《律師文摘》主編。他記得，從小到大，作文課上寫得最多的題目就是《我的理想》。童年趕上“文革”，孫國棟和許多男生一樣，理想是“當解放軍”。
1978年，孫國棟上國小三年級。“一時間，‘四個現代化’‘向科學進軍’成了挂在嘴邊的熱詞。”孫國棟回憶，“今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中國竟然有那樣一個時期，數學家成為萬衆矚目、全民追捧的明星。”
孫國棟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己從學校的廣播裡聽到了楊樂和張廣厚的事迹後，國文課上，老師還要求大家“給楊樂和張廣厚叔叔寫一封信”。“在國文課上給數學家寫信，楊、張兩位叔叔第一次打通了文理界限。”孫國棟說，再寫作文時，不少同學的理想也變成了數學家。
名字登上《人民日報》頭版三年後，1980年，楊樂增選為學部委員（編者注：即後來的院士）。楊樂是這批學部委員中最年輕的，當選時未滿41周歲。
“知世故”的一面
成名之後，在反複強調幹部年輕化的背景下，楊樂開始擔任一些行政職務。1982年年底，在數學所副所長陸啟铿的“一再動員”下，楊樂出任數學所副所長，後又擔任所長。
在擔任副所長期間，他與所長王元提出要辦開放型研究所，加強與各大學、其他研究院所之間的交流。實際上，早在1980年，楊樂與張廣厚在向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彙報出國感受時，就對如何辦好研究所有自己的思考。他說，國外的大學數學系貫徹教授治校的方針，系裡行政人員少而精幹，以教授為中心，服務于科研；其次就是不搞“近親繁殖”。
1986年，中國數學會開始醞釀換屆選舉。作為當時的數學會秘書長，楊樂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有：新當選的理事，年齡必須在60歲以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學術組織的上司機構出現老化僵硬與學術壟斷，讓更多年富力強的學者加入進來，各分支領域均衡發展。
楊樂回憶，當時的數學會理事長、泰鬥級數學家吳文俊得知此事後，很孩子氣地說，你們現在這樣改，就是讓我們下去。對此，楊樂事後解釋，“其實，吳先生比較淡泊名利，對擔任什麼職務都無所謂，并不在意這個理事長的頭銜。”
當時，出于對吳先生的尊重，楊樂沒有說什麼。在隔年舉行的第五屆全體代表大會上，他推動實施了這一改革方案，而自己在那一屆理事會上沒有擔任任何職務。
到了2010年前後，數學會有人想把“新當選的理事年齡不能超過60歲”的限制提高至70歲，特地來征求楊樂的意見。楊樂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說，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都可以做到鼓勵更多的新生力量參與學術管理，到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還要考慮照顧老人，不太合适。後來，這個提議不了了之。
缺錢，是那個年代科研人員心中的痛。楊樂還記得，直到1998年年底，數學所裡最高的工資還不如計程車司機。在與外國專家舉行會談時，因為經費緊張，數學會租不起專門的會議室，就利用飯店裡的咖啡廳，把裡面的桌子拼起來。
1990年，第一個所長任期結束時，因“經費拮據，很難有所作為”，楊樂曾向院上司請辭，後經再三勸說留任。1995年1月，第二任期期滿的楊樂，不顧中科院的挽留，堅決辭任了所長一職。但到了1998年，中科院整合了原本從事數學研究的4個研究所，成立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59歲的楊樂又再度出山，成為首任院長。
改革難度十分巨大：數學院創新基地有嚴格的人員名額限定，原來4個研究所有行政人員100人、科研人員400人，創新基地名額隻有200個。而且為了保證基地的創新活力，要求平均年齡不能超過40歲。誰進誰不進，觸及個人利益，阻力可想而知。
楊樂重新出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覺得“有些壯志未酬。我擔任了兩任所長，受困于經費沒能施展拳腳，這是一個機會”。
改革後，進入創新基地的人員待遇大幅度提升，正研在5000元左右；未進入基地的待遇也有所提升，從1000元提高到3000元，可以照常做科研。為吸引優秀的年輕人，改革中給一線最優秀的青年學術帶頭人的月薪達萬元，而過去數學所工資最高的楊樂、王元等院士是6000元。
丘成桐評價楊樂是“品性溫純、待人以誠”。在張廣厚彌留之際，他整夜守護在病床旁；當他聽說一位剛從國外回來的科研人員病重卻住不進病房時，便親自出馬到醫院交涉，直到從業人員答應馬上解決才罷休。
作為數學家，楊樂還有非常“入世”的一面。李文林回憶說，一次，數學院新樓要裝電梯，但電梯廠家的報價比較高，一名分管基建的副院長和對方怎麼溝通都不行。對方是中日合資企業，楊樂知道後，就拿着一張自己和日本皇太子、太子妃的合照就去了。靠着這張照片，楊樂如願拿到了優惠價。
牟廣豐曾任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秘書處處長，楊樂夫人黃且圓是他的表姐——黃且圓是楊樂的大學同學，其父是著名水利學家黃萬裡。牟廣豐記得，在楊樂當所長期間，一次，他去對方家裡做客，晚飯後聊天時，客人不斷，“有的要評職稱，有的要分房子，都來找他”。
當時，牟廣豐就問楊樂，專家擔任行政職務，是不是一種人才流失？楊樂聳了聳肩說：“毫無辦法。”
“像楊樂這樣德才兼備的年輕數學家被提拔擔任一些上司工作是自然的事。是以，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楊樂即将相當一部分精力用于此（社會工作）。” 已故中科院院士王元曾撰文表示，“不可否認，社會工作消耗他（楊樂）過多的精力。”
2022年7月31日，由東南大學、清華大學等共同主辦的第九屆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ICCM）在南京舉辦，ICCM數學貢獻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樂（中）登台領獎。人民視覺/供圖
“我們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
在擔任行政職務的同時，楊樂表示，自己的科研工作還是“盡量在進行”。
讓楊樂與張廣厚成名的函數值分布論有着悠久的曆史，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也曾是整個數學發展的主流方向。但楊樂清醒地認識到，曆經半個世紀的發展，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已經趨于完善，自己能做出突出成果是“有運氣的”。
楊樂是以覺得，不宜再引導很多青年學子投身其中，這也是他早期并未招收學生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即便開始招生，楊樂的原則也是少接收學生。在近四十年的導師生涯中，楊樂正式招收的研究所學生隻有7名，加上指導的博士後研究所學生，一共也就10名左右。
楊樂曾告訴學生們，函數值分布論僅作為他們研究所學生時的訓練，“以後應轉到其他富有生命力的研究領域”。
其實，楊樂本人也嘗試過改變研究方向。王元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1981年4月，在合肥的中科大，楊樂向華羅庚與科大數學系師生做了工作彙報。報告中不僅有值分布理論，還用到了泛函分析等，“這說明楊樂做過努力來拓展他的研究領域”。
2002年年底，楊樂從數學院院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後，尤其是70歲以後，基本不再在科研一線工作了。除了受研究方向的限制，也和一些年輕時的觀感有關：楊樂曾見過天賦異禀的前輩，在晚年仍然堅持發論文，但從學術上來講，老人的論文已經缺乏新意。
楊樂曾和張廣厚私下議論過：“我們過了60歲，就不要做這種勉為其難的事情發表什麼論文了。”“知進退，内心笃定，清醒而自由。”《中國科學報》就曾在報道中這樣描述他。
此後多年，楊樂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中科院晨興數學中心上，這是他與丘成桐在1996年建立的科研中心。丘成桐擔任學術委員會主任，楊樂是副主任。經曆過閉塞的年代，楊樂深知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晨興數學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起了國内外學術交流的重任。
丘成桐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他們想把中心辦成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數學科學研究所那樣的機構，但那時的中國還比較閉塞，“要花很多工夫”：一方面，要說服海外的數學家來；另一方面，要說服中國的其他機構派年輕人來學習。
丘成桐說，自己有很多想法，但當時他長期不在中國，主要完成人都是楊樂，“中間遇到過很多困難”，但楊樂“真的很勇敢，挺住了”。
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李文林就表示：“他（楊樂）身上是有一種明确的曆史責任感的，就是要推動中國數學的發展。”
楊樂去世後，李文林曾在多個場合回憶起兩人之前的一次見面。那是2019年秋冬之際，李文林從數學院出來往家走，遇到了同樣從辦公室出來的楊樂。兩人邊走邊聊，到了路口要分開的時候，楊樂回過頭來，和他說：“我們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
（參考書籍：《“偶像”數學家楊樂：半個世紀的進與退》）
南方周末記者 李桂
責編 錢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