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國民黨軍隊先後取得了金門島戰役和登步島戰役的勝利，毛澤東主席在《關于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中，沉痛地寫道：
“有此次損失，為解放戰争以來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為輕敵和急躁所緻。”
戰鬥結束之後，身在台灣陽明山居住的蔣介石大喜過望，馬上給身在美國的妻子宋美齡發送電報，炫耀在戰鬥中取得的戰果。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派出他的兒子蔣經國飛往金門島進行視察，俨然把這兩場戰鬥當成“反攻大陸”的轉折點。
很快，身在台灣陽明山居住的蔣介石，收到了來自時任國民黨駐美國大使顧維鈞的來電。
蔣介石
顧維鈞向蔣介石轉述了挪威駐美國大使的密電，在對國民黨軍隊取得兩場戰役勝利表示贊賞的同時，還要求蔣介石能夠親自前往大陸一趟，能夠極大的鼓舞軍隊的士氣。
從顧維鈞的話語當中，傳遞出了一個資訊，那就是“要想獲得美國更多的援助，蔣介石必須親自奔赴前線指揮作戰”。
1949年11月14日上午十時，蔣介石乘坐“中美号”專機從台北的松山機場起飛，冒險深入重慶，親臨指揮國民黨軍隊在西南地區的作戰。
蔣介石在當天所寫的《蔣介石日記》中，這樣記述：
“公記此行之感想，此次飛渝，乃為中華國之存亡，與全國人民之禍福之最後關鍵。如蒙邀上蒼眷顧，果能轉變局勢，使國家轉危為安，勘亂戰事轉敗為勝，實乃黨國之幸。若以現局而論，實已至危急存亡之秋了。言念前途，不知所止，惟内心則不愧不怍，故能無憂無懼耳。”
李宗仁
當天下午四時，“中美号”專機抵達重慶的白市驿機場，蔣介石第一時間給“代理總統”李宗仁發送電報，要求李宗仁前來相見。
不巧的是，就在這一天，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經離開重慶，飛往南甯。随後，李宗仁以“就醫”的名義飛往香港，然後轉飛美國，一去不歸。
剛一走下飛機，蔣介石直接前往重慶西郊的林園，在這裡居住和辦公。
1949年11月25日下午四時，時任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的威廉·諾蘭和他的夫人飛抵重慶，被蔣介石接到林園，并奉為上賓，盛情款待。
随着威廉·諾蘭的到來，蔣介石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威廉·諾蘭說道：“國民黨軍隊隻要再堅持六個月，美國就會出兵助你一臂之力。不用擔心蘇聯會不會參戰，若是蘇聯參戰，美國更加有了出兵的理由！”
重慶林園
有了威廉·諾蘭的加油打氣，蔣介石十分興奮，因為這是反攻大陸的最後機會了。
為了堅持六個月的時間，蔣介石決定背水一戰，他指令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派出一個軍的兵力增援重慶，準備做最後的垂死掙紮。
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突然發現一個緻命的問題，那就是在酉陽、秀山、黔江和彭水一帶沒有部署兵力。為了阻止解放軍乘隙而入，他緊急指令徐正綱率領的第263師火速開往酉陽和秀山，沿着川湖邊界進行布防。
可是，第263師在副師長陳國璋的率領下，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就被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包圍，全軍覆沒。
見此情景，蔣介石更加慌了，他再次給正在四川北部設防的胡宗南發送電報，要求把王牌第一軍在十日之内調來成都平原，用八百輛卡車連夜運送，以求扭轉戰局。
在時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劉宗寬的裡應外合之下，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和賀龍率領的第一野戰軍第18兵團，将國民黨軍隊打得措手不及。
就連居住在林園的蔣介石，都能聽到遠處激烈的槍炮聲。
眼看重慶即将朝不保夕，蔣介石下令，将關押在白公館和渣滓洞裡面的革命志士全部殺害，并做好了逃離重慶的準備。
縱然有萬般不舍，蔣介石也不得不做出決定。
逃離重慶，開啟在成都的十天倒計時
1949年11月29日夜裡，此時的重慶已經亂作一團，蔣介石乘坐汽車前往白市驿機場，路上一度被擁堵了三次，直到午夜時分才抵達機場。
然而，由于白市驿機場沒有夜航裝置，“中美号”專機無法馬上起飛，蔣介石隻好在心驚膽戰當中等到了天亮。
第二天淩晨六時，蔣介石全然不顧惡劣的天氣，依然讓“中美号”專機強行起飛，很快抵達了成都。
1949年12月1日，在成都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裡面，蔣介石把西南地區的進階軍官全部召集到這裡，準備進行最後的部署。
其中包括，時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主任鄧錫侯、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四川省主席兼第七綏靖區司令長官王陵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川陝甘邊區綏靖公主任胡宗南等人。
随着劉宗寬投誠解放軍，蔣介石任命張群接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
蔣介石的心裡知道，此時的局勢對自己非常不利，即便如此，他依然想要守住西南地區，企圖把西南地區作為在大陸最後立足的地方。
在這種情況之下，身為“代理總統”的李宗仁卻選擇了臨陣逃脫，把國民政府的行政大權交給了閻錫山，蔣介石一定對他恨之入骨。
除此之外，蔣介石還對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骅、國民大會秘書長洪蘭友等人明确表态說：
“今日國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千鈞一發之時，我不忍心袖手旁觀，見死不救。現在隻有本着光明正大的态度，決心複行視事，以換大廈之将傾。至于成敗利害，一概在所不計。”
當時，西南地區勢力最大的軍閥分别是“西康王”劉文輝、“四川王”鄧錫侯和潘文華、“雲南王”盧漢，他們各自掌握着當地的軍隊，表面上歸順蔣介石，暗中卻與解放軍進行聯絡。
蔣介石認為，雖然他們四人“各懷鬼胎”，但想要穩固西南地區，僅僅依靠胡宗南這一支嫡系部隊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借助他們四人的力量。
是以，蔣介石對他們極力拉攏，并委以重任。
早在1949年10月下旬，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帶領少數親信來到成都，與鄧錫侯、潘文華等人研究國共内戰的走向，企圖為自己留出一條後路。
劉文輝
這種行為引起了蔣介石的警覺，于是派出特務秘密監視劉文輝的一舉一動。
當時的國民黨特務簡直是無孔不入，凡是被他們盯上的人，必定是兇多吉少。毛澤東主席在《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當中，曾經這樣寫道：
“這些無惡不作的特務，簡直比諸唐之周興、來俊臣，明之魏忠賢、劉瑾之流，有過之而無不及。”
劉文輝是一個聰明人，尤其是在解放軍解放重慶之後，蔣介石倉皇逃到成都，他意識到，蔣介石的潰敗已成定局，是時候跟蔣介石徹底決裂了。
可是，國民黨特務一天到晚監視着劉文輝的家裡，讓他的行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于是，就會問表面上裝作聽從蔣介石的訓示，暗地裡調集了兩個連的士兵駐紮在家裡，又在外圍部署了兵力，準備随時向國民黨特務動手。
除此之外，劉文輝還跟鄧錫侯商量出來了一套應對政策，那就是“針對蔣介石提出的具體要求，能推就推，實在推不掉的，那就往後拖，拖得住就拖，拖不住就走”。
蔣介石固守西南，企圖東山再起
1949年12月2日下午，時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群奉蔣介石的指令，登門拜訪劉文輝，他的目的是與劉文輝商量接下來的“川西會戰”。
張群剛一開口，劉文輝瞬間意識到，這是蔣介石派人來試探自己的。
根據與鄧錫侯的商定，劉文輝一邊表示說，自己率領的第四十二軍一定會全力配合胡宗南的“川西會戰”。一邊又表示說，第四十二軍是雜牌軍隊，武器裝備落後，兵力比較分散，短期内很難把軍隊集結起來。
眼看試探不出劉文輝的口風，張群隻好無功而返，連忙回去向蔣介石複命。
鄧錫侯
根據《事略稿本》一書中的記載，1949年12月3日的整個上午，蔣介石都在跟蔣經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閻錫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兼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主任黃少公等人，商讨“黨國大業”。
甚至，蔣介石還打算把國民政府遷到西昌。
随後，蔣介石檢閱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全體師生，在走上演講台發言的時候，他隻說了一句“同學們”，就眼含淚水，再也講不下去了......
這天下午，蔣介石再次派人來到劉文輝的家裡，要求劉文輝、鄧錫侯兩人，與胡宗南一起指揮作戰，平時在一塊進行辦公。
為了進一步控制劉文輝和鄧錫侯，防止他們兩人有“異常舉動”，蔣介石還以“保護家屬”的名義，将他們兩人的家屬送到台灣，其實是想要把他們的家屬當做人質。
此言一出，劉文輝和鄧錫侯以“家人水土不服”為由，拒絕了這一提議。
12月4日，解放軍攻陷泸州，得知這個消息，蔣介石感慨地說：“泸州失陷，則西昌屏藩之樂山亦必危及。”
然而，蔣介石還要拼死一搏，他指令胡宗南将部隊調集到自流井和内江一帶，以此來阻止解放軍挺進樂山。
可是，蔣介石的指令還沒有來得及傳達給胡宗南，自流井和内江就被解放軍占領，所謂的“絕地反攻計劃”再次化為泡影。
這樣一來，國民政府遷到西昌也就行不通了，蔣介石手裡隻剩下雲南這一最後王牌。
12月6日傍晚，擔任成都北門城防的一個連長匆忙向劉文輝彙報說：“胡宗南部隊的盛文已經被蔣介石任命為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的部隊将于12月7日晚上6時前來，接替北門城防的任務。”
劉文輝
成都的北門城防原本是由劉文輝的部隊負責的，如今蔣介石換成了自己的嫡系部隊，這讓劉文輝和鄧錫侯等人十分恐慌。因為，一旦北門城防被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把守，劉文輝和鄧錫侯将再也走不出成都，徹底斷絕了他們的退路。
劉文輝和鄧錫侯意識到，這蔣介石要對他們下手了。
12月7日上午，蔣介石派人通知劉文輝和鄧錫侯，要他們兩人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北校場談話，并趁機實施拘捕。
劉文輝和鄧錫侯得知消息之後，經過短暫的商議，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一定要在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接管北門城防之前離開成都。
劉文輝乘坐汽車走到成都的北門，卻發現這裡已經是盛文的部隊在把守，他們就提前下車，從城牆的缺口處翻牆逃了出去。
鄧錫侯則是以出城打獵的名義，順利離開了成都。
就在同一天，蔣介石單獨召見張群，指令他馬上飛往昆明，前去安撫時任雲南省主席盧漢。
因為劉文輝和鄧錫侯已經逃離，随時有揭竿起義的可能性，不能再讓雲南的盧漢效仿他們。
與此同時，蔣介石一邊訓示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閣錫山，要做好國民政府遷往台灣的準備。一邊給身在台灣的陳誠的發送電報說：“中定明日飛西昌坐鎮，政府決遷台灣，望台省各民意機關多有精誠擁護之表示。”
在《蔣經國日記》中，有些這樣的記載：
“乃父對于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曾經數度研究。其初，拟遷西昌，固守西南，俟機反攻收複失土。到此乃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矣。故作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台灣台北，大學營設定西昌，成都設防衛總司令部。”
盧漢
12月8日下午，張群在雲南面見盧漢結束之後，從昆明乘坐飛機傳回成都，第一時間就想蔣介石做了彙報。
張群說道：“盧漢的舉動有些反常，他說自己正在戒煙，隻想着向我們要錢要槍，完全不顧往日的義氣和私情。”
此時的蔣介石還不知道，盧漢已經提前把家屬送去了香港，為接下來的起義免去了後顧之憂。
盧劉鄧宣布起義，蔣介石逃回台灣
12月9日上午，蔣介石召見第八軍軍長李彌、第二十六軍軍長餘程萬和第九十三軍軍長龍澤彙，要求他們與張群一同乘坐飛機遷往昆明，繼續做盧漢的說服。
然而，盧漢已經決心發動起義，不想再把時間浪費在與蔣介石的糾纏當中，起義計劃迫在眉睫。
盧漢
盧漢首先調集雲南的部隊，随時最好戰鬥的準備，然後把昆明機場的所有飛機扣留，禁止加油和起飛。
當天晚上九時，盧漢以“邀請國民政府中央駐雲南軍事首腦召開緊急會議”為由，将第八軍軍長李彌、第二十六軍軍長餘程萬、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等人，統統請到盧公館，随即将他們囚禁了起來。
盧漢的這一舉動，無疑是在表明，自己将要發動起義了。
随後，盧漢向雲南全省發表廣播講話，強調指出：
“茲為保全全省1200萬人民之生命财産，實作真正和平和民主統一起見，特自本日起，脫離國民黨反動中央政府，宣布雲南全境解放。”
在宣布起義的那一刻起，盧漢宣布成立雲南軍政委員會，并任命各個部門的官員。
就在盧漢在雲南通電起義的同一時間，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在彭縣的隆興寺，共同釋出了起義通電，具體内容如下：
“等于過去數年間，雖未能及時團結軍民，配合人民解放戰争，然亡羊補牢，古有明訓，唯非今是賢者所，昨非今是賢者所諒。茲為适應人民要求，決自即日起率領所屬宣布，與蔣、李、閻、白反動集團斷絕關系，竭誠服從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治委員之上司，所望川康全體軍政人員一律盡忠職守，保護社會秩序與公私财産，聽候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之殘餘，以期川康全境早獲解放。”
看到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在彭縣宣布起義，讓落介石的心裡頓感失落，他擔心“西安事變”的事件将會再次上演。
在蔣經國、胡宗南等人一再要求之下，蔣介石最終決定盡快離開成都，退回台灣。
但是，蔣介石依然不甘心失敗，他指令胡宗南留在成都，繼續率領國民黨軍隊鎮壓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的起義。
賀龍、劉文輝和鄧錫侯
蔣介石在12月9日當天晚上的日記中，是這樣記述的：
“晚接，閱西昌告急，即電顧祝同總長，令速解決劉文輝、鄧錫侯所部，并加緊西昌空運。電曰：‘元靖真電諒送，據其電中所稱，伍培英已接劉鄧灰電，擁護人民政府，服從朱毛政府，則劉鄧已叛變無疑，應即速解決勿延。’”
蔣介石在寫給顧祝同的電報裡面，使用“應即速解決勿延”一句，可見他對劉文輝和鄧錫侯的叛變，有多麼的痛恨。
然而，正是由于蔣介石的這句指令，成為了顧祝同和胡宗南瘋狂屠城和大開殺戒的借口。
當時，在成都城内的大街上，凡是遇見姓“劉”或“鄧”的無辜百姓，無論男女老幼，統統殺掉。
盡管蔣介石對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恨得咬牙切齒，但解放軍卻對他們的舉動表示支援，朱德總司令更是對他們在關鍵時刻的抉擇給予了高度評價。
陳赓與盧漢（右）握手
12月10日，貴州也開始響應雲南等地的号召，加入到起義的隊伍當中，宣布脫離國民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上司。
上午九時，雲南軍政委員會公安處處長宋一痕分别會見李彌、餘程萬、沈醉等被扣押的七名國民黨進階軍官，并脅迫他們在“擁護盧漢起義的通電”中簽上名字。
不僅如此，盧漢還給劉文輝和鄧錫侯發送電報，要求他們聯合四川的其他将領，重新上演“西安事變”，把蔣介石扣押在成都。
這樣一來，蔣介石不得不趕緊離開成都，晚一步或許就走不掉了。
就在蔣介石即将離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時候，有人前來彙報說：“學校的正門外邊有來曆不明的可疑人員，總裁的車隊是否可以從東門或後門離開，再由裝甲車和坦克護送出成都南門。”
陳赓，宋任窮，盧漢
聽完這番話，蔣介石惱羞成怒，憤怒地說道：“我是從軍校正門進來的，必須要從正門離去！”
為了確定蔣介石的人身安全，時任川陝甘邊區綏靖主任楊森隻好設法引開軍校正門前面的可疑人員。
這天下午一時左右，蔣介石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與顧祝同、胡宗南等人握手告别，随即坐上汽車，從學校的正門離去，徑直開往成都機場。
下午二時，蔣介石乘坐的“中美号”專機準時起飛，朝着遙遠的台灣飛去。他坐在飛機上一言不發，眼睛直勾勾盯着窗外的大陸，心酸之情不言而喻。
關于當天的危急情形，蔣經國在《蔣經國日記》中這樣記述：
“父親返台之日，即劉文輝、鄧錫侯公開通電附匪之時，此次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禍福之間不容一發，記之，心有餘悸也。”
蔣介石和宋美齡
郭汝瑰起義，粉碎蔣介石最後希望
12月11日，讓蔣介石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在他離開成都的第二天，他最為信任的國民政府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也背叛了他。
其實，郭汝瑰一直都是解放軍安插在蔣介石身邊的進階紅色特工。
早在1948年11月28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的時候，在分析完“敵我态勢圖”之後，郭汝瑰制定并彙報了作戰計劃。
郭汝瑰提出建議，讓徐州的國民黨主力部隊經過雙溝、五河，與李延年兵團會師之後向北推進，盡快突出解放軍的包圍。
聽完這話，杜聿明忍不住責問郭汝瑰：“在這樣河流綜錯的湖沼地帶，大兵團如何運動，你考慮沒有？”
杜聿明
面對杜聿明的步步緊逼，郭汝瑰甚至直接找到蔣介石，想要辭去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的職務，主動請纓前往正在交戰當中的西南地區領兵打仗。
杜聿明在一旁嘲諷地說：“現在去前線當軍長作戰，很容易成為挨打的對象，在後方繼續當參謀多好！”
郭汝瑰趁機說道：“别人總以為我當參謀，隻會在紙上談論兵法，現在我臨危受命，把生死置之度外，這樣才不辜負黨國的栽培和希望。”
顧祝同十分信任郭汝瑰，在他的一番保舉之下，蔣介石最終準許郭汝瑰前往西南地區領兵打仗。
蔣介石任命郭汝瑰擔任第七十二軍軍長，但這支部隊幾乎在淮海戰役中全軍覆沒，隻剩下一千多人。
晚年的郭汝瑰
剛一接到委任狀，郭汝瑰立刻在上海的一所國小裡邊設立第七十二軍軍部，将原來的第七十二軍的餘部召集起來。随後，他利用自己的人脈關系，向蔣介石要了足夠裝備一個整編軍的武器和車輛，招兵買馬之後奔赴四川境内。
郭汝瑰指揮的第七十二軍，很快成為了國民政府在四川境内的四個機動主力軍之一。
1949年11月14日，就在蔣介石從台灣飛往重慶坐鎮指揮的當天，他向郭汝瑰問話：“你的第七十二軍整訓怎麼樣了？在作戰當中有沒有把握？”
郭汝瑰堅定地回答道：“請總裁放心，西南地區的戰役很有希望，别說其它部隊，單我這個成立最晚的軍，有三個團正在緊張訓練之中，另外三個團是我一路在醫院收集的老兵，馬上可以投入作戰，我認為打仗完全有把握。”
得知解放軍進入四川境内，蔣介石馬上任命郭汝瑰擔任第二十二兵團司令，直接指揮第二十一軍、第四十四軍、第七十二軍和三個獨立師，在宜賓、泸州、内江一線布防，作為防堵解放軍的前哨兵團。
蔣介石
除此之外，郭汝瑰還指令第七十二軍在長江、沱江沿線布置防禦，阻止解放軍渡江。
此時的蔣介石就像一個輸得精光的賭徒，把最後一絲押在了郭汝瑰的身上。
然而，蔣介石雖然對郭汝瑰非常器重和信任，但他哪裡知道，郭汝瑰一直都在秘密與解放軍進行聯系，時刻都在尋找機會分化國民黨軍隊的力量。
11月30日，随着重慶接解放軍占領，蔣介石緊急指令胡宗南放棄秦嶺，撤回成都，部隊分别駐紮在遂甯和内江。
同時，郭汝瑰率領第七十二軍的一萬三千餘人來到宜賓，眼看西南地區的盧漢、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紛紛起義，他知道時機已經成熟，于是在12月11日高舉義旗，宣布脫離國民政府。
郭汝瑰召開了團長以上軍官會議，公布《起義告官兵書》，并向全國發出通電，和平解放川南地區的三十三個縣。
郭汝瑰的起義，無意是給負隅頑抗的蔣介石又一次沉重打擊，徹底粉碎了蔣介石想要“固守大西南”的計劃。
蔣介石的這次飛往台灣，則成為了永遠，他直到1975年4月5日病逝，期間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大陸。
蔣介石在台灣病逝之後，根據他生前的遺願，蔣經國和宋美齡将他的靈柩暫時存放在桃園慈湖，以備有朝一日埋葬故土。
蔣經國在《守父靈一月記》一文當中，這樣記述：
“處理治喪有關事宜，請示母親後，決定暫厝父親之靈于慈湖，以待來日光複大陸，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達成父親之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