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5日至9月21日，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在國防部南門外圍困長達28個晝夜之久，要求國防科委交出曾任該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組組長的趙如璋澄清問題，成為“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發生的一件大事。盡管當時的國防科委黨委竭盡全力做工作，試圖化解沖突，避免産生不良後果，但由于中央高層上司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以及陳伯達先後做出了内容不同的訓示，最後國防科委成了執行劉鄧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我作為國防科委常務副主任、黨委副書記，被停職檢討。
這一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由于陳伯達、張春橋當時控制了絕對的話語權，他們的說法廣為傳播。陳伯達津津樂道于他所謂的軍令狀，在接見北航“紅旗戰鬥隊”同學時說：“你們這麼多同學要見趙如璋、羅舜初，我覺得他們沒有理由不見你們，是以我就去看你們，還沒有去，就立了個軍令狀：要趙如璋去，如同學傷害你，我賠償你的性命。”張春橋更是公開點名批判我，指責我不聽陳伯達的話，連毛主席的話都不聽，拒不交出趙如璋。由此，不明真相的學生從全國各地來到北航，無情地批鬥我和趙如璋。
不管張春橋、陳伯達怎樣巧舌如簧，他們所說的當然都不是事實真相。作為這一事件的當事人，我有責任把我所知道的事件經過說出來，供曆史研究者參考，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國有11所國防工業高等院校歸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防科委)直接上司管理，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就是其中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北京新市委的委托，國防科委于6月8日派院校局副局長趙如璋等三十多人(其中包括毛澤東的大女兒、國防科委院校局參謀李敏)組成工作組，進駐該院參加“文化大革命”。
工作組(後增加到六十多人)進駐北航後，有一名學生貼出了一張題為“一條無頭黑線”的大字報，對國防科委的工作和其他一些問題橫加指責。許多師生對大字報中的歪曲不實之詞深感不滿。工作組遂對這張大字報開展了五六天的“反幹擾”大辯論。結果多數師生不贊成這張大字報的觀點，隻有少數人仍堅持“無頭黑線”的觀點，處于比較孤立的境地。
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據中央訓示，決定撤銷大專院校的工作組。就在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秘密接見了北航持少數觀點的學生代表，他給學生們打氣說：“我看很多工作組不好，貼大字報把事情揭露清，同學們會跟你們跑的。工作組不願意革命的罷他們的官，犯錯誤的可以留下檢讨，不能讓他們溜了，讓他們做你們的學生，受教育。”有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援，持少數觀點的學生們造反的勁頭更足了。
8月11日，已經奉命撤離北航的工作組全體人員，在趙如璋同志的帶領下傳回北航聽取群衆意見。8月14日，趙如璋在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進行了檢讨。他在檢讨中說：“當一同學貼出了《一條無頭黑線》的大字報以後，引起了同學之間的争論。本來在運動中大家都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争論，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我們的錯誤在于把這個争論當成了一定時間的主要沖突，主動地組織了這場大辯論，在萬人大會上點了《一條無頭黑線》的大字報是一株大毒草，并指出了它是有意中傷，把矛頭指向了軍委、中央。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本來這張大字報是不是大毒草，應當由廣大革命群衆自己來鑒别，我們不應該事先劃定框框，定下調子，不應該組織同學之間、群衆之間的大辯論。”趙如璋還說：“這場大辯論的錯誤，是我們造成的。參與辯論的同學和同志們是沒有責任的。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是無可非議的，他們用心是好的，革命積極性是可貴的。錯誤的責任全部由我們負責。我們衷心希望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緻的前提下，互相諒解，加強團結，共同對敵。”趙如璋當着全院師生員工的面鄭重宣布：“在這裡我們向大會上點過名的同學(指《一條無頭黑線》大字報的作者)以及所有由于懷疑工作組和國防科委而受到批評的同學和同志賠禮道歉。凡是我們在大辯論總結時，給個别同學戴上的帽子一律摘除。”
對于趙如璋的這個檢讨，多數師生員工感到滿意，仍有少數同學感到不滿意。針對少數同學提出的意見，趙如璋同志于8月19日第二次在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檢讨。在這次檢讨中，趙如璋重點回顧了組織開展大辯論時的想法和當時對形勢的認識，并就同學們對他在北航工作期間工作上和思想作風上的意見做了深刻的檢讨。
趙如璋同志檢讨之後，我也講了話。我首先轉達了聶榮臻同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任國防科委主任)對北航全院師生員工的問候，然後代表國防科委黨委常委針對派工作組等問題寫自白書與悔過書。我說：“工作組提出先辯論《一條無頭黑線》的大字報，又點出它是一株大毒草，是經過國防科委黨委常委同意的，這是我們的錯誤。其實這張大字報是不是大毒草，完全應該由廣大革命群衆自己去辨識，我們根本不應該事先劃定框框，定下調子，準許這場辯論。由于這個錯誤，挫傷了一部分群衆的積極性，給群衆運動造成了不良後果。”“由于工作組是國防科委派的，對《一條無頭黑線》的辯論又是經過國防科委黨委常委同意的，工作組所犯的錯誤主要由國防科委黨委常委負責。”“我們在這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方向的錯誤，是路線的錯誤。”“對國防科委黨委常委、對工作組還有什麼意見，歡迎提出；對國防科委是允許懷疑的，錯誤歡迎批評，我們對群衆的批評是歡迎的!”會後，在全院絕大多數師生員工和新選出的籌委會同意的情況下，工作組第二次離開北航。
對于趙如璋的兩次檢讨，仍有一部分人有意見，對有些問題沒有解答表示不滿。他們後來組成了北航“紅旗戰鬥隊”。
8月24日晚8時許，6名“紅旗戰鬥隊”隊員來到趙如璋同志的住地，要求澄清問題。趙如璋表示同意澄清問題，并根據北京市委8月11日的通知精神，提出了幾點建議：(1)可以澄清同學們提出的問題，希望通過籌委會，有一名籌委會委員參加。(2)參加澄清問題座談會的同學，人數不要太多，最好七八人，最多不要超過十人。(3)希望同學們先提出需要澄清的問題，容我準備一下。(4)初步定于明天(8月25日)上午9時在軍委接待室開座談會澄清問題，如有會議再另商時間。這6位同學對此沒有表示異議。
然而，8月25日上午9時，北航“紅旗戰鬥隊”派出的不是10個人，而是100多名隊員。他們沒去軍委“文革”接待室，而是直接來到國防部南門警衛室，公然要求國防科委把趙如璋交給他們處理，聲稱不交出趙如璋，他們就在國防部門前靜坐，直到交出為止。“紅旗戰鬥隊”為什麼公然違反他們和趙如璋頭天晚上已經商定好的關于澄清問題的協定，至今仍然無人披露其中的内幕。就在這個時候，北航“紅衛兵”、“赤衛隊”等群衆組織也聞訊來了100多人，他們堅決不同意趙如璋向“紅旗戰鬥隊”單獨澄清問題。觀點截然對立的兩派群衆在國防部南門外互相對峙，随時可能發生激烈沖突，形勢異常緊張。此時此刻，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不難想象，如果國防科委在這個時候同意趙如璋出去，将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
百多名學生聚集在國防部大院門口，用高音喇叭喊口号，貼大字報，無休無止地糾纏謾罵正常執行警衛任務的解放軍戰士，是共和國成立以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情。聶榮臻副主席當天接到報告後，氣憤地對秘書說：國防部是什麼地方，“北航紅旗”怎麼可以這樣胡來!要告訴國防科委上司人，學生要求趙如璋回學院去澄清問題，可以去，但學生不能在旃壇寺(國防部所在地)靜坐，必須動員他們回學院去。
林彪辦公室主任葉群聞訊後也打電話向我了解情況，她沒有向國防科委提出任何指導性的意見。隻是說了句“有情況要随時向林辦報告”，就把電話挂了。
接到聶副主席的訓示後，國防科委黨委常委立即派出院校局副處長裴濟民等十多名同志組成接待組，并派國防科委黨委常委、科委後勤部副部長王力華代表常委去看望雙方，勸說兩派同學先回學校去，和院籌委會商量同意後，趙如璋和工作組可以再次回校檢查。但是，“紅旗戰鬥隊”堅決不同意，認為趙如璋再回到學校去，會造成群衆鬥群衆；籌委會、“紅衛兵”、“赤衛隊”也不同意趙如璋和工作組再回去，認為學院正在進行“一鬥二批三改”，如果工作組再回去，又要引起辯論工作組問題，轉移了運動大方向，也不利于團結。面對這種情況，國防科委黨委常委隻能不厭其煩地、耐心地向雙方做說服工作，設法消除分歧，說服同學們“在大方向一緻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争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但是，要想短時間内做通各派工作，談何容易。
幾天以後，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同志告訴我，毛澤東主席也聽說了國防部門口發生的事情。毛主席說：搭起席棚，給他飯吃，給水喝，另開辟一個戰場，讓他鬧幾個月。(大意)
長征期間，我曾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我知道毛主席有時是正話反說，有時卻又反話正說。這一回，該如何正确了解毛主席的真實意圖呢?經反複考慮，我了解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國防科委盡快處理好這個事件。
事實上，從第一天開始，國防科委就為同學們準備了開水、稀飯、饅頭。因為“紅旗戰鬥隊”人員流動大，一時人多，一時人少，很難掌握他們的确切人數，往往統計的時候人不多，臨到開飯時突然增加許多人，供應的食品數量不足是在所難免的，但絕沒有發生大熱天不給水喝、不給飯吃的現象。至于要不要搭起席棚，我認為在國防部門口影響不好，不搭。重要的還是要盡快妥善解決問題。我代表國防科委黨委分别看望了“紅旗戰鬥隊”以及籌委會、“紅衛兵”和“赤衛隊”的代表，并和他們反複商量如何澄清問題。同學們坐在地上，我也席地而坐，有人見狀要給我一張報紙墊在下面，被我謝絕了。
我先是試圖說服籌委會和“紅衛兵”、“赤衛隊”，同意趙如璋單獨向“紅旗戰鬥隊”澄清問題。但是他們堅決不同意，理由是“紅旗戰鬥隊”所要澄清的問題，各派間有不同看法，大家都有權了解澄清的過程，并一再堅決表示，“如單獨向‘紅旗戰鬥隊’澄清問題，一切嚴重後果由國防科委負責”。
于是，我們又提出第二方案：趙如璋向“紅旗戰鬥隊”澄清問題，籌委會、“紅衛兵”、“赤衛隊”隻派少數代表參加。經勸說後，籌委會、“紅衛兵”、“赤衛隊”勉強同意，但“紅旗戰鬥隊”堅決不同意，理由是學院其他戰鬥組織對趙如璋的檢讨沒意見，用不着他們參加。
接着，我們又提出了第三個方案：向“紅旗戰鬥隊”澄清問題時，籌委會常委參加。沒想到除了籌委會同意外，“紅旗戰鬥隊”、“紅衛兵”、“赤衛隊”都不同意。
9月8日，周恩來總理看到中央文革小組報給毛主席的一期簡報中對這一事件做了片面的報道，便立即将這期簡報批轉聶榮臻、我和趙如璋閱，并訓示國防科委可以讓趙如璋去澄清問題，甚至可以單獨澄清問題，首先要說服多數，不要壓制少數，澄清問題後雙方要開會求得統一。
9月9日晚上，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訓示，國防科委決定讓趙如璋單獨和“紅旗戰鬥隊”見面澄清問題。因為“紅衛兵”和“赤衛隊”堅決反對單獨澄清問題，并阻攔了趙如璋到會，商量了通宵未果，澄清會沒有開成。
9月12日，我和趙如璋與“紅旗戰鬥隊”代表見面，商量如何單獨澄清問題。“紅旗戰鬥隊”方面的人進進出出，不時地向代表遞條子、耳語，結果是“紅旗戰鬥隊”代表态度多變，剛剛同意了，馬上又反悔。談了整整一個晚上毫無結果。
此後，為了實作單獨向“紅旗戰鬥隊”澄清問題，國防科委一直努力勸說“紅衛兵”、“赤衛隊”不參加澄清會，他們勉強同意了，但仍堅持籌委會是學院文化革命的上司機構，必須派代表參加。至此，雙方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國防科委覺得再做一做雙方的工作，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就在國防科委為實作單獨澄清問題而費盡口舌地做說服工作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于9月19日給聶榮臻同志的秘書打電話說，北航有些學生對工作組有很多意見，已經拖了很長時間未能解決。伯達同志最近提議，這樣拖下去不好，可以讓工作組去聽取意見，讓少數派學生把意見說完，工作組要認真做自我批評。
聽了秘書的報告，聶榮臻說，中央文革小組不了解情況。他要我把情況詳細準備一下，去向張春橋彙報，研究一下究竟如何辦好。随後，他又給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打電話進行解釋，并希望中央文革小組出面，勸學生們回校。
9月21日，王力給聶榮臻的秘書打電話，轉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意見：“對北航問題，不管群衆多少，找來了，上司上都要接見；對群衆不要頂牛，頂牛最後總是沒有好下場的。陳伯達同志下午約聶榮臻商談北航問題。”
當天下午3時，聶榮臻約我來到釣魚台陳伯達處開會。陳伯達不容聶榮臻和我解釋，就強令國防科委把趙如璋交給“紅旗戰鬥隊”。他說：如果學生傷害趙如璋，我來償命，我可以立下軍令狀。說罷，他真的拿起筆寫了張軍令狀。等他寫完之後，我向他詳細彙報了趙如璋8月14日、19日兩次檢讨的情況以及我19日在北航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國防科委黨委常委做的檢讨，介紹了8月25日以來北航兩派的意見分歧以及國防科委在這些天所做的工作，并特别說明，早在9月12日我就按照周總理的訓示，和趙如璋一起與“紅旗”代表見面商讨如何單獨澄清的問題，怎麼能說我們不見呢?在事實面前，陳伯達無言以對，隻好當着聶榮臻和我的面将寫好的軍令狀撕毀，繼續商讨解決問題的辦法。由于聶榮臻一再堅持，單獨澄清問題的前提是“北航紅旗”必須從國防部大院門口撤走，否則影響太壞。陳伯達最後決定：趙如璋和“紅旗戰鬥隊”代表當天晚上到全軍文革接待站(三座門一号電影廳)單獨澄清問題，并由他去勸說“紅旗戰鬥隊”離開國防部南門。
當天晚上，陳伯達來到北航“紅旗戰鬥隊”圍困國防科委的大學營——國防部南門咫尺之間的航模體校。陳伯達公開表示支援“紅旗戰鬥隊”的行動，他說：“你們是少數的，少數是優秀的、先進的。”随後，“紅旗戰鬥隊”隊員們全部轉往全軍文革接待站。從8月25日上午到9月21日晚，整整鬧騰了28天的國防部南門暫時恢複了平靜。
在全軍文革接待站大門外，聞風而來的北航“紅衛兵”和“赤衛隊”的同學強烈要求參加澄清會議。國防科委派出從業人員一再勸說同學們回去，并懇切地要求籌委會不要讓其他戰鬥隊的同學到會，師生員工們對國防科委突然改變做法很有意見，大有被出賣了的感覺，說了許多帶有情緒的話。國防科委從業人員滿肚子的委屈隻能自己強忍着，無處傾訴。
在接待站裡，“紅旗戰鬥隊”和國防科委又發生了分歧。我們認為會議應由雙方共同主持，“紅旗戰鬥隊”堅決不同意，一定要由他們單方面主持，雙方争論了兩個小時。這時，接到全軍文革的訓示，同意由“紅旗戰鬥隊”主持會議，于是我們照辦。
北航“紅旗戰鬥隊”取得了會議主持權後，并不和趙如璋同志澄清具體事情，而是拿出他們事先準備好的一張“趙如璋的書面保證”，硬要趙如璋在保證書上簽字。看到“保證書”上有“為單獨澄清問題随叫随到”的字樣，趙如璋感到有些為難，作為一個軍人，不經準許，怎麼能輕易保證随叫随到呢?看到趙如璋不簽字，“紅旗戰鬥隊”便開始對趙如璋百般侮辱和謾罵，說趙如璋出爾反爾，是撒謊大王、大騙子。他們對趙如璋實行車輪戰術，整整一個晚上不讓趙如璋睡覺。
第二天晚上，趙如璋同志提出可以和同學們“三同”，他們竭力反對，說是大陰謀，又折騰了整整一個晚上，不讓趙如璋休息。9月23日早晨，為了要趙如璋簽字，“紅旗戰鬥隊”在一個小時内對趙如璋發出了27次嚴重警告，說趙如璋是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者，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等等。這一天的下午1時，“紅旗戰鬥隊”宣布限制趙如璋的行動自由，還提出要罷趙如璋的官。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得知情況後，通知國防科委趙如璋可以簽字，趙如璋這才在保證書上簽了字。這次會前後持續了42個小時，趙如璋得不到一點休息，被搞得筋疲力盡。
第二天(9月24日)，聶榮臻同志召開國防科委黨委常委會，研究國防工業高等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問題，特意請趙如璋列席。聶榮臻首先在會上說：“趙如璋同志你受委屈了。”并表示慰問。在研究北航問題時，聶榮臻說：“我懷疑‘紅旗’裡面有壞人，有‘牛鬼蛇神’，肯定有背景。”
9月27日下午2時半，趙如璋繼續和“紅旗戰鬥隊”澄清問題。趙如璋要求“紅旗戰鬥隊”将需要澄清的問題和疑問都提出來，統一回答。但“紅旗戰鬥隊”不允許，隻能是他們提出什麼問題，趙如璋就正面回答什麼問題，而且隻能回答“是”或“不是”，不準講明原因，申訴理由。當趙如璋擺事實、講道理時，他們就立即停止趙如璋發言，甚至抗議謾罵，說趙如璋是“牛鬼蛇神”，是“大壞蛋”，是“反社會主義”等，并且乘趙如璋不備，一把奪走了趙如璋的筆記本。結果，他們在筆記本中發現了趙如璋記下的聶榮臻的那幾句至關重要的話。這下子可不得了啦，懷疑“紅旗戰鬥隊”裡面有壞人，有背景，不僅“紅旗戰鬥隊”要窮追不舍，就連中央文革小組也非常惱怒。
9月30日，江青通過聶榮臻同志的一位老部下傳話：北航問題，國防科委越來越被動，陷得很深，情況正在起變化，是執行錯誤路線，還是執行正确路線。必須堅決支援少數派。學生要鬥趙如璋，就由他們鬥，戴什麼帽子就是什麼帽子，不要怕，運動後期再說。她還說：“科委不要把聶總推到第一線，硬跟錯誤上司，搞成敵我沖突就不好了。”
事已至此，一門心思地考慮，如何才能更加有利于澄清問題，如何才能避免北航各派群衆間沖突進一步加劇的國防科委，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場由最高領袖親自發動和上司的“文化大革命”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他們所做的大量工作都被指斥為執行了“錯誤路線”。
9月30日，國防科委給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共北京市委寫報告，如實彙報了事件的前後經過，并以趙如璋在北航的兩次檢讨，和我代表國防科委黨委常委在北航的檢讨，以及趙如璋8月24日關于與“紅旗”單獨澄清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最後簽署的保證書作為報告的附件一并上報。報告提出建議：(1)既然“紅旗戰鬥隊”不讓國防科委主持澄清問題的會議，建議由北京市委派人參加并主持。(2)澄清問題的會議要強調擺事實、講道理，要允許雙方充分發表意見，意見不一緻可以放一放。我簽發了這個報告。
由于這個報告以翔實的材料說出了28晝夜事件的真相，并且提出“要允許雙方充分發表意見”，這簡直就是在和中央文革小組頂風對着幹，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組接到報告後怒不可遏。10月1日晚上，我一登上天安門城樓，就被當時在中央文革工作的一位軍隊上司同志蠻橫地告知，國防科委的報告是錯誤的，必須收回。張春橋也湊過來氣急敗壞地指責我：你沒有讓趙如璋出去，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在那個年代，不聽毛主席的話可是彌天的大罪。于是我便和張春橋激烈争辯起來。張春橋說我不聽毛主席的話，我回應張春橋，國防科委從來沒有接到過毛主席說趙如璋可以單獨去向“北航紅旗”澄清問題的訓示。毛主席究竟說沒說過要趙如璋出去單獨澄清問題的話?如果說了，為什麼要對國防科委故意封鎖?如果沒有說過，信口捏造毛主席的訓示，那又該當何論呢?我和張春橋的争論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第二天(10月2日)，劉志堅給我和趙如璋寫了一個便條，内容是：陳伯達給林總送去了一份軍令狀，請你們閱後立即退還交林辦秘書帶回。軍令狀是由陳伯達口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記錄在一張紙上的，全文如下：“以普通勞動者的态度，同北航學生聚談或者同住幾天，科委的幹部(包括羅舜初、趙如璋)如果被學生殺死或殺傷，陳伯達情願抵償。”落款是陳伯達的親筆簽名。在軍令狀的下角還有一行字：“關鋒記錄9月22日晚10點”。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細節：9月21日下午陳伯達與聶榮臻和我談話時在場的是王力而不是關鋒。陳伯達當着聶榮臻和我的面寫軍令狀和撕毀軍令狀時，關鋒并不在現場。到了22日晚上，陳伯達明明知道趙如璋此時此刻已經在全軍文革接待站和“北航紅旗”見面澄清問題，他為什麼還要口授軍令狀，并讓關鋒為他記錄?這是其一。9月22日晚10點由關鋒記錄的這份追記的軍令狀，陳伯達早不拿出，晚不拿出，為什麼偏偏要到我和張春橋辯論後的10月2日匆匆送到林彪處，這是其二。(在陳伯達晚年最後的回憶自述中，對此也沒有留下任何說明，這就為後人留下了又一個不解之謎。)陳伯達後來到處吹噓，是因為他寫了“軍令狀”，國防科委才被迫交出趙如璋的。如果真是這樣，“北航紅旗”圍困國防科委就不是28晝夜，而是29個晝夜了，這樣一個大破綻，居然沒有被人發現。
有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援，北航“紅旗戰鬥隊”的氣焰越來越高，他們繼續循着“一條無頭黑線”的思路，不斷往上追。趙如璋不得不向我請示。很多事情“紅旗戰鬥隊”根本不相信他這個小小的工作組長能做得了主，他該如何答複“紅旗戰鬥隊”的追問?在國防科委，院校和文化革命工作分别由其他上司同志分管，我隻是後來才介入的；但為了不把禍水引向聶榮臻，為了不讓其他上司也遭到圍攻，為了不使國防科委的正常工作受到影響，我考慮了一下對趙如璋說，不管學生們問到什麼問題，你都回答隻請示過我，都是我決定的，一定要保護聶總，保護其他上司同志。這樣一來，我自然成了“紅旗戰鬥隊”攻擊的對象。不久，每個字有一人高的大智語“撤羅舜初的職!罷羅舜初的官!”、“撤趙如璋的職!罷趙如璋的官!”貼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同時，“紅旗戰鬥隊”還提出了要國防科委搬到北航去辦公的無理要求。
10月8日，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軍委在人大會堂東大廳開會研究國防科委問題。會上争論十分激烈。張春橋等一口咬定我對抗毛主席訓示，堅決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到會的軍委副主席們堅決不同意。陳毅說，國防科委為了避免兩派群衆發生沖突，采取的措施是對的。羅舜初前後6次到學生中去，和學生一起席地而坐，商讨解決辦法，怎麼能說他拒不接見學生呢?主持會議的林彪此前曾派秘書将中央文革小組的兩期簡報送我和趙如璋傳閱，他的态度和幾位老帥是一緻的。“九一三事件”之後，張春橋在一次會議上說，林彪在這次會上說這個人(指我)過去很好嘛、現在搞得沒有辦法了，是比較勉強、有很惋惜的意思，根本沒有對羅舜初不執行主席訓示表示憤慨。林彪不久前剛剛說過“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讨之”，張春橋則堅持說我對抗毛主席的訓示，必須罷官。于是，林彪不得不退一步提出一個折中的辦法：“先停職吧，這樣主動一些。”(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其回憶錄中說：周恩來随即補充說明，不是罷官，隻是停職檢討；不是反黨，也不是反革命，隻是覺悟不高。)當天晚上8點半，在三座門全軍文革接待站，劉志堅代表軍委宣布了我停職檢討的決定。
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批判所謂的“資産階級反動路線”，國防科委和我成為執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
就在這天晚上，張春橋接見了福建省赴京學生代表，他對學生們說：“北航的學生要和工作組長趙如璋對話，在國防科委門口等了28天28夜，(羅舜初)他不見。我們報告毛主席，毛主席說要他見學生，他還是不見。後來陳伯達讓他住到學校去談話，說如果學生打死你，我陳伯達抵命，還簽了字，立了軍令狀，他還是不敢去。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我見了羅舜初，和他辯論，我火了，對他說：‘為什麼陳伯達的話你不聽，連毛主席的話你也不聽!你再不下去，明天我和學生站在一起鬥争你!’”張春橋的講話立即傳遍了全國各地。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大規模“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在全國展開。被停職的我和趙如璋來到北京航空學院，在“紅旗戰鬥隊”的看管下實行“三同”。每天數以萬計的學生懷着對偉大領袖的無比熱愛從全國各地湧到北京，來到北航，無情地批鬥已經被中央文革小組“首長”點了名的我和趙如璋。面對思想單純，并不了解事實真相的年輕人，我和趙如璋隻能忍辱負重，默默地承受着無休無止的羞辱和謾罵。
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張春橋、陳伯達當時控制了絕對的話語權，以緻時至今日，二十八晝夜事件的真相，已經漸漸地鮮為人知了。但不管張春橋、陳伯達怎樣巧舌如簧，我始終認為，我所接觸過的學生和教職員工中絕大多數都是通情達理的；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後别有用心地挑動教唆，以我們黨多年來在群衆運動和革命實踐中積累的一整套成功的經驗和政策，這個事件完全可以得到妥善圓滿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