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華
一代文豪魯迅先生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流的文章大家與朋友之間的交往是很嚴肅認真的。先生生前雖然幫助和提攜過很多有才華的年輕文人，并留下了一段段文壇佳話，但在與魯迅先生交往的所有人中恐怕還沒一個人像我黨著名的上司人瞿秋白那樣深得他的賞識與信任。魯迅先生生前書贈瞿秋白這樣一幅墨寶來形容兩人的感情與友誼：“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瞿秋白到底是以什麼樣的人格魅力讓魯迅先生這位外表及其冷峻的文人一下子大放生命的溫度，用文人的赤子情懷，與秋白交往，最終成為精神與生活裡的忘年交，并在瞿秋白的生前與死後給與無私的關心與幫助，這在魯迅先生短暫的生命曆程裡可以說是一件十分罕見的事情。
大凡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瞿秋白是中共早期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傑出文人和大才子。這位來自江南水鄉，風度翩翩的柔弱書生，卻一反中國文人特有的書生氣，奮不顧身地投身到中國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依然用自己柔弱的肩頭在那個腥風血雨的時代，挑起了喚醒民族覺醒的重任。他在五四運動之後，孤身一人來到社會主義的故鄉蘇聯，去親身體驗和了解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并見到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之父列甯等一大批蘇聯政壇要人。
他在莫斯科加入了共産黨，并以記者的身份寫了大量的通訊報道，向國内報道十月革命後，蘇聯所發生的真實情況，成為新聞界報道蘇俄革命的先驅。雖然滿腹經綸，才華橫溢，但中國傳統文人特有的那種書卷氣讓他在腥風血雨的政治舞台上面對險惡的鬥争環境表現得還是有點力不從心，是以其短暫的政治生涯也總是起起伏伏。縱觀秋白短暫的一生，總讓人覺得他有令後人敬仰的傑出貢獻與成就，也有令後人扼腕歎息的心酸與無奈。作為一個文人，在複雜多變的政治與殘酷的曆史現實中，秋白是顯得過于單純和天真了，對于政治鬥争和艱難的革命實踐，他從來就不是此中高手，更不會舉重若輕地在政治舞台上揮灑自如。
他總是用一種很善良的書生願望去看待革命這種充滿血腥的暴力行為，勢必在革命的實踐中顯得幼稚。從政的道路對充滿藝術才情的他來說也許是一種錯誤的選擇，然而，他更喜歡的是文學藝術，可是，曆史卻沒有讓他在文學的舞台上馳騁才華。從1927年主持召開中共曆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八七會議，到1930年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他為黨的發展可以說是做出了其力所能及的巨大貢獻。他雖然也犯過左傾盲動的錯誤，但錯誤的根源在于他對中國複雜的社會現實了解得不夠深入，天真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所緻。
正是他與生俱來的文人氣息過重，看問題過于天真導緻他在1931年10月即遭受到王明路線的嚴厲打擊和政治迫害而被解除中央上司職務，一句話，他不該與政治有緣，他的氣質，他的文弱，他的才華，他的聰慧都适宜讓他去從事富有聯想和浪漫的文學事業。雖然此時，他在文學上已經有了很大的建樹。他醉心于文藝理論，心靈深處長着一棵茂盛的藝術大樹，他喜歡用手中的筆去讴歌那些新生的事物，熱情地贊美早晨的太陽，他内心裡激蕩着的是那些富有激情的文字。
身處于舊時代的滅亡與新時代的更替的過程中，能用如此的熱情和精力從事文學創作的年輕的闖将在當時的中國實在不多。他感受着民族的命運與時代的呼喚，多愁善感的心靈與過人的才華，使他自然地在文壇上會有可觀的建樹，是以，“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天空裡理應該有一顆屬于瞿秋白的星座，遺憾的是，這一顆星星因為政治的原因卻沒有發出應有的光芒。
1931年夏秋，身陷上海孤島中的魯迅正高舉着雜文的旗幟，帶領一批虔誠于文學的年輕文人，堅守着“左聯”這一文化陣地，左沖右突，于一片白色恐怖中竭力地呐喊厮殺，旌旗獵獵，殺聲陣陣。誰會想到，文學會用神秘高雅的外衣掩蓋着血淋淋的屠刀，文學本是抒寫性靈的工具，卻成了鬥争的武器，成了政治的附庸，而政治考驗着人的品性。在鬥争中，有的人戰死了，有的人隐退了，也有人“投進敵人的營壘，啃自己兄弟的骨頭。”文壇上拼殺的程度一點也不遜于刀光劍影的戰場；也許，正像疆場上那些擅長厮殺的英雄一樣，戰鬥之餘，眼望着陣地上橫七豎八的屍體，血流滿地的景象，死一般的沉寂帶來的孤獨常常油然而生。沒有對手的戰士才是最可悲的。
魯迅是一個鬥士，卻也逃脫不了作為人的共性中的這種孤獨。就在魯迅陷入精神的憂郁苦悶的時候，瞿秋白敲響了魯迅先生的家門，兩雙大手終于曆史性，也是戲劇性地相握一起。在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每天都在“忍看朋輩成新鬼”的險惡的政治環境裡，魯迅義無返顧地為秋白挺身而出，經濟上接濟他，生活上照顧他，甚至讓秋白避難于自己的家裡以躲避反動派的追捕。今天想來，那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與膽識，更要冒着多麼大的風險！難怪毛澤東評價“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顔和媚骨”，确實是有道理的。
魯迅對這段時間與秋白結下的深厚的友誼欣然揮筆寫下那著名的一聯以贈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由此可見魯迅對這位朋友的欽佩之情真是非同一般。世俗中，“同甘苦”的朋友多，“共患難”的朋友少，魯迅算得上是一個能與朋友“共患難”的人了。而秋白呢，在以後寫給魯迅的信件中也深情地流露出對魯迅給予自己的友誼的懷念：“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他們的友誼佳話也成為友誼史上的經典，常常是那些論及友誼的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事例。
1935年10月，當紅軍長征僅僅過了半年，瞿秋白就在江西落入了敵人的手掌，逮捕他的是國民黨36師師長宋希濂，而宋希濂又是他在上海從事教育的時候親自教育過的學生。曆史常常是很滑稽的，一方面，是老師規勸學生成為國家的棟梁，一方面是學生用鐐铐禁锢了老師的自由，想來真的讓人頓生哭笑不得之感，唏噓不已之歎，人對自己信仰的追求可以不顧一切人倫關系，而一切人倫、社會關系在信仰面前又顯得如此蒼白貧弱。于是，這位學生執師生之禮，規勸他放棄共産黨的主張，可是，秋白不為所動，還坦蕩高雅地在監獄裡寫下了《多餘的話》以表白自己的心迹。對于自己信仰的追求，秋白是堅定不移的。一介書生的執拗竟然讓權勢者膽戰心驚，使得蔣介石惱怒地下達“就地槍決”的指令。
曆史上有許多壯漢、豪客、英雄，義士，甚至無賴，不管他們一生做了什麼，臨死時的一些“壯舉”豪邁得确實可圈可點，然而沒有一個像秋白那樣從容自如，坦蕩磊落，神态安然。其坦然的程度，有1935年上海的《大公報》記載為證：“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菜肴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其上，自酌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讀罷這些文字，可見為文者，對死者也是懷着一種萬分敬仰的心情。人活着就應該有信仰，秋白雖然不适合從政，但他還是為了他心中的主義和信仰，而從容赴死的。看似文弱的書生，卻有着比鋼鐵堅硬的骨頭。
一個才華橫溢的人，為了純潔的信仰，毅然決然地放棄了自己的人生追求，慷慨赴死。這結局太過于壯烈了。回眸人類曆史，有骨氣的大英雄很多，沒骨氣的變節者也不在少數。瞿秋白以一介書生之形象投身革命，雖沒有馳騁疆場，奮勇戰死，卻用自己内心的浩然正氣向他的敵人證明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内心無比強大的精神氣場。不過在走向刑場的時候，他似乎覺得還有話要留給這個世界，于是借助自己所擅長的文字将一篇《多餘的話》留給了這個他曾經眷戀的世界。
在這篇絕筆中，他明确無誤地表達了對政治的厭倦，作為靈魂的解剖，他為自己政治道路的曲折和文學抱負的無法實作感到苦悶，于是用文字進行了最後的心靈獨白。正是這些表達他人生真實想法的文字讓人們從人性的角度看到了一個心靈高尚而又純潔的瞿秋白，也正是這些文字讓别有用心的人将他一度從光彩照人的革命英烈也拉進了叛徒的行列。同一個秋白，就因這《多餘的話》，死後冰火兩重天，在人們眼中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境遇。每每想到秋白，我的心情格外複雜。
我很難把一個風度翩翩的文弱書生形象，與一個性情剛烈的革命家形象聯系在一起。可這兩個形象，偏偏集中在瞿秋白一個人的身上，并在生命終結的那一刻，文人的赤子情懷又來了一次赤城的袒露，這讓人們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人對他的革命家形象不由得産生了懷疑。一個在敵人屠刀面前沒有任何變節行為，慷慨赴死的職業革命家臨死之際難道表露一下自己内心的苦悶，讓世人明白一下其真實心态的善良動機也值得懷疑嗎？對此，我始終不明白。
假如沒有《多餘的話》留世的話，瞿秋白的烈士形象也許更高大和完美一些，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瞿秋白也深知這一點，但他卻還是不顧個人的名譽給後人留下了一篇袒露真實心迹的真情表白，通過這些文字我們看到了瞿秋白為人的真性情，他不趨炎附勢，不做作，不粉飾，不世故，其人格的高尚與可貴之處非同一般，中國文人的真性情在這些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每每想到秋白，心中總有幾分凄美。凄美的回憶，淡淡的惆怅。秋白一個用真情擁抱社會，面對現實的文人，死後卻沒有得到人們的真情了解和真心面對，這不能不是我們這些後來人的一種悲哀。斯人已去，精神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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