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關東的山東人
在山東牟平一帶，流傳着這樣的諺語：“窮走江南，富走京，死逼梁山下關東。”
1941年初牟平午極鄉西港村的徐國通16歲。舊曆年剛過，大概是初三初四，爺爺在炕頭上對一家人說了許多感歎的話。
爺爺說：“咱家是西塂村人口最多的。全家共18口，吃不飽怎麼辦？不能瞪着眼餓死。”接着又說：“徐德忠從關東回家省親，他說到那裡可以混飯吃。”三叔徐永昌接過爺爺的話說：“對，說不定還能發财。”徐國通動了心，說：“我跟三叔去。”母親不同意，但徐國通非跟去不可。
爺爺他沉思了一會兒說：“人挪活，樹挪死，不能瞪着眼等餓死，就叫昌子（三叔乳名）和醜子（徐國通乳名）跟徐忠德走吧！帶走兩張吃飯的嘴，饒口飯，别人也好過些。”爺爺是一家之主，他發話誰也不敢再吭聲了。那會兒的日子也真是沒法過，吃了今天明天沒着落，吃了上頓愁下頓，餓的腿腳都軟了，浮腫了。
第二天徐忠德來了，說他明天就走。爺爺叫他先走，讓徐國通和他三叔再等幾天。徐忠德就交待了行走的路線，說是先到煙台坐船到大連，再從大連坐火車到安東，下車後到東坎子福升棧就能找到他，連路費大概多少錢都交待了。
爺爺要他們後走，一來是家境貧窮，得要設法籌借兩個人的路費，二來這一走山高路遠，他老人家要交待幾句。十天後，叔侄倆啟程了。臨走前爺爺、奶奶一再交待路上要小心，出去不管做什麼事都要守規矩，還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不要敗壞名譽......
叔侄倆各自背了一條小被子，步行兩天走了140裡到了煙台附近，住在高陵村的一個小客店，通鋪。晚上兩個人在低聲閑聊：“東面昆夾山裡有八路軍，要小心點。”這讓徐國通想起讀書時，八路軍抓國民黨區長的事，一晚上迷迷糊糊，腦子裡盡是關于八路軍的事。
第二天晚上到了煙台，也是住小店，吃的還是從家裡帶的玉米餅子。當晚，國通瀉肚子，舍不得買藥吃一直硬扛着。第三天，叔侄倆上了船。
他們買的是五等艙，在船最底層。船艙裡人挨人擠得滿滿的，根本沒地兒躺下。船開後有許多人暈船嘔吐，氣味非常難聞，徐國通和三叔雖都不暈船，卻被人家吐了一身。
清晨，他們到了大連。因為囊中羞澀又急着趕路，叔侄倆沒有住店，直接去了火車站。兩人坐在候車室地下。三叔去買火車票，過了好久才回來，說是帶的錢不夠了，差兩毛錢，怎麼哀求售票的都不行。這可怎麼辦？
三叔背起行李領着徐國通，在候車室裡跟人挨個作揖讨錢，直說差幾毛錢買不到車票，讨了二十幾個人分文未得。最後遇到一個戴着禮帽和眼鏡的男人，慷慨地給了一進制錢（滿洲币）給了三叔，三叔作了幾個揖連聲說：“多謝老爺，多謝老爺！”
徐國通留意到他佩帶着一枚标着什麼學校的胸牌，像是一位老師。因為這件事，此後徐國通對所有教師都很有好感。有了這一進制恩賜，三叔買到了火車票，又買了兩個大餅，叔侄倆就着大餅一直吃到了安東，在車上沒再挨餓。
從安東下火車，兩人邊走邊打聽東坎子在哪兒，走了大約二十幾分鐘，到了東坎子路，又向人打聽“福升棧”，那人用手指着一家小店鋪說：“那不就是嘛。”隻見一處小平房，門口挂了一個小牌，上寫“福升棧”仨字，這仨字還沒有徐國通寫得好，
三叔敲了門，出來一位中年婦女問，說明情況後，領着他們進去了。一會兒徐忠德來了，簡單叙談了幾句，把他們領到一個小房間，裡面支了一張木闆床，能躺下兩個人，叔侄倆就住下了。稍會兒掌櫃的來了。掌櫃的名叫張孟德，是他們鄰村澤上村人，擺輩徐國通應該叫爺爺。那位中年婦女就是他的夫人。
這個客棧是夫妻店，住店的都是些貧窮的流動人員，有逃荒到安東找事做的，有鄉下人進城辦事的。叔侄倆約住了十幾天，徐忠德和張孟福過來，說是給三叔找了個事，到火柴杆公司擡木頭和曬火柴杆，是個出力氣的活。三叔聽了很高興，有活幹了，工錢還不算少。徐忠德說：“醜子就在福升棧幹活，吃櫃上的，每年給十元錢。”徐國通也樂意，有飯吃，顧得住這張嘴就行。當時的十元錢隻能買豬皮底的布鞋兩雙。
就這樣，他們就在當時“滿洲國”的安東落住腳了。
每天早晨起來，徐國通打掃所有房間，共七個房間和一個吊鋪。一天三頓飯掌櫃娘做，徐國通劈柴、燒火。每天要挑八擔水，還要抱孩子（掌櫃的有個兩歲的小姑娘），晚飯後直到十一點負責接住客，安排床位，還要幫助記賬打算盤。
客棧的收入很少，除了交房租外所剩也僅能維持生活。每天算完賬，忙完活計，徐國通就住在大門口那間屋裡面靠牆的小木闆床上，準備随時接迎客人。一天到晚，周而複始。
他所要幹的活很多很雜，也非常累，但是能吃飽。每天都吃玉米餅子和高粱面，偶爾還能吃頓大米。在當時的僞滿洲，老百姓吃大米是非法的，要偷着吃。
最難熬的是冬天。天特别冷，晚上躺在沒有褥子硬邦邦的木闆床上，蓋着僅有的一條又窄又短的小薄被，徐國通掖住左邊露右邊，蓋住腳露膀，蓋住膀露腳。那兩年的兩個冬天，他凍得幾乎每天腿肚子都抽筋，疼痛難忍，身子縮成一團。
1942年夏，徐國通患了虐疾病，一連折磨了三個月。這病很折磨人也很奇怪，隔一天發作一次，都是下午兩點左右開始到晚七點左右結束。發病時先是冷得渾身發抖，咬牙嗑齒，繼而發高燒，燒得不省人事。
但這種病并不影響食欲。有食欲能吃飯就得幹活，除發病時間外，所有活計得照幹不誤。就這樣，徐國通一天天地消瘦下來。右鄰一位好心的大娘問：“看你病的又瘦又黃，怎麼還挑水？”徐國通沒吱聲。不幹活吃什麼呢？
張孟福雖然是老鄉，但主人的身份表現得非常明顯。有幾次見他幹活慢，就說：“你是否準備背算盤？”起初徐國通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一位住店的山東老鄉告訴他：“就是算了賬，把你辭退了！”徐國通得知後非常傷心。有次徐國通發高燒醒後，一個山東客人問：“怎麼，你媽死了嗎？”徐國通說：“沒有呀。”“那你為什麼哭你媽？”原來他高燒時說了這麼些胡話。
看他病的嚴重，客人和鄰居告訴他很多治療方法。有人提議讓他去老天祥藥店買一付金雞納霜吃，這個徐國通也知道，但得花兩毛錢。有人說是看到有花轎經過，沖着轎鑽進轎杆裡，病就會好。于是，徐國通就去鑽轎杆，結果被轎夫連罵帶搡頂了出去。
又有人出主意讓他去沖喪，就是當擡死人的棺材經過時，沖進擡杆之間。徐國通又如言而行，被擡夫一腳踢了出去。還有人說在河邊走，後面跟個人，把他推到河裡把病吓跑，等等等等，這些辦法他一一試過，都無濟于事。
到了第三個月，徐國通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實在是抗不住了，這才下決心向掌櫃的借了兩毛錢，買了一付金雞納霜藥，吃了後很見效，病就逐漸的好了起來。
誰知到了年底，掌櫃的還是把他辭退了。此前兩個月，他三叔已被工廠辭退，到遼陽市弓長嶺礦山做了個賣醬油的小販。
和掌櫃的算了賬後，徐國通還剩下幾元錢，就買了車票去遼陽找三叔。社會很混亂，他好不容易到了弓長嶺，三叔說：“回家吧，這裡不能在呆了，我賺了幾個錢，路費夠了還有餘錢。”
叔侄倆決定還是到安東辦理回山東的手續，因為有徐忠德張孟福等老鄉，辦手續比價容易些，沒想到了安東，一場大禍逼過來了。
到安東後，他們仍住在張孟福的客店裡，每天兩毛錢的房費。三叔算算身上的錢，除車船費和路上吃飯外還有剩餘，就買了一匹白棉布準備帶回家去。他們哪知道買棉布也是經濟犯罪。
布買回來的當天晚上，日僞憲兵查店，從床底下把白布拖出來，問：“是誰的？”三叔說：“是我的。”那些憲兵上來就打了三叔幾個巴掌，而後連人帶布都帶走了。徐國通吓壞了，呆呆的站着，隻是恐慌，一點辦法也沒有。
三叔被帶到哪裡去了，會怎麼樣？他不知所措，請張孟福給打聽消息，也打聽不到。七八天過去了，他還得吃住，怎麼辦呢？徐國通想起自己還有八九元錢，又借了老鄉幾元錢，就跟着人買破衣服到鄉下賣，還算幸運，這一趟下來賺了二十元，暫時吃住是不愁了，但他的最大心事還是找三叔的下落。
約過了二十天，晚飯後，鄰居木材公司經理邱珍堂到福升棧找他，說他叔有消息了，押在鴨綠江邊的監獄裡，親屬可以送飯。
徐國通欣喜萬分，第二天到街上買了兩個燒餅，又買了點蝦醬夾在餅裡。獄吏們一個個的檢查飯筐，當檢查徐國通的飯筐時，發現餅子裡有蝦醬就一腳踢翻，倆燒餅轱辘着滾出很遠，徐國通吓得拔腿就跑了，飯也沒給送上。
第二天他再次去送飯，隻送燒餅。獄吏叫了名字，三叔爬了過來，抓住鐵欄杆喊徐國通。徐國通把兩個燒餅遞進去，三叔抓住燒餅，兩眼直直地看着徐國通，徐國通止不住的心酸，眼淚模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獄吏吆喝着把徐國通推走。他邊退邊目不轉睛地看着三叔，那種剜心之痛無法形容。
之後每天早、中、晚徐國通都去給三叔送飯，看到三叔消瘦的臉龐和長滿的胡須，徐國通痛苦極了，無奈，無助，無望幾乎到了極限，卻沒有眼淚了。
徐國通已經十七歲了，也開始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每天都付給張孟福兩角錢的房費，但張孟福卻仁慈地拒絕了，為此徐國通很受感動，覺得張孟福畢竟是個好人，有善心。兩年後，1945年10月，徐國通随軍挺進東北，再次來到安東市時，還專門打聽過他，知情人說他兩口一年前帶着小女孩挑着擔子做小生意去了，過着流浪生活。
送了十餘天飯後，不知什麼原因監獄禁止送飯了。這期間徐國通又倒賣了一次破衣服，賺了十元多。當他從鄉下販衣回到福升棧，邱珍堂手裡拿着根皮尺，急沖沖的找來：“孩子，這可好了，隻要有擔保人，就可以取保你三叔了！”
徐國通是後來才知道他既是小木材公司經理，又是造船廠技師，老家在文登，和他們是老鄉。他比徐國通三叔大十餘歲，是以徐國通稱呼他爺爺。徐國通說：“爺爺，那我找誰擔保呢？”邱珍堂說：“可以擔保。”徐國通聽後非常高興，趕忙給他下跪感恩。他把徐國通扶起來說：“不要這樣。”
第二天邱珍堂就把三叔領回到了福升棧。叔侄相見悲喜交加，彼此緊緊抱住。三叔滿嘴胡須，頭發又長又亂，衣服又髒又皺。他說在監獄裡得了傷寒病，這會兒身上直發冷。下午他們去澡堂洗了澡，到舊衣攤買了兩件大褂，又去理發館理了發，還去照了相。相片上叔侄倆都很精神，一點也看不出剛遭過劫難。
到了第三天，叔侄倆到街上買了二斤大海米（幹蝦仁）去感謝邱珍堂，邱珍堂說什麼也不收。回到店裡，三叔說給張孟福聽，張孟福說他不是不收，大概是嫌少！三叔趕忙又去買了二斤，共四斤再次送去，并再三請求收下，結果他真的收下了。由此三叔醒悟了，給張孟福也送了二斤去，果然，他也收下了。
三叔想念徐忠德，決定要去看望他。原本想他在關東發了财，到了安東後才知道，他在安東市西九十裡路的鄉下，租了兩間房，老伴操勞家務照料兩個孩子，他往返于安東與大東溝之間走門串戶收豬鬃，然後理成一束一束再賣給店鋪，賺幾個錢勉強維持生活。
叔侄倆走了一天半的路才走到徐家。徐忠德夫妻倆非常熱情，騰出一間房讓他們住着，還給做了飯吃，可這時三叔傷寒病重，卧床不起了。徐忠德說：“醜，你三叔還有錢嗎？”徐國通說不知道。他說看樣子病的不輕，得到大東溝請醫生看看。徐國通身上還有幾元錢，就趕緊趕往五裡外的大東溝鎮請來一位醫生，還給醫生雇了一輛馬車。醫生診斷後說要打針。
就這樣醫生五天跑了五趟，第六天時，三叔突然渾身汗流不止，徐忠德見狀把徐國通叫到門外說：“孩子，看樣子你三叔不行了，快準備後事吧！”聽了這話，徐國通吓懵了，這可怎麼辦呀！就對徐忠德說：“全憑老爺你幫忙啦！”他唉了一聲轉回屋去。
誰知三叔自這一天大汗一出，病卻慢慢痊愈了。在徐忠德家住了二十五天，三叔體力恢複後，就決意去安東辦理回山東老家的手續。
在手續的過程中，徐國通才知道，三叔被抓的當天交給張孟福一百多元錢讓給保管。憑着這些錢，他們辦好了手續，買好了回去的票，再無多餘。
在闖關東的人中廣泛流傳着幾句話：“第一年賺了一條驢（拼命幹活），第二年賺了個老婆（衣服破了自己會補了），第三年發财還家（意思是混不下去了，想辦法回家）。”這話幾乎說的就是他們叔侄。
兩年多時光，徐國通和叔叔嘗盡了人間的辛酸苦辣。他們在家鄉受到過日寇燒殺、轟炸、掃蕩和國民黨搜刮的苦頭，這兩年多又遭受到了日、僞統治摧殘的苦頭，也嘗到了當仆人、做下人的滋味。對于徐國通來說，這些極具意義，他還很小，這些經曆讓他能牢牢地把握以後的人生之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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