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派我給宋慶齡當秘書 （李雲）

今年是宋慶齡主席逝世二十周年。在她生前，由于工作關系我同她有多年接觸，我寫了一些回憶，雖然零零星星，但願能表達我對她的深切懷念和崇高敬意。

一

1936年初，馮雪峰來到上海，他首先來看地下工作者徐強（老徐是我的丈夫，當時稱為“老金”）。我看到馮雪峰身穿古銅色長袍，頭戴禮帽，腳穿皮鞋，，臉色很黑，有些像經商的模樣。他向我們傳達了中央瓦窯堡會議的精神，徐強向他彙報了工作情況。馮雪峰決定停止警報工作，由徐強全面負責情報工作。并要我們另找房子，換個環境。接着他去看望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魯迅，兩人徹夜長談甚歡。魯迅當即給宋慶齡打電話，告訴她裡面來人了，希望約定時間見見面。

馮雪峰會見宋慶齡，主要研究有關救國會的工作問題。想不到宋慶齡此時提出一個要求，她說：“我考慮了很久，我有事要找你們商量，一下子沒有辦法找到你們，是以我要求你們派一位共産黨員在我這兒，使我和你們能夠及時通氣。”馮雪峰答應下來。

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馮雪峰竟會要我去宋慶齡那裡工作。我認為宋慶齡是國内外有很高地位并有很高聲望的人，我怕做不好工作，是以不敢承擔這個重任。經過馮雪峰的開導，我服從了。組織上考慮到宋的環境，專門為我作了一番包裝，訂做了幾件旗袍，一雙半高跟皮鞋，一隻墨綠色的拎包。

1936年5月下旬的一個晴天，我前往莫利哀路（現香山路）29号會見宋慶齡。宋的客廳陳設簡樸大方，左右兩壁挂着孫中山先生的相片。我剛在沙發上坐下，聽到一陣腳步聲，擡頭望去，走來一位穿墨色旗袍、黑色高跟皮鞋，儀表非凡、美麗端莊的婦女，我馬上站起來，隻見她滿臉笑容，來到我身邊，一面端詳着我，一面笑着說：“啊呀！是位小姑娘呀！”（其實我已經二十一歲了，梳着兩條小辮子）接着她叫來了李媽，對她說：“這位錢小姐（馮雪峰給我改的姓），是新來的秘書，因為事情忙，不能每天來。”宋又對我說：“如果我不在家時，李媽會照顧你的。”宋和我在沙發上坐好後，她問我什麼地方人？家裡有些什麼人？我都一一回答，後來她好像和我商量似地問我：“你能否每星期來三次，如果事情多了，我再增加，你看好嗎？”我點頭說“好”。

大約過了一個多月，宋慶齡對我提出，希望能改為每天去她那裡一次。她認為這樣更為友善。當時處于白色恐怖的環境下，宋慶齡的住宅周圍特務、密探不斷，我不得不經常改裝，穿行商場，從前門進後門出，直到我确實感到後面沒有尾巴時，才回到家中。

當時，宋慶齡如有重要事情商量，就要我去約馮雪峰會面。一般情況下，她經常将一些南京政府方面的消息直接告訴我們。有一次，她對我提出，是不是可以幫助她了解牛蘭夫婦的情況（牛蘭是“泛太平洋産業同盟”秘書處的代表。這個同盟是紅色工會國際分支機構。更機密的是牛蘭又是共産國際的代表。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後，引渡到南京的。）我即向馮雪峰彙報，很巧，徐強上司的南京情報關系中就有一份有關牛蘭的情報。此後，每次從南京來的密寫情報中如有關于牛蘭夫婦方面的情報，我都抄一份給宋慶齡。大約在1936年9月間，潘漢年到達上海，看到我單獨寫牛蘭方面的情報，就問我原因，我如實作了彙報。他笑着說：“啊，夫人要，不是光她看，而且上面也要看。”我感到奇怪，潘又笑着說：“不知道怎麼搞的，他們怎麼會把第三國際的關系交給孫夫人？！”

一次宋慶齡要我通知馮雪峰去她家面談。馮從宋家回來後，把用報紙包的一包東西交給我，要我保管。他說，這是方志敏的遺墨《可愛的中國》原稿，那是魯迅從内山書店取回來交給孫夫人的。宋慶齡把它交給黨，還附有方志敏給黨中央的一封信。但是，後來馮雪峰又将這包東西取回去了。

二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當天深夜，我們接到中央發來的電報，報頭标上“十萬萬火急”。我兼管電報時間不長，從未見過這樣的急電。我非常焦急地等候潘漢年和馮雪峰的到來。那天潘漢年來得特别早，說是從南京得到消息，西安出了事，情況不明，是以急忙來看中央電報。這份電報通報了張學良、楊虎城兩将軍在西安扣留蔣介石，進行兵谏，迫蔣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等情況；同時提出了我黨的主張：公審蔣介石。不多時馮雪峰也來了，經過商讨，認為電報很重要，暫不向外公布，還要等中央進一步的消息，并密切注意南京方面的動向。

我去向宋慶齡報告了西安事變的情況，她一聽到蔣介石被張、楊兩将軍扣留，非常高興。她說張、楊很勇敢，做了件好事；他們采取這種辦法，也是迫不得已的。她說，在軍事壓力下，有可能使國内戰争轉為抗日戰争，但認為蔣介石很狡猾，不可輕信。

第二天，我去宋家，見李媽打開信箱，發現一封恐吓信，是用毛筆寫的，還附有兩顆子彈，内容大意是：你勾結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委員長，如果蔣委員長發生意外，這些子彈是不認人的。宋看後笑了起來。她說：“不怕他們，我收到的恐吓信也不隻是一封，見多了，也就無所謂了。”

回來後，我向潘漢年、馮雪峰彙報了宋收到恐吓信的事。他們非常重視，認為切不可麻痹大意，一方面争取公開的保護，向法租界捕房報案（宋的住址當時屬法租界的範圍）；另一方面提醒宋暫時不要出門，注意安全。徐強提出派人去宋的住處周圍，加強秘密保衛工作，但不能讓宋曉得。他派了趙伯華擔任這項任務，同時囑咐我，進出宋的住處更要注意“尾巴”。

宋慶齡同意黨組織的上述建議。大約過了幾天，西安事件有了變化，中央又發來“十萬萬火急”的電報，内容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條件下，釋放蔣介石，要我們報告宋慶齡，同時向新聞界釋出。潘漢年随即要我趕快去向宋慶齡傳達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

那天我一早去宋家，看到門内李媽和幫工何元光正清掃庭院，一人用橡皮管引水沖地面，一人用竹掃帚反複洗刷。他們告訴我，夜裡有人将一包包糞便丢進來，臭氣沖天。我進到客廳，宋慶齡坐在沙發上，愁容滿面。她告訴我說：“據南京方面的消息，何應欽積極準備軍事行動，用軍隊包圍西安，派飛機轟炸西安，陰謀制造内戰，如果這些親日派上台，日軍可以長驅直入，侵略中國。”她希望我們黨趕快調解此事，有條件地釋放蔣介石，這并非姑息蔣介石，而是考慮國家的前途。我向她提出，潘漢年要見她，傳達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意見，宋非常高興，當即請潘漢年下午二時去。

潘漢年會見宋慶齡回來說，孫夫人非常贊賞我們黨提出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她提醒我們與蔣介石打交道要十分注意，此人毫無信義，異常狡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手段十分惡毒，應當提高警惕。

三

1937年2月，宋慶齡接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開會通知，請她參加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宋自從1926年以後從來不去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她對蔣介石是深惡痛絕的，也不願意見到那批違背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假左派。這次接到通知，她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決定參加。

宋慶齡對我講，她去南京開會，大約兩、三天就回來，準備在會上發言，講完話就回上海，一刻鐘也不願多呆。她說，我實在讨厭他們。

她在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實行孫中山的遺囑》的演說，提出：“救國必須停止内戰，中國人不應當打中國人。”

宋慶齡從南京回來後，将這篇演講稿很慎重地用信封套起來交給我，請潘漢年與馮雪峰看看。

1937年春，李克農從陝北到達上海，他在治眼疾的同時，還肩負着重要任務。

李克農一到上海，首先通過我約定時間，由潘漢年陪同去拜訪宋慶齡，向宋通報了西安事變後國共談判的情況，特别是釋放“政治犯”，請宋慶齡從旁協助，促使國民黨盡快辦。

李克農又請宋慶齡幫助約見孔祥熙夫人。經宋約定，孔夫人和李克農均按時到莫利哀路29号宋的住處見面。宋慶齡給兩人作了介紹後，自己退到花園裡散步，一直到他們談話結束，宋送走他們後我才回家。

1937年7月間，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張沖、邵力子在廬山會談後，于14日到達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亞飯店。第二天，他們到了潘漢年另一個辦公地點，由徐強向周恩來等彙報情報工作。彙報結束後，潘漢年要徐強趕快叫我去通知宋慶齡，告知周恩來等三人結束廬山會談後，已來上海，要求見宋。

宋同周恩來等會見時，極為高興，他們在大革命時期就認識，而林伯渠作為國民黨老同盟會會員，與宋更為熟悉。他們談得很熱烈。周恩來将廬山會談經過情況向宋作了介紹。周恩來說，蔣介石對抗日很動搖，對日本軍國主義還有幻想，希望通過和平方法，求得盧溝橋事件的解決。他們把中共團結抗日的建議擱置起來，以緻會談沒有結果。

宋慶齡聽了很生氣，她說，怎麼置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管呢？他豈不是變成人人喊打的賣國賊了嗎？

四

1937年記不得哪個月份，宋慶齡對我談了一些事情後，她突然輕聲地對我說：“我算不算黨員？”她提這個問題，當然決不會是問我的，她是在問黨組織，我無法回答，隻得“嗯、嗯”地點頭，她也不追問，又談别的事情去了。

我回到家裡，在潘漢年和馮雪峰來看電報時，把宋提的問題請示他們，問應該如何回答宋慶齡？潘漢年說：“孫夫人堅定不移地與我黨合作，她用她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到了特殊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她的入黨問題，必須中央來考慮。”潘又說：“明天，你對夫人說，你和共産黨員一樣。這樣回答比較妥帖。”馮雪峰也同意。

第二天，我見了宋慶齡，按照潘的意見回答了她，她異常高興。我把一些事情辦好後，準備回去時，宋一定要留我吃飯，她說：“你從來不肯在我這裡用飯的，今天一定要在這裡吃一頓便飯。”

宋的飯菜極為簡單，首先每人一杯紫菜湯，接着一盤甜椒炒豬心，另一盤為燈籠椒塞肉末，還有一盤菠菜和一盤鹽漬紫蘿蔔，是宋親自做的。宋對我說：“我炒菜是跟孫先生學的，他長期過流浪生活，學會了炒菜煮飯，而且他是醫生，懂營養，青椒（裡）維他命C特别多，是以我常吃青椒，紫蘿蔔是我用鹽漬的，不僅營養好，而且很爽口，是我喜歡吃的。”這頓便飯吃得我們兩人都很開心。

這年“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炮轟閘北，襲擊虹橋機場，當時租界非常混亂，許多華界的居民紛紛擁擠到租界裡來，靠近租界與華界交界的地方居民紛紛往市中心逃。到處搶商店，米店紛紛關門。有一天，我去宋家，恰巧宋慶齡不在，李媽對我說：“家中米隻能吃幾天了，元光出去找米店，都關了門，他實在買不到大米，急得不得了。”正在這時，何元光來了，他說：“錢秘書，請你想想辦法，買點米，我實在沒有辦法，又不敢對夫人說。”對這件事，我也沒有把握，隻好答應說：“好，我去想想辦法吧。”我找父親幫忙。他托米店熟人買到了米，第二天，又雇一輛汽車給宋家送去一擔大米。

到了十月下旬，形勢更加嚴峻，歸綏、張家口、大同、保定、石家莊、邢台、娘子關、德州、滄州等相繼棄守，上海的形勢也更加緊張了，日軍在滬甯線調動頻繁。毛澤東、周恩來來電說：為了孫夫人的安全，請她撤離上海去香港。這份電報是由潘漢年向宋傳達的。第二天，記得我去時，宋對我說：“感謝毛先生和周先生的關心，我這裡還有不少工作需要處理，我還不能一下子随便離開，稍緩些時間吧！”她停了一下，又對我說：“我非常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香港。”這時，我為難了，因為我還不知道組織上是什麼意見，不敢答應下來，隻能以微笑表示。

五

大約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中央發來第二封電報。這時抗日戰争到了極其嚴重的階段，上海淪陷，無錫、蘇州等地相繼棄守，上海租界陷于日軍包圍之中，成為孤島，中共中央來電催促宋慶齡趕快離開上海去香港，電報具名為毛澤東、周恩來。這份電報由我向宋傳達，她表示感謝毛先生和周先生，并說：“工作上一些事情已處理得差不多了，可以離開上海了。”她告訴我，她把孫先生的遺物全部整理了一遍，凡是能帶去的盡量帶去，還有她母親和父親的紀念物，也想盡量帶在身邊。一些帶不走的重要物件，寄存在朋友處，其他一些東西隻得放在家中了。她講了打算後，拍拍我的手背說：“我們相處得很好，很合得來，我非常希望你能一起去香港。”這次，我由于事前已經得到組織通知，決定讓我陪同宋慶齡去香港，是以，我點點頭答應了。

宋慶齡為人很細緻，待人極為周到，她甚至為我準備了去香港的服裝，送了一段紫色橢圓形銀色花紋的綢旗袍料子，要我趕快去做一件絲棉旗袍；另外又送了一件灰色花紋旗袍和一件黑色外套，都是新的。她說：“不要客氣，你拿着，會有用的。”我趕緊回去向潘漢年、馮雪峰彙報，并把東西交給他們。潘漢年說：“凡是夫人送給你的東西，你必須要拿，不然她會不高興的。”馮雪峰說：“給你的料子，趕快去做，再買一件大衣，這樣可以配起來。”

在赴香港前三、四天，宋慶齡交給我一張船票，她說：“這是艘德國郵船，乘客少，比較友善。我請外國朋友送上船，帶着李媽，你單獨上船，我們在船上會面吧。”

12月23日清晨，天氣陰沉沉、灰朦朦的，很寒冷。我拎了一隻箱子，拉上大衣領子，随着三三兩兩的人上船。

郵船大廳富麗堂皇，房間裡床頭有電話，裡面有洗漱間和浴室，室内布置得很高雅，暖氣很足，大衣穿不住了。船開出不到一小時，李媽找到我房間來，交給我一張紙條，這是宋慶齡寫的，大意是：在船上不便會面，到香港後，要我第二天到她的新家去，紙條上寫有位址。

到達香港後，宋慶齡住在她二弟宋子良的房子裡。宋子良在香港有幾套房子，半山上這套讓宋暫住，宋準備以後找到合适的房子再遷移。我住在跑馬地徐某家中，他是中共秘密黨員，任國民黨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英文很好，他是由南京撤退到香港的。他在南京時由徐強直接上司，潘漢年來香港後，改受潘的上司。

我按原來約定的時間去看了宋慶齡，李媽一看到我去了，她說：“夫人就是等你來。”原來宋慶齡因為我沒有來過香港，準備帶我出去走走。那天，宋穿了件黑色旗袍，加上黑色薄呢的外套，高跟皮鞋。我們坐出租汽車來到去九龍的輪渡碼頭，進到輪船最裡面靠窗的一排凳子邊坐了一會兒，宋站起來，對着窗外看，我也跟着宋站起來。宋在我耳邊輕輕地說：“你看靠安全門旁邊一排座位上有一個女的，皮膚黑黑的，胖胖的，穿一套西裝，她叫陳璧君，是汪精衛的妻子，我實在不願見到她。”當船到達九龍時，我們等到渡船的人走得差不多時，才上的岸，已經不見這位胖女人的影子了。我們沿着九龍最大的一條馬路——彌頓道走，一直到彌頓酒家門口，才轉回來，仍坐渡船回到香港。當時香港另有兩條大馬路，一條德輔道，一條皇後大道。我們慢慢地走，宋帶我們去金龍酒家用午餐，宋點了幾個菜，吃完後，宋說，她要變戲法給我們看。說着，她将紅茶倒在盅裡，立刻變成了白色，如牛奶。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我和李媽都笑起來了。

六

1938年春的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了一條很大的标題：蔣夫人探望國母孫夫人。我想可能有什麼重要消息，便去宋家打聽。宋慶齡熱情地邀我一起進餐。我一面吃一面問報紙上登的那條消息。宋說：“昨天我的小弟子安來看我，對我說：‘三姐來到香港，我們都聚在一起，三姐關照大家，任何事情不要告訴你。’我聽了很生氣，就對我的小弟說：‘你不要對我說什麼，我也不要聽。’我的小弟子安是和我比較好的，他還來告訴我一點消息。”“我們姊妹關系不及一些好朋友，一切都從政治上來分的，談不到什麼骨肉之情。我們姊妹彼此都用夫人稱呼。她們叫我孫夫人，我叫她們孔夫人、蔣夫人。報紙是亂推測的，我住上海那麼多年，她都不來看我，我剛到香港不久，怎麼會來看我呢？當然我也不會歡迎。孔家的大兒子孔令侃，他在聖約翰大學讀書，常來看我，告訴我許多南京政府的情況。因為在孔家，大人講事情并不回避孩子的。西安事變時，他的父母不準他來我家了。這不是看得很清楚嗎？樣樣都是從政治上分，哪有什麼姊妹之情，全是空的，表面的。”由此，我對宋堅強的政治态度、愛憎分明的立場，感到十分欽佩。

1938年4月下旬，上海來電報，由于我的孩子病重，要我回去，我向宋慶齡請假，她同意。她再三叮囑我要盡快回去，她打算把我放在她籌備組織的保衛中國大同盟裡任秘書，有了公開身份，我的工作更為友善了。不料到上海後，雖然孩子病好了，但因工作需要将我留下來了。

（責任編輯 劉家駒，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