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
中共上司人鄧小平和陳雲在三中全會上
文 • 劉亞東
新年鐘聲即将敲響的時候，我們剛剛經曆了一個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日子。45年前，1978年12月18日，一次決定中華民族前途和命運的會議在北京京西飯店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确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面糾正了以往左的錯誤，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果斷停止以階級鬥争為綱，決定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确立；從小平南巡講話，到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改革，在當代中國有着明确的内涵和清晰的主線，那就是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曾幾何時，市場經濟是一個讓人噤若寒蟬的敏感詞。還是小平說得好：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
PART 01
他用一根鉛筆
講透了市場的力量米爾頓·弗裡德曼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果還活着，現在已經111歲了。他曾三次通路中國。我們的一位副部長問過他：在美國誰負責物資配置設定？今天看來，這個問題有嫌淺陋，但卻問對了人。在經濟學殿堂裡，弗裡德曼以其卓越貢獻和獨到見解享譽世界。一篇名為《我，鉛筆》（I, Pencil）的文章成為他探讨市場力量時得心應手的神器。其實，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倫納德·裡德，但弗裡德曼多次引用并闡釋其深刻的道理，使之成為經濟學界的經典之作。是以有人說，弗裡德曼隻用一根鉛筆就講透了經濟學原理。
費裡德曼一根小小的鉛筆，需要用到加州的紅松、斯裡蘭卡的石墨、密西西比河的黏土、東印度群島的硫化油膠、意大利的浮石，以及這些物資背後的伐木工、礦工、農民、司機、海員，再算上他們喝的咖啡，吃的香腸，用的水電瓦斯……涉及到人可能有數百萬之衆。而這麼龐大的一群人，互相完全不認識，其實也不用認識，僅靠一種神奇的力量，就能互相配合，制造出我們手裡這根鉛筆。這種神奇的力量就是弗裡德曼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此外，鉛筆産業的相關人員完全不用接觸鉛筆，他們用一種通行的東西，來交換制作鉛筆所需的各種資料，這個東西就是貨币，也是弗裡德曼的主要研究對象。《我，鉛筆》以一支普通鉛筆自述的方式，展現了市場經濟中分工與協作的奇迹。弗裡德曼在引用這篇文章時，強調了市場經濟的去中心化和分散知識的重要性。他指出，鉛筆的制造過程涉及到世界各地的資源、勞動力和知識，沒有一個中央計劃者能夠了解和協調這些複雜的關系。正是市場機制通過價格體系和自由競争，将各方的利益和興趣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各個參與者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一種秩序，進而生産出看似簡單的鉛筆。
費裡德曼還進一步強調市場中的競争和創新。在自由市場環境中，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持續追求效益和創新。正是由于競争的存在，企業才不斷尋求技術進步、提高生産效率、降低成本、改進産品品質，以形成自己的優勢。這種競争讓市場充滿生機和活力，也讓一支普通的鉛筆變得越來越好用。弗裡德曼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也是一位出色的傳播者。講好鉛筆故事，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市場經濟體制，他做到了。歸納起來，這個故事有三個要點。第一，和光刻機或航空發動機比起來，鉛筆是一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産品，也許根本談不上什麼科技含量。但世界上竟無一人能夠掌握制造一根鉛筆所需要的全部知識！盡管如此，鉛筆還是被輕輕松松制造出來，并送到每一個有所需求的消費者手中。第二，參與鉛筆生産的絕大多數人，其實并不知道自己的辛勤勞作，是為了制造這種能夠書寫的小玩藝兒。很可能，他們中一些人從來沒有用過鉛筆。完成份内的工作，隻是為了養家糊口。他們也許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甚至彼此憎恨，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分工合作，生産出一批又一批的鉛筆。第三，雖然一根鉛筆調動了世界各地的資源，凝聚着無數人的努力，但你卻能用不到一瓶礦泉水的錢買到它，它還經常除舊布新，翻然改進。這一切，都是市場的力量。
PART 02
一隻“看不見的手”，
把“利己之心”變成“利他之行”
美國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德隆考察了過去250萬年（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年）的人類社會發展史。他的結論是，從1750年到2000年的250年裡，人類用0.01％的時間創造了97％的财富。而這個奇迹的根源就在于市場經濟制度。
西方國家300多年前開始走向市場經濟，實作了經濟起飛；中國30多年前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實作了經濟起飛。
亞當·斯密
市場經濟為什麼能創造巨大的财富？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裡指出，市場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把每個人的“利己之心”轉換為“利他之行”。在市場經濟中，你要謀求自己的利益，就要以創造價值的方式先為客戶謀求利益。市場競争說到底，就是為客戶創造價值的競争。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别人——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奇妙之處。
一部《國富論》讓亞當·斯密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鼻祖。該書1776年3月在英國一經面世，那隻“看不見的手”便被崇尚自由經濟和市場力量的人們視若神明，也被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奉為圭臬。
市場經濟中那隻“看不見的手”往往是透明的；而計劃經濟中那隻“看得見的手”卻常常是不透明的，由此帶來的許多問題曾長期困擾我們的國家和社會。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行政機構來告訴全社會應該生産什麼，生産多少，怎樣生産，為誰生産，定多高價格。但是，行政機構怎麼可能擷取那麼多的市場資訊？而且，市場本身又是瞬息萬變的！是以，盲目決策和瞎指揮也就成為必然。
計劃經濟時期，老百姓在憑票排隊買魚
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好壞由别人說了算，而不是自己說了算，這樣就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人為失誤。由企業家對産品或産業的市場前景做出判斷，其準确程度決定着利潤的大小，甚至決定着企業的興衰。市場競争的過程就是不斷地發現和加工資訊的過程。雖然這是一種趨利的行為和本能的沖動，但其有效性和成功率已被無數經濟實踐所證明。隻有企業家才知道什麼産品受市場歡迎，什麼産業代表未來發展方向。他們最有能力，最有資格，也最有條件做好這件事，别人不應越俎代庖。
從根本上講，經濟高品質發展是效益的要求，而效益又是市場的産物。是以，高品質發展隻能是市場經濟中的高品質發展。市場要求它的參與主體必須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壟斷走向競争，在此過程實中現了資源的最佳配置和效益的最大化。就此而言，市場的力量是任何一種号召、訓示或行政指令都無法比拟的。
PART 03
新型舉國體制，“新”在哪裡
目前人們都在讨論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新型舉國體制新在哪裡？新就新在今天的舉國體制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第一，轉變政府職能。重大攻關項目一般都具有基礎性、公共性和通用性等特點，因而離不開政府的統籌和布局。但新型舉國體制應當規避以往走過的彎路，特别要破解盲目上馬、政府包辦、不計成本等老大難問題。建立科學化、民主化的目标任務決策機制，是新型舉國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在實施過程中，政府推動項目的方法和手段也應當改變，要在更大程度上實作從上司到引導、從指揮到服務、從定規劃到定規則的角色轉換。
第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由于突出強調社會資源融合與系統能力內建，是以新型舉國體制應能更加有效地統籌各方面力量，以柔性方式更好地滿足技術創新的需求。在新型舉國體制架構内，必須賦予研發機關獨立、完整的法人格和自主權；鼓勵新型研發機構探索各種符合創新規律的管理模式；将重大項目的實施與研發機構的能力建設結合起來；以任務為導向、利益為驅動、項目為紐帶，建構生機盎然的“政産學研用”協調關聯的創新群落和戰略科技力量體系。
第三，營造創新生态系統。作為新型舉國體制的攻堅目标，半導體晶片、航空發動機之類的技術叢集或産品叢集往往都依托于創新生态，而這種創新生态通常是世界各國成百上千家企業，在數十年的競争與合作中建構的。任何國家要想提升自己的創新體系效能，必須實作創新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持續優化自己的創新生态系統。是以，新型舉國體制隻有與創新生态系統産生良性交流與互動，才能獲得更具生命力的全球競争優勢。
第四，發揮企業主體、主導和主角作用。關鍵核心技術創新性強、發展變化快，而且面臨更大的市場不确定性。是以，必須注重在與市場需求的耦合中創造價值，用市場需求倒逼前端技術創新。在此過程中，企業必須當仁不讓地發揮主體、主導和主角作用。經過改革開放45年的快速發展，大陸已經擁有一大批優秀高新技術企業。它們作為國民經濟中最活躍、最富有創造性的要素，應該成為新型舉國體制的中流砥柱。
第五，建構開放的平台。以國家政策和資金為引導，廣泛吸納各方面力量（包括國外力量）參與，鼓勵不同市場主體運用市場機制開展合作。國有研究機構和企事業機關無疑将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但民營企業作為新鮮血液的注入，将成為新型舉國體制的新引擎，也是差別以往舉國體制的最顯著标志。
第六，投融資管道多元化。重大攻關項目的投資通常都是規模大、周期長、風險高，在以往舉國體制中全部由政府承擔。但是，财政砸錢的單一模式今天難以為可持續創新和發展提供保障。随着社會資本不斷壯大，新型舉國體制的項目實施現在完全可以做到政府不唱獨角戲，改由包括風險投資在内的社會各方面力量合作參與。投融資管道多元化是新型舉國體制的必然選擇。
第七，保護知識産權。為充分調動參與主體的積極性，新型舉國體制應根據創新活動的規律和特點，建立目标考核體系并制定知識産權激勵方案；探索政府資助項目的專利權向發明人或設計人、中小企業轉讓的辦法或利益配置設定機制，進而讓投資者和科研人員更多地分享研發成果商業轉化形成的收益；力求在知識産權的擷取、歸屬、配置設定、轉移等方面，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國家利益和國際慣例。
第八，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新型舉國體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不是閉關自守。隻有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才能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促進高品質發展。随着對外開放邁向更加全面、深入和系統的新階段，相對零散化和碎片化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已經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标準等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就是主動對标和對接國際先進的市場規則，在清理國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規基礎上，進一步形成與國際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相銜接的、規範透明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45年的實踐充分證明，發展中的問題必須在發展中解決，中國隻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才能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促進高品質發展。讓我們秉持這樣的信念，走進2024年！
作者系南開大學傑出教授、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科技日報社原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