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陽：一個搖滾歌手和他的民間藝人朋友

蘇陽：一個搖滾歌手和他的民間藝人朋友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隗延章

發于2019.6.24總第904期《中國新聞周刊》

一間階梯教室中，一位教授對歌手蘇陽說，“你的音樂，我覺得用花兒和搖滾結合，是有新意的，但不夠原汁原味。”蘇陽回複他說，“我不能照着一樣的唱，他們從小放羊，生活環境和我是不一樣，我是廠礦子弟，我得站在蘇陽的角度，唱蘇陽的生活”。

這是紀錄片《大河唱》中的一幕，記錄的是蘇陽在哈佛大學分享會上的情景。在文藝青年之中，蘇陽如今早已成為一個接頭暗号。這個銀川的歌手嫁接了西北的民間音樂“花兒”、秦腔和現代音樂，加以重組和改良，形成了極具辨別度的個人作品。他不隻在國内的音樂節備受矚目，這個來自西北的黝黑男人也開始應邀參加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動。在哈佛做分享會的那段時間，蘇陽正在做一個名為“黃河今流”的跨界藝術項目，他在紐約、巴西、北京等地舉辦展覽、演講等活動，向人們介紹那些曾經影響過他的黃河流域的民間文化。

黃河今流

早在2016年，蘇陽便已經開始在籌備“黃河今流”。電影公司天空之城的創始人路偉了解到之後，打算為蘇陽拍攝一部紀錄片。這部紀錄片便是如今這部《大河唱》的雛形。當時的構想中，它既是蘇陽的“黃河今流”計劃的一部分，也可以上院線，成為一個獨立的電影作品。

2016年春天，路偉找來蘇陽、清華大學教授雷建軍、馬燈影業制片人包曉更，他們約在人大體育館附近的一間老茶館，讨論這部紀錄片的拍攝事宜。

雷建軍提出不隻拍攝蘇陽本人，也拍蘇陽背後的音樂母體：西北的民間藝人。某種程度上說，是那些藝人成就了蘇陽，但那些人一直被湮沒。蘇陽列了一個名單，他們确定下四位拍攝對象：皮影藝人魏忠富、說書藝人劉世凱、民營秦腔劇團團長張進來、花兒歌手馬風山。

“所謂音樂母體并不是說具體的某一個單一的人，不是這樣的。可能我長期就聽這些亂七八糟東西，然後你摘出來，受影響就是幾個系統，花兒、皮影、說書、秦腔。”在《大河唱》的點映結束之後，蘇陽坐在北京路邊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拍攝方式上，雷建軍提出用影像人類學的方式拍攝，用劇情片的方式剪輯。前者保證足夠深入了解拍攝對象的生活，後者確定影片的可看性。此前，雷建軍所在的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曾以這種方式拍攝過《喜馬拉雅天梯》《我在故宮修文物》等作品。

拍攝前，雷建軍找來音樂人類學學者蕭璇，對即将拍攝的四位藝人進行田野調查。同時，他找到兩位自己的學生，在清華大學就讀的柯永權和楊植淳，以及在雲南社科院影像人類學研究所工作的導演和淵，共同擔任《大河唱》的導演。

蕭璇長期研究西北的花兒。她接到雷建軍邀請的時候，正在二郎山花兒會上，和花兒歌手們喝酒唱歌。她很快便答應了這件事，“國内還沒有音樂人類學學者參與電影制作的先例，這種嘗試，有助于音樂人類學走出象牙塔，與現實對接”。她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夏天，蕭璇組建了一個由清華大學、浙江音樂學院、蘇州大學、上海音樂學院的師生構成的4人團隊，前往黃河中上遊，與民間藝人同吃同住，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田野調查。

蕭璇負責的是說書藝人劉世凱。劉世凱起初不答應接受田野調查，除非蕭璇幫他說服當地政府，給他一些政府的演出項目。為此，蕭璇跑了很多次當地政府，幫劉世凱解決了這件事，調研才真正開始。

調研團隊不斷将影像、文字資料回傳給雷建軍和導演們。一些資訊讓雷建軍覺得有些意外：說書藝人劉世凱的本職工作是一個包工頭，馬風山當過村主任。

雷建軍還從調研資料中，留意到一個人類學的現象：“黃河流域民間的重大儀式上，都是請戲。而西南地區主要是舞蹈”。

他分析，這可能是源于，自古以來，黃河流域王權是最重要的力量，而西南流域最重要的力量是神權。“在社群與王權的互動，需要用戲固定下來，讓更多的人可以受到王權的召喚。但是你要跟神權溝通的時候，你光唱，他看不見的，你就要有舞蹈。”

拍攝之前，參與《大河唱》的學者和導演，都沒有對這部紀錄片預設拍攝方向，而是在與拍攝對象同吃同住的一年多中，記錄下他們在這一年中的日常生活的碎片和素材，等着它們慢慢自然發酵。

搖滾歌手

《大河唱》的拍攝之初，大家是因為想去探求蘇陽這樣一個融合了當代和傳統、搖滾和民族唱腔的歌手的精神源流，但蘇陽音樂生涯的開始，卻不是因為西北的民間音樂，而是因為一曲《西班牙鬥牛士》。

那是1980年代末，蘇陽隻有17歲，還是陝西省安裝技校的學生。一天，他的一個同學用吉他彈了一曲《西班牙鬥牛士》。他從未覺得音樂如此好聽，“很粗糙地發出特别真實的一種像火星子一樣的音符顫在我身上。”多年之後，已經成為職業音樂人的蘇陽這樣回憶。

之後，蘇陽開始整天泡在有吉他的同學周圍，蹭他們的吉他練習。不久，蘇陽将自己的食堂飯票賣了20元，從一位同學那裡，買了把二手吉他。

畢業時，他去了陝西隴縣的一個工地當小工，每天篩沙、和灰、推車、撂磚，一天收入一塊七毛五。一天黃昏，他下工路過隴縣工商銀行的家屬院，見到一個人正在教别人彈吉他。蘇陽走過去和他們一邊聊天，一邊彈奏了一曲《少年犯》。聊天中，蘇陽得知對方曾在西安吉他比賽中獲過獎，現在在隴縣銀行工作，在等機會調回寶雞。

那人和蘇陽說，“你樂感不錯，你回頭來找我，我可以介紹你去西安，參加走穴團體”。次日，二人喝了一頓酒，随後，對方給他寫了一封介紹信，讓蘇陽去找他在西安的一位朋友。

蘇陽拿着這封介紹信，進入了西安的新蕾樂團。但新蕾樂團的工資隻有60元，很難維持生活。一個河南的走穴團體路過西安時，蘇陽離開新蕾樂團，加入了全國走穴大潮。

他日後形容這段經曆，覺得有點像賈樟柯的電影《站台》中的文工團。吃住都在舞台，冷了蓋油氈布。早晨不吃飯，中午吃一碗3塊錢的餃子，晚上少吃點，演出完了肚子咕咕叫。

上世紀90年代，搖滾樂在中國開始流行。歐美的搖滾樂通過北京、西安傳到蘇陽的耳朵裡。“魔岩三傑”在香港紅磡演唱會結束的第二年，蘇陽在銀川組建了一支名為“透明樂隊”的搖滾樂隊。那時，他留起一頭長發。

這支樂隊的舞台風格和曲風深受當時西方搖滾音樂的影響，很受歡迎，但卻不怎麼賺錢。“樂隊中，沒人會經營，隻知道要排練、演出，演出之外的事情沒有任何人做，稍微有點錢就趕緊湊一塊喝酒。”

1999年末，唐朝、張楚和超載去甯夏體育館參加“世紀狂飙——中國搖滾勢力演唱會”。演出商把蘇陽的樂隊叫過去，一塊演了一場。演完不到一個月，蘇陽宣布樂隊解散。

那時，蘇陽的兒子已經到了上國小的年紀。孩子的班主任，覺得他留長發接送孩子不太合适。第二天，他剪掉了長發，剃了一個平頭，發型一直保留至今。差不多從這時，蘇陽對搖滾樂的興趣，漸漸轉移到西北民間音樂。

土的聲音

新世紀初的一天，蘇陽在朋友家聊音樂。朋友收藏了很多cd，愛聽布魯斯和爵士樂。蘇陽問他，“能不能給我張更原始的？比如，我記得美國電視劇《根》裡面有一段黑人在受奴役期間唱起的家鄉的歌？”

朋友給他翻出來一張黑人音樂的田野錄音。他一聽，不知為什麼，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時候生活的銀川同心路附近的稻田。

蘇陽是7歲時來到銀川生活的。那是1976年的一個深夜，他和母親從浙江溫嶺箬橫鎮坐火車到達銀川。父親騎一輛二八自行車，把母子接到銀川市同心路的一處家屬院。此前，蘇陽的父親在50年代末“支邊”中，移民到銀川，在氮肥廠工作。

次日清晨，蘇陽推開門，眼前是隻有幾排房子，遠處是一望無際的黃土。整個童年生活中，蘇陽并沒有機會聽到多少音樂。隻是偶爾路過家屬院旁邊的農田時，會聽到田野中農民唱甯夏小調和斷斷續續的民歌。

他聽到黑人音樂的田野錄音那一天，依稀回想起兒時農民在到稻田邊哼唱的一句歌“甯夏川，兩頭尖，東靠黃河西靠賀蘭山，金川銀川米糧川”。後來，他了解到，在甯夏，隻有銀川平原附近是魚米之鄉，銀南、銀北的很多地方，更多的是多年幹旱。其中，很多地名卻與水有關：大水坑、草泥窪、喊叫水。

“我不知道别人看了什麼感覺，我覺得很苦，怎麼可能是金川、銀川、米糧川呢？”蘇陽說，他接着寫下了這樣的詞“甯夏川，兩頭尖……糜子黃，山丹丹花開富兩岸，盼隻盼那個吃飯不靠天”。

2004年的一天，蘇陽在銀川富甯街戲社看秦腔，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我如果在這樣的地方演出一場，會被接受嗎？”這間戲社的顧客，大多是中老年人，平日裡，台上是秦腔演奏，台下的人在打麻将。

他決定嘗試一下，和戲社老闆說好之後，他們将門口黑闆上本來演出的折子戲《周仁回府》《遊西湖》擦掉，寫上了“土的聲音——蘇陽樂隊”。之後，他還特意找人印了門票，一張20元。

到了晚上，隻有他的幾個朋友買了門票，戲社内人數寥寥。他開始唱的時候，奇迹卻出現了：免費來看的人堵滿了街道。附近街道的居民、民工圍在門口。警察接到投訴，趕過來卻沒勒令停唱，站在那聽完才離開。

這次演出觀衆的反應，讓蘇陽隐約找到了自己的音樂方向：在民間音樂中汲取養分，唱自己見到的生活。從那時起，蘇陽越來越多地去到西北的縣城、村莊，在民間藝人那裡尋找真正的“土的聲音”。

蘇陽讨厭“采風”這個詞，他與民間藝人的交往，是一種類似于朋友的方式。《大河唱》的導演柯永權負責拍攝蘇陽。他記得，每次蘇陽去說書藝人劉世凱家前，都會在小賣部買上兩瓶酒，一箱牛奶拎過去。這讓他想起，小時候和大人走親戚時的情景。

民間藝人的凡俗日常

2016年6月，《大河唱》的拍攝團隊，沿着蘇陽曾經尋找民間藝人的路線出發。其中，導演和淵負責拍攝說書藝人劉世凱和秦腔劇團團長張進來。攝影以日常的角度切入。

或許由于這樣的拍攝方式，在《大河唱》中，很難看到傳承與創新、生活與堅守、落後與現代等拍攝民間藝人故事中常見的臉譜化叙事，他們更多的是在拍攝四位民間藝人們凡俗、瑣碎的日常生活片段。

拍攝前，和淵一場活動上見到劉世凱一面。劉世凱煙瘾很大，中途離開書店，去樓下抽煙。和淵記得，已經58歲的劉世凱，一直在琢磨掙錢的事兒。抽煙時，劉世凱還抽空對另一位民間藝人說自己是包工頭，對方可以來跟自己一塊幹活。

劉世凱出生于陝西省榆林縣，這裡曾是陝西民歌最繁盛的地方。他的父親曾是當地有名的說書藝人，他從小聽父親說書。耳濡目染，學了一些。後來，當地文化館看中他說書的才能，吸納他加入。1976年，他重新回家種田。

他20歲左右結婚，後來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一個兩歲孩子。為了養孩子，他在冬季農閑時，開始去西北的各個村莊說書。他在甯夏鹽池縣說書時，認識了一個女人，日後成為他第二任妻子，二人陸續生下了3個孩子。

他一度停止說書，辦磚廠、包工程，并在80年代成為遠近聞名的萬元戶。結婚十年後，劉世凱第二任妻子因産後抑郁症去世。他靠說書和承包工程，把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帶大。

現在，他将兩任妻子分别在陝西榆林和甯夏鹽池的墳，遷在了一起，打算日後自己也跟她們葬在一起。和淵記得，下葬那天，劉世凱看着棺材說，“我這輩子可能就是個光棍了，但死了我就成皇上了，兩個老婆陪着我，左膀右臂。”

和淵覺得，劉世凱最好的說書作品是《劉世凱傳》。“把他從小的經曆，一直唱到他目前的生活。”從這個角度說，劉世凱和蘇陽一樣，都在用一種本土的腔調表達自己真實的生活，就像他們身邊的黃河在唱歌。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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