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是衡量一個社會發展水準的重要标志。在曆史長河中，人類絕大多數時間處于糊口經濟狀況，收入所得僅能維持基本生存。告别糊口經濟意味着解決了溫飽問題。
歐洲在世界上最早完成了從糊口向溫飽的轉變，但它們何時告别了糊口經濟，史學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19世紀以來，經濟史學家開始關注生活水準問題。
在此基礎上，20世紀早期以來史學家認識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并不适用于現代社會。如阿貝爾所說，半個世紀後，這些預言（包括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李嘉圖的土地邊際收益遞減理論）已被證明是錯誤的。
他認為，馬爾薩斯的兩階段循環假設隻适用于19世紀中葉以前的農業社會，此後的工業社會中工資增長明顯快于生活資料價格，歐洲徹底擺脫了兩階段的“馬爾薩斯循環”。
稍後的史學家進一步認為，19世紀初歐洲主要國家已經超越了馬爾薩斯的兩階段循環模式。18世紀初和19世紀初英國、法國先後擺脫了“馬爾薩斯循環”，亦即英法兩國分别在工業革命開始前或者工業革命期間告别了糊口經濟。
晚近以來的更多研究将英國從糊口向溫飽轉變時間上溯到18世紀以前。1965年，拉斯勒特發表“英國農民還忍饑挨餓嗎？前工業時期英國人的饑荒與瘟疫”一文，探究近代早期英國人是否仍遭受年鑒學派史學家古貝爾的《博韋與博韋人》一書所反映的同時代法國人那樣的苦難。
他認為，盡管英國的狀況遠非田園牧歌般美好，甚至在16世紀90年代還發生了連年歉收，但死亡率較高的周期性傳染病主要是流行病而非食品供應危機所緻。換言之，16—17世紀的英國農民已經不再忍饑挨餓。
受此啟發，1998年，戴爾在“中世紀英國農民真的忍饑挨餓嗎？”一文中提出，如果說自己的研究所表明的中世紀早期和中期英國農民仍缺少食品和飲料，以及拉斯勒特有關近代早期英國人并不存在食品危機的觀點是正确的。
那麼英國曆史上的這一重要轉折點發生在14世紀，1375年或許是一個關鍵節點，它開始了食品便宜和充足的新時代。從此以後，英國農民不再忍饑挨餓，由饑餓導緻的死亡率徹底結束。
而且，從此開始，英國人用于非食品消費的開支日益增加，毛紡織品等商品市場穩步擴大，這一切都表明中世紀晚期英國告别了糊口經濟，進入溫飽階段。
以上論述提出了中世紀歐洲究竟是否告别了糊口經濟、哪些因素影響了它們在中世紀完成從糊口向溫飽轉變等重要問題。應該說，中世紀歐洲是否告别糊口經濟，受制于生産、配置設定、災荒、瘟疫以及戰亂等多種因素。
有鑒于此，筆者拟分别從人口數量、農業生産和食品價格的變化幾個方面，考察中世紀歐洲的食品供求關系，借此回答中世紀歐洲是否告别了糊口經濟以及原因何在等問題。
人口意味着需求，而需求多少是由人口數量決定的。龐茲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口史可以劃為三個時期：中世紀早期人口下降或保持穩定；10或11世紀至13世紀末是人口增長時期；14—15世紀先是人口下降，然後出現波動，直到15世紀晚期才開始出現上升趨勢。
在上述三個階段中，中世紀早期文獻史料最為匮乏，導緻史學家出現嚴重誤判。以往認為中世紀早期歐洲人口一直是下降的。拉塞爾曾主張，中世紀早期歐洲連續遭受鼠疫、阿拉伯人擴張、匈牙利人和北歐人入侵，導緻連續幾個世紀人口大量減少，因而“543—950年代表着自早期羅馬帝國以來歐洲人口的最低點”。
不過，拉塞爾的觀點後來發生了變化，認為中世紀早期人口至少經曆了三次增長過程。第一次發生在500年之後的半個世紀中，“複雜的歐洲－地中海區域的各個部分似乎都經曆了人口的緩慢增長”。
第二次人口增長“從650年到700年，整個歐洲的人口有相當數量的增長，也許增加了三分之一”。至800年，“由于鼠疫帶來人口稀少的好處，又使歐洲人口恢複到鼠疫前的水準，在大陸中部和北部地區還可能有所超過”。
第三次人口增長發生在９世紀和10世紀上半葉，由于北歐海盜威脅着歐洲的北部，而匈牙利人威脅東部，因而此次人口增長數量在許多地方十分有限，“隻有在很少幾個地方看起來增加了許多人口”。
據此，拉塞爾修正後的觀點主張，受鼠疫影響，中世紀早期歐洲人口最低點出現在７世紀上半葉，此後人口開始緩慢增長。
500年、650年和1000年，意大利人口分别為400萬、250萬和500萬，法蘭西－低地國家人口分别為500萬、300萬和600萬，不列颠列島人口分别為50萬、50萬和200萬，德意志－斯堪的納維亞人口分别為350萬、200萬和40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