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中國大剿匪紀實 土匪劉金蘭

她？

她叫劉金蘭，安徽蒙城最大的天 門 道道首。

劉金蘭原是安徽渦陽縣大劉莊人（今利章縣閻集），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O年春，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空前的災荒，皖北是全國幾個最突出的重災區之一。當時，中央救災委員會派出的赴皖北地區視察組到達這裡時，視察組組長、當時的中央政務院内務部副部長武新宇，聽到一個鄉長這樣彙報：某村埋在地裡的屍體，······這裡的災情當時确實到了餓殍遍野、萬戶蕭疏的嚴重地步。死去的人渾身浮腫發亮，活着的人眼底裡是一汪綠色，能走得動的拖兒攜女都紛紛逃荒走了，走不動的，隻好一個個眼巴巴地坐在屋裡等待着死神的降臨。似乎再也沒有人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能夠知道這個世界上明天是什麼樣兒了。

劉金蘭正是在這樣的時候走了紅，來到蒙城，把她施傳達二十年之久的 天 門 道，發展成為一支男女老少達數千人的土匪武裝，成為在蒙城縣鄉鄉鎮鎮轟動一時的傳奇人物。

她雙目微閉，口中念念有詞：“鼓動的話略······”她還讓人悄悄戴上鬼臉面具，裝扮成毛人水鬼，從河裡爬上來，深夜走村竄巷到處跑，造謠說 ······

四月二十九日，劉金蘭令手下的總壇主胡誠心在蒙城北關召開了暴動會議，分派第一分壇主敬祖帶人打蒙城北門，壇主鄭懷德帶人打西門，另一分壇主李漢三帶人打東門，李傳魁、魏長江帶人打南門，企圖一舉奪取蒙城。五月五日淩晨，數千天門道道徒分别在蒙城四周的張集、闆橋、黃寨、宮橋等地集結開壇拜祖，然後，擂鼓為号，乘大霧通過渦河浮橋，一齊湧進城内，分别攻打縣委駐地、縣警察局、縣監獄及解放軍蒙城縣大隊駐地等。

後來，當地群衆中有這樣的民謠形容那場天門道攻打蒙城的情景：

四月八，三更天，會門去打蒙城縣。

拌草棍，糞扒鋤，好像對對送死蛾。

送死蛾，去送死，逼着百姓磨杆子。

磨杆子，豎大旗，領頭的就是劉道士。

劉道士，傳道的，半夜裡做夢當縣爺。

當縣爺，吹牛皮，拿根筷子當馬騎。

挎籃子，扇扇子，要扇共jun槍子子。

槍子子，沒長眼，打死的全是憨大膽。

膽大死，膽小跑，會門吓得不得了。

不得了，了不得，共軍活捉劉女妖。

安慶誅當年在西康軍區政治部擔任宣傳部長，現已離休在北京，負責一個編寫軍史的寫作班子工作。他對我講述了當年的一些情況。

“土匪之中，多數是潛藏在大陸内的國民黨殘渣餘孽，也有非常龐雜、影響面極其廣的各種幫會、會道門組織。當時在全國，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影響較大、道徒達數千人以上的會道門就有二百多個，有的一個縣就有幾十個。可以說，這類幫會當時在全國已達到了空前泛濫、遍地皆是的地步。而且，它們都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在大部分地區，尤其是比較偏僻閉塞的地區，很能夠欺騙一部分群衆，因而，有一定的影響和号召力。

“土匪中的一些匪首、頭目，大多是在國民黨時期擔任過鄉、保、甲長的，有的是縣裡甚至是更高層的（如行署等）人物。參加他們暴動的夥匪，大部分是被抓去或是被脅迫去的，但其中也确有相當一部分群衆當時對我黨的政策、對新生的中國以及它的各級地方政權還沒有真正的了解，長期受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思想的影響，受土匪組織的宣傳、鼓動，誤認為那場中國曆史上罕見的災荒，是我黨造反帶來的，因而，對剛剛執政的我黨産生了懷疑甚至敵意。正是在這種心态的支配以及生活等各種困難的逼迫下，他們才铤而走險，栖身匪夥。

“他們的口号有的就直接提出推翻剛剛執政的我黨，趕走我黨，‘保糧、保教、保民、保命’，恢複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說我黨派到各地鄉下去征糧的工作隊，是想把老百姓家裡的所有的糧食都要搶走，是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餓死。在一些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地區，土匪則宣傳我黨殺回滅教，要把除漢人以外的人都殺死，把所有的宗教都滅絕。這就使一九五O年初發生在全國的那場大規模匪患普遍都帶有政治色彩，而截然不同于解放前數十年甚至近百年間那些三五成群、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純粹是以金錢和财富為獵取目的的慣匪和匪夥。

“在那場土匪暴亂中，帶有這種很強烈的政治色彩的，以反對我黨、反對新生的中國為直接目的的政治土匪，占絕大多數。現在看來，那場大規模土匪武裝暴亂是以人數如此之多、涉及面如此之廣、危害如此之烈、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的原因，就是這類政治土匪在作祟，他們也是那場武裝暴亂中影響最大、表現最堅決、最為頑固的匪夥。”

安慶誅同志對我說：“僅僅以搶劫糧食和其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或想趁亂在裡面撈一把就走的土匪，當時，我們習慣把他們稱作經濟土匪。這樣的經濟匪夥大多是以前的慣匪和規模較小的匪夥。這在當時那場土匪暴亂中也是有的，但是，所占的比例隻是極少數。”

我想起，黑龍江省牡丹江地區另一著名的匪首孫榮久，後來在被人民解放軍合江軍區桦南縣大隊抓獲時，在勃利召開的萬人公審大會上，他昂首挺胸，目光掃視着場上近萬名群衆，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是國民黨的中将軍長，共産黨說我是胡子！”

我想起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西南局公安部發給中共中央公安部的一份電文，電文的全部内容是這樣的：

中央公安部：

匪“人民反共漢中獨立師”俘去我河西縣公安隊兩名隊員，後匪着當地群衆将這兩名被俘人員送回我河西縣公安隊時，對我這兩名隊員說：“我們不是土匪，是人民反共軍，你們願意幹就留在這裡幹，不願意幹，我們寬大，送你們回去！”并讓其帶回匪首轉交我公安隊長的一封信，信中稱：“······你們若放下武器，咱們是一家人，你們的兩位同志被我們暫時安排在此地住了兩日，因為張同志負傷，本應留待修養好後再送回，但此地沒有好的醫院，不能做到，非常抱歉。今天，我們專門派人用擔架護送張同志（等二位）回去，以作寬大處理，竭誠歡迎你們當中攜槍來歸的弟兄，以最優越的地位對待。現在，世界大戰已經快爆發了，同志們如覺悟還不遲。請老大哥們好好檢查一下，誰是誰非，何去何從！”

中共西南局公安部

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央軍委作戰部一九五O年四月曾經粗略地統計過構成當年那場舉國性大規模土匪暴 亂的具體成份，他們之中，有當年被我軍擊潰而未被消滅幹淨的原國民黨的基層武裝（如縣大隊，保安隊、團，交警隊等），有各地農村中的大地主、豪紳惡霸勢力手中所掌握的武裝，有國民黨潰散部隊散兵遊勇聚而為匪的匪夥，也有國民黨在臨撤退前利用當地的慣匪匪夥贈以武器彈藥、封以各種頭銜所擴充的武裝，有以各種會門、道門、青紅幫等名義出現的組織，有在蔣介石臨撤出大陸前潛伏在各地的國民黨舊政府人員、匪特、“···訓練班”人員在各地經煽動、宣傳、組織起來的武裝，以及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被一些匪首操縱和利用的少數民族武裝。

這中間，不可否認也有一些純粹是由各地的災民組織起來的各種武裝。所有這些暴 亂的土匪武裝，幾乎無一例外地全都打着“反 共救國”、“複國”之類的旗号，幾乎無一例外地全都是喊着“保糧、保教、保民、保命”這樣很能惑衆的響亮口号。

一時間，許多地方出現了全村為匪、全鄉為匪的情形。四川金堂、郫縣等地一度曾經被稱為匪縣；我進軍廣西的人民解放軍某部在一份給中南軍區的報告中，則這樣稱：廣西全境遍地都是土匪。

摘自羅國明著《中國大剿匪紀實》